劳动和资本从这一国转移到那一国的困难

即使在同一地区和同一国家，将劳动和资本从这一行业转移到那一行业尚且存在着困难，如果要变更的不仅是行业，还有地区或国家，困难就当然更加严重。亚当·斯密说，在他写作的时侯，伦敦及其附近地区的普通劳动价格为每天一先令六便土，而苏格兰低地区的普通劳动价格则为每天八便士。他接下去说，“这种劳动价格上的差异，虽然不一定足以使一个劳动者从这一教区转移到那一教区，但势必促成多数笨重商品的大量运输，这些商品不但从这一教区转运到那一教区，而且将从国家的这一头转运到那一头，从世界的这一角落转运到那一角落，从而使其价格比较地接近于同一水平。尽管说人性是轻率的，易变的，但根据经验可以显然看出，在一切事物中最不容易迁动的是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 1 篇，第 8 章。）

我们比较不同国家的劳动工资时，大都用货币估计。所以不得不这样做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贵金属是仅有的遍布于全世界的重要商品；第二，因为这是仅有的其价值到处相同或到处差不多完全相同的商品。如果将在爪哇的和在英国的一星期普通劳动所能赚得的菠萝的枚数作比较，那就不会有什么意义；如果将墨西哥人所挣得的龙舌兰酒的量和爱尔兰人所挣得的威士忌酒的量来加以比较，就更加没有意义。但是，货币工资虽然能够准确计量世界一般市场中国民劳动的价值，用以计量各个国家的劳动者所享有的舒适和便利程度时，却是一个缺点很大的标尺。要晓得，促使劳动者作迁地为良的想法的，并不是货币工资上的差异，而是舒适和便利的享有程度上的差异；

必须把各国的货币工资分别化成劳动者使用的商品，才能确定或大致确定这一差异。美国的劳动货币工资高于英国约三分之一；由于那里的制造品价格较高，这一差额被部分地抵消。但是，由于劳动者的支出，不论在哪里，总是以粮食占其最大部分，而那里的粮食价格比我们这里的要低得多，因此，美国劳动者的处境忧于英国劳动者处境的程度，实际上比工资上的差异所表示的还要显著。据说孟加拉的计日工作者一年所挣得的还不到三镑（见克劳丽德〔Craw- ford〕的《使节》〔Embassy〕，第 468 页）。尽管工资这样低，那里多数制造品的价格却比英国的高。粮食当然比较便宜；因为，假使其价格和英国最低贱的粮食价格相等，在一星期一先令的工资下就无法生存。很明显，任何国家的普通劳动工资必然足以维持一个普通的劳动户。跟所需要的土地和劳动量对比，稻谷也许是地上出产的最丰富的粮食。因此，米是孟加拉人的主粮；假使其工资全部以粮食支付，他一年可以获得粮食约八百磅，在这里要购得这一数量的米，需要代价约十镑。结果是，以货币计，英国的工资一年约三十镑，计十倍于孟加拉，以制造品计还不止十倍，但是如果以米计，不过高出约三倍。

于比较两个国家的利润率时，就不存在这种困难；不论是资本的预付或资本的收益，必然以货币估计，任何两个国家的利润率之间的表面差异，必然也就是其实际差异。

劳动流通的主要障碍是气候的差异、空间的距离和语言的不同。上述第一点是最有力的障碍，因此，劳动者主动侨居到气候完全不同的地区的情况很少见；至于语言的不同，似乎是比距离遥远更大的一个阻力。英国技工在美国可以多挣得些工资，在法国所能挣得的比在美国的还要多；可是十个人倒有九个宁可到美国，敢于到法国的只有一个。至于政体、宗教和习惯上的差异是力量比较薄弱的障碍；除非由于这类差异而引起了反感，造成了对移民入境的危险，那是例外情况。在宗教和习惯上如英格兰和爱尔兰之间所存在的那样大的差异是很少见的，在政体上如爱尔兰与美国之间所存在的那样大的差异也是很少见的；然而我们晓得，从爱尔兰移居到这两个国家的，为数是何等众多。一般说来，不仅是单独的劳动者，即使是成祥的劳动者，移住国外时的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障碍也都非常巨大，因此，除非是出于巨额资本的支持和指使，否则这种迁移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发生；例如爱尔兰和英格兰或爱尔兰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就是属于这种特殊情况，这里存在的诱力很大，就物质方面的障碍说，在后一情况下只需要几个星期的行程，在前一情况下只需要几个小时的行程，并且双方说的是同样语言。

但是，资本家和劳动者结合在一起的主动迁徙，和出于资本家强迫的劳动者的非本意迁徒，是促进人类进步和妨碍人类进步的主要原因之一。属于前一类的是含有敌意的那类迁徙——整个民族，为了希望获得比较有利于生产的气候和土地，共同出动，夺取邻邦的领土。从牧人王朝

（thcShepherdKings）入侵埃及到土耳其人入侵希腊，这类行动使整个东半球的居民不断地处于不安定状态。有许多国家——我国即其中之一——充满了层层相叠的占领者，以致再也无法寻出最初移居者的痕迹；在另一些情况下，也未尝没有发现一些原始的土著，这些人大都处于退化、穷困和悲惨的境地，例如拉哥尼亚（Laconia）的古代斯已达农奴（tlle Helots），埃及的农夫（the Fellahs），印度的俾尔族（the Bheels），等等。处于现在情况的欧洲，并不怕这类形态的入侵。文明国家不会作这样入侵的尝试；就

现代战术的情况说，即使这样做，在敌对中也不会取胜。军事学的进步和战争中机械的广泛使用，使财富和知识据有了现在的优势地位；但是在这一事态出现之前，上述形态的入侵，似乎是来源于力量的薄弱，而不是来源于力量的强大。总的说来，那时占有优势的似乎倒是文化最低的民族。西塞罗

（Cicero）不否认高鲁人（the Gauls）在军事上优于罗马人。直到高鲁比较地开化以后，它军事上的威名才成为人们追忆中的陈迹。①经过了几个世纪的太平，使古不列颠人（theBritons）成为撒克逊人现成的牺牲品，然后撒克逊人又成为丹麦人的牺牲品。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的长远进步好象简直是无望的。当属于半开化性的尚武精神在衰退的时候，如果火药的用途没有能及时发现，也许会发生野蛮民族的又一次入侵，从而带来又一个黑暗的中世纪，使欧洲失去在十二世纪到十五世纪所赢得的一切。

还有那些规模比较小的迁徙，我们把它们叫作殖民，和上述那类形态的入侵性质上相似，但效果全然不同。在这一形态的迁徙下，比较开化的民族的一部分离开了祖国，定居在空着的或人口稀少的地区，跟他们一道去的是他们的知识和财富，是他们物质的、精神的和智力的资本。令人惊奇并感到非常惋惜的是，尽管政治学识有了进步，但是随着文化的发展，对殖民根本方针的了解却越来越少，或者，即使有所了解，据以采取行动的却越来越少。就我们所知，腓尼基人和希腊人最早建立的殖民地似乎是为殖民地居民的利益而建立的。殖民地居民可以自己选派总督，支配自己的工作，治理自己的事务，关于对攻击的防御，依靠的也是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是孩子，但是解放了的孩子，他们的进步和所享有的独立程度成比例。在非洲和叙利亚的腓尼基殖民地以及意大利、色雷斯、西西里和亚洲的希腊殖民地，似乎不久就上升到跟它们母国平等的地位，或者还胜过它们的母国。它们实际上取得了它们的领土范围和当时的宗教与知识使它们有可能取得的一切财富和权力。至于罗马殖民地却不配用殖民地这个名称。这类殖民地一般是这样构成的：将土地、资本和其文化程度与征服者不相上下的那些被征服部落的人们作为犒赏，赐与罗马的军队或平民，作为他们在对外或对内作战中的服务或是在广场中捣乱和闹事的报酬。这类殖民地对世界的进步，究竟是有所促进还是有所妨碍，也许还是个疑问。

现代欧洲殖民地的建立，部分是为了殖民地居民的利益，部分可以认为是为了母国的利益。一般说来，所需设备的费用由母国担任共一部分，对外防御的费用则差不多全部由母国负担。母国对其殖民地，大都给以对本国市场的独占权或某种相近于独占的权利。另一方面，它对其殖民地所要求的是，使它本国的生产事业对殖民地产物享有严格得多的独占权。殖民地对欧洲产品的一切需要必须全部取自母国，殖民地产品则必须单是向母国输出。殖民地的首要官吏由它委派，殖民地的内政它得从中干预。它不但禁止其殖民地居民向任何其他市场购买母国可以生产的物品，而且禁止他们自己生产这类物品。它使这些殖民地充满的是它监狱中的渣滓，而治理这些殖民地的却是它贵族中的渣滓。西班牙宫廷下令将墨西哥的葡萄园全部铲除；英国议会不许牙买加停止奴隶买卖，禁止北美殖民地建立铁工厂、毛织厂和制帽厂，甚至不许西印度人自己炼糖。母国对外发生了战争，殖民地居民不能置身事外；由于他们比较地处于无防御地位，和他们的母国相比，他们的商业格外容易

① Galloshbellofloruisseaudivimus（听说高鲁人在战场上曾威震四海）。

受到损失，他们的生命和财产面临着更大的危险。当殖民地的力量渐渐增长，对于这类压制感到难以容忍时，还没有一个母国会那样地高明，会不动声色地让它脱离自己的怀抱；要晓得，这一演变即使能够避免，也还是让它实现的好；说到底，不管是否有利，这一演变毕竟是无可避免的。英国、法国、葡萄牙和西班牙要想保留它们的殖民地，徒然地浪费了十倍于建立这些殖民地时所花费的财富。

关于殖民地的处理固然失当，但毫无疑问，这是传播文化的主要手段之一。

有些资本家曾试图促使劳动者自愿地移住国外，这类单独行动大都是属于小规模的。进行时，要硬逼或软劝劳动者履行约定，要使他们在低于殖民地当前水平的工资率下辛勤工作，从而使资本家所花的费用和所冒的风险获得补偿，其间都存在着很大困难，因此，结果大都事倍功半，无利可图。R. 威尔莫特·霍顿（R. Wilmot Horton）爵士的大规模移民出境计划，作为一种民族事业，就其计划中可望争取得到的利益之巨大和他的那种不懈的努力和公益精神说来，这一计划可以说没有能获得应有的注意。至于在澳大利亚建立殖民地的计划，首先要计及的是劳动者的运送费，这个计划还没有通过经验的考验。

由资本家强制进行的劳动者非自愿的迁徙，是一桩十足的坏事。由此所已经造成并继续造成的是以人作为商品的万恶买卖。这种买卖，部分由于它所直接产生的效应，部分由于必然要因此引起战争和普遍存在的不安定状态，比任何其他原因更加显著地妨碍了欧洲早期文化的发展；使亚洲的大部分和非洲全部处于、并继续处于无望的野蛮状态；使美洲最富饶地区——到最近止，使属于美洲的差不多全部的岛屿——的居民只是分成了两个阶级，压迫者和被压迫者。

资本从这一国转移到那一国时存在的困难比较少。如果任何两国之间的汇兑处于平价关系，资本就可以用货币形式转移而不需要任何费用。由于汇兑不利于资本输出国家而偶然发生的损失，可以和汇兑有利于这个国家时偶然享有的利得相抵，因此不妨说，货币资本从这一国转移到那一国是没有费用的。这里的主要障碍是，资本家不愿意使资本脱离自己的监督而把它托付给别人，或者是不愿意使他的资本面临着不同的政体、习惯、气候和语言。但语言的不同，在有教育的人看来不是个很大的阻力。在那些只准备作短期逗留的人看来，政体的不同也没有多大关系；实际上还往往把这一差异看成是个优点。在最近这次战争中，伦敦到处可以看到外国资本家，他们的主要动机是逃避拿破仑的暴政。习惯和气候的差异是比较重要的，尤其是后者；但即使是这些，似乎也敌不上利润增加的力量。现在简直没有一个文明世界中的港埠，其商人阶级的一个很大部分不是由英国人构成的。因此，就整个文明世界说来，利润率的不均衡程度远远低于工资率的不均衡程度。由于在一般改革方面的共同前进，各个国家在政治和习惯方面、甚至在气候适应健康的方面所拥有的有利条件越来越趋于均等，目前存在的利润不均等，很可能还会缩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