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和资本的各种运用中工资数额和利润率的高低下一

我们在前面的讨论中假定了某一平均工资率和某一平均利润率的存在。现在要研究的是，某些特有原因对劳动和资本的各种运用中的工资数额和利润率的影响。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在讨论这个问题的不愧为名作的那一章里，开首时是这样说的：

“就我所能看到的，足以弥补金钱利得较少的工作与金钱利得较多的工作对照下形成的缺陷的，有以下五种主要原因。1.工作本身的惬意和不惬意。2.学习工作时是既轻易费用又小还是既艰难费用又大。3.工作稳定还是不稳定。4.在工作中受到的信任程度是高还是低。5.工作中成功的可能性是大还是小。”（见第 1 篇，第 10 章。）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要说的，主要是针对亚当·斯密的一些说词的批评，因此尽可能地以他的行文次序为准。先谈关于工作惬意或不惬意的影响。

**工作是否惬意。**进行劳动的含义就是牺牲安乐；当我们把工资说成是劳动的报酬时，我们所注意的主要就是这种牺牲。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使人们厌恶繁重的或长期的体力劳动的那种怠惰情绪，并不是劳动者到处需要加以克服的仅有的情绪。他的工作也许危险性很大，或者不适合本人的体格，或者有损干本人的体面。就其中的任一情况说来，他的工资并不只是工作艰苦的报酬，还应当是他所遭遇到的危险、苦痛或耻辱这些方面的报酬。但是亚当·斯密认为，可能凭勇敢和机警使我们从中摆脱的那类预计中的危险并不是不惬意的，在任何工作中并不会因这一危险性的存在而提高劳动工资。他说，“危险和死里逃生的那类惊险生活，并不会使年轻人畏缩不前，往往倒会使他们欢迎这类行业。至于勇敢和机警不能发挥作用的那些行业，情形就不同了。以有碍卫生闻名的那些行业，共劳动工资必然格外地高。”①

不卫生实际上总是和其他不惬意情况结合在一起的。污垢、灰尘、被染污的空气、经常暴露在严寒或酷热之下或从这一处到那一处的突然调动，是任何行业中有害健康的主要原因，也是一般不惬意的主要原因。如果辛劳、苦痛和疾病都是不免要遇到的，那就必须用极高的代价才能使人们愿意投入这类行业。但这样几个因素结合在一起的情况并不是普遍的。室内油漆工作可以说是最适意的一种行业，但在通常业务中要算是最不卫生的。另一方面，屠宰工人的工作虽然残忍，并且惹人厌恶，但对健康显然没有什么害处。我们相信，两者的工资大致相等，都远远超过单就所承担的劳动说来的报酬，就两者的情况说，其间的实际劳动都是很轻微的。但是，怕受到众人的厌恶

①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 1 篇，第 10 章。

和怕受到众人的嘲笑（在受教育最少的那类人之间，对后一点总是特别敏感），是人类性格中存在的最有力的感觉，是使某些行业的工资得以提高的最有效的手段。在亚当·斯密所举的职业刽子手那个例子之外，还可以加上一个例子——职业检举人，两者所得的报酬跟他们所担任的工作量比起来，都是全然不相称的。他们所以得到那佯的厚酬，主要不是在于工作辛苦，而在于他们所听到的骂声和受到的攻击。乞丐在一切普通行业中大概是最下贱的；但是据说作为一种行业来经营时，可以享有很大的利得。

这些就是危险、苦痛和耻辱对工资的影响。既然格外不惬意的那类工作的报酬是偏高的，这就可以推定，格外惬意的那类工作的报酬一般大都是偏低的。亚当·斯密的见解就是这样，他说在文明社会中有些人以渔猎为消遣，有些人则风此为业，而后一类人一般都极其贫困。他说，“从西奥克利特斯

（Theocritus）①时代以来，渔夫一向是穷苦的。这类工作富有自然风味，以致吸引了过多的人，使从业者无法赖以获得宽裕的生活；其劳动的收获与其数量相比，在市场上的售价总是非常之低，使劳动者除维持最低生活外不能更有所得。”至于狩猎，在任何文化高度发展的国家，不能算是一种行业。此外，我们对亚当·斯密关于渔夫的叙述是否正确，也有怀疑；除非他指的

——事实上也许确是这样——只是那些少数在河边垂钓的人或偷渔者，这在有些人是作为消遣的，而另一些人是把它当作一种行业的。海上渔业是极其艰菩的事业，并没有多大的吸引力；但他们的收入一般是很丰富的，他们自己及共家属大都衣食丰足，这个行业所需要的资本决不是微小的，而投资者大都是他们自己，这就更足以证明他们收入的相当可观。

一般说来，我们觉得无可否认，可以由不备资本的那些人自由选择的职业，只是在不惬意的程度上有差别。不惬意程度最低的是人类的原始职业—

—畜牧和耕种。因此，不论处于社会的哪一状态，农业劳动者所获得的工资总是最低的。在一般情况下，我们认为普通农业劳动者的现时工资所表示的是，支付给在当时当地的单纯体力劳动的价值。如果我们看到，在同时同地，任何别一劳动者的服务所获得的工资高于上述的劳动价值，这就可以断言，或者是他的工作具有某种特殊的不利条件，或者是他的报酬中实际上含有租金或利润的成分。

亚当·斯密说，就惬意或不惬意这一点而论，在资本的各种运用中，大都很少差异，或者简直没有什么差异，而在劳动的运用中则差异很大；因此，他得出结论，认为以平均利润和平均工资相比，前者比较地接近于同一水准。单就属于节制的报酬的那个部分的利润来说，在同一时间和地点，肯定是接近于同一水准的；因为节制是个消极概念，除了资本家放弃从事于非生产性使用的那个资本量和放弃使用的期间的长短之外，不容许等级上的差别。

但是我们不能认为，在多数的各种资本运用方式中，其惬意或不惬意在程度上大致相等。即使是亚当·斯密，除非他使用工资这个词时比本书所采用的意义更加广泛，他使用利润这个词时比本书所采用的意义更加狭隘，否则他就不会有这样的想法。我们使用工资这个词时，指的差不多完全是体力劳动或身体上受到折磨的报酬，而体力劳动大都是不愉快的。但运用资本的劳动主要是运用脑力，而脑力劳动是往往会使人感到愉快的。我们常常会看到，有一些人的职业或业务一般说来并没有什么动人之处，但是他们却非常

① 西奥克利特斯（公元前 315—270），希腊诗人，后世称为牧歌之祖。——译者

爱好。有一次一位军医告诉我们，不管收入多少，能够让他主管一个大规模的军医院就是他的最大幸福。政治家在掌管政务中，将军在战争中，会得到莫大的快乐；人类的悲惨境遇，一半就是这样造成的。还有一层，单纯劳动者所取得的只是货币工资，或属于等值的衣食住资料。资本家所获得的却往往还有权力或名誉，有时候还可以获得人类的最高报酬——他的行为是广泛而持久地有利于人类的那种感觉。但是另一方面，有些行业，例如奴隶贩卖，意味的只是疲劳、艰苦、危险和社会谴责；如果做这样买卖的人对他执业的性质也会有所反省的活，结果就只落得个自责和后悔。这里不必借助于归纳推理就可以断定，如果使生活愉快、甚至使生活可以忍受的一切因素，几乎都为了求取利润而牺牲，那么利润就得格外地丰厚，才能偿其所失；而有些工作似乎其本身就附带着报酬，因此通过竞争，必然会使这类工作的酬金或报酬价值降到极低度。

不惬意行业的额外利润会与所运用的资本价值发生比例关系；这一点也许显得有些难以理解。应当想到，资本数额越大，拥有者的人数就越少，任一资本量的拥有者总享有若干程度的独占权，资本量越大，独占权就越加明确；其次是，一个人的资本越大——因此也就是共收入越大——就必须有更大的诱力，才足以促使他和希望累进资本时所遇到的精神或物质上的弊害相对抗。另一方面，在任何行业中所不免的经营时的麻烦和所处地位的低人一等，一般是和所运用的资本量成反比的。有些行业的名声特别不好听，例如开赌场或经营荒淫无耻的娱乐场所，其范围越大，丑声也传布得越广。但是，如果不存在这一特有缺点，则同一行业，因范围的大小会使人发生不同的观感——在小规模下看来是卑贱的，规模相当扩大时就使人觉得也未可轻视，如果把规模扩展到最大限度，就显得这个行业非常高贵。至于经营时的麻烦是不能完全摆脱的；但是如果资本相当巨大，足以聘用具有丰富学识和高尚品性的助理人和职员，也未尝不可大大减少业主的麻烦，使他只须占用他每天一个极小部分的时间。目前有许多人在政治或文艺方面极其活跃，甚至广有声誉，而他们同时也是大规模的银行、酿酒厂或贸易机构的领导人。这些人是不见得会把过多的时间放在商务上的。

可以预计，从上述对立的情况得到的结果是，利润中和资本家作出的节制无关、而是属于麻烦和牺牲的报酬的那个部分，当资本价值增加时，就绝对的数量而论虽然一定会增加，但是同所运用的资本相对下的比例大都将趋于缩减。我们认为这一预计可以根据观测得到证实。我们晓得，在英国以十万镑资本一年能获得百分之十弱的利润，是很少会不感到满足的。一个有相当地位的工厂主，拥有资本四万镑，他估计可以获利百分之十二点五，如果达不到这个水准，他就不免要发牢骚。我们相信，拥有一万到两万镑商业资本的人所预期的利润大概是百分之十五。如果资本在一万镑以下，那就很难着手经营任何批发商业。因此，拥有小额资本的，总是那些农场主、零售商和小厂主，这些人的资本或者只有五六千镑，所预期的利润则大致为百分之二十，资本愈小，所预期的利润率愈高。据说水果摊贩预计一个先令的资本要赚两便士，其利润率达一天百分之二十，即常年百分之七千以上。然而实际上这似乎还是过低的。他们在任一期间所运用的资本，其价值很少超过五先令，以百分之二十计，一天的利得只有一先令，单以所费的劳力计，此数就很难抵偿工资。可是其资本的周转，一天可能不止一次，而且这些资本家

——假使可以这样称呼他们的活——大都年老体衰，其劳动是没有多大价值

的。因此，上面的计算也许大体上正确；这里所举示的是，就我们所知道的达到最高表面利润率的一个例子。

**学习是否便利。**亚当·斯密说，“第二，学习业务时有的既轻易费用又小，有的既艰难费用又大，劳动工资因此而有高下之别。

“设置了一架高价机器，就必然希望这架机器在被磨损之前所完成的工作，至少足以偿还所花费的资本并获得通常利润。我们可以把一个费了时间和精力教养成的人才比作这样一种高价机器。可以预计，他所完成的工作必然优于普通劳动者所完成的，也必然可以取得普通以上的工资，这项工资至少足以偿还他的全部教育费用，并获得这一等值资本的通常利润。考虑到人寿的无常，就跟使用寿命比较确定的机器作出考虑时的情形一样，关于教育费用本利的收回，应当在相当期间完成。熟练劳动和普通劳动的工资上的差异，所根据的就是这个原则。”（《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 1

篇，第 10 章。）

我们对于写得非常精彩的这一节基本上同意；只是我们认为，其说词的可取之处主要是在于说明熟练劳动的报酬在利润上而不是在工资上超过普通劳动的报酬。熟练劳动者所以会享有这种利益，部分是由于他自己已往的行为，部分是由于他的家长或朋友已往的行为——是这些人把他们的精力和财力贡献给他的教育。这种利益的性质是资本的利润；虽然，如果不借助于其所有人的劳动，这种资本就不能发挥作用。

亚当·斯密说，在自由职业中，这样花费的精力和财力所获得的报酬极其低微。他认为所以会造成这种现象是由于三个原因：第一，有些职业有它崇高的地位，希望由此可以博得名誉；第二，每个人不仅对于他自己的才能、而且对于他自己的幸运，多少具有一种自然的信心；第三，就学术和教会方面而论，有许多人是在公费下获得关于这类业务的知识的。

前两个原因是起着极其有力的作用的。至于对第三个原因的影响，我们认为他未免过于夸张；也许在他成书以后，这方面的力量已经大大缩减。首先，在这一期间我国人口虽然增加了将近一倍，但是提供免费教育的那部分物资，在数量上并没有显著增加。其次，由于教育所在地区在生活方式上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在许多情况下，物资的名义价值虽然没有变化，而货币已经失去其价值的一半，因此这些物资对共取得者所提供的真正助力已经比前锐减。亚当·斯密似乎认为大部分的教会人员是依靠公费获得教育的，他明确表示，其中完全以自费获得教育的只是少数。但是现在在我们任一个大学里的肄业生，简直没有一个是完全依靠公费的；至于所需费用一半依靠公费支持的，大概在全部学生中还不到百分之二十，其余绝大多数并不享有任何金饯上的协助，他们所享受的只是教导的代价的相对低廉。这里所以说相对低廉，是因为就所负担的教育费的绝对金额计，牛津大学的和剑桥大学的跟多数其他大学的并没有多大出入，但是教师对各个学生所给与的注意力却要大得多。在外国的大学里，演讲只是教授作出的一次谈话；在我们这里，大学演讲是进行教导的主要方式，基本上是使学生受到考验。以教师在这两种教学方式中所花的精力而论，是无法进行比较的。在那个比较劳苦的方式下，每个指导教师所教导的，势必只能以少数学生为限。如果不是出于我们基金会的支援，使教师能获得相当收入，那么教师对每个学生所索取的报酬就得大大增加，否则就只能采取在广大集会上发表谈话的那种外国的教学方式。

在走向某些自由职业的道路上充满了候选人，以致大大降低了彼此应得的报酬；关于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亚当·斯密没有谈到。

用代价最低的方式抚养一个孩子直到他能靠普通劳动独立谋生所需的费用，估计一般为四十镑。这比教区收养一个私生子时补偿给他父亲的数额计高出一倍。不过就教区说来，还得考虑到孩子死亡的可能。至于一位绅土的儿子，如果要使他受到足从继续保持其父亲享有的地位所必需的教育，估计其所需费用，平均说来，大致不能低于二千零四十镑。但不论是孩子所经受的辛劳或其父亲所承担的费用，其主要目的都不是在于要取得将来的利益。孩子是在他当前所受到的表扬或惩罚的鼓舞和刺激下勉力前进的。在父亲方面说来，比较便宜的办法是，以一星期两先令的代价把他的孩子寄养在乡下，直到八岁为止，然后把孩子转到农场或纱厂，如果以很大的代价让孩子受教育，那就是从事于一种投机，结果很有可能得不偿失；但是，做父亲的是决不会这样想的。一切善良的人，实际上是除了性情特别乖戾者以外的一切人们，眼看一个儿子在学业方面蒸蒸日上，是使他们当时就感到满足的最大根源。个人为了教育他的孩子所花的费用，和为了取得最短促的快感所花的费用，同样地可以使他由于享有当前的愉快而获得报偿。诚然，在教育上的花费还有可能达到进一步的目的；但是就眼前目的说来，这种花费已经具备了充分动机。

但是，在上述动机下所花的费用和劳力，已经构成了为自由职业作准备时所需的全部费用和劳力，就一切情况说来，这已经构成了作好这一准备时所需的大部分的费用和劳力。就牧师职务说来，这已经构成了准备过程中所需费用的全部，并且差不多构成了所需劳力的全部。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的毕业生在就任收师职务之前，也许还得用功读一些书，但绝对无须再支付什么费用。因此，作为一个牧师，他所取得的，除去单是作为他额外劳力的报酬的那个部分之外，可从说是纯利得。他在准备工作中花费劳力时，除单纯的金钱动机之外还存在着许多别的动机；考虑到这一点时我们不免要诧异，为什么他的金钱报酬还是那样高。报酬之所以高，有三个原因，其中的两个足以使候选者人数减少，还有一个则足以使供作这类报酬的基金数额提高。先说前两个原因：一个是牧师身分一经取得之后即不容许摆脱；一个是一切世俗业务，尤其是获利希望最大的那类买卖，牧师都不容染指。如果做牧师的可以兼营其他业务，或者可以容许自由退职，那就会有许多人愿意走这条路；如果在过程开始之后就不容许半途折回或改变方向，许多人就会裹足不前。我国牧师的人数所以受到抑制，上述两者大概是主要原因。关于牧师现有成员的收入，由法律予以保障，没有专用基金，拨充这方面的经费；并由立法机关规定，副牧师的俸给有一定水准，如果在竞争原则的依据下降低了这个水准，这样的低额俸给在牧师方面既不得提出，在副牧师方面也不得接受。参加陆军时所需费用和就圣职时所需的大致相等；前者虽然须增加关于初次接受委任和装备方面的支出约六百镑，但就职年龄可以提早，因此得失大致相抵。参加海军的费用要低得多。再者，无论加入海军或陆军，都无须进行专业补习。法律对海陆军所规定的薪饷和其他利益（虽然看来很有限），比为了保持够格的候选人的供源所必要的那个水平要高得多。不论参加海军或陆军，获得批准的困难是尽人皆知的，因此，除有相当兴趣者外，一般很少考虑到这类职业。但是，尽管存在着这种想法，尽管其影响足以减少竞争者人数，而海军部和警卫骑兵团仍然被申请者所包围，申请者人数往往十倍

于空额。

还有一类性质不同的就业者——公务人员，情形也是这样。这类职业，虽然薪俸微薄，如果认为足以偿还所花的教育费，也是热烈竞争的对象。

我们认为自由职业所以会有这么多的候选人，主要是由于每个家长所怀有的迫切心情，要使他的孩子至少受到跟他自己所属的阶级相称的教育，而不是为孩子的前途事先有所打算而在这一方针下给与教育；如果关于这一点还需要什么证明的话。不妨以家庭女教师为数之众多为例。要对女孩子给以教育，使她有资格当个家庭教师，其所需费用，虽然比不上把男孩子教养成个绅士时所需的费用，但为数也相当可观，而且其间不可能受到公家的支援；然而，这一职业的候选人为数竟这样地众多，以致其报酬简直还及不到一个仆役。一个青年初到社会上谋生，如果要开办医师业务，那么除在正规教育方面的花费外，还得支出大致一千镑，如果投身为律师，这项额外支出也许达一千五百镑。参加法律或医药部门中的较低级职务时，其所需费用跟参军或就任牧师职务时所需的大概不相上下。但不论是法律或医药部门，非经过三年到五年的学徒生活是不允许开业的，非经过三四年的勤奋学习是不能认为成绩及格的。由于这些原因，使这两个部门的竞争者人数大大减少；亚当·斯

密说，在他的时代，这两个部门的金钱报酬是偏低的，但我们认为，现在已经跟那时的情形不同，尤其是关于医药部门。他又说，“如果你打发你的儿子去学法律，要望他精通业务从而能靠此为生，看来至多只有二十对一的成功机会”；但是，根据多年来的观察，我们敢说，这跟现在的情况并没有类似之处。我们留心观察了成百的法科学生，只要相当努力，成功是有把握的，失败只是例外。有许多人实际上并没有怎样用功；但是懒惰而成功的比勤奋而失败的却要多得多。我们认为年轻的法律家绝不是二十个之中有十九个要失败，而是两个之中有一个会成功。

**工作是否稳定。**使工资以及利润发生变化的第三个原因是工作的是否稳定。然而由此引起的变化往往是表面的而不是实际的。伦敦的搬运工人，如果被雇一小时而所得的工资不足一先令，就觉得是吃了亏。铺路工人的生活要重得多，其一小时的工资却很少超过三便士，但是他的服务不会找不到出路。以一小时三便士计，平均每天可以获得三先令，一年可以获得四十六镑。搬运工人可能整天得不到工作。假使他工作的经常性比铺路工人的差四分之三，那么，要使他的一年工资跟后者相等，他的每小时工资就当然应高于后者三倍。亚当·斯密认为，他的处境既然这样地不安定，有时他难免要感到焦虑和失望，为了使他在这方面的损失得到些补偿，他的一年收入应当比一般的多一些。但是，他既不经常工作，就可以少受些劳苦，因此上述弊害是可以得到补偿的，在多数情况下，得失还可以相抵而有余。我们认为，那种经常的、一无变化的劳动毕竟是最惹厌的，而无规律的工作可以不时地使人有个闲散的机会，单是这一点就可以使那种焦虑的心情获得补偿而绰绰有余，从而使这类职业的一年工资降低到普通水准之下。

但在资本的运用中，这种得失相抵的情况并不是经常存在的。有时资本会处于不生产状态；一般说来，资本家对此无法找到补救办法。因此，当资本处于生产状态时，他势必用索取超额利润的办法来求得补偿，至少使生产时期的额外所得跟不生产时期的所失可以两抵。造屋出租的人，其资本常常处于呆滞状态；有些地区的多数房屋，一年中倒有九个月是空着的。这样，业主在房屋被祖用时所索取的租价，就必然要至少四倍于常年租用下所索取

的价格。运用的无规律对工资和利润所发生的效应之一是，对跟这类运用有关的服务和商品的需求增长时，往往会促使其价格下降。某个劳动者，如果原来靠一天工作两小时就可以过活，而现在须一天工作四小时，则出于竞争的压力，他出售其服务时所索取的价格，只能接近于一天工作两小时所索取的价格的一半。同样的道理，夏季延长，在海滨浴场的价格就必然要下降。 **4.信任。**亚当·斯密所设定的关于工资差别的第四个原因，即工作者所

受到的信任程度上的高低，看来大部分已经包括在他的第二个原因——学习费用之内。我们也偶然会看到，有些人虽然是在不利的环境下获得教养的，却受到了人们的信任，并且也确实应当受到信任。这种人的健全品质必然是出于其特有的天性，因此可以把由此所得的报酬看成是一种租金。但一般说来，信实可靠这一品质是从小所受到的精神教育的结果；既然是这样，这就跟个人具有知识和具有谨慎周洋的态度的情形相同，它同样是这个人的无形资本的一部分。

**5.成功的可能性。**亚当·斯密提到的关于影响工作报酬的最后一个原因是成功可能性的大小。

成功的无把握在某些方面类似于工作的不稳定：但是，举几个例子就可以说明两者的不同之处。一般认为律师和医师业务是非常无把握的，可是幸而获得成功的律师或医师却会忙得一刻不闲。另一方面，某人对某一职业也许确有把握，一年中可以获得四十天或五十天的工作，经过这些日子的工作，就可以使得他在全年中生活过得很好。这样的职业虽然在时间上不是持续的，却不是不可靠的。

成功的无把握不会显然影响到普通劳动的工资；因为就某个人说来，除非他是带有几分资本家色彩的，除非他拥有相当资金，在工作间歇期间仍然可以生活，否则就不会从事于这种成功无把握的工作。但成功无把握这一因素，对利润的表面效应和实际效应都非常显著。

当然，如果对前途的变化十分有把握，机会观念就没有存在余地。但是，即使大家都握有充分情报，能够相当准确地预测成功机会，因此既无须急躁冒进，也不用畏缩不前，而由于不能个个人都达到成功目的，平均利润仍然会有所提高。

假定所得的数额和所失的数额相等，利和害也并不能相抵，所得这一利益显然敌不过所失这一弊害。假定两个人各拥有资本二千镑，各自拿出一千镑来对赌，胜利者的资本只增加了三分之一，而失败者的资本却减少了二分之一。拉普拉斯（Laplace）计算其间的不利程度为百分之二十六。他说，在得失机会均等的赌博中，所失比较地大于所得。他说，假定一个赌钱的备有。赌本一百法郎，以其中的五十法郎从事于凭正反面决胜负的掷钱游戏，他投下这一赌注之后，其赌本实际上即缩减为八十七法郎；这就是说，不担风险的八十七法郎可以使他取得的是，如同不担风险的五十法郎可以取得的那么多的幸运——剩下的五十法郎当全凭机会，可能加上一倍，也可能全部丧失。假使这样的计算没有错误，假使如我们所设定的那样，人们握有充分情报并且抱着相当审慎态度，那么拥有一万镑资本的人，就不会在得失对等的机会下用五千镑来投机；除非他所面对的机会，不仅可能获得一万镑以及五千镑资本的相当利润，还可能获得一千三百镑的额外利润，作为他负担风险的代价。

不用说，人们不论在情报方面或审慎的态度方面，都绝对不会具有如这

里所假设的充分程度。但是应当看到，关于前途的无把握有两种类型。有的时候，风险跟业务自身本质上是结合在一起的，而且在每一次动作中必然在大致相等的程度上存在。走私和制造火药可以供作这方面的例子。经验和技术也许可以使风险略微减轻；但是，即使是最精于走私业务和最善于制造火药的，大概也不免要遭受平均程度上的损失。有些业务则情况不同，成功一经获得以后，即可恒久保持。矿业的情况就往往是这样。不论在哪一国家，经营矿业，一般说来等于是走向毁灭的道路；但是也有些经营矿业者，从来就没有遭受过损失。自由职业的情形也是这样。这类业务的成功机会，即使如亚当·斯密所说那样地没有把握，和这一弊害有关的也只是失败了的那些人的经历。至于就获得成功的那些人说来，这类业务所提供的收入是极其可靠、极其正常的。所谓无把握是针对个人说的。所以会发生这种无把握的现象，是由于以自己的条件和对手作比较时个个人所不免要犯的错误。如果在实际考验中相形见绌，这个人的失败即无法挽救；否则，如果处于相反情况，他的成功却是稳固的。任何业务，如果其冒险性是必然存在并持久存在的，那么从事于这一业务的任一个人的遭遇，就都可以供作我们估计从事于这一业务的一切人们的遭遇时的样本。如果只有一个执业已久的农场主能够把他的个人经验详细举示，我们对于经营农业时所承担的风险，就可以获得一个相当正确的概念。似是，如果我们要根据十个或二十个挑选出来的实例来估计律师或医师业务的成功机会，那就很可能会波引入歧途。因此，于估计上述两个业务类型的无把握程度时，对前一类型的估计和后一类型的相比，前者势必正确得多。

亚当·斯密认为两种类型的无把握程度都被估计过低，因此一切有风险的业务的平均利润低于安全业务的平均利润。他提出这一见解时，说得非常有力而精辟，因此这里不惜篇幅，作了大段征引。

“多数人对自己的才能总是自负的；这是历来哲学家和科学家所指出的人类向有的通病。因此，对自己的幸运会发生不合理的推测；而人们对这一现象却比较地不大注意。实际上这一现象比前者还更加普遍。没有一个体格和气魄相当强的人免得了这个毛病。任何人对胜利的机会总不免给与过高的估计，对失败的机会总不免给与过低的估计；简直没有一个体格和气魄相当强的人，对失败的机会会给与过高估计。

“关于对胜利机会的必然予以过高估计，可以彩票事业的到处获得成功这一现象获得证实。完全公平的彩票，即以全部利得抵偿全部损失的彩票，不但过去没有，将来也永远不会见到；因为经营这一业务的这时将一无所得。即以国营彩票而论，实际上并值不了原购户所付的代价，可是在市场上的售价往往高出原价二成、三成、甚至四成。所以会发生这样需求的唯一原因是得中头彩的空虚想望。即使是头脑最冷静的人，也不会觉得用少量金钱来博取一万镑或二万镑的中彩机会是愚不可及的行为——尽管他明晓得，即使是这一少量金钱，其价值或许已超过中彩机会的价值的百分之二十或三十。如果是规模较小的彩票，中奖金额最高不超过二十镑，那么，尽管在其他方面比国营彩票进一步接近于公平，也不会引起如上述那样的需求。为了要取得更多的中奖机会，有的人同时购买彩票多张，有的人则购买为数更多的分条彩票。但是，你冒的风险越大、买的彩票越多，你遭受损失的可能性就越大；这是个颠扑不破的数理原则。你如果买下彩票的全部，你的损失就无可避免；你买的彩票为数越多，距离这一损失的确定点就越近。

“人们对于失败的机会往往给与过低的估计，却从来不会给与过高的估计；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保险商利润的微薄这一现象获得证实。要使火灾保险或海上保险真正成为一种行业，那么通常保险费就必须足以抵补通常损失，偿付经营费用，并提供相等于以资本运用于任一普通行业时所能获得的利润。如果保险户所付的不超过这一限度，那就很明显，他所付的并没有超过真正的风险值，就是说，没有超过使他有理由认为已经获得保障时所应付的最低代价。现在，虽然有很多人从保险业务中赚得一些薄利，但由此发财致富的却很少。单从这一点就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个行业的通常利润，低于已经使许多人发财致富的其他通常行业的利润。一般说来，虽然保险费已经定得很低，可是仍然有许多人因为过于轻视风险而不愿意支付。就全国的情况平均说来，二十个住宅内有十九宅，实际也许是一百个住宅内有九十九宅，不保火险。对多数人说来，海上的风险比陆上的火灾更加可怕，因此，船舶已保险对未保险的比率，比住宅的这一比率要大得多。然而，仍然有许多船只一年到头在海上航行，却并不保险，甚至在战争时期也是这样。这种情况，有时也许不能认为是卤莽作风的表现。一个大公司，或者甚至一个大商家，如果同时有二三十只船在海上行驶，就可以把它们看成好象是互相保险的。由此从全部船只节省下来的保险费，也许足以抵偿在通常进程中可能遭到的损失而有余。然而，忽视船舶保险跟忽视住宅保险的情形一样，在多数情况下并不是出于精密计算的结果，而只是由于轻率卤莽和对于风险的漫不经意。通常利润率，大体上总是随着风险的存在程度而提高的，不过似乎并不是成比例地提高，因此，并不能使所冒的风险完全得到补偿。最危险的行业，陷于破产境地的也居最多数。一切行业中最危险的是走私，虽然于侥幸获得成功时获利也是最丰厚的，可是终于要走向破产的道路。成功的奢望是一切事业中的一个诱因，在这里似乎也起着同样的作用，因此使许多冒险家投入这类危险行业，以致出于竞争的结果，使共利润降低到仅仅足以补偿所遭受的风险的那个水平之下。要使所承担的风险得到完全补偿，则其通常收益应超过资本的通常利润，其超过的部分，应该不仅足以补偿一切偶然的损失，而且足以使冒险家获得其性质与保险商的利润相同的额外利润。但是，如果这类危险事业的通常收益当真足以补偿所述的这一切，其发生破产情况的显著程度，就不会超过其他行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 1 篇，第 10 章。）

亚当·斯密的结论无论是否正确，肯定不是根据他的前提推断出来的。在利润非常丰厚的行业中，也许经常会发生破产情况。假定有十个商人，各以资本一万镑从事于经营极其安全的业务，另有十个商人，则以等额资本在同样期间从事于经营危险的业务；假定在需要同样辛劳的情况下，其平均利润率为常年百分之十。一年以后，经营安全业务的十万镑资本将增加到十一万镑，其分配比例将与原来的分配比例相同。如果经营危险业务的资本在一年以后也增加到十一万镑，那就很明显，就各个行业而论尽管是同样有利，而由于不同的资本分配的结果，就各个商人而论，有的则一败涂地，有的则发了大财，有些商人的财产也许全部丧失，有些商人的财产则加了一倍。如果危险业务的资本在一年以后从十万镑增加到十二万镑，这就表明，这类业务的利润比安全业务的大一倍，可是全部利益也许只由所假设的十个人之中的两三个人、或者甚至一个人所享有，其余的人都陷于破产境地。

以保险业务作为论证中的一个范例更加不适当；因为所提供的事实都引

向跟亚当·斯密直接相反的结论。保险是最安全的业务之一。如果利润非常之低，那只能是由于其安全性所招致的过度竞争。因此，这一业务至少提供了一个支持危险业务高度利润的例证。认为多数人极不重视风险，因此不愿意支付有限的保险费使自己获得保障的说法，也是不能成立的。事实上是，他们对风险的顾虑极大，情愿负担极高额保险费以资防范。正如亚当·斯密所说，保险公司所收取的费用必须超过风险值，其超过额必须足以偿付经营费用和通常利润。公司方面对普通火险所收取的保险费为每百镑一先令六便士，其中供作开支和利润的至少达六便士，余下的一先令为风险值。但是，保俭户还得向改府缴税计每百镑三先令；因此保险费总额是每百镑四先令六便士，差不多五倍于风险值。但是，即使在这样过高的费率下，我们认为上等住宅一百户内也没有一户是不保险的。由于人们对于风险是那样地不敢轻视，因此，他们明晓得所付的代价差不多高于风险值五倍，依然愿意借此来购得安全。

或者以为，人们对于可能享有巨大利益或可能遭受重大损失的预计，会严重地影响他们的想象力，因此，为了可能享有巨大利益，或者是为了可以肯定避免重大损失，他们所愿意付出的代价，会远远超过这两种偶发性的价值。我们认为这个说法未必可靠。这可以用上面所述关于保险和彩票的事实来加以充分证明。近年来的英国国营彩票，确实足以证明人们对非常利得的机会的过高估计倾向，其显著程度实际上还远远超过亚当·斯密所看到的。这类彩票每张的价值总是十镑，以每张十镑合计的总值必然相等于全部奖金的总值；但一张彩票的平均价格则为二十一镑到二十四镑不等。购者所支付的代价不是超过机会值的二成或三成，而是超过一倍以上；正和保险的情况类似，他所支付的代价，差不多相近于风险值的五倍。彩票购户所考虑的似乎是二十四镑和两万镑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二十四镑和取得两万镑的二千分之一的机会之间的关系。正同火灾保险户的情形一样，他们所据以作对比的是两镑五先令对一千镑，而不是这一保险费对一千镑的二千分之一的损失机会。亚当·斯密说得很对，如果支出数额与有可能取得的数额之间的差度有了改变，即使买进条件比较合算，竞争也会减弱。就上述国营彩票而论，即使将票价降低到十二镑，也没有人会愿意独自承购全部彩票的二分之一，他会立即看出用十二万镑来博取二十万镑的均等机会这一举动的荒诞不经；可是，如果现在发售国营彩票，就会有成千成万的人乐于于比这个还要蠢上一倍的蠢事。同样情况，就现在的火灾平均率而论，我们认为两千户内一年大约有一户被灾；假使情况不是这样，而是十幢房屋内一年会有一幢被焚毁，一年的保险费为每百镑二十二镑十先令，这时收费尽管比现在的便宜一倍，投保者依然将减少。

彩票事业的性质是就少量支出提供获得巨大收入的希望。也许可以认为，这类业务吸引竞争的主要原因不是在于偶发性的真实价值，而是可能收入对确定支出的超过量。如果这个超过量非常之大，这就可以假定，竞争者人数与奖金数额对照下，会使对各个人说来的偶发性的价值降低到那样程度，以致使这类业务整个说来无利可得。就这个国家说，教会、军队和律师就是这类业务。这类业务所提供的奖金，差不多足以使一切人类欲求获得最大限度的满足。我们并且已经看到，对于已经获得绅士教育的那些人说来，求取这类业务时只须继续支出极低微的费用：就教会及军队说，简直不需要继续支出任何费用，就律师职务说，大致须支出一千五百镑。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不是由于多年辛苦学习的必要而将律师就业者人数压低，如果不是由于分别设有专供其拨用的基金而将教会及海陆军的薪俸提高，那就毫无疑问，出于对这些专业的竞争结果，会使其平均利润降低到远在现在的有限数额之下。我们时常听到有人主张，将据高级职位的教士的薪俸予以平均化，实际就是主张予以抑低。一个年俸二万镑的大主教的工作，还不及人口较多教区的一个年俸一百镑的副牧师所做的那样多；乍看起来，前者似乎是一种浪费。但是，如果我们的目的是在于风最便宜的代价取得用很大费用培植起来的教会人才，那么实现这一目的的最好办法不是降低而是提高最高奖金的价值。将英国全国主教的收入合并起来，一年大致不到十五万镑。如果将这一金额分给一万个牧师，各自的所得可以增加十五镑。如果说这样的变更不会降低教会职务在物质待遇上的吸引力，谁能相信呢？经过完善设计的彩票可以高价售出；如果要以高价售出薪俸，就是说，要用尽可能低的报酬取得尽可能多的工作和知识，那么最好的方法是用少数巨大的奖金来迷惑人——对少数一两个人给以极大报酬，从而诱使成千的人以半价出售其服务。

听说从前罗马要建造一个巨大的圆屋顶，认为进行时最简便的方法是先按照所需要的式样堆起一个土墩，然后以此为模型，在上面进行构造。但是，预计在建成以后撤去这个土墩的费用却非常之大。于是有人实际上以这里所说明的原则为依据，建议堆土墩时将一些金币、银币和铜币无规律地搀和在土内，其数大致相等于雇用工人搬运时所须支付的工资总值的一半，然后听任民众在不领取工资的条件下自由搬运。据说，这样就会有足够的入手愿意提供其服务；虽然，总的说来，他们实际上是在半价下进行工作的。

上面已经表明，律师职务的一般收入优于教会职务的一般收入；我们认为这是由于律师职务带有较少的彩票属性的缘故。我们已经看到，它的培养费用比教会的大得多，总的说来，博取高额奖金的机会则比较少。就学者职业说，其中博取高额奖金的机会最少而需要培养费最大的是教师职务，它已不再具有彩票属性，而它的一般收入则最优。概括地说，资本能够产生这样确实而同时又这样巨大的利润的情形是很少见的。

在某些少数情况下，商业投机实际上跟买彩票的性质并没有什么两样。曾经激起投机和贪婪的狂热，使这一热潮成为 1720 年和 1825 年的特征的那些股票，其性质就是如此。在那个时候，成千成万的人抢着购买智利、秘鲁、拉普拉塔河、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的股票。但是，其中对于这类公司成功的可能性具有真知灼见的能有几个人？看来，多数人关于这一点并没有进行了解，甚至根本就没有想到去进行了解。他们所知道的是李耳·德·蒙特（Real de Monte）股票原价七十镑，而市价涨到一千二百镑；以此为依据，他们就买了些别的公司的股票，因为他们的想法是，如果投机获得成功，可能赚取十倍之利，如果失败，所损失的不过一二百镑。

可是，一般说来，上述那种可以立即获得巨大利益的商业投机，其性质与其说是买彩票，不如说是通常的赌博。可能遭遇的损失与可能享有的利得相比，前者往往相等于后者或超过后者，一般则前者要占到后者一个很大的比例。我们在前面所叙述的那种被巨大利得和巨大损失的预期所激起的过度希望和过度恐惧，也许可以假定是彼此相抵的，从而为亚当·斯密的原则—

—对自己前途的盲目乐观——留下了起作用的余地。如果这个理论是正确的，如果每个身心相当健全的人，对于跟他自己有利的机运都有估计错误的倾向，这就表明，那类冒大险可以得大利的投机必然会引起那样剧烈的竞争，

以致即使不至于使这类投机绝对地无利可图，也至少会降低其利润，使之低于普通业务的有利程度。我们认为这就是商业投机的情况。以资本运用于采矿业务和股票投机可以发财致富，但所冒的险是毁灭性失败。大家晓得，一般说来，采矿的所得不但低于平均利润，而且往往得不偿失。人们曾经把成功的一切要素——知识、勤劳和资本投向在康瓦尔（Corn- Wall）的世界上最丰富的矿区之一，然而在那里一年所采得的铜和锡的总值，据说还抵不上采取时所需要的费用。可是也有少数资本家靠采矿发了大财；跟他们的成功相对的是其他经营者的处境——大都遭受损失，甚至一败涂地。

从事于公债投机，即使无须附加费用，也可以完全肯定，总的说来它不可能产生利润，这个人的所得就是出于别一个人的所失。但是，事实上进行这类投机时的费用很大。公债一百镑每交易一次，须花费佣金二先令六便士。某个人如果在一年间买卖公债达八十万镑——这对常年从事于公债投机的人说来，决不能算是个特大数额——平均一年支付佣金即须达一千镑；假使他投机的结果无甚出入，这一千镑所体现的恰恰就是他一年的损失。

我们认为人类对于他们自己的美好前途怀有很大的信心；但是总的说来，人类对于他们自己的优越才能还怀有更大的信心。如果认为后一种信心是普遍存在的，那么总的说来，由此将产生与前一种信心同样程度的错误估计；但就各个事例说来，后一种信心表现得并不是显然不合理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种信心就更加强烈，更加普遍。

运用资本时其成功无把握的第三个即最后一个类型，其内容和彩票的性质恰好相反——就各个情况说，利益不大，但差不多是可以肯定的；损失极大，但遭遇损失的可能性极小。

如果我们的理论是对的，这种可能性极小的巨大损失的偶发性必然要受到逾量的估计，从事于这类业务的资本家，除了取得当业务绝对安全时足以使他满意的那一利润之外，一般说来，还须取得首先是相等于他所承担的风险的额外利润，其次是足以使他的忧虑获得补偿，并且足以使由利得带来的好处敌不上由损失造成的害处的那一差量获得补偿的更多利润，此外还须取得足以使他对不利的机遇势必予以过度重视的那种心理获得补偿的进一步更多的利润。

一般把这类资本运用叫作安全的，除开带有很大风险者外，一切类型的资本运用差不多都包括在内。凡是一个商人或生产者要处于安全境地，一般说来就得放弃借助于某一次交易而获得巨大利润的希望。但是，没有一种资本在生产目的上的运用可以说是绝对安全的。资本家尽可把他的资本贷给愿意运用这一资本的另一个人，贷给时可以取得抵押品，而为了使放款安全，抵押品的价值也许远远超过贷出额价值；但是这类资本既被运用，共本身就必然不能免于冒险。信贷是必不能免的，对代理人也总得给以信任，并且对各方面都加以周密考虑之后，由于季节的非常变化，供源的意外发现，国外或国内政策的突然变更，或者是发生了商业恐慌，使万全的计划也会失败得不可收拾。没有一个工商业者能够有充分把握，说是在十年期间，他决不会陷于破产地位。如果这个说法是对的，那么这种遭受巨大损失的风险没有获得巨大利益的希望与之相抵时，就必须用超过其价值的某些额外利润来补偿，正同对于获得巨大利益的机会，当没有遭受巨大损失的顾虑与之相抵时，就必须用大于其价值的代价来购买的情形一样。由于跟绝对安全的业务—— 如果当真有这样业务的话——相比，上述后一类业务所产生的收益低于一般

水准，因此上述前一类业务所产生的收益必然高于一般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