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致用——走向实践

从明末到清末，儒学朝着经世致用的方向发展。经世致用指学问必须接受实践，有益于国家。这个口号由明清之际思想家顾炎武等提出。顾炎武等人认为学习、征引古人的文章和行事，应以治事、救世为急务，反对理学家不切实际的空虚之学，对后人影响很大。

清初，顾炎武正式提出了“经学即理学”的说法，黄宗羲提倡学者必须首先研究经学，到清代中期，经学考证已成风气。“道问学”在儒学中居主导地位，戴震是其重要代表之一，体现了不凡的作用。

顾炎武的经世致用之学

顾炎武，原名绛，字忠清，号亭林，学者尊其为亭林先生。明朝灭亡后，改名炎武，字宁人，江苏昆山县人。顾炎武知识渊博，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儒”。

顾炎武生于1613年，那个时候处于明万历年间，由于明代封建王朝衰败，国力削弱。东北满族领袖努尔哈赤乘机而起，不再接受明代朝廷的统辖，先于1616年建立地方性政权，国号大金。

后来，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将金改称为清。明王朝为了同实力不断扩大的后金作战，导致国内矛盾加剧。顾炎武的童年时代，所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严峻的社会现实。

顾炎武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官僚世家，自幼过继于孀居的叔母。叔母知书达理，不仅以《大学》之道教其立身，而且还时常给他讲述明初刘基、方孝孺、于谦等人的报国业绩，在做人方面给他启迪。

顾炎武从9岁起，便不间断地读古代的历史名著如《史记》、《左传》、《战国策》、《国语》、《资治通鉴》等，还认真地读了像《孙子》、《吴子》一类古人谈军事的书。这和他以后儒学思想的形成有着很大的关系。

14岁时，顾炎武取得诸生资格后，与同窗归庄兴趣相投，遂成莫逆之交。到18岁时二人前往南京参加应天乡试，共入复社。二人个性特立耿介，时人号为“归奇顾怪”。

实际上，顾炎武和归庄兴是当时称得上优秀之才的年轻人。他们对社会现状有着同样的看法，对当时败坏的社会风气都深恶痛绝，志向远大，两人可以说是志同道合，并非是特立独行的孤傲之人。

借助于进步组织复社，顾炎武和归庄兴同各地来的读书人一道，既论文又议政，抨击朝廷中的贪官污吏，议论国家大事。

顾炎武连续参加了几次举人的资格考试，但均以失败告终，27岁时，是他为取得举人资格而进行的最后一次考试，在遭受失败后，他认识到举制度的危害性。严峻的社会现实，更促使他做出了同科举制度决裂的抉择。

正当顾炎武在求学的道路上探索之时，明清更迭的历史变迁把他赶出了书斋。他辗转于太湖沿岸与各地抗清志士秘密往来。1657年秋，45岁的顾炎武将家产全部变卖，只身北上，开始了此后20多年转徙不定的游历生涯。

在有时直接走过平原旷野时，没有什么值得留意的，就在马背上默读各种经典著作的注解疏证；偶尔有忘记的，就立即在附近街市中的客店打开书仔细认真地反复查看。从中可见，顾炎武的勤奋和务实的精神。

在这期间，顾炎武除陆续撰写大量的诗文杂著外，把很多时间都用于他一生最重要的代表作品《日知录》的写作上。

顾炎武广泛涉足于经学、史学、方志舆地、音韵文字、金石考古以及诗文等学，在众多的学术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除《日知录》外，相关著作还有《音学五书》、《军制论》、《天下郡国利病书》、《金石文字记》等。

顾炎武可以说是清朝的“开国儒师”、“清学开山”的始祖，他在性与天道、理气、道器、知行、天理人欲诸多范畴上，都显示了与程朱理学不同的为学旨趣。

他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谈，注意广求证据，提出“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

此话的大意是：大丈夫之所以学习的原因，是为了明白事理，为了济世救民。如果只是为了吟诗作赋，玩文字游戏，那就成了所谓的雕虫小技，又有什么用处呢？

顾炎武为学以经世致用的鲜明旨趣，朴实归纳的考据方法，创辟路径的探索精神，以及其在众多学术领域的成就，开启了一代朴实学风的先路，给予后面的学者以极为有益的影响。

顾炎武锋芒所向，首先便是王阳明心学。在他看来，明末的国家动荡不安，政权不稳，以致亡国，正是王阳明心学空谈误国的结果。

在他看来，心学不是儒学正统，它不符合孔孟之论。因为以“性与天道”为论证对象的宋明理学不顾国家安危，不去考经据典，而是津津乐道于性与天道，实际上已堕入了禅学泥潭。

在宇宙的本体这个问题上，顾炎武同张载一样，主张气本论。他认为充满天地间的是气，一切存在的都是气的聚散，人心不过是物质的精气。这是一种“唯物”的观点，这种观点明显要先进于宋明理学的唯心论。

程朱理学讲“格物穷理”。顾炎武也讲“格物致知”，在他看来，“格物”之“物”，既不是“鸟兽草木”，也不是性与天道，而是国家治乱的源泉、人民生活的根本，是保卫国家民众的责任。

这样的“格物观”表明，既不同于王守仁的“致良知”，也不同于朱熹的“穷理”，实际上已冲破理学的藩篱，将视野扩展到广阔的社会现实中去了。

顾炎武把经学视为儒家正统，在他看来，不去钻研儒家经典，而沉溺于理学家的语录，就叫学不知本。

因此，顾炎武主张要“博学于文”，意思就是要饱读圣人之学，熟读儒家经典。顾炎武“博学于文”的为学宗旨的一大特色，是他不仅强调读书，而且提倡走出书斋、到社会中去考察。他说：

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犹当博学审问。……若既不出户、又不读书，则是面墙之士，虽子羔、原宪之贤，终无济于天下。

他提倡读书与考察相结合的方法，就是后来所说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这个方法的提出和运用，开创了清初实学的新风。

有鉴于明末清初有些学人和士大夫寡廉鲜耻、趋炎附势而丧失民族气节，顾炎武把“博学于文”与“行己有耻”结合起来。

“行己有耻”，即是要用羞恶廉耻之心来约束自己的言行，是对于立身或修身的要求。顾炎武强调“博学于文”和“行己有耻”二者的关系。他说：

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是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

因此，他认为只有懂得羞恶廉耻而注重实学的人，才真正符合“圣人之道”。否则，就远离了“圣人之道”。“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既是为学宗旨和立身处世的为人之道，也是其崇实致用学风的出发点。

顾炎武以一生的实践表明，其学以致用，反对内向主张外向的务实学问。比如他认为史籍的编纂根本之点在于征实去伪，继而他提出治史就是要经世致用。

经过顾炎武与其他学者的共同倡导，清初儒学在为学方法上，形成有别于宋明理学的朴实考经证史的历史特征。

顾炎武开创的严谨务实的学风，经世致用的治学宗旨，朴实简洁的为学方法，对其后的学风和治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和重大影响。

【旁注】

满族　我国少数民族中的一支，旧称满洲，是通古斯民族中最大的一个支系。满族主要分布于我国东北地区，其中居住在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人口最多，占满族总人口的80%以上。

刘基　生于1311年，卒于1375年，字伯温，浙江青田人，元末明初军事家、政治家及诗人，通经史、晓天文、精兵法。他以辅佐明太祖朱元璋完成帝业、开创明朝并保持国家安定，因而驰名天下，被后人比作为诸葛武侯。

科举制度　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科举制从隋朝大业三年，即607年开始实行，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即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约一千三百年。

金石考古　即金石学，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它是以古代青铜器和石刻碑碣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偏重于著录和考证文字资料，以达到证经补史的目的。除了青铜器和石刻碑碣外，广义上还包括竹简、甲骨、玉器、砖瓦、封泥、兵符、明器等一般文物。

禅学　禅主要是人的一种精神修持方法，是信奉者的一种体悟真理或最高实在的方法，是其摆脱外界干扰，保持内心平静的方法。禅学从印度传入我国后，在我国发展十分迅速。

士大夫　旧时指官吏或较有声望、地位的知识分子。士大夫出现于战国，在此以后，通过竞争性考试选拔官吏，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士大夫阶层，即专门为做官而读书考试的知识分子阶层。士大夫是在我国历史上一个特有产物。

圣人　指被大众认为具有特别美德和神圣的人。在我国，古代圣明的君主帝王，及后世道德高尚儒学造诣高深者，都可以称为圣人。有的宗教专门通过一定的仪式加封圣人，但也有的圣人直接被大众尊奉为圣人。

【阅读链接】

顾炎武的家中收藏有很多图书，他日以继夜地从这些书籍中去搜集有关农业、水利、赋税、矿产、交通等方面的材料，打算编成一部分量很大的书。这部书虽然因为社会动荡而没有能够编写成功，但是，基本材料都完整地保存下来了。

后来，顾炎武把这些重要资料一分为二，其中有关经济资料的汇编叫《天下郡国利病书》，有关地理资料的汇编就叫《肇域志》。这两部资料汇编性质的书，内容丰富，史料翔实，对于后世学者研究我国古代尤其是明代的经济史和历史地理学，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