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思潮——两汉儒学

战国时期，思想文化空前活跃，各种思想流派百家争鸣，其中儒学得到了快速发展。秦代，随着封建国家的统一，中央集权制成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统治形式。为了利于管理，秦始皇下令焚书坑儒，全国实行法家式管理。进入汉代，汉代统治者努力寻找有利于其统治的思想体系，儒学渐渐被推倒了历史舞台中心。

董仲舒“天人三策”全面论述了以儒家礼治思想作为治国根本策略的必要性，并设计了儒学复兴的具体途径，此后，儒学逐渐与汉代政治结合，成为社会的主要思潮，也成为维护君权的理论支持。

董仲舒提出公羊学理论

汉初，黄老思想占统治地位，其清静无为的思想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治疗战争创伤。汉武帝时期，国内经济繁荣，政治统一，这种社会状况急需建立一种与其适应的思想体系。儒学就是在这样情况下被推倒了历史舞台。

大约在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下诏贤良文学之士，并由他亲自策问。在征召策问中，一代大儒董仲舒受到了汉武帝的亲自接见。

董仲舒约生于公元前179年，对儒学颇有研究。董仲舒的弟子众多，据说，有的弟子甚至没有见过他的面。

在策问中，汉武帝先后以天命、帝王之道及治世之道为题进行策问。董仲舒一一进行了回答，这三个对策，就是著名的《天人三策》。

在第一次策问中，汉武帝询问：怎样才能得到天帝的授权？

董仲舒对这个问题曾经进行过深入的考虑，他在奏章把自然的发展变化和上天的意志合为一体，把皇权统治和天的意志结合起来。

董仲舒在奏章的一开头就说，上天总是将自己的意志体现于人世间。随后，他又把儒家的一套重复了一遍，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他建议汉武帝广设学堂，在国都设立太学进行教育，在县邑设立县学、乡学实施教化，用仁来教育人民，用义来感化人民，用礼来节制人民。

奏章中，董仲舒一再向汉武帝表明，要想大治天下，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必须首先从思想上改变，使全国上下在思想上达到统一，这才有大一统的希望。

汉武帝看到董仲舒的对策，感到十分惊奇，他异常高兴，因为终于发现了最适合自己的思想基础。他对董仲舒十分满意，十分欣赏他的才干。

第二次策问，汉武帝就古代帝王的“劳”与“逸”的问题，“奢”与“俭”的问题，还有“质朴”和“雕琢”的问题进行策问。

实质上汉武帝提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国君治理国家是“有为而治”，还是要“无为而治”，到底哪一个更正确。

对此，董仲舒在奏章中，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政治观点。字里行间无处不充溢着孔孟的儒家思想。最后得出结论说：“由此看来，帝王治国的道理是一致的，然而之所以有‘劳’和‘逸’之分，主要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的缘故。”

君王的“劳”和“逸”是因为时境的变化。对于“奢”和“俭”的问题，他引用孔子的话回答说：“所以孔子说：‘奢则不逊，俭则固。’”用以说明“俭”是自古治国的一项重要原则，对国家的兴亡有着深远的意义。

董仲舒用大量篇幅向汉武帝建议实行有为的政策。他认为历史上有为的帝王能做到“有为而治”的话，便天下升平；相反，如果做不到的话，便会天下大乱。而能做到有为的帝王，正是与儒家的主张相符合的；不能做到的帝王，则与儒家的主张相背离。

这样，董仲舒就又一次把儒家思想灌输给了汉武帝。董仲舒的尊儒兴教的主张渐渐赢得了汉武帝的充分信任。

第三次策问，汉武帝是就治世之道进行策问的。在第三次策问中，董仲舒在奏章的末尾说：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教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辟邪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其思想的核心是“大一统”，凡是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各家学说，都要从博士官学中去除。这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

董仲舒认为大一统天经地义，不可改变，只有了统一的思想，才可以制定统一的法制、号令，因此，不利于统一的思想，都必须要加以禁止，然后才能上下一致，保证法制号令、规章制度的畅行。

在三次策问中，董仲舒既回答了皇帝的提问，又提出了自己的建议。面对董仲舒的回答，汉武帝十分满意。他决定按照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由此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董仲舒的这种“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在《春秋公羊传》中有明显的体现。《春秋公羊传》简称《公羊传》，又称《公羊春秋》，相传是子夏的弟子公羊高所传，至汉景帝时其后人著于竹帛，写成文本。

该书以发明《春秋》的微言大义为主，在阐释经义时大加发挥，以经典的阐释来解决现实问题。《公羊传》提倡大一统，主张尊奉王室，维护统一。

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对当时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政治、社会、历史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回答。

在以董仲舒为首的儒学家的大力推动和影响下，汉武帝独尊儒术，他所重用的董仲舒、公孙弘等人的学术渊源都出自齐地，属于齐学系统，而且他们都是《公羊传》专家，以致公羊学极为兴盛，影响巨大。

【旁注】

黄老思想　我国战国时的哲学、政治思想流派。传说创始人为黄帝和老子，故名黄老思想。黄老之学始于战国盛于西汉，假托黄帝和老子的思想，实际上为道家和法家思想结合，并兼采阴阳、儒、墨等诸家观点而成。黄老之学继承、改造了老子“道”的思想，在汉初产生了一定影响。

策问　汉代的一种授官制度，也是一种文体。汉代被举荐的吏民是经过皇帝“策问”后按才能高下授官。有所谓“对策”和“射策”。“对策”是将政事或经义方面的问题写在简策上，发给应举者作答；射策则类似抽签考试，由应举者用矢投射，并解释射中的疑难问题。后来，“策问”的形式定型了，后世把它看成一种文体格式。

奏章　古代臣属向帝王进言陈事的文书。宋朝学者欧阳修《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铭》有：“其后公薨，史官修真宗实录，得内出奏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荐者。”

《春秋》　相传是由孔子修订的鲁国的编年史。儒家典籍之一，被列为“五经”之一。语言简练且暗含褒贬之意，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后来出现很多对《春秋》所记载的历史进行详细记录的“传”，较为有名的是被称为“春秋三传”的《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

竹帛　竹简和白绢。竹简是战国至魏晋时代的书写材料，是在削制成的狭长竹片上用毛笔墨书。白绢是一种白色的薄型丝织品。古代初无纸，用竹帛书写文字。

阴阳家　流行于战国末期到汉初的一种思想学派，齐人邹衍是其代表人物。《史记》称其：“深观阴阳消息，而作迂怪之变。”《吕氏春秋》则直接受到邹衍学说的影响。邹衍的阴阳家思想表现在将自古以来的数术思想与阴阳五行学说相结合，并试图进一步的发展，用来建构宇宙形式，阐释自然现象的成因及其变化规律。

【阅读链接】

董仲舒在30岁时，开始招收了大批学生，精心讲授儒学。他讲学时，在课堂上挂上一副帷幔，他在帷幔里面讲，学生在帷幔外面听。同时，他还经常叫他的得意门生吕步舒等转相传授。这样，很多人跟他学了多年，甚至没有跟他见过面。

通过讲学，董仲舒为汉王朝培养了很多人才，他的学生后来有的当了诸侯王国的国相，有的成了长吏。由于董仲舒广招门生，宣扬儒家经典，他的声誉也日益传播，在汉景帝时当了博士，掌管经学讲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