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创高峰——宋明理学

由于旧有儒学缺乏理论性、思辨性，使其在发展过程中，不能完全满足需要，面临诸多挑战。为弥补其不足，在发展到宋明时期，儒学逐渐吸收了道教、佛教的思想，形成了新儒学，称其为理学。理学更富思辨性、哲理性，从更高的层次上把握了自然与人的关系，使儒学更加成熟。

在我国哲学思想史上，宋明理学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宋明理学以孔孟之道的儒学为主干，还多方吸收了道家、佛家的思想精华，建构了融通天、地、人的精致哲学体系，使中华民族的哲学思维水准达到了空前而全新的境界。在建构这个精致哲学体系的过程中，涌现了众多精通儒学的大师，他们为新儒学的产生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理学的三位先驱人物

北宋初期的胡瑗、孙复、石介是理学的先驱人物，他们以讲学授徒的方式，为理学准备了人才。在他们的推动下，形成了一代新的学风。

胡瑗，字翼之，江苏泰州如皋人，因世居陕西路安定堡，又称其为安定先生。胡瑗家族世代显赫，始祖胡遵为晋车骑将军，后裔中曾有过两位皇后和太后，另有三公九卿及将军、太守10余人。

家境从胡瑗的父亲时开始改变，胡瑗的父亲胡讷曾任宁海军节度推官，这个官职在当时属于下等官吏，俸禄较少，胡瑗一家最后竟然步入了“家贫无以自给”的境地。

据说，胡瑗自幼聪颖好学，7岁时就能做文章，13岁时就通五经，被左右乡邻视为奇才，乡邻们经常对胡讷说：“此子乃伟器，非常儿也！”胡瑗读书勤奋，好学上进，且志向远大，常以圣贤自任。

由于家境衰微，胡瑗早年并未受过良好教育，直至20多年后才与孙复、石介等人到山东泰山栖真观求学深造。胡瑗心志远大，十年不归，潜心研习圣贤经典。

据说，他为了不让心智受到干扰，每当拆开家书，见有“平安”二字即投入山涧不再展读。在此期间，他“食不甘味，寝不安枕”，刻苦钻研学问，为以后从事教育打下坚实基础。

30多岁时，胡瑗从山东回到家乡参加科举考试，令人意外的是，7次应考都没有考中。40岁时胡瑗决定放弃科考，返回泰州城，在华佗庙旁经武祠办起了一所书院，并以祖籍安定立名，称安定书院。

1034年，42岁的胡瑗开始在苏州一带设学讲授儒家经术。胡瑗言传身教，教学的内容完全是正统的儒家学说，他集教学理论、实践和改革于一身，他确立了培养“致天下之治”人才的教育理念；纠正了朝廷取仕时的弊病，要求德、智、体、乐全面观察。

胡瑗实施分科教学，推广普及教育；严格校规，言传身教；注重学生的社会实践及创立了高校寄宿制度。

他培育出的学生恭谨仁爱，培养的人才都是儒家学说的继承人。胡瑗的教学方法被官方总结为苏湖教法。苏湖教法最终得以在全国推行。

胡瑗的教育目的并不单纯在于通晓儒学经义，而重在矫正时弊，恢复儒学真传，他培育的人才直接为儒学复兴、宋代理学的建立做了最为重要、最为基本的人才准备。

胡瑗著有《松滋县学记》、《周易口义》、《洪范口义》、《论语说》和《春秋口义》等。

孙复，字明复，号富春，晋州平阳人。因长期居泰山讲学，人称“泰山先生”。孙复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离世，家境贫寒，但他却力学不辍，饱读六经。

孙复科举屡试不第，未能任官。32岁后退居泰山，专心于讲学授徒。孙复一心研究周、孔之道，他对儒学有一种危机意识，认为隋唐以来文人追求浮词艳句，抛弃了儒学根本，导致儒学一蹶不振。

他整理出一个儒学传递的道统：从孔子到孟子、荀子、扬雄，再到董仲舒，儒学一脉相传，其中董仲舒对于复兴儒学功劳最大。

孙复的道统之说抬高了儒士的社会地位，对皇权专制构成有力的制约。这是理学在兴起之初最有价值和富有进步意义的。虽然，这种道德说教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皇权至上的垄断性，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对帝王的胡作非为起到了阻碍作用，有利于百姓的安居乐业。

为恢复正统儒学，孙复重新解读了《春秋》、《周易》的本意，阐明了圣贤的理论主张，他认为《春秋》微言大义已被淹没，遂著《春秋尊王发微》，从《春秋》字里行间精心发掘出孔子尊奉王命的苦心孤诣。

孙复认为孔子在编著《春秋》时使用的“春秋笔法”，目的是区别邪正，分别天子、诸侯等级，他深为君不君，臣不臣的局面而愤慨。对于藐视天子权威者口诛笔伐，表现出恢复和维护封建等级的强烈愿望。

在泰山讲学时期，孙复贫穷不堪，又得不到资助，但孙复不以生计为意，安贫乐道，仍聚书满室，与群弟子讲求儒道，而且乐此不疲。其门下出了很多贤良之士，如：石介、文彦博、范纯仁等。

石介，字守道，号徂徕，兖州奉符人。青年时的石介清高自傲，勤奋好学，1030年，二十六岁的石介进士及第，授将仕郎、郓州观察推官。1035年冬，石介创建泰山书院。

石介和孙复、胡瑗提倡“以仁义礼乐为学”，与二人并称“宋初三先生”，强调“民为天下国家之根本”。从儒家立场反对佛教、道教，极力标榜王权，为宋初加强中央集权提供论据。

对于隋唐以来重词赋的文风，石介极力反对。他把文章之弊与佛、老之害并列，指出佛同神仙一样为虚无，同黄金术一样虚幻而不可求，他说：

天地间必然无有者三：无神仙、无黄金术，无佛。大凡穷天下而奉之者一人也，莫贵与一人，天地两间苟所有者，求之莫不得也。

石介主张文章必须为儒家的道统服务。曾作《怪说》等文，抨击宋初浮华文风。石介还用“道”、“气”的概念解释世界：

夫天地日月山岳河洛皆有气也，气浮且动，所以有裂、有缺、有穷、有竭。吾圣人之道，大中至正万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故无有亏焉。

道或理和气形成了后来理学理论体系中最根本概念。石介初步勾画了道和气的一个轮廓；道是高级的、主动的原则，是完美的、普遍的精神实体；气则是低级的，被动的、缺欠的物质性的东西。

与此有关，石介还提出“性”和“理”的学说。性、情问题是宋代道学家谈得最多的中心问题之一，其总的倾向是把情等同于人欲，而要求以道或理来统驭情欲。石介的论点虽然还只是萌芽，但与其后的理学思想体系是一脉相通的。

石介论史，以复古为则，开宋代理学家历史观的先河，但同时他也重视“运”和“气”在历史上的作用。他说：

圣人乘气，运气。天地间有正气，有邪气。圣人生，乘天地正气，则为真运。运气正，天地万物无不正者矣。

“运”、“气”和圣人的出现都带有很神秘的意味，不是人为的努力所能左右的，在石介之后，理学大家邵雍和朱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了“运”、“气”的关系，并提出新的见解。

总体上看，北宋这三位理学的先驱人物都有复兴儒学的决心，并付诸了行动。他们以讲学的方式宣扬儒学，开辟复兴儒学。虽然他们没有建立起一套严密的逻辑体系，但他们广收弟子，大开讲学之风，把自己的思想倾向传递于各个阶层的人物，为新儒学的产生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旁注】

车骑将军　我国古代的高级将军官名。地位次于大将军及骠骑将军，而在卫将军及前、后、左、右将军之上。汉时，车骑将军主要掌管征伐背叛，有战事时乃拜官出征，事成之后便罢官。东汉末年开始成为常设的将军官名，唐朝之后废除。

华佗　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字元化，安徽亳州人。华佗与董奉、张仲景并称为“建安三神医”。华佗钻研医术而不求仕途，其医术全面，尤其擅长外科，精于手术，被后人称为“外科圣手”、“外科鼻祖”。行医足迹遍及安徽、河南、山东、江苏等地。

六经　六部儒家经典，始见于《庄子·天运篇》，是指经过孔子整理而传授的六部先秦古藉，分别是：《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其中《乐经》已失传，所以通常称“五经”。

及第　指科举考试应试中选，因榜上题名有甲乙次第，故名及第。隋唐时只用于考中进士，明清殿试之一甲三名称赐进士及第，另外也分别有状元及第、榜眼及第、探花及第等称谓。

道教　又名道家、黄老、老氏与玄门等，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固有宗教。道教以“道”为最高信仰，追求自然和谐、国家太平、社会安定、家庭和睦，充分反映了国人的精神生活、宗教意识和信仰心理。对我国的学术思想、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伦理道德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邵雍　北宋哲学家、易学家，汉族，字尧夫，谥号康节，自号安乐先生、伊川翁，后人称百源先生。河北涿县人。邵雍创“先天学”，以为万物皆由“太极”演化而成。著有《观物篇》、《先天图》、《伊川击壤集》、《皇极经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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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颐是宋代理学重要代表人物，他与理学先驱人物胡瑗一见如故，交往密切，他们探求义理的思想一脉相承，二人对唐代以后注重文词而抛弃孔孟思想精髓的做法都感到愤慨，认为这样做，与达到对道的认识这一目的背道而驰。

程颐和胡瑗二人都主张求道需要从自身探求，只有这样才能像颜回一样成为圣贤的弟子。胡瑗的思想对程颐的影响很大，程颐讲《易》，就吸收了胡瑗的许多观点，从胡瑗到程颐，是宋代理学发生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