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创立汉代新儒学

董仲舒根据《公羊春秋》的记载，提出了“大一统”论。他在《天人三策》中说：“《春秋》所主张的大一统，是天地的常理，适合古今任何时代的道理。”

“大一统”既然是宇宙间最一般的法则，那么封建王朝当然要遵循。这就是董仲舒所要设立的政治哲学的核心。他根据“大一统”的普遍法则，提出了思想也要“大一统”的论点。

只有思想统一才能有统一的法度，百姓才有行为的准则，这样才能维护与巩固政治的统一。只有政治统一了才能长治久安。当时汉代的政治是统一了，但不稳固。统一思想成了大一统的关键。于是，董仲舒多次强调要用孔子儒学统一天下的思想。

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思想要大一统的建议之后，施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在汉代思想界树起了儒学的权威，产生了中国特有的经学以及经学传统。汉代立五经博士，明经取士，形成经学思潮，董仲舒被视为“儒者宗”。

在三次与汉武帝对策后，董仲舒被汉武帝派到江都易王刘非那里当国相。刘非是武帝的哥哥，是个粗暴、蛮横的武夫。但因为董仲舒当时声望很高，是举国知名的大儒，所以刘非对董仲舒非常尊重。

刘非希望董仲舒要象管仲辅助齐桓公一样来辅助自己，以篡夺中央政权。但董仲舒是主张“大一统”的，因此，对于刘非的请求，他借古喻今进行了规劝，指出“仁人，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匡扶正义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明确了解自己的道义准则而不贪图功劳。”暗示刘非不要称霸。

董仲舒借“天人感应”来说明对国家管理。他把《春秋》中所记载的自然现象，都用来解释社会政治衰败的结症。

他认为，人君为政应“法天”行“德政”，“为政而宜于民”，否则，“天”就会降下种种“灾异”以“谴告”人君。如果这时人君仍不知悔改，“天”就会使人君失去天下。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借用“天”来戒惧皇帝，限制皇权，使之自敛。他为什么要采用“天人感应”的形式来戒惧皇帝呢？因为，西汉时期社会科学水平低，天命论在人们思想中的影响极深。董仲舒就采用了“天”来限制皇帝个人的私欲。

从这方面看，董仲舒“天人感应”的思想限制了皇帝的私欲和权力，为整个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意义是深远的。

为了加强封建统治阶级专政，防止社会进一步动乱，防止农民起义。董仲舒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提倡德治，革除秦朝时的弊政，进行“更化”。

董仲舒的“更化”思想，是以儒家的礼义仁德来限制对人民剥削，维持和巩固汉王朝统治阶级专政。他提出：实行礼义，布施仁德的政策，以德治理为主，重视“教化”，主张用仁德代替严刑。

董仲舒甚至把“德治”视为巩固封建统治的基本治国原则。他上疏汉武帝：作为帝王应该秉承上天的意思行事，因此，应该用仁德的教化而不是用刑法治理，以“德治”为主，“法治”为辅。

汉武帝建元六年，皇帝祭祖的地方长陵高园殿、辽东高庙发生了大火，董仲舒认为这是宣扬天人感应的好机会，于是带病坚持起草了一份奏章，以两次火灾说明上天已经对汉武帝发怒。

结果奏章还没上，正巧朝廷大臣主父偃到董仲舒家做客，看见奏章，因嫉妒董仲舒之才，就把奏章草稿偷走，交给了汉武帝。

汉武帝看后大怒，决定将董仲舒斩首。后怜其才，又下诏赦免。从此，董仲舒不敢再说灾异之事，而是又从事起教学活动，又教了十年的《公羊春秋》。

汉武帝元朔四年，公孙弘又推荐董仲舒做胶西王刘瑞的国相。刘瑞也是汉武帝的哥哥，他比刘非更凶残、蛮横，过去不少做过他国相的人都被杀掉，或毒死。因董仲舒是知名的大儒，刘瑞对他还比较尊重。

董仲舒一直提心吊胆，小心谨慎，唯恐时间长了遭到不测，任职四年后以年老有病为由，辞职回家。这次辞职也就结束了他的仕途生涯。

董仲舒暮年清心寡欲，只是埋头读书、著作，虽然辞去了官职，但朝廷有大事，还常派人到他家向他请教，后来，张汤把询问董仲舒的部分材料，整理为《春秋决狱》一书。

董仲舒虽然养病在家，但仍十分关心朝政大事，他还常常就重大时政发表看法，上疏献计献策。当时关中农民不好种麦，他建议多种冬小麦，以避饥荒。还针对“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现象，建议限民占田，抑制土地兼并。

在临终之前，董仲舒还写奏章给汉武帝，坚决反对盐铁官营的政策。

董仲舒总结了自己50余年治学的心得体会，加上对《春秋公羊》等的研究，写成了17卷82篇《春秋繁露》。

其中，说《春秋》的共有16篇，讲天道阴阳五行的三十二篇，其余为郊祀及其他内容。

《春秋繁露》是董仲舒的政治哲学著作，它发挥“大一统”之旨，阐述了以阴阳、五行为骨架，以天人感应说为核心的哲学——神学理论，宣扬“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的赤、黑、白三统循环的历史观，为汉代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董仲舒把“四权”和“三纲五常”在书中做了归纳，在《基义》中用天地、阴阳之道论证了三纲，他说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上天的意志。

他的“三纲五常”论是维护封建宗法制度的核心，也是原生儒学的核心，因此，董仲舒一直被宋元明清许多朝代帝王所尊崇。

董仲舒从儒家思想出发，在书中表达了“仁义”的改良主张。在《仁义法》篇中，他解释“仁义”为“爱人”、“克己”。在《制度》篇中，他还指出土地兼并是社会等级破坏、农民贫困作乱的原因，还主张废除奴婢制。

儒学从产生之日起，它的内涵就时刻发生着变化。创始人孔子首创“仁学”，把人提到了哲学的高度进行论述。孟子把孔子的“仁学”发展成为“仁政”学说，使儒家学说同齐家治国结合起来。

董仲舒则把儒学理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他把儒家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发展成为宇宙构成论体系，使儒家向往的“人与天地参”的世界观得到了具体落实。

董仲舒宇宙构成论体系的建立，是儒学神学化的重要标志。儒学经过董仲舒的改造，开始演变成为一个兼综阴阳刑名之学的理论体系。

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董仲舒在家中病逝，葬于长安西郊，据说有一次汉武帝经过他的墓地，为了表彰其对汉王朝的贡献，特下马致意。由此，董仲舒的墓地，又名为“下马陵”。

在历史上，董仲舒创造的新儒学体系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不但成为以后众多封建王朝理国治民的宗法性思想，同时也为下一时期魏晋玄学和宋明心性论做了理论上的充足准备。

【旁注】

经学　原是泛指各家学说要义的学问，但在汉代独尊儒术后为特指研究儒家的经典，是一种解释其字面意义、阐明其蕴含义理的学问。经学是我国古代学术的主体，仅《四库全书》经部就收录了经学著作一千七百七十三部、二万零四百二十七卷。经学中蕴藏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史料，是儒家学说的核心组成部分。

五经　指儒家的五圣经，即《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五经通常和四书合为一起说，是儒家经典著作的代表，四书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

管仲　姬姓，名夷吾，字仲，谥敬，被称为管子、管夷吾，今安徽省颍上县人，春秋时代齐国的政治家、哲学家、军事家。管仲少时丧父，生活贫苦，为维持生计，与鲍叔牙合伙经商；后从军，到齐国，经鲍叔牙力荐，为齐国上卿，有“春秋第一相”之誉。

主父偃　汉武帝时大臣。汉武帝为了加强皇帝的专制权力，在宫中设立内朝，主父偃在内朝备武帝顾问。他认为应该加强中央政令的推行，因此向武帝建议，令诸侯不得私自分封子弟为侯，这样王国自析，诸侯王的权力也随之削弱。

上疏　在朝官员专门上奏皇帝的一种文书形式。上书言事是儒臣规谏君主、实施伦理制衡的重要方式。臣民上书可以分为“上书”、“上疏’和‘上封事”等三类。“上书”是臣民向皇帝进言所采用的最常见的形式。上封事则是向皇帝进谏的带有机密性文书。

汉武帝　汉武帝刘彻，西汉的第7位皇帝，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诗人。汉武帝时期开疆拓土，击溃匈奴、西愈葱岭，征服大宛，奠定了中华疆域版图，首开丝绸之路、首创年号，兴太学。

玄学　魏晋时期的主要哲学思潮，是道家和儒家融合而出现的一种哲学、文化思潮。玄学也可以说是道家之学一种新的表现方式，故又有新道家之称。

心性论　又称为心性之学，儒家关于心性的理论或学说。我国古代哲学虽然是围绕天人之际展开的，但是天人之际的核心不是天，而是人。而人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心性问题。所以心性问题一直是我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的一项基本理论。对于心性的不同理解和说明，是儒学内部派别分歧的重要表现，甚至可以说是儒学内部派别划分的主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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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少年时酷爱学习，读起书来常常忘记吃饭和睡觉。他的父亲董太公决定在宅后修筑一个花园，让孩子能有机会到花园散散心休息一下。

第一年，花园动工，园里阳光明媚、绿草如茵、鸟语花香、蜂飞蝶舞。姐姐多次邀请董仲舒到园中玩。可他手捧竹简，只是摇头，继续学孔子的《春秋》。第二年，小花园建起了假山。邻居、亲戚的孩子纷纷爬到假山上玩。小伙伴们叫他，他动也不动低着头，在竹简上刻写诗文。第三年，后花园建成了。亲戚朋友携儿带女前来观看。父母叫董仲舒去玩，他只是点点头，仍埋头学习。

随着年龄的增长，董仲舒的求知欲愈见强烈，遍读了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等各家书籍，终于成为儒学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