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董仲舒与《春秋繁露》

那还是西汉的时候，河北广川有一个叫董仲舒的人，自幼在多种文化熏陶中成长。少年时，董仲舒为学异常勤奋，数十年如一日地游学于“六艺”。长大后他不但精通“五经”，义兼百家，多见博闻，而且还特别擅长与人辩论和写文章，被誉为“通才”！

董仲舒最擅长“五经”中的《春秋》公羊学，他发挥《公羊传》微言大义，引经论事，甚至用《春秋》断狱，将经书与现实政治结合起来。

当时，汉王朝吸取秦亡的教训，崇尚黄帝和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实行休养生息政策。精于儒学的董仲舒虽怀通经治国之才，却并无建树。但他并没有因此消极，而是一方面招徒私授，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推行儒学的合格人才，一方面谨慎观察现实，潜心研讨百家学说，希望构建一个前所未有、兼容诸子百家的新儒学体系，以适应西汉社会大一统之局，以求积极有为之效。

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即位。这位雄心勃勃、精力旺盛的少年天子即位后，深切感受到黄老“无为之治”已经不能解决现实的流弊，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学说来解决现实的危机。

于是，汉武帝即位不久，他便一改以前因任自然、因循守旧、无所作为的施政方针，他下诏向贤良士子策问古今治道。当时对策者有100多人，董仲舒也在其中。

董仲舒通过3次向汉武帝对策，从理论上解答了汉武帝所关心的问题，颇得汉武帝赏识。接着，董仲舒又不失时机地向汉武帝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广招士子、开办学校、培养人才的建议。

于是，汉武帝建立太学，设置五经博士，选贤才，举孝廉等，从此儒学开始成为官方哲学。

公元前121年，董仲舒辞官回家，此后一直居家埋头著书研学，从不问家居杂事，也不置产业。他总结了自己治学50余年的心得体会，加上对《公羊传》、《春秋》的研究，写成了《春秋繁露》一书，凡17卷，82篇。

《春秋繁露》是董仲舒为阐释儒家经典《春秋》而著。在书中，董仲舒极力推崇《公羊传》的见解，阐发“春秋大一统”之旨。

董仲舒认为，自然界的天就是超自然的有意志的人格神，人世间的一切包括封建王权都是上天有目的安排。这就是“君权神授”思想。

同时，董仲舒又运用阴阳五行学说，将自然界和社会人事神秘化、理论化，建立起“天人感应”论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神学体系。

所谓天人感应，是指天意与人事的交感相应。董仲舒认为天能够干预人事，预示灾祥，人的行为也能够感应上天。

董仲舒的“君权神授”论和“天人感应”论，对“家天下”时期有效防止天子滥用权力起到了巨大作用。

《春秋繁露》内容反映了董仲舒的整个哲学思想体系，这种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学说的思想体系，对我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作用与影响。

[旁注]

五经　指儒家的五圣经，即《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西汉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儒教国家化便由此开始了，长期作为官方指定的教科书“五经”，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无可替代。

新儒学　“新儒学”的概念可以追溯到战国末期，如荀子的学说，就曾被称之为“新儒学”。自汉代董仲舒及其以后，“新儒学”则更是被使用得越来越频繁了。“董学”即董仲舒的学说、宋代理学等等，都曾经被冠之为“新儒学”。由于“新儒学”具有时代性，所以对这一概念一直争论不休。

举孝廉　孝廉，即孝子廉吏。举孝察廉原为察举二科，汉武帝元曾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即举孝举廉各一人。孝廉一科，在汉代属于清流之目，为官吏进身的正途，汉武帝以后，迄于东汉，不少名公巨卿都是孝廉出身，对汉代政治影响很大。

阴阳五行学说　是我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它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世界是在阴阳二气作用的推动下孳生、发展和变化；并认为木、火、土、金、水5种最基本的物质是构成世界不可缺少的元素，它们相互资生并不断变化。这种学说对后来古代唯物主义哲学有着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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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除了在《精华》中有“大旱雩祭而请雨，大水鸣鼓而攻社”的概述，还有《求雨》、《止雨》的专门章节详细叙述其仪式的过程。

列于第16卷的《求雨》一章，计1300余字，分春夏秋冬四季的不同，仪式也随之有所变化，介绍可谓详尽。后来，这几乎成为历代求雨的规范格式，从皇帝到知县，每遇天旱设坛祭祀时，都要向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当中的《求雨》一章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