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牡丹美誉传天下

人们真正关注牡丹，是因为发现了牡丹的药用价值。正如燧人氏钻木取火，使人们告别了茹毛饮血；伏羲氏渔猎狩耕，使人们懂得怎样生存；神农氏尝百草，总结出《神农本草经》，将牡丹列为“中品”，说牡丹能“除症结瘀血，安五脏”。

牡丹“唯以药载本草”，自《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后屡见不鲜。之后，人们又发现了牡丹的欣赏价值。

南北朝时期的著名诗人谢灵运在《太平御览》中称，“永嘉水际竹间多牡丹”。唐代文人韦绚在《刘宾客嘉话录》中云：“北齐杨子华有画牡丹极分明”。南宋学者王应麟在《海记》中更渲染了牡丹的规模栽培，他说：

隋帝辟地二百里为西苑，诏天下进花卉，易州进二十箱牡丹，有赤页红、革呈红、飞来红、袁家红、醉颜红、云红、天外红、颤风娇等。

这也许就是洛阳牡丹人工栽培之始。因无发现其他史料，我国的牡丹专家大多也倾向于把隋炀帝建西苑作为我国牡丹栽培史的源头。

东晋画家顾恺之的力作《洛神赋图》中，有灿然开放的牡丹。据此考证推论，我国牡丹的人工栽培观赏史已有2000多年，在此之前的自然生长时间也有数千年之久了。

古时候，芍药和牡丹，古人区分得并不清楚。郑樵在纪传体通史《通志》中说：

牡丹初无名，依芍药得名，故其初曰木芍药。

真正的芍药仅此一名，而牡丹的别名除了“木芍药”之外还有很多，比如鹿韭、鼠姑、牝牡等等。隋炀帝还一度称牡丹花为隋花。到了宋代，因洛阳牡丹各地传播，人们又称牡丹花为洛阳花或京花，时常举办花会。

宋代古籍《墨庄漫录》记载说：

西京牡丹闻于天下，花盛时，太守作万花会，宴集之所，以花为屏帐，至于梁栋柱拱，悉心竹筒贮水，簪花钉挂，举目皆花也。

北宋文学家欧阳修也在《洛阳牡丹记》也说：“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

洛阳牡丹甲天下，得益于洛阳的山川形胜。而洛阳的山川形胜，托起了13朝古都、6朝陪都，坐上了105位皇帝。君临天下，才有了让皇帝们养眼的牡丹；有了装扮他们首善之地人居环境的牡丹；有了他们粉饰太平的牡丹。

人们习惯于说洛阳牡丹始于隋、兴于唐、甲天下于宋。隋炀帝曾经建西苑引种牡丹，而大唐、大宋两代，国泰民安，洛阳牡丹进入发展黄金期。

唐代以洛阳为东都，宫廷寺观、富豪宅院以及民间，种植牡丹已十分普遍。古籍《杜阳杂俎》里提过“唐高宗宴群臣赏双头牡丹。”唐代笔记小说集《酉阳杂俎》里也记载道：

穆宗皇帝殿前种千叶牡丹，花始开香气袭人……东都尊贤坊田令宅，中门内有紫牡丹成树，发花千朵。

唐代诗人辈出，据说，《全唐诗》就有牡丹诗500余首。这些诗描绘牡丹花姿、记述牡丹风俗、抒发赏花人感受，各领风骚。

牡丹的花期有限，偏偏又赶上人们都偏爱牡丹，因此每到牡丹盛放的时候，就是城中的热闹时候。再加上当时的君主唐玄宗也时常为牡丹举办花会，这样的喜爱就更加狂热。唐代诗人白居易作诗打趣说：

戏蝶双舞看日久，残莺一声春日长。

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

唐代监察御史李正封的一句“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更为牡丹赢得了“国色天香”的千古美誉。

到了宋代，以洛阳为西京，由于栽培技术的不断发展，洛阳牡丹更上一层楼。与此同时，人们对于牡丹的喜爱也到了一个新境界：如果不是牡丹花，那就不能算作花。北宋哲学家邵雍针对这个现象也作过诗：

洛阳人惯见奇葩，桃李花开未当花。

须是牡丹花盛发，满城方始乐无涯。

当时的宋代，为了牡丹如痴如狂的不止是平民百姓，连贵为天子的皇帝也是牡丹的忠实拥戴者，有西京洛阳往东京汴梁贡花轶事。

欧阳修在《洛阳牡丹记》中记述道：

洛阳至东京六驿，旧不进花，自今徐州李相迪为留守时始进御。岁遣牙校一员，乘驿马，一日一夕至京师，所进不过姚黄、魏花三数朵，以菜叶实竹笼子，籍覆之，使马上不动摇，以蜡封花蒂，乃数日不落。

贡花虽不多，但挺费事儿。但这贡花是给谁看的呢？当然是皇帝。

比起唐代，宋代的牡丹研究有了长足进步，出现了一批牡丹专著。如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周师厚的《洛阳牡丹记》和《洛阳花木记》、张峋的《洛阳花谱》等等。其中，欧阳修写道：

牡丹出丹州、延州，东出青州，南亦出越州，而出洛阳者，今为天下第一。洛阳所谓丹州红、延州红、青州红者，皆彼土之尤杰者，然来洛阳才得备众花之一种，列第不出三已下，不能独立与洛阳敌……谢灵运言永嘉竹间水际多牡丹，今越花不及洛阳甚远。

由于欧阳修等人的大力宣传，由此，洛阳牡丹甲天下流传开来。

[旁注]

燧人　“三皇“之首。他钻木取火，教人熟食，是华夏人工取火的发明者，结束了远古人类茹毛饮血的历史，开创了华夏文明，商丘因此被誉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燧人氏的神话反映了我国原始时代从利用自然火，进化到人工取火的情况。

《神农本草经》　也叫《本草经》或《本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作者不详，成书于东汉，虽托名神农氏，但并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而是秦汉时期众多医学家搜集、总结、整理当时药物学经验成果的专著，是对我国中医药的第一次系统总结。

顾恺之（348年～409年），字长康，小字虎头，博学有才气，工诗赋、书法，尤善绘画。顾恺之精于人像、佛像、禽兽、山水等，时人称之为三绝：画绝、文绝和痴绝。顾恺之与曹不兴、陆探微、张僧繇合称“六朝四大家”。顾恺之的“迁想妙得”“以形写神”等论点，为我国传统绘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洛神赋图》　根据曹植著名的《洛神赋》而作，为顾恺之传世精品，也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全卷曲折细致而又层次分明地描绘着曹植与“洛神”真挚纯洁的爱情故事。人物安排疏密得宜，在不同的时空中自然地交替、重叠、交换，而在山川景物描绘上，无不展现一种空间美。

《通志》　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通史，作者郑樵。传统史学将《通志》归入典章制度的政书。《通志》全书共200卷，有帝纪18卷、皇后列传2卷、年谱4卷、略51卷、列传125卷。《通志》说纪传体，但把年表改称年谱，把志改称略，保存了《晋书》的载记部分。

欧阳修（1007年～1072年），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北宋文学家、史学家，且在政治上负有盛名。欧阳修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后人又将其与韩愈、柳宗元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被世人称为“唐宋散文八大家”。

《洛阳牡丹记》　一曰花品，叙所列凡24种。二曰花释名，述花名之所自来。三曰风俗记，首略叙游宴及贡花，馀皆接植栽灌之事。文格古雅有法，全文约2700余字，分三篇。本书流传极广，有《百川学海》、《说郛》、《山居杂志》、《墨海金壶》、《香艳丛书》和《丛书集成》等10余种版本。

《酉阳杂俎》　唐代笔记小说集，20卷，续集10卷。这本书的性质，据作者自序，说属于志怪小说。但其内容远远超出了志怪的题材。这部著作，内容繁杂，有自然现象、文籍典故、社会民情、地产资源、草木虫鱼、方技医药、佛家故事、中外文化、物产交流等等，可以说包罗万象，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全唐诗》　清朝初年编修的汇集唐代诗歌的总集，全书共900卷。共收录唐代诗人2529人的诗作共42863首。1705年，曹寅、彭定求、沈立曾、杨中讷等奉敕编纂，成书于次年10月。是我国规模最大的一部诗歌总集。

监察御史　我国古代一种官职的名称，负责监察百官、巡视郡县、纠正刑狱、肃整朝仪、祭祀营作、太府出纳等事务。因为掌管的事物十分重要，监察御史的选授和督察是极为严格的，连书写失误也会被认为不称职而治罪。

邵雍（1011年～1077年），北宋哲学家、易学家，有“内圣外王”之誉。邵雍自号安乐先生、伊川翁，后人称百源先生。他创立了“先天学”的学说，认为万物皆由“太极”演化而成。邵雍著有《观物篇》、《先天图》、《伊川击壤集》、《皇极经世》等著作。

西京　我国历史上洛阳和西安都沿袭过几个朝代，长期被称作西京，另外还有山西大同也被称做过西京。其中，洛阳是我国释儒道三派共同的发源地，西安有“八水绕长安”之说，拥有“关中八景”之誉，是我国西北地区最大的城市。

周师厚（1031年～1087年），字敦夫，号仁热，是名臣范仲淹的侄女婿。周师厚在公元1053年考中进士，为西安令，历提举湖北常平、通判河南府及保州，仕至荆湖南路转运判官，正五品。他曾在公元1081年时先后两次路过洛阳，著有《洛阳牡丹记》、《洛阳花木记》。

《洛阳花木记》　成书于1082年，作者周师厚曾在洛阳做官，依据本人见闻所及并参考其他书籍写成。全书列举了各种花的名色，记牡丹109种，芍药41种，杂花82种，各种果子花147种，刺花37种，草花89种，水花19种，蔓花6种。花品之后，又载有四时变接法、接花法、栽花法、打剥花法、分芍药法等篇。

谢灵运（385年～433年），南北朝时期杰出的诗人、文学家，是我国文学史上山水诗派的开创者，也是见诸史册的第一位大旅行家。由谢灵运开始，山水诗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的一大流派。他的作品最著名的是《山居赋》。谢灵运还兼通史学，工于书法，翻译佛经，曾奉诏撰《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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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唐代，宋代最出新的事莫过于举办万花会。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匡义兄弟俩皆出生于洛阳，当上皇帝后，自然偏爱家乡，虽都汴梁，但置洛阳为西京，加上皇帝贵族、幕僚大臣多出洛阳，因此洛阳的繁华程度不亚于东京。

宋代大兴土木，建筑宫城、皇城，同时令民间大修宅第园林，使洛阳成为“中国园林之母”，而园林无一不培育牡丹，终使洛阳牡丹甲天下，真是太平盛世，歌舞升平，悠然自得，独树一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