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物”众生相——契诃夫的短篇小说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是俄国十九世纪末期批判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家，是世界文学中的短篇小说大师。在他的四百多篇短篇小说中，他将俄国文学中描写“小人物”的主题发挥到最高境界，在这些小说中，对“小人物” 的命运给予深切的同情，也对“小人物”的奴性心理进行细致的刻划，“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变色龙》小说描写警官奥楚蔑洛夫在广场上处理一个人被狗咬伤手指头的案件。当他听到申告时，立即摆出架势，扬言一定要给狗的主人一点毅色看看。有人说这是将军家的狗，他吓坏了，急得浑身发热，立即来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恶狠狠地责备被狗咬的人：“把手放下来！⋯⋯怪你自己不好。”这时又有人说这不是将军家的狗，他又改变面孔。反复几次后，将军家的厨师过来，肯定说将军家没有这样的狗，警官的态度明朗化了，断然宣布：“这是条野狗！用不着白费工夫说空话了⋯⋯弄死它算了。”哪知道厨师的话还没有说完，他接着说，狗不是将军家的，却是将军哥哥的。于是， 他马上又换了一副脸孔，对那条狗赞不绝口，夸它机灵，能一口就咬破人的手指头。他还训斥那被咬的人道：“我早晚要收拾你！”契诃夫通过奥楚蔑洛夫态度的几次反复，勾画出一个欺压百姓、阿谀权贵的奴才嘴脸。他虽然也生活在下层，却趋炎附势作贵族们的帮凶。小说以讽刺的笔调细细道来， 读罢令人发笑。

《套中人》小说鲜明地塑造了一个旧制度的卫道者、新事物的反对者的典型形象。中学古希腊文教员别里科夫，他在晴天也穿着雨鞋，带着雨伞出门，习惯于把一切日常用具装在套子里。而且他把“思想也极力藏在一个套子里。只有政府的告示和报纸上的文章，其中写着禁止什么事情，他才觉得一清二楚。”别里科夫“象害怕瘟疫一样害怕一切新事物，害怕一切超出平凡庸俗的生活常轨以外的东西。”为了轭杀一切新事物，他甚至用盯梢、造密等卑鄙手段，搞得全城都怕他，他长期危害这个小城人们的自由，小城的生活因而变得死气沉沉。人们“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写信，不敢交朋友，不敢看书，不敢周济穷人，不敢教人念书写字⋯⋯。”他也想结婚，但害怕“生出什么事来”，久久不敢向女方求婚，后来看见她竟骑自行车上街，认为太不体面，因此和她哥哥争吵、被从楼梯上推下来，不久即死去。

契诃夫成功地塑造了别里科夫这个“小人物”的双重性格，他一方面害怕与躲避现实生活，是官方的顺民，另一方面又仇视新生事物，是沙皇专制的卫道士。他身上既有“奴隶性”又有“吃人性”。他一生都在怕，怕别人把他吃了，怕新生事物，怕改革，但他一生也在吃人，所以全城人也怕他。他是个知识分子，但他的典型性绝不限于知识分子，契诃夫指出这是一个“小人物”，同时又指出这类人物在俄国具有普遍性。

《姚尼奇》描写一个年轻的医生姚尼奇到外省某城行医，和当地的知识分子屠尔金一家结交，这一家要算是城里“顶有修养、顶有才气的”人家了， 丈夫、妻子、女儿各有各的“艺术天才”，常常有客人来他们家欣赏表演， 似乎一切都很美满，主人也自我陶醉。实际上主客都在故作风雅，掩饰不住他们的空虚无聊，整个省城的生活也同屠尔金家一样俗不可耐。姚尼奇在这种环境中，“经验渐渐教会他；每逢他跟一个城里人打牌或者吃饭⋯⋯只要话题不是吃食，比方转到政治或科学方面来，那人一定会茫然不懂，或者讲

出一套愚蠢恶毒的大道理来，弄得他只好摆一摆手，走掉了事。”四年之后， 姚尼奇从一个有朝气的平民知识分子堕落为毫无理想、对平庸生活心满意足的资产阶级奴仆。契诃夫认为，小市民空虚庸俗的生活也是社会前进的障碍， 因为琐屑的生活同样是一种“套子”，窒息着人们的创造精神。所以他对庸俗习气可以说是疾恶如仇。

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在选材方面，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习见的人和事取材，通过一些平凡的小事说明大道理。在结构方面，简括精练，作品中人物不多，情节简单。叙述简洁明了，往往直接通过人物的言行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或作品的主题思想，作者本人不发议论。他的小说戏剧性场面较多，讽刺手法应用十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