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革命的镜子——托尔斯泰的小说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是十九世纪后半期俄国最伟大的作家。“他在自己半世纪以上的文学活动中创造了许多天才的作品”，主要描写了 1905 年革命前的俄国，提出了许多重大的社会问题，并拥有巨大的艺术力量，从而“使他的作品在世界文学中占第一流的地位”。托尔斯泰是个复杂的作家。为了对他有正确的理解，列宁曾写过《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等七篇文章作了专门的论述。列宁指出：“托尔斯泰富于独创性，因为他的全部观点，总的说来，恰恰表现了我国革命是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从这个角度来看，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的确是一面反映农民在我国革命中的历史活动所处的各种矛盾状况的镜子”。又说托尔斯泰这面镜子“反映了一直到最深的底层都在汹涌激荡的伟大的人民的海洋，既反映了它的一切弱点，也反映了它的一切有力的方面。”

《战争与和平》这是一部卷帙浩繁的史诗性长篇小说，不仅题材重大，内容丰富，而且表现出作者多方面反映现实的艺术才华。它集中地反映出托尔斯泰六十年代的主要思想艺术特征，是他全部前期创作的一个总结。这部巨著为托尔斯泰赢得了世界文豪的声誉。

小说以 1812 年俄国的卫国战争为中心，反映了 1805 年至 1820 年的重大历史事件，包括俄奥联军同法国在奥斯特里齐的会战，法军入侵俄国，波罗金诺会战、莫斯科大火、法军溃退等。其中着重写了 1805 年至 1807 年在俄

国国外进行的申格拉本战役和奥斯特里齐战役以及 1812 年在国内进行的卫国战争。小说以保尔康斯基、别竺豪夫、罗斯托夫和库拉金四大贵族作主线，在战争年代与和平时期的交替描写中，展现了广阔的生活画面。小说描绘了五百五十九个人物，上自皇帝、大臣、将帅、贵族，下至商人、士兵、农民，反映出各阶级和各阶层的思想情绪，提出了许多社会、哲学和道德问题。

小说愤怒谴责拿破仑的野蛮侵略，歌颂库图佐夫所领导的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多方面地表现出俄国人民反抗侵略的爱国热忱和英勇斗争精神。

这部史诗的中心主题是要表现俄国贵族的命运和前途。根据作家当时对俄国贵族地主的看法，贯穿全书的主要人物基本上分为两大类。一类以库拉金为代表，这是远离人民、接近宫廷的上层贵族，他们自私贪婪、虚伪堕落，甚至在国难当头的重要时刻仍争权夺利，互相倾轧，沉湎于荒淫无耻的寻欢作乐之中。“舞会仍旧在进行，还是同样演出法国戏。宫廷的兴致一如往昔，还是同样的争名夺利和勾心斗角。”库拉金公爵使用诡计窃取别竺豪夫伯爵的遗嘱，又耍尽手腕撮合遗产继承人彼尔与自己女儿爱伦的婚事。爱伦是一个放荡无耻的女人，在波罗金诺会战的重要关头，她竟写信给战场上的彼尔，要求离婚，以便和情夫结合。公爵的儿子阿那托尔在安德烈去前线参战的时候，伙同一群歹徒诱拐安德烈的未婚妻纳达莎。

另一类是彼尔·别竺豪夫、安德烈·保尔康斯基和罗斯托夫，他们是接近人民的庄园贵族，厌恶上流社会的空虚无聊，经过长期的精神探索，都成了社会的精华。安德罗为了成就功名，当了库图佐夫的副官，作战英勇，在奥斯特里齐战场上受了伤，他仰望天空，领悟到大自然的伟大和个人功名的渺小，产生了厌世情绪。但是卫国战争爆发后，他为了祖国又投身波罗金诺战役，战斗中他体会到了普通士兵英勇而崇高的精神，终于在临死前理解和接近了人民。彼尔向往理想的、有道德的生活。妻子爱伦的堕落和上流社会

的腐朽使他痛苦绝望。他曾被共济会的博爱教义所吸引，热心从事慈善事业，也在自己庄园里实行改革。战争时期，他同情人民的苦难，并因企图行刺拿破仑而被俘。在战俘营中，他接受了“博爱”思想，后来虽然与纳达莎结成了幸福的家庭，不过他对现实仍然不满，参加了十二月党人的活动。托尔斯泰否定库拉金之流，给予无情的揭露和鞭答，肯定后者，给予满腔热情的歌颂，投以热情洋溢的艺术描写。

《战争与和平》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它的突出特点是宠大的结构和严诺的布局，有众多性格迥异又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而且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

托尔斯泰写这部小说，目的是要通过历史来寻求俄国社会的出路和贵族阶级的前途，其中与必然表现了他的思想矛盾。他在描写历史上贵族先进人物的时候，竟错误地把俄国前途寄托在一部分优秀贵族身上。此外，他一方面肯定了战争胜负取决于人民情绪，而不取决于帝王将相的思想，另一方面又说人民的行动只是顺从了天意。在小说里，作者的宿佶论思想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家法制农民卡拉塔耶夫形象身上。这个农民只会逆来顺受，一切听天由命。他说：“人不是自己在生活，而是上帝在安排。”他的“不抗恶”也被作者看作是“美德”，反映了托尔斯泰的思想缺陷。

《安娜·卡列尼娜》这是一部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小说由两条平行而紧密联系的线索构成。一条是安娜——卡列宁——渥伦斯基的爱情、婚姻和家庭生活：安娜聪慧、漂亮，嫁与卡列宁为妻，但卡列宁是个自私、虚伪的官僚，俩人根本没有真诚的感情，女主人公遂与青年军官渥伦斯基产生恋情。渥伦斯基又把金钱、地位看得比爱情更重要，致使安娜不但遭到舆论的指责，还被剥夺对儿子的感情，安娜精神近于崩溃，终于卧轨自杀。通过这一线索，作家极为深刻地揭露了以政府部长卡列宁为首的上层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组成的上流社会的罪恶；正是这个上流社会的腐败和冷酷，造成追求资产阶级个性解放和爱情自由的安娜的最后悲剧。

另一条线索是列文——吉提的爱情和生活道路，这里看得出作者自己的精神探索和复杂的、自相矛盾的社会道德观点。列文和吉提以爱情为基础结为恩爱夫妻，但婚后的生活并不万事顺心。列文是个力图保持宗法制经济的庄园贵族，在资本主义势力袭击下的俄国现实面前，感到惶恐不安，于是他一边进行道德上的“自我修养”，一边积极从事经营改革，企图找到一条使地主和农民“共同富裕”的道路。这种阶级调和主义的改革的失败使他悲观失望，甚至到了“濒于自杀”的境地，最后作者让他皈依家教，在一个古老家法制农民身上领悟到人生的意义在于“为上帝，为灵魂活着。”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俄国的政治、经济、思想观念都在发生剧变，贵族庄园的没落引起传统道德观念和社会风气的变化。安娜追求爱情、追求个性解放的行动代表了妇女争取婚姻自主的要求，具有进步意义。安娜不愿过互相欺骗、没有爱情的家庭生活。她为了自己的幸福离家出走，但是为上流社会的虚伪道道观所不容。忠于封建操守和追求个人幸福这两种思想，在她心中形成激烈的冲突。结果她在“一切全是虚伪”的慨叹中，在“上帝，饶恕我的一切”的哀号中死去。作者对安娜的态度是双重的。他一方面同情安娜的不幸，揭露逼死安娜的贵族社会的荒淫和虚伪；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安娜是为“情欲”所支配，破坏了家庭的和谐，也毁灭了她自己。因为在托尔斯泰看来，家庭关系是宗法制度的基础，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只有夫妻相爱，长幼相亲，才能给整个社会带来幸福。

列文体现了托尔斯泰的理想，是一个死抱住宗法制不放的贵族地主，他赞扬自给自足的农村，憎恨都市文明。但他又不能不看到俄国农奴制崩溃、资本主义成长的事实。为了挽救贵族地主的没落，他实行农事改革，但改革失败了。他感到绝望，只好在“博爱”和“善”之类的“上帝的法则”中寻求精神平静，终于皈依农教，鼓吹无为主义和“不以暴力抗恶”。这只是作者设计的一种超脱的办法。

《复活》这是托尔斯泰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一生思想艺术探索的总结。它的主题思想就是“要讲经济的、政治的、宗教的欺骗”，“也要讲专制制度的可怕”。

女主人公玛丝洛娃原是个纯洁美丽的农家姑娘，三岁丧母后成了地主的“半养女、半家奴”，十六岁那年被老女主人的侄儿，年轻的贵族聂赫留朵夫奸污、遗弃，走投无路，沦为娼妓，最后遭谋财害命的旅店仆役所诬陷，被法官们错判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恰巧这时，当了贵族代表的聂赫留朵夫在法庭上认出了她，终于“良心发现”，开始了“灵魂大扫荡”，他决心为营救她而奔走，而且要正式娶她。但玛丝洛娃不愿接受他的恩惠，在流放中同政治犯西蒙松结合，精神上得到“复活”。聂赫贸朵夫也通过同法庭、监狱、流放所的黑暗现实的接触，加深忏悔，开始与自己出身的阶级决裂：把土地分给农民，财产送给姐姐，斩断自己同上流社会的关系，虔诚地皈依宗教，同样得到了“复活”。

小说揭露了法庭、监狱和政权机关的黑暗，以及官吏的昏庸残暴和法律的反动。在主人公上诉的过程中，作者又进一步鞭挞了高官显贵：国务大臣是个吸血鬼，枢密官是蹂躏波兰人的罪魁，要塞司令双手沾满起义农民的鲜血，副省长经常以鞭打犯人取乐。小说又撕下官办教会的慈善面纱。神甫们貌似正经，实际上是为了多捞得“一笔收入”。作者还更为深刻地指明了农民贫困的根源是地主土地占有制。农村满目荒凉，民不聊生，主要原因是地主霸占了他们的生存基础——土地。

作者还露骨地宣传他的人性论，“不以暴力抗恶”、“道德上的自我修养”、“爱的宗教”等一套托尔斯泰主义的思想。他通过聂赫留朵夫的“忏侮”，玛丝珞娃的“宽恕”，从而说明两个人在精神上的道德上的“复活”。

《复活》以单线的情节线索而描绘了广阔的社会生活，通过聂赫留朵夫为玛丝洛丝上诉、奔走求情，最终去西伯利亚，广泛而深入地描写了俄国社会，描写了俄国的制度和习俗风尚，是一部成功的社会全景小说。在

描绘艺术画面和人物形象时，大量使用了对比手法。无论景物对比、人物对比、贫富之间的生活遭遇对比等等，都能鲜明地暴露社会的矛盾对立，突出表现人民群众的苦难，从而加强作品的批评力量。小说对人物的心理刻划细致入微。它深入各种人物的内心，抓住瞬间的思想感情变化。对于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则更加熟练地表现了他们的“心灵辩证法”，主要是表现他们内心思想感情的矛盾和斗争，展现其辩证的发展过程。使读者对于聂赫贸朵夫和玛丝洛娃的转变感到真实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