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也高兴地回顾了历史，说：“我们派越飞到中国，和孙中山 先生发表了《孙越宣言》⋯⋯”

毛泽东那生动而幽默的淡吐，寓理于事中的叙述，使斯大林在不知不党中受到了深深的感染，笼罩在心头的团团疑云，像是被一阵煦和的春风，悄悄地吹散了。

斯大林那经常严肃、矜持、似在深思的脸上，渐渐的绽出了笑容。他说，

列宁十分关心中国革命，首先倡议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得到了孙中山先生的响应。他说：“我们派越飞到中国，和孙中山先生发表了《孙越宣言》⋯⋯”

原来，1922 年，斯大林任俄共（布）中央总书记时，根据列宁积极促进中国国共合作的意图，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和马林的建议，很快地派遣副外长越飞为苏联政府的特使，带了一些助手来到中国，和孙中山等人联系商谈。

那年 6 月 16 日，陈炯明在广州突然发动武装叛乱，炮击总统府。孙中山逃离广州，处境十分艰险。后虽辗转到军舰上，领导海军反击叛军，但收效甚微。又得知北伐军回师失利，夺回广州无望，不得不乘英国军舰“摩轩号” 离广州、经香港，于 8 月 14 日到达上海。

这时候，孙中山面临着政治危机，军事失利，经济拮据，连人身安全也缺乏保障的艰难境地，心情十分苦闷、仿惶。这是他从事革命以来最力痛苦熬煎的时刻。正如孙中山在上海发表的《告国民党同志书》中所写的：“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死人生，失败之数，不可偻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③

8 月 12 日，越飞以苏俄政府全权大使的身份抵达北京，一面和吴佩孚的北京政府商谈外交、商务关系，一面派代表携函到上海与孙中山接洽，向处境十分困难的孙中山伸出了友谊之手。

8 月 25 日，孙中山在上海会见了越飞的代表，并接受了越飞 8 月 22 日

的“一封十分令人感兴趣的”来函。接着，他在 27 日的回信中表示：“贵国政府派阁下这样一位享有盛誉的政治家来我国，我表示非常高兴。”

在信中，孙中山主要谈了他和苏俄、吴佩罕、张作霖的关系问题。当时， 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认为，资产阶级在中国“将不可避免地获得政权”。正如苏俄政府外交代表威连斯基在《新东方》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所说的：“中国资产阶级知道，明天的中国将属于它。历史的行程已经发展到中国资产阶级将不可避免地获得政权。”④那么，谁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代表呢？苏俄政府和共产国际一度认为：在南方是孙中山，在北方是吴佩罕。苏联《消息报》1922 年 7 月 6 日曾明确指出：“吴佩孚希望建立一个统一的和独立的中国， 他反对外部的约束。”越飞来华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推动孙中山和吴佩孚合作——这大概也是斯大林当时的意图。

越飞还推动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党组织与孙中山和吴佩罕联系。受其影响，李大钊曾派人到河南洛阳与吴佩孚会晤，并亲自到上海与孙中山进行了多次交谈，讨论“振兴国民党以便进而振兴中国”的各种问题。

经过痛苦的探索和实践，孙中山把中国革命的希望寄托在中共和苏俄身上，因而和李大钊“畅谈不厌，几乎忘食”，并当即邀请李大钊加入国民党。

李大刽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字守常，河北乐亭人。早年曾在河北水平府中学、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求学。1913 年起留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16 年回国，曾任《晨钟报》总编辑、《甲寅日刊》编辑。1918 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参与编辑《新青年》和《每周评论》，倡导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 相继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著名论文。1919 年参与领导了五四运动，并同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进行了坚决斗争。1920 年起兼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同年 10 月创建北京共产党小组，积极进行中国共产党的

创建工作。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组织和领导北方党的组织开展各方面的革命工作。现在，他根据共产国际和苏俄特使越飞的建议，来帮助孙中山工作。孙中山邀请他加人国民党，他只好以减相见，表示自己是隶属于第三国际的中共党员。

孙中山对李大钊十分敬重，当即回答说：“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的党员，尽管加入本党助我。”⑤

孙中山认真地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认为他与苏俄的合作能使中国摆脱列强的经济和政治控制，所以热切地希望苏俄能与他本人进行合作，以有效地进行中国革命。因此，孙中山在信中写道：“在过去几十月间，我己在着手创造一种能使我请您的政府用一种实际方式进行合作的局势。”现在，“总的形势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使我现在可以提出一项建设性的政策，即我本人作为我国受压迫同胞的代表同你们的政府实行合作。”

孙中山认为：苏俄派越飞与吴佩孚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加强联系是一个失误。他在信中指出：“北京政府完全没有骨气，十分软弱无力。因此说现在的政府是某些列强的代理人，也并不过分。”苏俄加强与北京政府的关系， 客观上的效果必然是：“同资本主义列强一起，通过国际承认等等为它树立威信”。而在中国，“除了采取革命措施去扫除现在的整个腐朽制度以外， 决不会发生真正的变化。”

在与越飞通讯的同时，12 月 16 日，孙中山又致信列宁，重申了他的基本观点，指出：在曹锟、吴佩孚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是帝国主义列强的“奴仆和工具”，“同中国现政府谈判，不仅旷废时日，而且恐怕是冒风险的”， “北京和帝国主义列强随时都可能设计使你在中国人民面前处于难堪的境地”，所以，“此举乃凶多吉少”。⑥

列宁斯大林领导领导下的苏俄和共产国际对孙中山信中提出的主张十分重视，改变了对中国革命的政策措施。1923 年 1 月 25 日，越飞便奉命亲赴上海与孙中山会谈，1 月 26 日双方签署了《孙越宣言》，共四条。

《宣言》声明：“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确告孙博士，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越飞重申 1920 年 9 月

27 日苏俄对华宣言所列举的原则：“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政时代中俄条约（连同中东铁路等合同在内）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这个《宣言》是斯大林任俄共（布）总书记期间签订的，是苏俄对华政

策的重要标志，也是孙中山联俄政策确立的标志。

在交谈中，斯大林愉快地回忆了他们派越飞赴华和《孙越宣言》的发表， 高兴地自己把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掺和了一大杯，一饮而尽。

毛泽东对此发生了兴趣，低声询问苏方翻译，德林：“斯大林同志为什么要把红白葡萄佰掺着喝呢？”

费德林说不清楚，要去问斯大林⋯⋯ 毛泽东下让问，说这样问不合适。

斯大林坐在一边，敏感地责间翻译：“你们秘密地小声交谈什么？不能说给别人听吗？”

那声音从背后传过来，吓得费德林哆嗦了一下，急忙转过脸来，惊慌的目光，正好碰上斯大林那双透过夹鼻眼镜射过来的严厉目光。费德林明白， 这双眼睛随时在瞄准大家，差不多人人惧怕。自己作为一个小译员，命运不

掌握在自己手上，如果被这双眼睛看得不顺眼，定会天有不测风云，随时都有可能大祸临头。想到这些，他更加慌乱了，嗫嗫嚅嚅地说：

“哦，他在问⋯⋯” “是吗？问什么呢？⋯⋯”斯大林冷言冷语地连连追问。

费德林慌忙站立起来，小声地给斯大林解释：“是这样，斯大林同志。刚才，毛泽东同志问，您为什么总把各类酒掺和起来饮，而其他人为什么都不这样做？”

毛泽东平静地坐在二边，点燃了一支烟，抽了起来。他对斯大林这种多疑、冷酷和对部下毫不客气的作风有点看不惯，但作为客人又不便多言，只好悄悄地抽烟。

斯大林那怀疑的目光，从夹鼻镜片后面透了过来，直逼费德林：“那你为什么不间问我呢？”

面对斯大林那带有人气的目光，费德林更加慌乱了，又见到贝利亚那笑里藏刀的眼睛也直勾勾地盯着自己，便急忙解释说：“请原谅，是毛泽东同志坚持不让我这么做，他认为，这样间您，有一点不大礼貌。”⑦

“唔——”斯大林摊开双手，点了点头，表示明白了，但又狡黠地间费德林：“而你这位译员觉得在这儿应该听谁的呢？”

费德林急忙立正：“当然是听斯大林同志的话了！”

斯大林这才高兴地笑了起来，转身向毛泽东解释说：“您知道吗？这是我早年形成的一个习惯。我常饮白葡萄酒，但我相信红葡萄酒，在流放中我得了伤寒，一个狱中善良的医生悄悄地给我饮用了少量红葡萄酒，一大概是西班牙酒吧，从死亡边缘救了我。从那时候起，我就深信，红葡萄酒可作药用，有益于健康！”⑧

“哈！您这是经验之谈，也是从实践中总结的知识啊！”毛泽东说着， 哈哈大笑起来。

斯大林也笑了。他说：“我从来不看医生，也不大相信医生，许多医生看不了病，我们格鲁吉亚许多健壮的百岁老人，一有病就喝干葡萄酒，再披上一件暖和的毡毯就行了！”⑨

“这是群众的经验。”毛泽东哈哈大笑，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

然而，师哲没有笑。他本来想要问斯大林，为什么称毛泽东先生而不称同志，但见斯大林对翻译是那样的严厉、冷酷，毫不客气，怕自己的贸然提问，会引起斯大林的反感、怀疑，话到口边，又咽了下去：“等等吧！时机下成熟，等下次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