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这次来是要完成某项事情的，应该搞出个什么东西的， 它必须是既好看，又好吃！”斯大林困惑不解。

会面之后，开始会谈。长长的会议桌，一边是苏联人，坐了一长排；一

边是毛泽东和师哲。斯大林坐在中间。

斯大林关心井询问毛泽东的健康，希望毛泽东注意保重。他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将会改变世界的天平，国际革命力量的砝码加重了，我们真心诚意地祝贺你们的胜利！希望你们进一步取得更多更大的胜利！”。斯大林说话时态度诚恳，语气亲切友好。

毛泽东爽朗地微笑着，望着斯大林，诚恳地点点头说：“我代表中国人民衷心地感谢苏联人民长期以来给予我们的支持和帮助！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朋友的⋯⋯”

毛泽东侃侃而谈，语言诙谐，举止大方，温文尔雅，分寸得当，旁征博引，令人神往。这种风度，很快地打破了斯大林那种过分严肃的气氛，吸引了苏联领导人。他们都情不自禁地微笑着，用欣赏的钦佩的目光注视着毛泽东，感到他不仅仅是一位伟人、领袖，而且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诗情洋溢的诗人。他们听着毛泽东的话，不由得轻轻地点起头来。

斯大林取下了嘴上的烟斗，笑望着毛泽东问道：“毛泽东先生，我们这次应该做些什么事情？你有什么想法和愿望？”

这是两个正常而简单的问题，一般的访问者不难作出明确的回答。然而， 聪明过人、才智横溢的毛泽东，四面看看，回答得却非常抽象、笼统，令人捉摸不定。他说：“这次来是要完成某项事情的，应该搞出个什么东西的， 它必须是既好看，又好吃！”

中苏两党、两国首脑商谈的事情，应该搞出个什么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实在令人费解，捉模不定。

苏方翻译费德林为难了，觉得如果直译出来，苏联人肯定不会明白，急得脸都红了。面对此情，师哲忙解释说：“好看就是形式好看，冠冕堂皇； 好吃就是说内容有味，实实在在。”

苏联人听得目瞪口呆，仍然不能理解那是何物。贝利亚竟然笑出了声来。斯大林沉着冷静，没有笑。他深思片刻，又婉转地继续询问。毛泽东说

他打算邀周恩来来莫斯科一趟。斯大林还是不明白毛泽东的意图，反问道： “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要完成什么事情，请周恩来来干什么？”

毛泽东没有再作回答。

会谈中的这个小插曲，是历曳和性格形成的。斯大林的愿望是：不管中苏签订什么条约和协定，都应由两国的领袖来签署，由他代表两亿人民的苏联和由毛泽东代表五亿人民的中国来签署。至于签署什么样的条约和协定， 一向居高临下：宜言不讳的斯大林，这次也不愿意先提出来，以避免再有“强加于人”之嫌；因为他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犯过错误，所以面对不卑不亢、雍容自如、谈笑风生的毛泽东，表现得尤其谨慎小心，礼貌周全。然而，毛泽东却不大了解斯大林的愿望，或者根本就不愿意由自己出面谈判，亲自签约。他准备把这些事情交由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办理，所以尽管斯大林一再询问，他却“猴性”大发，机智地兜着日子，不愿做更明确的回答。

尽管毛泽东和斯大林的首次会面、性格差异甚大，进程很不一般，情节细节曲折，留下了层层悬念，但是，会见的气氛是友好的，平等的，所以， 双方都感到愉快和满意。

就这样，毛泽东在莫斯科度过了第一天。他觉得这是个紧张、愉快而有意义的日子，特别是斯大林那热情、好客、谦虚、谨慎、尊重中国人、尊重事实、尊重真理的态度，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的脸上，不时露出愉快的

微笑。

然而，在苏联生活工作过十多年，精通俄语和汉语的翻译家师哲，心里却很不平静。他的脑海里老翻腾这样一个问题：在会晤中，斯大林为什么多次称毛泽东为“先生”呢？毛泽东称斯大林为“同志”，而斯大林为什么称毛泽东为“先生”呢？师哲知道：按照苏联共产党人的惯例，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在相互交往中都互称同志，表示志同道合、亲密无间；而对非马克思主义者的朋友，才尊称为“先生”。斯大林一向措辞考究，这是一时口误吗？不，师哲清楚地记得，斯大林和刘少奇会谈时，一直称刘少奇为“同志”，从未称过“先生”。更何况苏联在为毛泽东安排座位时和发表的公报上，也都称毛泽东为“先生”。这是何故？师暂百恩不得其解。他想在适当的场合，问一问斯大林，然而，斯大林是能随便问的码？这样的敏感问题， 人家能直言相告吗？师哲的心里，真像有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注释：

①②毛泽东：《在莫斯科车站上的演说》，《新华月报》1950 年新年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