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 释疑诚服，斯大林建议出版“毛著” 中苏缔约，两大国结成友好同盟

斯大林说：“毛泽东同志，为了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我建议你应 该把你自己的文章尽快编辑出版，这是一件大事情。”

毛泽东重视调查研究，按实际情况办事。他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的末尾，而不是它的前头。

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斯大林由于调查研究不够，在某些问题上犯了错误。经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多次会谈，斯大林了解了真实情况，对中国革命的经验十分重视，并提出了革命中心东移的观点。

1950 年 1 月下旬，毛泽东、周恩来同斯大林、莫洛托夫会谈，商定了中苏条约、协定的原则、内容之后，交由李富春带领的中国方面的工作人员和米高扬带领的苏联方面的工作人员具体研究，拟定条文。

一天，毛泽东和周恩来一同到克里姆林宫拜访斯大林。师哲作翻译。在这次会见中，斯大林非常热情。由于中苏条约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双方的会谈显得十分投机，气氛融洽，斯大林用最好的酒菜招待毛泽东和周恩来。他多次劝毛泽东吃格鲁吉亚式的烤羊肉串、羊肉汤、红菜汤，询问毛泽东的著作情况。

菜虽然不算太多，但烹调精美，味道可口，女侍者不停地端来热腾腾的新鲜菜看，请斯大林过目。

周恩来介绍了毛泽东的一些重要著作。

斯大林十分重视理论的指导作用。他知道，马克思当年献身工人运动， 斗志昂扬，但当他看到由于理论准备不足、工人运动裹足不前时，就宣布退出会议，走进书斋，刻苦钻研，终于写出了《资本论》这部远远超出具体决定、跨越时空、震撼全球、推动历史前进的名著。列宁从事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在领导俄国革命的实践中，在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深深感到了理论的重要性，所以无论在繁忙的工作中，还是在艰险的流放中，都在努力进行理论探索，著书立说。他继承、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分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的特征和规律，提出并阐明了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国胜利的理论，关于建立无产阶级新型政党、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使俄国革命取得了胜利。现在，听了周恩来的介绍，斯大林认真地说：“毛泽东同志，为了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我建议你应该把自己所有的文章文件尽快整理出来，编辑出版，这是一件大事情。”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深深感到革命理论的重要性，深深感到用正确理论统一全党思想的重要性。他点点头说：“我也在考虑办这件事情。如果斯大林同志能帮助办这件事，我将十分感谢。”

斯大林转了转手上的烟斗，认真地问：“你需要哪方面的帮助？”

毛泽东坦率地说：“如果能派一位理论上强一点的、精通马列主义哲学的同志协助我们编辑，就太好了。”

“唔——”斯大林沉思一刹，决然地说：“我想派尤金同志去协助你， 他是位哲学理论家，有理论修养，你看合适吗？”

“那太谢谢你了，斯大林同志。”毛泽东高兴地说：“这样的人最好。”

斯大林也高兴地笑了。他对毛泽东接受他的建议，准备出版毛泽东著作感到高兴；更对自己能派入协助出版毛泽东著作感到得意。这是他近日来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现在落实了，他感到欣慰。斯大林对知识分子比较尊重， 谈到这里，他又说：“这是我们答应了。但尤金愿意不愿意去中国，还不知道，等他回来我再问问。”

这时候，毛泽东又提出一个新的问题：“斯大林同志，在条约签字以后， 我们准备举行一个招待会。”

“当然。”斯大林点了点头。

毛泽东明确地说：“地址不在我们现在下榻的孔策沃别墅，而是在另外的地方，比如在克里姆林宫附近的米特勒保尔大旅社。”

斯大林有点不理解地问：“为什么不放在克里姆林宫呢？这里一切都很方便。”

“斯大林同志，您要明白：克里姆林宫是苏联政府举行国宴的地方。对于我们这个主权国家来说不完全合适⋯⋯”毛泽东语气虽很平和，但把“我们这个主权国家”讲得很明确很清晰，毫不含糊，态度也相应的有些强硬。斯大林脸色一沉，显得有点不悦。他沉思片刻，抬起头来，强笑着说： “是的，是的。可是，我从来没有出席过在外边饭店或是外国使馆举行的宴会，从来没有过。”他强调了一句“从来没有过”。这也是事实，表示若在

外边饭店举行招待会，虽盛情难却，但他是无法去出席的。

毛泽东没有理会斯大林的态度变化，坚持说道：“斯大林同志，我们的宴会要是没有您出席，这恐怕是很难想象的⋯⋯”说到这里，毛泽东的话也加了力度，显得软中有硬，柔中带刚，进一步说：“斯大林同志，我们请您， 殷切地请您务必参加！”

谈话突然停顿下来。周围静悄悄的，没有声响。斯大林像在考虑什么， 而毛泽东则在冷静地注视着他，等待着他的答复。

“好吧，毛泽东同志，如果您是这样希望的，让我考虑考虑，再向政治局请示一下⋯⋯”斯大林终于做出了让步的表示。看来，他是准备打破自己数十年恪守的信条，准备破例地参加中国同志在外边饭店举行的招待会了， 但话未说定。因为他清楚地意识到面前这位高大健壮的中国领袖，对他来说是一位非同寻常的盟友。他领导的中国革命，他领导的新中国，他那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对他都有无限的魅力和无比的吸引力。他再次叮咛毛泽东尽快编辑出版他的著作。

毛泽东点头应诺。他知道，这是斯大林对他由怀疑、不信任转变为信任、信服后的郑重建议，也是斯大林第一次建议出版外国共产党领袖的著作。

斯大林把编辑出版毛泽东著作看作“一件大事情”，不是随意的应酬、恭维，而是在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多次会谈之后，是在对中国革命作了长期地观察研究之后，是在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做了多次了解之后，也是在他强调革命中心东移的问题之后提出来的。1949 年 7 月斯大林曾经说过，世界革命中心从欧洲移到苏联，以后会移到中国，希望小弟弟超过老大哥，并为此向刘少奇祝酒。刘少奇非常紧张，不肯接受。斯大林又解释说： 世界革命中心东移，你们的历史责任加重了，这是我们衷心的愿望。刘少奇还是没有喝那杯酒，现在，斯大林进一步提出总结中国革命经验，出版毛泽东著作，并把这作为“一件大事情”提出来，是否和他的革命中心东移思想有关呢？

毛泽东回国后，1950 年 4 月致电斯大林，正式邀请尤金来华帮助他作这项工作。5 月初，毛泽东在丰泽园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斯大林的建议。

中央政治局认为，斯大林的建议很重要。会议决定成立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指定陈伯达、田家英整理中文稿件，最后由毛泽东亲自审定；责成师哲和苏联翻译费德林组织中文译俄文的工作。

7 月，尤金应邀来到北京，开始看毛泽东著作稿，进行编辑。9 月，中文稿件整理速度减慢，妨碍了俄文的翻译进度。毛泽东建议尤金到各机关讲学。9 月 21 日，应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的邀请，刘少奇主持讲演大会，尤金作了《苏联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讲演，受到了热烈欢迎。月底，尤金访华时届将至，毛泽东于 9 月 30 日致电斯大林，请求延长尤金在华工作时间。毛泽东写道：“尤金在这里工作了两个多月。但是，关于帮助编辑《毛泽东选集》的工作现在还没有完成，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并且我们希望他能到山东、南京、上海、杭州、长沙、广州、汉口、西安、延安、沈阳、哈尔滨等地参观。并向我们的干部做一些政治理论报告、讲演等，以上两项工作，共需四个月时间。因此，我请求您允许尤金同志在中国工作的时间延长至 1951 年 1 月底或 2 月底。是否可以这样做，请于复电为盼。”

1950 年 10 月 9 日，斯大林回电：“⋯⋯现通知你，尤金留中国可以到今年年底，以便完成《毛泽东选集》的准备工作及在中国各城市党的干部会上的讲演。”

随后，尤金便按毛泽东的安排，到上海、广州、西安等地参观、游览、讲学。他的讲演稿于当年 12 月上旬，陆续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尤金回京后，看了毛泽东的《实践论》译稿，赞口不绝，连连称好。他又与毛泽东进行了一次长谈，说他将准备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译文都看了，觉得很好，非常有趣，引人入胜，有许多独到之处。同时指出：个别篇章，作为理论性文献，有些语句或许欠严谨，有些语意虽明确，但“难登大雅之堂”，是否可以修改或删节，如“一屁股蹲下，坐在炕上”，“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辩证法中的“生与死”的关系等等。尤金谈的意见不多，并一再声明，这是从照顾外国读者的角度提出来的，仅供改时参考。

尤金对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章特别推崇，要求毛主席把这几篇文章寄送给斯大林阅读。

毛泽东接受了尤金的建议，将《实践论》译稿转送给斯大林。

斯大林看了毛泽东的《实践论》，认为很好，它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发展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基本原理，发展了关于革命理论在实际革命斗争中的意义的基本原理，并且交给苏共中央的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杂志社。

1950 年 12 月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第 23 期上，全文刊登了毛泽东的《实践论》，并转登了中文编辑部的题解。这篇题解说明了毛泽东发表这一哲学著作的原因：在中国共产党内，曾有过一些教条主义者，也曾有过一些经验主义者，他们的错误思想，特别是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外衣的教条主义观点， 曾在 1931 年至 1934 年使中国革命受了极大的损失。斯大林看过这篇题解， 并推荐其在苏共中央的理论刊物上转登，说明他此时不仅承认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承认他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正视了自己在 30 年代，指导

那些“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外衣的教条主义的观点”对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损失。

苏联《真理报》也发表编辑部文章，向苏联广大读者介绍并推荐毛泽东的《实践论》。文章写道：“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简洁和明晰地概述了唯物论的认识论——反映论。在他的著作中，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关于实践在认识的过程中的作用的基本原理， 关于革命理论在实际革命斗争中的意义和基本原理”，“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原理，关于客观的东西与主观的东西在认识中统一的原理”。文章指出：“毛泽东这一著作的特点就是：对复杂的哲学问题的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与叙述的形象性和鲜明性结合在一起。”1951年 1 月，苏联又出版了《实践论》单行本。

《毛泽东选集》俄文版在苏联出版前，斯大林曾主持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了讨论。据当时参加会议的费德林回忆说，讨论是认真的，斯大林问： “你们谁知道毛泽东选集的规模，有几卷？”

在座的政治局委员，没有人回答。大家一言下发，似乎这事同他们无关， 谁都不愿当出头鸟。

“怎么，难道这是秘密吗？不便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出来？”还是斯大林的声音。

沉默变得令人压抑，给人以下祥之感。 “拉夫连季①，你熟悉毛泽东的作品吗？”看见与会者全部不作声，斯

大林冲着他对面的贝利亚发问，后者忽然像刺谓一样缩着脖子。 “这个问题是莫洛托夫同志管辖的范围。”贝利亚有点紧张，两眼恭顺

地瞧着斯大林。他总算把问题应付过去了。因为他对此事一无所知。 “维亚切斯拉夫②，你知道吗？”又是斯大林在问。 “我们的中国专家、费德林教授在此，他了解。”莫洛托夫拿费德林作

挡箭牌。

费德林坐在后边，默不作声，观察形势，静候着说话的时机。在政治局会议上，他不便于太主动。若是问到他，当然尽力回答。现在包围圈合拢了。马上要轮到他了，他准备发言，但见斯大林别有所思，谈话的时候眼睛不看他，心里更紧张了。

“费德林同志，你能为我们解开这个秘密吗？”当时费德林坐在最末端的一个位子上，斯大林问话的时候，眼睛还没有朝这边看。

“他的中文版一共是⋯⋯”费德林开始说。 “我不是问中文版，你明白，我问的是俄文版？”斯大林的声音中有点

火气。

“我想，一共是⋯⋯” “你爱想不想，这是你的事。我要你简单地回答我，毛泽东选集一共是

多少卷？喂，我的问题清楚了吗？”③ “计划出四五卷，”费德林总算说了出来。 “四卷还是五卷⋯⋯还是不肯定，大而概之的数字，”斯大林嗔怪了一

句，便转到下一个议题上去了。

费德林认为，让斯大林恼人的无非是两种情绪，一种是担心，一种是嫉妒。令他不安的是，如果毛泽东选集超过别人的书，就是说超过斯大林本人的作品，人家会怎么看？人们会不会无意中倾斜到中国领导人方面去，而最

终影响到“各国人民的导师”的威信？何况，这个时期已经频频提出要提高中国新领导人的地位，有的甚至说，理论思想的中心有可能移到北京。

这时，鬼使神差地，费德林忽然对领袖说“我这里有个问题”。 “什么事？”他威严地问。 “对不起，是个非原则性问题，但是⋯⋯”费德林鼓起勇气说。 “什么叫非原则性？你还没有说出来？怎么知道它没有意义？”斯大林

打断了费德林的话头。

“毛泽东名字的译名需要更正一下，它的拼音不是 u3e，而是 u■，这是两个不同的音，汉语的写法也不一样。名字一写错就成了另一个人。”

“你是行家，那就改好啦。”

“我曾经同《真理报》编辑商量过，请他改一改。” “他怎么说？” “他怔了一下，说现在这种译法已经用惯了，不好改⋯⋯” “那你再跟他说一次就是了。”斯大林随口说了一句。④

费德林拿着领袖的上方宝剑又去说，这回报纸编辑完全变了态度。“没问题，有错必纠么，既然这是个明显的错误⋯⋯明天就改第二天果然改了过来，俄文版的选集也是用改过来的拼音：Maou■yH。

1952 年苏联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反应很好，引起轰动，受到苏联和东欧各国的普遍重视。1953 年翻译出版了第三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