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怀疑毛所持的立场是狭隘的农民立场，怀疑他害怕工 人⋯⋯”

斯大林为了弥补自己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夫误，隆重接待毛泽东，忙活了好几天。他和毛泽东的会谈，也丁像对其他国家的领袖那样随便，几乎是精心安排，全神贯注。但谈话中他再三询问，仍摸丁透毛泽东的底细。毛泽东说要搞个“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斯大林琢磨再三，仍搞不清这个东西是什么。斯大林感到困惑而疲倦。

是啊，已到古稀之年的老人了，他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丁送走毛泽东， 他就躺在沙发上休息。

然而，剪不断，理还乱，思绪翻滚，很难入睡。刚才，毛泽东的形象、思想和语言，给斯大林的印象又特别深刻，使他几乎无法遗忘，无法平静， 无法人睡。他闭上双目努力使自己冷静下来，想在冷静中渐渐人睡，但是， 不行。刚才的场面，禁下住一个接一个地浮现在他的眼前，使他不得不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是的，毛泽东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是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是一位伟大的、具有创造精神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时，另一种中国人的声音，一种用大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他斯大林的语言、伺句装饰起来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中文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那声音引经据典、振振有词：“毛泽东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出身农民，只相信农民，和工人没有联系，不相信工人，害怕工人，忽视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革命的学说，可毛泽东害怕工人，农民意识强，喜欢钻山沟。山沟里能出马列主义吗？”“苏联十月革命是工人阶级在城市起义夺取政权，可毛泽东忽视工人阶级的力量，孤立地在农村建立红军，这难道不是抗拒国际指示，轻视苏联经验吗？⋯⋯”斯大林又觉得， 王明是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王明的话不无道理。而毛泽东是个什么样的人？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所坚持的主要依靠农民革命的道路是不是符合马克思主义，他又陷入了深深怀疑之中。

师哲在苏联学习工作过 15 年，了解王明和斯大林的关系。他回忆说，斯大林怀疑毛泽东，“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王明为了争权夺利，为了争得中共领导地位，长期在斯大林身边说毛泽东的坏话。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初， 王明先通过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等人给斯大林耳边吹风，后来又以自己是中共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书记处书记的身份，常向斯大林进谗言。耳濡目染，造成印象，从而使他成了斯大林在殖民地、附属国问题上的主要专家。王明利用一切机会，攻击毛泽东，说毛泽东的坏话，造谣诬蔑，无以复加。而斯大林对毛泽东的看法，多来自王明。”

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由于斯大林长期听信王明谗言，对毛泽东产生了偏见，所以当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时候，斯大林在理论上承认， 行动上支持，及时地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答应给予援助，但在那思想深处， 这样那样的不理解、不满意、甚至怀疑并没有消除。这种情绪和怀疑，在公开的、外交的场合不便流露，而在背后，在私下里，或者像赫鲁晓夫说的“在吃晚饭的时候同他的心腹小圈子谈论中国局势”时，往往流露出来。

赫鲁晓夫毕竟曾是当年苏共的领导人之一，毕竟曾是当年斯大林“心腹小圈子”里的重要人物，尽管他在《回忆录》中对毛泽东和斯大林进行诬蔑和诋毁，但他谈到的一些事实，却为我们认识这段历史提供了新的资料和新的角度。赫鲁晓夫写道：“我记得斯大林常在吃晚饭的时候，同他的心腹小圈子谈论中国局势。他总是翻来覆去地间：‘这个毛泽东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对他一无所知，他从未来过苏联。’斯大林已经怀疑毛所持的立场是狭隘的农民立场，怀疑他害怕工人，忽视工人阶级而孤立地建立红军。”“斯大林对毛泽东始终是很不满的。他给毛泽东加了一个头衔，根据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恰如其分地形容了他。斯大林常称毛泽东是‘麦淇淋⑩式的马克思主义者’”(11)。

血写的历史是廓清疑云的秋风，回答质疑的铁证。实际上，毛泽东不但搞过工人运动，而且成绩卓著，曾是湖南工人运动的领袖。1922 年，中共湖南党组织建立后，毛泽东任书记。他曾多次深入到安源煤矿和株萍铁路去考

察。为了能够和工人群众打成一片，真心诚意地为工人阶级服务，毛泽东决心在改造社会的同时刻苦地改造自己。他下嫌脏、下怕苦、不怕累，脱去学生装，换上矿工服，带着雨伞，脚穿草鞋，深入工棚、坑道、矿井，和矿工们同吃、同住，“先以朋友的关系与各工友接洽，渐渐谈及工人受痛苦受压迫及有组织团体之必要等情，于是大得工友欢迎”。毛泽东的话形象生动， 引人人胜，他说：“劳工是社会的台柱子”，“工人力大于天”，你看，“工人”二字联合起来就是“天”字，其实，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力量大于天。毛泽东号召工人团结起来，共同斗争，才能取得胜利。他曾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路上有一块石子，大老板看到了，随便用脚踢一下，就踢开了。但要是把许多小石子掺入石灰、沙石凝结成团，就会坚如磐石，大老板想搬就搬不动了，工人们听了，豁然开朗，纷纷要求毛泽东帮助他们。毛泽东满口答应。

毛泽东领导湖南工人运动时，劳工会已有 7000 多名会员，是当时长沙最大的工人组织，也是由著名的工运骨干黄爱、庞人铨在长沙组织的劳工团体， 它的宗旨是“改造‘物质的生活’，增进‘劳工的知识’”。它的组织原则“系合议制，铲除领袖的”。要求绝对打破领袖观念和男女界限，显然是受了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影响。劳工会里边确实也混进了几个无政府主义者。但黄爱和庞人拴思想进步，富有正义感，热心为工人办事，在人民群众中有相当的威信。在五四运动和湖南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中，黄爱、庞人拴都是激进分子，对毛泽东十分崇敬。黄爱还受过李大钊、陈独秀的思想影响，在创办湖南劳工会的过程中，曾得到过陈独秀的帮助和支持。毛泽东在了解情况后，决定对劳工会采取团结、帮助、教育、扶持的办法，争取他们共同斗争。他多次找黄爱、庞人铨、张理等人谈心，帮助他们分析形势，解决矛盾， 支持他们反抗资本家和封建军阀的斗争。同时有理有节地帮助他们克服缺乏严密的组织、只作经济斗争、没有远大政治目标的缺陷。

当时，湖南劳工会领导的湖南第一纱厂工人，反对省政府把纱厂租给华实公司的斗争遭到失败，黄爱、庞人拴怒火中烧、义愤填膺，要带领一些激进的工人，去和军阀和资本家硬拼，要拼个鱼死网破。毛泽东亲切地和他们谈心，给他们出主意，想办法，帮他们分析矛盾，指明出路，并强调斗争要讲究策略，注意方法。从而“防止了他们许多轻率和无益的行动”。

毛泽东还写了一篇《所希望于劳工会的》文章，1921 年 11 月 21 日在《湖南劳工会周年纪念特刊号》上发表。文章指出：“劳工会这一年来的艰难缔造，在湖南劳工运动史上己写完了头一页，现在要开始写第二页了。愿这第二页上写的要大下同于第一页：材料更丰富，意义更新鲜，章法组织更美备。”针对劳工会存在的问题，毛泽东提出了三点意见：“（一）劳动组合的

目的，不仅在团结劳动者以罢工的手段取得优益的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尤在养成阶级的自觉，以全阶级的大同团结，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二） 组织上宜一依西洋工会组织，由代表会议产生相当名额之委员付与全权组织委员会执行会务。旧的行会式的组织固然要不得，职员大多，分部太繁，权力大分也要不得。”“（三）工会是工人组织的，所以工人应该自己养活工会。更进则准备罢工基金和选举基金。现在不能遽言及此，我以为无论如何第一步要办到凡人会的工人，每人必出至低限度的月捐，少至一个铜元都可； 第二步办到自己养活工会。”(12)

经过毛泽东和党组织的说服教育和帮助，黄爱、庞人拴都接受了马克思

主义，申请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工作。12 月 25 日，毛泽东通过湖南劳工会和湖南学联发动长沙一万多工人、学生和市民， 上街游行示威，反对日、美、英、法等帝国主义损害中国主权的太平洋会议。工人、学生，高呼口号，义愤填膺，表达了对帝国主义的无比愤慨。后来， 陈独秀在总结这次抗议活动时说，除上海外，全国以“湖南工人最猛烈”。(13)

工人阶级的觉醒，使反动军阀坐卧不安。1922 年、月：6 日，湖南军阀赵恒惕派人将黄爱、庞人拴逮捕人狱，翌晨即绑赴浏阳门外秘密杀害。

毛泽东闻讯，悲愤异常，立即召开会议，部署稳定工人情绪、组织工人队伍，进一步同赵恒惕斗争。他还主持召开了两次追悼黄、庞的工人大会，要大家化悲痛为力量，和军阀斗争，并发了纪念特刊。以后，他又经武汉到上海，参加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召开的追悼黄、庞会议。在会上，毛泽东报告了黄、庞的生平事迹和牺牲经过，号召大家向黄、庞学习。后来，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写道：“因反对太平洋会议，鼓吹承认苏维埃俄罗斯的示威游行及参加纱厂罢工，青年团团员黄爱、庞人铨二人被督军所杀。”铁路是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是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吸血管，是帝国主义

和封建军阀控制中国的大命脉，也是中国产业工人集中的地方。因此，毛泽东便派得力干部、中共党员郭亮领导粤汉铁路工人的斗争。1921 年秋至 1922 年秋，党领导工人在武昌的徐家棚和长沙的新河等地办起了工人夜校和工人俱乐部，并于 1921 年 10 月举行了一次胜利的罢工。

粤汉铁路武（汉）长（沙）段局长王世墒千方百计地破坏工人团结，阻挠工人运动。他利用同乡关系，培植爪牙，结帮拉派，声言“俱乐部是不法团体，工人加入的要送官厅重办”；他还收买流氓，敲诈工人，开除工人， 闹得众怨沸腾，要求罢工。

毛泽东得到郭亮的报告，立即与武汉党组织联系，统一了粤汉铁路工人的组织，于 9 月 5 日拍电报给交通部，限三日内撤办元凶，否则，要实行全路总罢工。交通部和铁路局置之下理。9 日，全路车辆停驶，工厂停工，粤汉铁路大罢工开始了。

盘踞在湖北的北洋军阀萧耀南，企图勾结湖南军阀赵恒惕联合镇压罢工。为了分化瓦解敌人，毛泽东指示新河工人俱乐部呈文赵恒惕，“说明罢工原委”，声明湖南境内，除客车、煤车停驶外，“军事专车，仍照常开驶， 请其勿来干涉”。赵恒惕欲动又止，在这次罢工中保持了一定程度的中立。

10 日晚，王世靖唆使部分工人开车，井用武装押运。郭亮针锋相对，率领罢工工人在岳阳作卧轨斗争。军阀令军警开枪镇压，工人被枪杀，郭亮被逮捎。

毛泽东闻讯，当即拟出新的斗争计划，派何叔衡到武汉去找湖北党的组织，开展新的斗争；自己则迅速赶到新河车站，召开工人大会，请岳用工人代表报告卧轨截车的英雄事迹，控诉军阀残杀工人的罪行，工人们听得义愤填旧，决心斗争到底。毛泽东又派人到湖南、湖北各地组织工人声援、抗议， 坚持斗争 20 天，终于获得了“解除压迫、维持团体、改良生活、提高人格” 的大胜利。11 月，在毛泽东的主持下，粤汉铁路总工会正式成立了；这是全国铁路工会中成立最早的统一工人组织。

安源路矿大罢工，推动了全国工人运动的高潮。安源路矿是帝国主义控制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企业。毛泽东曾先后三次到安源，深入矿井，工棚，

了解工人疾苦，启发工人觉悟，组织工人团体，建立党的组织；又派李立三、蒋先云等去安源，以办工人夜校、工人俱乐部等合法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 组织工人队伍。到 1922 年 9 月，俱乐部会员已发展到 700 多人，在工人中威信很高。

9 月初，毛泽东第四次来到安源，与蒋先云、朱少莲等安源党支部的同志分析了当时的情况，决定积极进行罢工的准备工作。毛泽东指出：罢工的时机已经成熟；路矿两局内部职员分有派系，可以利用矛盾；工人罢工也不能孤军奋战，要争取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同情，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最根本的一条，是要将绝大多数工人充分发动，严密组织，防止敌人分裂工人队伍。只有坚决罢工到底，敌人才会退让。共产党员必须站在斗争的最前面， 决不动摇，进行义无反顾的斗争，群众自然会跟着领头人走。

毛泽东离开安源时，还给在外地的李立三写信，要他立刻回安源，加强领导；同时指出：要“非常注意罢工战术问题”，“必须运用‘哀兵必胜’ 的道理，提出哀而动人的口号。”为了加强领导，毛泽东又派刘少奇到安源工作。

9 月 14 日，安源路矿一万七千名工人举行声势浩大的大罢工。工人们发布了罢工宣言，高呼“从前是牛马，现在要作人”的“哀而动人”的口号。向路矿两局提出了 17 项政治、经济要求。由于领导正确，策略对头，工人们齐心协力地和当局进行了五天激烈的斗争，工人俱乐部“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得到完全胜利”。(14)

身在欧洲北部的斯大林，当然不了解在中国江南革命的毛泽东的上述活动，并且往往用自己熟悉的苏联模式，来判断中国革命的是非，因而难免发生一些失误和怀疑。但是，斯大林也及时地总结了经验教训，耐下心来倾听毛泽东的话。那天下午在小餐厅里，斯大林和他周围的几个心腹人物，尽管议论了对毛泽东是否依靠工人的怀疑，但他也知道，这只能是怀疑，不是事实，不能在领袖的会谈中正式提出，只能在接触中观察了解。于是，他决定派莫洛托夫到毛泽东的住处去看望他，摸一摸毛泽东的底细。

注释：

①②参阅〔苏〕德·安·沃尔科戈诺夫著《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0 年 8 月版第 538—539 页。

③《孙中山选集》上卷第 448 页。

④艾伦·惠廷著：《苏俄对华政策，1917—1924》1968 年英文版第 116 页。

⑤《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见《政治周报》第 5 期第 12 页。

⑥见《苏共历史问题》俄文版 1966 年第 10 期。

⑦⑧⑨〔俄〕尼。费德林回忆录：《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新华出版社 1995

年 7 月版第 64—65 页。

⑩“麦淇淋”是代黄油，不是真正的黄油——译者注。

(11)引自《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大回忆录续集》第 374 页。转引自《外国人眼中

的毛泽东》，华岳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10 月版第 222 页。

(12)(13)参阅高菊村、陈峰等著：《青年毛泽东》，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90 年

3 月版第 166 页。

(14)李立三著：《看了〈燎原〉以后》；刘少奇、朱少连著：《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