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文有姊妹篇，书有兄弟册。《毛泽东与斯大林》和《毛泽东与斯大林会晤纪实》，就是写两位历史巨人的既有共同点又有许多不同点的两部书。

为这两部书，我几乎倾注了毕生的心血、时间和精力。1933 年 10 月 7 日，我出生在陕西省富平县老庙乡东刘堡的一户贫农家里。高小毕业后，因家贫辍学，13 岁就给地主放牛，扛长工，打短工，受尽了剥削压迫。听说陕北有毛泽东、共产党能救穷人，我于 1948 年（15 岁越过敌人封锁线奔向陕北，参加革命。随之在延安工作了 15 年。我热爱陕北的山山水水，更热爱陕北的人民群众。我利用一切机会下乡调查访问，走遍了陕北的大部分地方。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彭德怀、刘志丹、谢子长及无数革命英烈的事迹和精神，使我激动不已，夜不安寝，总想把他们写出来。然而，文化太低，知识大少，一次又一次地写作都失败了。

面对那一叠又一叠退回的废稿，好心的同志劝我说：“别白费劲了！你个小学毕业的穷娃，要写伟大领袖，有点像白日作梦。我不服气地说，那不一定，“有志者事竟成”。我们二人在南泥湾的路上边走边说，争执不下。我将“有志者事竟成”六个字写在了一块桦树皮上，并刻在了南泥湾的一棵白桦树上，作为誓言，更加刻苦地调查、写作。1959 年，我的处女作《刘志丹少先队》先在北京《红色少年》刊上连载，后又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书，被评为全国少年儿童优秀读物。然而好景不长，在“文化大革命”中， 此书被诬为“反党黑书”，我被当作“反党，黑作家”批斗、挂白旗、抄家， 把我长期访问调查的数十个笔记本抄去烧了，使我痛不欲生。

在那困难的年月里，我继续调查和撰写有关毛泽东、周恩来、刘志丹等人的故事。为了整理史料、练笔练艺，我当了十年《革命英烈》刊主编，编辑发表了有关革命领袖、英雄烈士的书刊 40 多部（本），字数约近 600 万； 创作发表了《爱国名将杨虎城》、《华岳魂》、《上山记》、《赵兴龙》、

《边区生产歌》、《军民纺线线》、《王泰吉将军传奇》、《刘志丹和谢子长》等各种体裁的传记、小说、剧本、诗歌等作品 80 多部（篇、首）。后来，

《刘志丹少先队》被平反，并再版多次，还被译成了朝鲜文；《边区生产歌》、

《军民纺线线》等剧本由陕西省歌舞剧院上演，赴京演出，受到了周恩来、朱老总、叶剑英、王震等领导同志的赞赏。我与延安作家丁工等同志创作的12 集电视连续剧《刘志丹和谢子长》，由西安电影制片厂刘斌等执导摄成电视片，1995 年在中央电视台先后两次向全国播映，后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

我知道，上述作品，只是练兵习武，预考初试。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要准确地、完整地塑造他的形象，展现他的思想，难度是很大的。首先是核实核准史料。我虽搜集了大量史料，但真伪难辨。我访问过数十位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干部、战士、群众，核实未成。1982 年，我找到了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 18 年的师哲同志访问，听说他曾任毛泽东的俄文翻译、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等职，毛泽东和斯大林会晤时他担任翻译。我高兴地请他作指导。师老非常热情，十多年来，先后和我谈了一百多次， 让我录音、笔记，帮我核实史料、指导写作，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并先后用数十天时间，听审书稿，指导修改，字斟名酌，一丝不苟。像谈到斯大林怀疑毛泽东，称毛泽东为“先生”时，他亲笔给我写俄文的“先生”一词，

解释含义、用法和后来改称“同志”的复杂过程。对于师老的话，有时我不理解，不敢照用，师老耐心教诲。如第一次审稿时，师哲说李德不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而是苏军情报机关派到中国东北对付日本间谍的情报人员。但在第二次审稿时，我怕出问题，没有按师老说的改。师老发火了， 问我为什么坚持这样写。我拿出了八本有关李德的词典和书籍，说这都是权威部门出版的书，都说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你一个人说不是， 我怎么能改写历史呢？！师哲笑着说：“搞历史，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我又经过多方调查，找到了王明、王稼祥等几个当事人的证明，才按师哲同志的观点，把中共党史上这个长期以讹传讹的重大问题改写了过来。

核实核准史料，只是写伟人的基础工程之一。更大的难关，在于如何写， 选什么角度，用什么方法，避免落入一般化、公式化的窠臼，真正把人物写真、写准、写活。为此，我长期构思，反复酝酿，多次将稿子推翻重来，光提纲就写过五六个。最后，确定《毛泽东与斯大林》以他们长达 30 年的思想交往、相互比较、理论探讨为重点进行全面概括、以史为鉴，描写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的革命友谊、性格差异、矛盾冲突、相互评价、理论比较等等， 因而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描写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争取为广大读者提供一本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通俗、形象而生动有趣的读物。而《毛泽东与斯大林会晤纪实》，则以 1948 年 4 月毛泽东准备赴苏与斯大林会谈，斯大林复电婉

言谢绝，新中国成立后二人会晤，到 1950 年 3 月会谈结束，毛泽东回到北京， 以这不到两年的世界风云为背景，选取他们二人交往中最生动、最感人、最直接、矛盾冲突最激烈、思想火花最绚丽、故事情节最精彩的精华部分，深入开掘，展开描写，从而争取在国际舞台上，在毛泽东与斯大林、赫鲁晓夫、杜鲁门、丘吉尔等世界著名政治家的比较、冲突中，塑造毛泽东在国际上的形象，展现毛泽东思想的国际风彩。这是一种题材的两种体裁，一个计划的两个阶段。

为了实现这个“伴树誓言”，“白日之梦”，二十年来，我几乎每天要工作十至十二个小时，占用了大部分周未和节假日时间，从事写作。长期的过度操劳、使我患了心脏病，心绞痛。有一次，心脏病发作，医生要我住院治疗。我害怕突发的心脏病，破坏了我的计划，便与死神抢时间，上午躺在病床上打吊针，手不能写，心里构思，下午边吃药边爬在病床上写作，晚上还偷偷夜战。

1993 年 1 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拙作《毛泽东与斯大林》一书之后，引起了社会的重视与好评。《人民日报》先后两次发表评论性文章， 说它是近年来领袖传记文学中“颇具影响的作品”之一。《广州日报》、《福建日报》、《陕西日报》、《黑龙江日报》、《沈阳日报》、《中流》杂志、

《党史博览》等报刊先后连载、选载，得到了广大读者的肯定与鼓励。有的来信说它是“材料丰富、真实感人的作品”，有的来信说他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富有教益的精神食粮”、“是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的最珍贵的礼物”， “是正面介绍毛泽东同志伟大革命实践的力作”（见《中流》1993 年第 4 期）。据此，《中流》杂志副主编麦辛等领导同志建议，尽快编辑出版《毛泽东与斯大林会晤纪实》一书。广大读者的鼓励支持，麦辛等老师、朋友的建议， 是我振作精神，编著此书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与斯大林都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和导师。他们的会晤，震

动寰宇，举世瞩目。近年来，随着苏联的解体，英美等国重要档案的公布和许多当事人回忆录的发表，史料越来越充实、丰富，使人有可能全方位、多侧面、多视角地来观察、描述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历史性会晤。这是我写此书的原因之二。

更重要的是，对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再认识，使我不得不再次拿起笔来， 重新写此《会晤纪实》。例如，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晤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在什么地方开始的？表面看来，会晤是从 1949 年 12 月 16 日下午 6 时在克里

姆林宫开始的。实际上，这次会晤从 1948 年 4 月就开始了。当时，毛泽东要去莫斯科会晤斯大林，方案、路线、班子都准备好了，只等斯大林复电。复电来了，斯大林说解放战争正处在紧要关头，形势发展变化很快，毛主席离开指挥岗位，恐对全局有不利影响，是否还是留在国内指挥战争为宜。说如果你有重大问题需要商谈，我们准备派遣一位老练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前往听取你的意见。“总之，我们认为在当前这个关键时刻，你离开中央领导岗位是不适宜的。”话写得委婉恳切，关怀备至，但实际上是因为中国当时的局势还不明朗，国共两党、两个武装集团、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大决战刚刚开始，谁胜谁负？还不一定。毛泽东去如何接待？怎么晤谈？会不会引起美国干涉，美苏公开对抗？会不会引发蒋介石经常叫嚷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等等问题，都是斯大林不可能不考虑的。后来的大量事实说明，斯大林当时确实“有难处”。

毛泽东虽然没有立即动身去莫斯科会晤斯大林，但他滞领革命军民决胜东北，使斯大林不得不调整决策；接着，接连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使斯大林不得不逐步放弃“走钢丝”的政策；还有，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以排山倒海之势，把号称“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帝国主义在华的侵略势力驱逐出中国，把美国武装的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派打得上崩瓦解，逃出大陆；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从而改变了世界的格局，打破了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冲散了“遏制苏联”的力量，使处在十分孤立、困难中的社会主义苏联和斯大林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援和帮助。这时候，也只有这时候，斯大林正式邀请毛泽东赴苏会晤才是历史性的会晤，才准确地反映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发展和世界格局的变化，才准确地表现了斯大林的性格和毛泽东思想的特点。这中间，斯大林派米高扬到西柏坡和毛泽东等会谈，毛泽东委托刘少奇赴苏和斯大林会谈，都起了重要作用，也可以说是毛泽东与斯大林会晤的重要准备阶段。

事实很明显：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晤，不仅是他们两个人的晤面会谈， 也不是一般的国家元首或党的领袖的晤面会谈，而是一个复杂的，曲折的， 包涵着诸多因素，关系着世界格局，各国重视、举世瞩目的伟大的历史事件。因此，这次写《会晤纪实》，我不是从毛泽东到莫斯科与斯大林握手写起， 而是从 1948 年 4 月毛泽东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准备与斯大林会谈写起；不

是仅仅从两个领袖、两个大党、两个国家的角度来写，而是纵览世界风云， 探索巨人足迹，绘制历史画卷。这是第三。

第四，毛泽东访苏是他在国际舞台上的第一次出场，或者说是在国际上正式亮相。他和斯大林的晤谈则是毛泽东思想的形象体现，是爱国主义的生动教材。写好此书，是在国际舞台上塑造毛泽东形象的一次尝试。会晤之前， 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斩断帝国主义侵华的魔爪，驱逐帝国主义的势力出中国，高瞻远瞩，文韬武略，英雄虎胆，但往往以“中共发言人”、“中国人

民解放军发言人”，甚至以“新华社社论”的名义出现。例如，《将革命进行到底》——这篇举世瞩目的论文，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 1949 年的新年献词；《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等文章，都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对于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和艾奇逊的信件的评论，当时并没有用毛泽东的名义。

处理英国军舰“紫石英号”事件，是毛泽东正式登上国际舞台之前的重要表现。1949 年 4 月，当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时候，英国“紫石英号”等4 艘军舰侵入中国内河长江，先后驶向人民解放军防区，妨碍渡江，并向解放军开炮施暴。解放军毫不畏缩，开炮还击。英国保守党首领丘吉尔，要英国政府“派一两艘航空母舰到中国海上去⋯⋯实行武力的报复”。对此，毛泽东才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的名义发表声明，严厉驳斥丘吉尔， 抗议英国军舰暴行。

处理美国驻沈阳总领事沃德等人殴打中国工人齐玉衡事件，也是毛泽东思想在国际舞台上的一次体现。当时，革命当局按照毛泽东的原则，不理睬列强的“治外法权”，关押了长期在中国横行霸道的打人凶手，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灭了帝国主义的威风。尽管美国国务院、参谋长联席会议、国防部和国会忙得团团转，提出了各种意见、方案，有的威胁，有的利诱，有的要和，有的要战，有的要用飞机空降将沃德等人撤出沈阳。美国总统杜鲁门甚至扬言：他准备“在有必要和有把握的情况下，采取最强硬和可能的手段，包括使用武力。”而毛泽东呢？“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以大无畏的革命胆识和高超的斗争艺术，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嚣张气焰，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又怎么能不令那位曾经“再三声明，也是我最大的一个要求，你们决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的斯大林感到欣慰呢！？

至于在莫斯科和斯大林的晤谈中，毛泽东从提出要“搞个既好吃又好看的东西”，到训斥科瓦廖夫，到顶住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到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把他那远见卓识、斗争艺术和强烈的革命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表现得鲜明生动、淋漓尽致，真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的形象体现，爱国主义的生动教材。

这两部书有共同点也有许多不同点。共同点是，两部书的主要人物都是毛泽东和斯大林，都是在写他们的思想、事业、性格特点、友谊合作、矛盾、冲突，乃至有些章节都是相同的。不同点主要有：（1）主题不同。《毛泽东与斯大林》是用比较的手法，描写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会晤纪实》则是描写毛泽东思想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体现，或者说是在国际舞台上塑造毛泽东的形象；是在和世界名人斯大林、赫鲁晓夫、杜鲁门、丘吉尔等的比较、矛盾、斗争和性格冲突中，塑逅毛泽东的形象，体现毛泽东思想。（2）体裁不同。前者属于人物传记，其中有相当大的部分属于史学范围的考证、比较、鉴别、记叙；而后者则属于纪实文学。虽然人物、事件都是真实的，但又有相当的艺术构思，文学描写，形象塑造；（3）事件不同。前者以中国革命为主线，几乎涉及到半个世纪来在中华大地上发生的重大事件，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晤只是诸多事件中的一个；后者以两伟人的会晤为主要事件，浓墨重彩，探根究源，展开描写。（4）主要背景不同。前者以中国革命斗争为主要背景，后者则以世界风云为主要背景，在国际舞台上塑造毛泽东的形象。（5） 时间不同。前者概括了两巨人思想交往的 30 年；后者则主要描写两伟人的晤面会谈前后不足两年。（6）陪衬人物不同。前者的陪衬人物，主要是中国人，

如刘少奇、朱德、李大例、陈独秀、李立三、王明、蒋介石等；后者则主要是外国人，如斯大林、莫洛托夫、赫鲁晓夫、马林科夫、费德林、杜鲁门、艾奇逊、沃德、丘吉尔等等。

本书的写作，得到了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历史见证人、专家、教授的热情指导和帮助。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薄一波同志为本书题写了书名；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原全国政协副主席马文瑞同志为本书题词；中国党内少有的“苏联通”、毛泽东与斯大林会晤时的俄。文翻译、历史见证人师哲同志不仅为本书提供了大量的史料，作了多次热情而具体的指导，并且写了《序言》。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外交家伍修权同志为本书题了词。全国革命烈士传编委会主编温济泽同志，国防大学历史学教授马玉卿同志，原《光明日报》副总编马沛文同志，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我的老师党佩中同志，解放军总参谋部离休干部杨进诚同志，中国工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南云瑞同志、中共党史出版社常务副社长兼总编辑金松林、副社长朱兴堂，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吴崇信、副主任熊美杰、李彬、赵俊忠、薛文华同志，中共中央党校总编室主任王杰同志，西安新城区医院副主任医师王爱珍同志，都对本书的写作进行了具体有力的指导和帮助，在此表示深切的谢意。

在写作过程中，主要采用了湖南韶山毛泽东故居纪念馆、延安革命纪念馆的有关资料，参阅了周恩来、聂荣臻、胡乔木、汪东兴、师哲、伍修权、胡绳、逢先知、马玉卿、胡华、高菊村、陈峰、唐振南、田余粮、高光厚、曹军、李银桥、权延赤、宋平、解力夫、赵振军、温瑞茂、解红、叶永烈、黄丽铺、何仲山、李松林、陈玲、姚小玲、康矛召、师秋朗、李越然，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R·特里尔、斯图尔特·施拉姆、爱德温 w·马丁，日本友人不破哲三，俄罗斯友人莫洛托夫、费德林、维辛斯基、赫鲁晓夫、德·安·沃尔科戈诺夫等的有关著作，同时，还尽量吸收了近年来发表的有关论文和专薯中的新资料和新成果。特此说明，并向以上诸位作者、老师表示深切的谢意。

由于题材重大，作者水平有限，错误缺点在所难免，敬希批评指正。

刘杰诚 1996 年 4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