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事关重大，毛泽东让少奇先去谈判知错认错，斯大林主动作自我批评

毛泽东委托刘少奇牢团赴苏联和斯大林会谈。斯大林说：“我什么 时候‘指示’啦？我们是兄弟党，不是上下级⋯⋯”

毛泽东对于和斯大林的关系非常重视。早在 1948 年 9 月的政治局会议上，他就明确指示：“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准备，苏联是帮助我们的，首先帮助我们发展经济。”①因此要特别注意搞好和苏联、斯大林的关系。会后 9 月 28 日，毛主席特地向斯大林通报了九月会议的情况，

其中特别提到，有许多问题要向斯大林和苏共中央通报，准备于 11 月末赴莫斯科。10 月 16 日，毛泽东又致电斯大林：“召开政协，成立临时中央政府， 待我 11 月到你那里商定。”12 月 30 日，毛泽东又电告斯大林：正召集高岗、饶漱石、薄一彼、刘伯承、陈毅、罗荣桓、林伯渠诸同志来中央所在地开会， 讨论 1949 年整个战略方针问题和准备召开七届二中全会（1949 年春季）。这个会开完即去莫斯科，然后回来开二中全会。

斯大林派米高扬于 1948 年 1 月 31 日到西柏坡会谈。毛泽东全面介绍了中国革命的情况和各项方针政策。然而，米高扬回去以后，苏联对于国民党蒋介石眉来眼去的暧昧态度和明显的“走钢丝”政策并未改变。苏联大使罗申不仅随同国民党政府由南京迁往广州，而且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苏联仍然为“延长合办中苏航空公司（‘哈阿线’）协定”问题与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

因此，毛泽东和中共下决心要尽快地去做苏共和斯大林的工作。不久， 决定委托刘少奇卒团访苏。

到苏联去和斯大林会谈，是一次关系重大而又关系微妙、关系长远的谈判。既要坚持原则，据理力争，又要尊重“老大哥”，不伤同志感情；既要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又要虚心听取斯大林和苏共的意见、建议，努力争取外援。为此，毛泽东颇费运筹，并多次和刘少奇商谈。1949 年 7 月 1 日，毛泽东还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了一次会议，专门给代表团作了全面的指示和交待，指明了任务和行动方针。他强调指出：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摆事实，讲道理。有时候，只要把事实摆明了，道理也就容易通了，要尽量用事实说话。

1949 年 7 月 2 日，刘少奇率代表团从北京出发，乘火车到旅顺，然后乘苏联飞机经朝鲜上空抵苏联伯力。因沿途在伯力、赤塔、红雅尔斯克、新西北尔斯克等地降落休息，接受当地领导人的欢迎，所以飞了 6 天才到莫斯科。这是刘少奇第三次到莫斯科。当他看见那熟悉的红场侧畔直耸云天的克里姆林宫楼塔顶尖的红星时，高兴得连连点头，频频招手。岁月流逝，风物改观， 人和事都大变了。莫斯科已经不再是十几年、二十几年前的境况，苏联国家的面貌已经明显改观，到处都是热火朝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人们都显得精神焕发，朝气蓬勃。刘少奇越看越高兴，越看越自豪。中国也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将来也要建设社会主义。刘少奇也已不是当年出国探求革命真理的游子，而是和毛泽东一起成了正在扭转整个中国乾坤的几个巨人之一。

代表团下榻在莫斯科的臭斯特罗夫 8 号公寓。休息两天后，第 三天下午，

即 7 月 10 日下午，刘少奇等人应邀赴莫斯科郊外孔策沃附近的斯大林别墅。他们从汽车里出来，见斯大林在最前面，后面有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贝利亚、卡岗诺维奇、米高扬等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依次站在大门前，笑容可掬地迎接客人。

刘少奇紧走几步，热情地上前同斯大林双手紧握，互致问候。两位巨人， 在第一次握手的时候，表现了不同的风度：一个精神抖擞，紧紧握手，表现了东方古国文明所特有的不卑不亢的含蓄、深沉、细腻的风度；一个热情友好，握手轻摇，体现出外高加索山区人的刚毅气质和长期来为人崇敬的雍容气度。

斯大林向刘少奇介绍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伏罗希洛夫等同志，并热情地请刘少奇等人赴宴。他显然是在有意弥补着什么，对刘少奇等中共代表团的接待，从一开始就不寻常。宴会准备得非常丰盛。长桌上杯盘棋布，鲜花点缀，几色美酒装点其问。原来，斯大林有吃长宴的习惯，这次宴会持续了近四个小时，边吃边谈，热情友好，杯盏交替，倒也很自然，把一切生疏、见外之感都驱散了。斯大林坐在刘少奇身边，不时地和刘少奇亲切交谈。他说话很慢，吐字清晰，态度谦和，脸上带着微笑，显得沉稳庄重而热情友好。在宴会上的随意交谈中，有一般的应酬，也涉及到一些实质性的重大问题。这样的会见场面，事先估计下到，难做准备也无法记录。

筵席散了，告辞了殷勤好客的主人，回到寓所，刘少奇不顾一天的疲劳， 立即召集代表团同志开会，回忆对斯大林谈话的内容，共同分析重点，理清头绪，分析斯大林对哪些问题已经明白了，哪些问题还不明白，哪些问题需要深谈，为以后的正式会谈作好准备。

王稼祥建议刘少奇就中国问题写一个书面报告，使会谈有计划地进行。他说，有个报告作基础，可以把问题谈深诙透，使他们对中国问题有个较系统、较全面、较正确的了解。这样能保证会谈内容既不遗漏，也不重复。

刘少奇采纳了这个建议，立即组织力量，赶写报告。由于在国内已有准备，报告很快就打印出来了，在第二次会谈时交给了斯大林。斯大林很重视， 将报告批转给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苏联元帅传阅，并请他们准备意见，参加讨论。

7 月 11 日晚 10 时，斯大林邀请以刘少奇为首的代表团到克里姆林宫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室会谈。苏方出席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岗诺维奇、布尔加宁、什维尔尼克，列席的有索科洛夫斯基和苏军总参谋长，海军元帅等人。

斯大林亲自主持会议。他说，这次会议是按照中共代表团的愿望召集的。因为中共代表团的报告中，涉及到军事和战争的部分较多，所以邀请元帅们列席，也让他们了解一下情况。他拿起刘少奇的报告扬了扬说：“少奇同志的这份报告，写得十分清楚，十分明确。苏方的同志看了，没有什么问题。”

刘少奇对斯大林十分尊重。他说：中国革命虽然快要胜利了，新中国尚未成立，更伟大、更艰巨的任务辽在后面。我们的报告谈到了一些基本情况， 不一定全对，希望“斯大林同志指示”。接着，在谈话中，又一次提到遵照“斯大林同志的指示”。

斯大林坐不住了，忙挥挥手，笑着说：“刘少奇同志，我什么时候‘指示’啦？我们是兄弟党，不是上下级，我怎么能‘指示’呢？正因为是兄弟党，互相关心，对于中国兄弟的一些事情，我们有时谈点看法，提点意见，

供你们参考，对不对？下一定，你们可千万不能当成什么‘指示’，当成什么必须执行的东西，那可就不得了喽，不得了喽！”

对于斯大林这种谦逊、平等的态度，刘少奇表示赞赏，并当即改正了自己的措词。斯大林高兴得哈哈大笑。会谈的气氛更亲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