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有点苦恼：大国主义的倾向加粗暴，曾使他火冒三丈，陷入 被动；在“南斯拉夫的失败”又使他冷静下来，尊重毛泽东。

毛泽东那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给斯大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毛泽东那不卑不亢的态度和柯瓦廖夫的秘密报告又引起了斯大林的深思。

共产主义是人类的伟大理想和美好制度。当共产国际诞生的时候，它的领袖们都相信一个世界革命即将来临。特别是列宁、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坚信不疑，再三鼓吹，然而，当革命洪流过去以后，旧世界的牢固基础不仅显露出来，而且显示出它还有高度的生命力。显然，在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条件下，共产国际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而且受到各国政权的制约。来自一个中心的领导严重地破坏了共产主义的威信，这就使得所有的评论家和敌对势力以谴责“莫斯科之手”为借口，攻击世界共运。

斯大林对此十分苦恼。他深怕这会断送苏联和世界共运的前途。因此， 他经过长期的思考，选择了一个有利的时机——1943 年春天，当斯大林格勒大血战以苏联的胜利告终，美国、英国对此作出积极评价，可能尽快开辟第二战场的关键时刻，宣布解散了存在了 24 年之久的共产国际。

第二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以后，“冷战”之风愈刮愈烈。斯大林意识到，世界的两极性，两大阵营的形成，把各国共产党相互支持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同时他也知道完全回到、哪怕是形式上回到原来的样子，也是不好的。

根据波兰同志提出的而且得到斯大林支持的倡议，1947 年 9 月 22 日至

27 日，在什克拉尔斯卡——波列巴市（波兰）召开了欧洲九国共产党代表会议。受斯大林委托代表苏共（布）的日丹诺夫，在会议召开前夕，给领袖拍来一份密电，在这一文件中报告了工作小组拟定的初步方案。他说与会者对以下的看法一致：

会议的工作可以从与会各国共产党的情况报告开始。然后安排会议日程。我们将提出这样几个问题：

1、国际形势——我们发言。

2、协调各国共产党的活动。建议由波兰同志作报告。

结果应当是建立一个协调中心，驻地设在华沙。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应当特别强调自愿原则。

请指示

安·日丹诺夫⑩

斯大林表示赞同。经过交换意见，在共产国际解散四年之后，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了。而西方马上就把它叫做“共产党情报局”。在日丹诺夫给斯大林拍来的报告情况的密电中，介绍了与会各国共产党代表所作的报告。按照日丹诺夫的话来说，南斯拉夫人最积极，也最持肯定态度。而他们哪里会料到，这一新组织会在 1949 年 11 月通过一项“南斯拉夫共产党受杀人犯和间谍统治”的决议。这里有一个有趣的具有讽刺意味的细节，即日丹诺夫根据各国共产党报告的内容、方向和结构，对以下两个报告评价最高： 一个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卡德尔的报告，另一个是捷克斯洛代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斯兰斯基的报告；然而，过了不到一年，日丹诺夫就痛斥卡德尔是“帝国主义的间谍”，而斯兰斯基没过几年，就由贝利亚导演的一次可耻审判砍下了脑袋。

在日丹诺夫得到斯大林赞同的《论国际形势》的报告中，扼要地表述了一个提纲，这个提纲就是后来成为苏联多年宣传中心内容的“世界划分为两大敌对阵营”。这也许就是对反共的“杜鲁门主义”的答复。报告对“马歇尔计划”——“奴役欧洲的纲领”也作了评价。日丹诺夫对社会民主党的作用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而且给它扣上了一顶又一顶的侮辱性帽子。斯大林一直坚持他的这些错误。

南斯拉夫人民在粉碎法西斯斗争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始终没有停止过反对侵略者的英勇斗争。苏联同东欧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签订的第一个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的条约，就是 1945 年 4 月在铁托访问莫斯科期间同南斯拉夫签订的。斯大林曾同铁托会见过多次，并且和他进行过热情洋溢的交谈。由于举行了这些会议，决定把能够装备 12 个步兵师、2 个航空师、坦克旅和炮兵旅的军事技术和装备转交给南斯拉夫人民军。看来，友好关系在不断发展。有一大批苏联军事专家被派往南斯拉夫人民军中工作，也有成千上万的南斯拉夫军官派往苏联进修，联共（布）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之间的合作非常紧密，可是冲突却突然爆发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由于一系列当前问题（筹备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友好条约；南斯拉夫的一个航空团派往阿尔巴尼亚；季米特洛夫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关于将来建立欧洲人民民主国家联邦式邦联的原则可能性的声明）没有同莫斯科商量，结果激怒了斯大林。荣誉、权力、实力使他失去了理智。斯大林以为他不仅可以在自己家里，而且也可以在自己的盟友中发号施令。

斯大林建议进行有苏联、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三方参加的会谈。这次会谈于 1948 年 2 月 10 日在莫斯科举行，三十国家的代表团的首脑是：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和卡德尔。苏联参加这次会谈的还有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马林

科夫、日丹诺夫以及苏斯洛夫；保加利亚代表团中还有著名活动家科斯托夫和科拉罗夫；南斯拉夫的代表还有德热拉斯和巴卡里奇。会谈一开始，斯大林就非常气愤地对在对外政策问题上出现的分歧表示不满。他认为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所采取的某些措施都是“特殊的对外政策路线”。于是保加利亚人和南斯拉夫人就声明，这些责难是毫无根据的，对他们的指控是片面的。针对这些声明，斯大林突然提出了一项出人意料的关于有必要建立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联邦的建议。斯大林已经习惯于把他的愿望看作是决定，现在一下子明显地意识到遇到了反抗。无论是季米特洛夫还是卡德尔，虽然都没有在原则上否认结成联邦的可能性，但是他们却异口同声地回答说，建立联邦的条件，目前还不成熟。卡德尔声明，在国家的政治领导尚未作出决定之前， 他不能给予比较肯定的答复。习惯于作为国防委员会主席和最高统帅对任何事务都要进行干预的斯大林，多年来恐怕这还是头一次遭到了共产党人的反抗！真是闻所未闻！

斯大林火冒三丈！当他知道贝尔格莱德决定不忙于建立联邦并认为这个问题只是历史远景的时候，他一下子就爆跳起来了。

德热拉斯描述了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的代表团同斯大林进行谈判的情景。他回忆说，在季米特洛夫发言之后，领袖就对着季米特洛夫破口大骂： “胡说，您像一个共青团员一样，一味蛮干。你想要世界大吃一惊，好像您还是共产国际的书记。关于你们自己的事情，您和南斯拉夫人什么也不告诉我，这些我们都是从别处听到的，您就是要我们面对既成的事实！”(11)

对卡德尔，斯大林实际上是根本不让他发言的。斯大林虽然对他不像对季米特洛夫那样进行侮辱，但也同样恶狠狠地打断了他的讲话：“胡说！分歧是有的，而且非常深！你们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都讲了些什么呢？有关向阿尔巴尼亚派遣军队的问题，你们一点也不告诉我们！”(12)

卡德尔反驳说，这是得到阿尔巴尼亚政府同意的。

斯大林喊叫起来：“这可能使国际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化⋯⋯你们根本不征求意见，对你们来说，这不是错误，而是原则，是原则！”

德热拉斯继续写道：“过了三四天的一个清晨，我们启程回国，用车把我们送到弗奴科沃机场，没有举行任何欢送仪式，就把我们塞进了机舱⋯⋯这次谈判并不像一次对话。斯大林一下子就想把谈判者置于苏联加盟共

和国书记的位置上。

权力是能够腐蚀人的。个人专权使斯大林丧失了起码的自我批评精神。斯大林习惯于人们害怕他，服服贴贴，完全同他保持一致。因而他相信他的要求一定会被采纳。可是突然——遭到了反抗。

一时冲动的制裁行动相继发生了：苏联从南斯拉夫召回了军事顾问，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给南斯拉夫领导发出了措词尖锐的书信。铁托准备了一封经过慎重考虑并得到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赞同的回信。他驳斥了关于不友好的行动，关于托洛茨基主义的诽谤。他特别在信中写道：“我们中间不论是哪一个人，他们都热爱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他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也同样热爱自己的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5 月，他们收到了一封长达 25 页的莫斯科回信。以其沉着镇静和善于思考而闻名于世的斯大林，现在却不再对现实情况进行分析，竟随心所欲地行动起来了。自尊心掩盖了理智。一些机关根据贝利亚的倡议，迅速地收集了大量的“事实”，证明铁托和整个南斯拉夫的领导有“背离”和“变节”行为。而斯大林却没有理解到他已

经遭到战后第一次非常明显的失败

措施迅速升级。斯大林决定使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卷入争论。从莫斯科接连寄往贝尔格莱德的两封信，邀请南斯拉夫派代表团前往布加勒斯特参加情报局会议。南斯拉夫人很有礼貌地、但又很坚决地拒绝了这一邀请，认为这是干涉他们的内政，同时他们也表示了使关系正常化的愿望。

斯大林决定召开没有“被指控者”参加的情报局会议。但是，这已经是分裂了。1948 年 6 月 15 日，即会议前夕，斯大林审阅了日丹诺夫准备在布加勒斯特所作的《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现状》的报告草稿，亲自作了几处修改。日丹诺夫在报告的附言中写道：“报告全文已经过我、马林科夫和苏斯洛夫三人看过。”他们三人按照斯大林的决定来到了布加勒斯特。在日丹诺夫的报告中有这样一些论点：“造成目前这种局势的责任应由铁托、卡德尔、德热拉斯和兰科维奇来负。他们的手法来自托洛茨基的军火库。在共产党内不允许有这样可耻的、纯土耳其式的恐怖制度，对这样的制度应当予以消灭。南斯拉夫共产党一定会完成这一光荣任务的⋯⋯”

斯大林不仅失去了现实感，甚至宣称：“我只动了一下小指头，铁托就不再存在了。他就要倒下去了。”

尤其是日丹诺夫从布加勒斯特电告说，我们同科斯托夫、契尔文科夫、陶里亚蒂、杜克洛、拉科西、乔治乌——德治等同志进行交谈，从这些交谈中可以看出，所有的人“毫无例外地都站在同南斯拉夫不可调和的立场上”。施加冒充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大国压力，显然是为了向怒气冲天的独裁者讨好。斯大林废除了同南斯拉夫的友好条约，召回了大使，断绝了经济联系， 但未就此罢休。1949 年 11 月在布达佩斯召开的情报局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决议《南斯拉夫共产党是杀人犯和间谍当权》，这样就使冲突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成了中央书记的苏斯洛夫这一次却对条文进行了精心的“修改”。简直是要什么就有什么！把南斯拉夫的领导人比作希特勒分子，谴责他们是“间谍”、“同帝国主义结盟”，是“富农的蜕化变质”等等，南斯拉夫国内政治发展中具有独创的特点，采取了一些不同于斯大林模式的步骤，在斗争激烈的时候，南斯拉夫的领导又采取了强硬的态度予以回击，所有这些都被视为是“帝国主义走狗”的行径。甚至在今天也难以想象，斯大林的傲慢自负和大国主义竟使苏共（布）和其他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走得那么远！在整个这段历史上非常鲜明地留下了一长制具有极大缺陷的印记。

胜利和成功能鼓舞人们的斗志，失败和挫折却是人们英明的教师。在对待南斯拉夫和铁托问题上遭到失败的斯大林，如今面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显然谨慎了，聪明了。他知道，用那种傲慢自负、颐指气使的态度和大国主义的压力，连欧洲的一个小国也不能压服，如今，怎么能使亚洲的大国大党屈服呢？！他心里更明白，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成长起来的领袖和革命党，他们不信邪，不怕压，坚持真理，所向披靡，把那个号称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帝国主义赶出了大陆，建立了新中国，如今怎么会在压力下屈服呢？！所以，虽然时间过了还不到半年，斯大林在对待铁托的不同意见和对待毛泽东的不同意见上，却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采取了友好、尊重、平等协商、耐心等待的态度，甚至采取了把部下的秘密报告送给毛泽东的特殊办法，“决心赢得毛的信任与友情”。(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