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对刘少奇表示了极大的信任和尊重。他说：“新中国成立以 后，毛泽东即可来莫斯科。”

刘少奇和斯大林会谈了六次，前五次是交换意见，第六次是告别。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刘少奇首先向斯大林具体地介绍了中国的革命形势，用雄辩的事实和具体的数字说明了在中国发生的不可逆转的伟大巨变： 蒋介石是输定了，谁也不应该对蒋介石再抱任何幻想。刘少奇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现在已经基本上取得了胜利，用不了多久，就可获得完全的胜利。截止 1949 年 5 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解放了 290 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富庶地区，占全国总面积的 30％；解放区的人口已有 2.75 亿， 占全国总人口的 57％；解放的县城以上的城市，包括最大的城市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武汉在内，有 1043 个，占全国县城以上的城市的 51％。中国人民解放军从 1946 年 6 月起的三年来的战争中，消灭了国民党军队 550 万

人，国民党军队包括它的后方机关人员在内，现在只剩下 150 万人左右，其

中稍有战斗力的大约只有 20 万人。而人民解放军则己发展到 390 万人，其中

四个野战军 240 万人。人民解放军在 1949 年夏秋两季，可望继续解放福建、云南、贵州、四川、西康、甘肃、宁夏、青海等省。这样，就可以在基本上结束对国民党的战争。剩下台湾、海南岛、新疆和西藏，西藏须用政治方式去解决；台湾、海南岛与新疆须侍明年解放。除开军事上的巨大胜利而外， 我们也已取得了在政治上的完全胜利，所有中国的民主党派都站在中国共产党一边。

斯大林对刘少奇表示了极大的信任和尊重。他聚精会神地倾听刘少奇的谈话，听着听着，由衷他说：“好，好！”他对于中国革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对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等领导人在政治上的成熟给予了热诚地赞赏。他说：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应用到实际中去，中国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值得苏联学习。在过去，我们已经向你们学了很多，今后，还要加强这方面的学习。加强在马列主义基础上的团结。

刘少奇心里很明白：中苏虽都搞马列主义，斯大林关心中国革命，希望中国革命按照苏联的模式运行。而毛泽东不肯这样干。他要按照马列主义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办事，这就使斯大林产生了怀疑。怀疑影响行动，使苏联作出了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走钢丝”的决策。因此，在会谈中，刘少奇向斯大林详细地介绍了建立新中国的有关问题。

刘少奇说：将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成立中央政府。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不是由中国共产党一个党或少数几个党来发起和召集，而是由中国的一切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与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一起筹备与召集。政协筹备委员会已经组成。中国的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革命民族统一战线的为群众所熟悉的组织形式，准备使其成为经常性的组织，井在必要的地方成立地方的政治协商会议。全国的政治协商会议，准备通过各党派团体共同遵守的纲领，选举中央政府，发表宣言及制定新的国旗、国徽、国歌等。

关于国体与政体问题，刘少奇介绍说，它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工人阶级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工人、农民与革命知识分子的联盟，是这个专政的基础力量，同时，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和政治派别参加这个专政。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与列宁在 1905—1907 年革命中所提出的“工农民主专政”有其共同点，也有区别点。以无产阶级力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这是共同点。中国人民民主专政包括愿意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和派别在内，这是区别点。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形式，是人民代表会议制，这不是资产阶级式的议会制，而近于苏维埃制。但与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制也有区别。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是参加人民代表会议的。有人说：“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之后，或者说在实行土地改革之后，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便立即成为主要矛盾，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便立即成为主要斗争。”这种说法，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这将把目前尚能与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赶到帝国主义那一边去。这在目前的中国实行起来，将是一种危险的冒险主义的政策。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之后，劳资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并将逐渐地加紧起来。因此， 工人阶级要向资产阶级进行必要的和适当的斗争，才能保护工人阶级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利益。但同时，还要与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必要的和适当的妥协与联合，以便集中力量去对付外部敌人和克服中国的落后现象。在中国，从现在起到实行一般民族资本国有化，还需要经过许多步骤，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一段时间到底需要多久，还要看国际和国内的各种条件来决定。估计需要十到十五年。

斯大林很注意新中国的外交问题，刘少奇作了特别介绍。他说所有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包括在军事上的、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和文化上的控制权，均须彻底地加以摧毁。这个决定是载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是坚定不移的。今后的外交活动，将根据下列几项原则进行：（1）和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斗争，以便实现中国民族的完全独立；（2）在国际事务中和苏联及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站在一道，反对新的战争危险，保卫世界和平与民主；

（3）利用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4）在平等互惠的条件下，发展中国与外国的通商贸易，特别是发展与苏联及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贸易。

刘少奇说，各国在中国的外交人员，都不予承认，只当作侨民对待。这样执行的结果，可使人民感到中国已经站起来，中国共产党是不怕帝国主义的，也使我们免去许多麻烦。在新的中央政府成立以后，即发生和各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的问题，参加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与国际会议的问题。各帝国主义国家可能有一段时间不理，或提出一些足以束缚我们手足的条件来作为承认的代价，这当然不能答应。如各帝国主义国家采取承认中国新政府的政策，我们就准备与之建立外交关系，那时，希望苏联能在这些国家之前承认新中国。我们将采取一边倒的政策，和苏联一起站在反帝国主义阵营。刘少奇还提出，毛泽东准备在中苏建立外交关系时公开拜会莫斯科，希望苏联考虑时机和方式。关于苏联给予中国三亿美元贷款的事，按照斯大林同志的意见办，感谢苏联的帮助。

斯大林听得非常认真，频频点头，表示赞同，并说了许多动情的话。他赞赏新中国的国体、政体和各种政策、策略；明确指出，这标志着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完全成熟，并表示苏联将坚决支持新中国。他说：“新

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立即就承认。

1945 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那时是与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即可来莫斯科。待毛泽东到莫斯科后再解决这个问题。”

斯大林还解释说：苏联在旅顺的驻兵是抵制美蒋武装力量的自由力量， 既保护苏联，同时也保护中国革命的利益。斯大林说：“当时联共中央内部决定，一旦对日和约签订后，美国从日本撤兵，苏联可以考虑从旅顺撤兵。如果中国同志要求，苏军现在就可以撤兵。大连政权应与东北政权统一，现在大连港口应为中苏两国所利用。实际情况也是如此。”

在会谈中，刘少奇和斯大林对某些具体问题达成了初步的、口头的协定。如在聘请苏联专家到中国帮助经济建设、派中国留学生到苏联学习、在医疗卫生方面合作互助等问题上，都取得了一致意见。根据中国恢复生产建设的需要，签订了关于苏联专家到中国工作的待遇条件协定，初步议定选派各行各业的专门人才，分期分批地赴华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