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脚踩两只船，继续走钢丝：一面派罗申大使随国民党政府去 广州；一面派柯瓦廖夫到北平，拜会毛泽东。

斯大林沉着老练，善用智谋，城俯很深，处变不惊。有许多一般人感到十分棘手的难题，到他的面前变得不难。他往往用极简炼的语言，甚至在谈笑之中，点出本质，化解难题。

有一次，他正和莫洛托夫等人谈论中国革命的形势。这是他当时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他曾表示“支持蒋主席统一中国”，而蒋家王朝却快要完蛋了；他不同意中共打人民解放战争，然而中共即将取得全国的胜利。面对此情，该怎么办？斯大林多时也拿不出好主意。

这时候，莫洛托夫拿出了苏联驻南京国民党政府大使罗申的报告和请示，要求斯大林表态。罗申大使的材料，详细地叙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久将渡江南下，南京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内部倾轧、土崩瓦解的情况，并说

他们已得到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的正式照会，宣布中华民国政府将迁往广州， 要求各外交使团随行。此事关系重大，罗申请求指示。

这是个十分敏感的难题。一个国家大使馆的去留，标志着一个国家对驻在国政权的基本态度。当时的中国，形势已经明朗化：原有的南京国民党政府行将垮台，中共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政权即将诞生。因此，连多年来一直支持国民党政府的美国、英国、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都让自己的驻南京大使馆原地不动，以便争取与中共接触。美国的上上下下，为此也颇费运筹，考虑再三。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其自传中写道： “政府为保持其声望，自然要求外国使团迁往广州，在法律上，我们都被委任给它，所以也应该合乎体统地跟它到‘临时首都’去。”但是，司徒雷登并没有“合乎体统地”跟着国民党政府到广州去，⑤而是多次和他的北大西洋条约国家的同事们反复讨论“去与不去”的问题。在 1 月 19 日的一次会议上，他们一致同意向他们各自的政府建议，如果中国政府在事实上迁往广州， 每一位大使就从其下属中选派一名高级官员随往，可能的话，再伴随其他一些人。从未来的角度看，大使本身要原地不动，以便继续保持接触。⑥这个建议与上十月由美国国务院起草的应急计划是一致的。⑦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沃尔顿·巴特沃斯在给代国务卿的备忘录中说，如果司徒雷登大使从南京撤出，看上去就像美国倾向于继续支持中国国民党，并由此使美国失去在共产党统治地区的位置。“如果美国要在这些地区保护自己的利益或促进这些利益，就必须有官方代表和这些地区的中央统治当局进行接触。”⑧美国国会中有人对此不满，严词指责。杜鲁门总统经过再三考虑，最终批准了关于司徒雷登在南京原地不动的决定，但要和北大西洋条约国家同步。⑨

斯大林不顾苏联驻华大使去留的影响，悍然决定派罗申大使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在外交上造成了苏联继续支持国民党政府的现象。这一现象， 由于其宫各国的大使都未随着迁往而特别突出，成了国际上认为斯大林在中国政策上左右摇摆的重要依据。

但斯大林有他独到的办法。在指示罗申大使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的同时，他又让苏联铁道部副部长、中长铁路苏方负责人柯瓦廖夫等人从东北来到北平，带着苏联驻北平总领事馆的负责人齐赫文等人住在北平香山附近， 要求拜会毛泽东。

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接见了他们。他们祝贺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的伟大胜利。毛泽东用共产党人的同志热诚，向他们介绍了人民解放军的战略部署，进军计划，以及对战局的展望和对结局的估价。他说，人民解放军将渡江南下，解放江南。只要不出现意外变化，或意料不到的复杂形势，胜利是有把握的。至今为止，尚看不出会发生什么特殊的意外。例如，我们下允许美军在秦皇岛登陆，也不许他们的舰队靠岸，结果，他们溜走了。在天津郊区，美军出城试探了一下，与我们的武装力量发生了一点冲突，打了几下， 他们就缩回城里去了。在青岛郊外，美军也出来过几次，但一受冲击就龟缩到城里去了，不久，便把他们的兵舰撤离了青岛。至于其他港口，如烟台、威海等地，就没有遇见美舰。所以，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出美军有想同我们交锋的意图，也未看出他们有阻挡我们前进的征候。现在，我们比较有把握地进行着战争，推行着我们的政策。胜利终归是属于我们的。⑩在谈话中， 毛泽东特别指出：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与任务和当年苏联十月革命不尽相同；但中国革命不会停止在目前阶段，而是要继续深化，向前发展的。(11)

柯瓦廖夫利用苏联医生阿洛夫的电台，不断地向国内报告毛泽东和中共的言行。斯大林得知上述情况，非常高兴，指示柯瓦廖夫重申他邀请毛泽东或其他中共领导人在方便的时候，访问莫斯科的意愿。

毛泽东闻讯十分高兴，决定委托刘少奇代表他率中共代表团访问苏联， 和斯大林先行会晤，并由柯瓦廖夫陪同前往。

中共中央批准了毛泽东的决定，于是中苏两党高级会谈的准备工作便在加紧进行。

在中国国共两党和两军进行生死搏斗的关键时刻，斯大林采取脚踩两只船的自相矛盾的走钢丝政策，给中共和中国革命造成了相当的损失和困难； 然而，由于斯大林那老练的技巧，机智的策略，并没有激怒毛泽东，反而使毛泽东有了好感，当作“苏联同志的策略”，以至美英外交界惊呼：苏联对中共以没有外交关系作为拒绝打交道的政策持完全支持的态度。基于和中共没有外交关系的理由，苏联关闭了它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城市中的领事馆。(12) 同样的，当中共占领故都南京时，苏联大使早已随国民党政府南下广州。这些步骤非但未被看成是对中共的冷淡，反而在某种程度上作为恰当的外交举动，显示出它与中共在观点上的一致。(13)

英美的猜测未必符合实际，但新中国的诞生，惊天动地却是事实。此情此景，却恰如毛泽东在一首词《念奴娇·昆仑》中所描述的：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 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注释：

①《斯大林全集》第 10 卷第 46—47 页。

②《斯大林全集》第 9 卷第 47—48 页。

③〔苏〕德·安·沃尔科戈诺夫著《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第二卷，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0 年 8 月版第 534 页。

④《苏联对外政策》，1947 年莫斯科版第 5 卷第 598 页。

⑤约翰·莱顿·司徒雷登：《在中国 50 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纽约：兰德姆

豪斯 1954 年版）第 216 页。

⑥⑧⑨《美国外交文件》1949 年第 8 卷第 659 页和 665 页，第 667—668 页。

⑦《美国外交文件》1948 年第 8 卷第 859 页。

⑩(11)师哲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 12 月版第 390

—392 页。

1. 《英国外交文件集》371/75754F7099。另见《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 年第 8

卷第 1291 页。

1. 参见艾伦·劳伦斯著《1949 年以来的中国外交事务》（伦敦：劳特利奇——

   基根·保罗 1975 年版）第 2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