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手工业立法

古代传统手工业立法主要是指国家政权对于官、民手工业的控制和管理的相关法律制度，以及对手工业者合法地位的法律制度。由于制盐、酿酒、矿冶、铸钱等方面的手工业立法已包含在专卖法、矿冶法、货币法中，本章不再做重点介绍。本章主要介绍有关组织、陶瓷、军器、营建等方面手工业立法的大概内容。

第一节 手工业立法的产生

商、周百工制

手工业是人类第二次社会大分工的产物，从考古发掘中可以看到，早在三四千前商周时代，手工业技术已达到了很高水平。如精美的青铜器皿、玉石雕刻、陶器等，说明当时手工业已是高度专业化了。传说中夏商朝代，专门有几个氏族是从事手工业的，这些氏族日后成为“百工”的来源。

从一些史料来看，商周时代处于“工商食官”时期，手工业生产由国家垄断。按儒家经典《周礼·考工记》的说法，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族、农夫、妇功为国之六职。百工仅次于士大夫。百工的管理者为朝廷的冬官司空。百工在西周受到法律的优待，因为百工为统治者创造各种用品。商周时期商品经济尚不发达，社会一般成员很少依靠市场交换得到手工业产品，手工产品主要是供国家使用的，如祭奠和随葬的青铜礼器、出行的马车、作战的兵器、行礼的乐器、贵族王公的服装等。周初，周公发布禁酒令《酒诰》，其中特别规定：“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杀之。”工匠饮酒予以宽贷不杀。

西周法律体系主体仍是习惯法，因此还没有完整的手工业的法规。《考工记》被百工分为攻木之工（有七种）、攻金之工（有六种）、攻皮之工（有五种）、设色之工（有五种）、刮磨之工（有五种）、搏埴之工（制陶，有两种）六大类，三十种，分工已极为精细。至于大量的辅助工作者可能都是奴隶。按儒家经典《礼记·月令》的说法，在春天最末一个月由工师检验各作坊，规定不准有奇技淫巧之作，以免玩物丧志。到秋季最后一个月，“霜始降，则百工休”。到冬天第一个月，工师考核一年的生产情况，按产品上刻勒的工名进行验收，如有不当，必治其罪。

春秋战国的工官

春秋战国时期，工商食官局面被打破，出现了官私手工业并存的情形，一般习称社会结构为“士、农、工、商”。手工业真正实现了独立，私营小手工业者，“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在市场上出卖产品，换取衣食。“技艺之士，资在于手”；而富商大贾大规模经营盐铁业致富。同时，各诸侯国统治者为了满足征战、奢侈品消费品的需要，大量设立官营手工业作坊，建立严密制度。官营手工业的规模大大扩大了。一般分为主造、监造、工匠三层责任负责，如武器制造，主造为中央地方各武库的工师、冶尹、左右校等官员；监造为相邦、司寇等工场所在地行政军事长官；具体制造者为工匠，称工，一般都必须在产品上勒名，有质量事故即须以法律处罚。春秋战国时代，官手工业作坊规模扩大是大量使用罪犯刑徒、奴隶劳动力的结果。

专业工匠仍世传其业，也许就是原百工之后。最早的手工业立法就在这一时期产生。

秦国《工律》—最早的手工业法规

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手工业法规，是云梦出土的秦竹简中保留的秦国《工律》《工人程》《均工》，此外在《徭律》《效》《司空律》等律中也有一些有关工业的法律条文。从这些法律及有关史料来看，秦官营手工业由朝廷内史总管，各地方行政长官监管，官营手工业具体管理官员有工官、工师、太官、啬夫、右府、左府等。劳动力大多为官府奴隶与罪犯刑徒，工匠负责技术指导。其法规的主要内容是：

一、官营手工业作坊必须遵循上级指令，不可自由生产。秦律规定，非原计划本年度应生产、朝廷也没有“命书”特别指示而擅自生产其他器物，工师、丞各罚两甲。官营手工业的产品并不投放市场，直接供国家使用。

不允许主管官员自行组织生产，妨碍朝廷的用途。

二、建立详密的考核制度。秦律中反映出秦的考核制度相当详细。如规定在例行考核中成绩分为上、中、下三等。如列成绩下等，罚工师一甲，丞及曹长一盾，直接制造者徒众，罚穿联甲札的绦条二十根。连续三年评为下等，罚工师两甲、曹长一甲，徒众绦条五十根。考核以产品的质量、数量为准，如造大车质量评为下等，罚司空啬夫一盾，徒笞五十。

三、产品的规格、质量必须统一。《工律》规定：“为器同物者，其小大、短长、广亦必等。”并规定产品统计时，不同规格的产品必须分别列账目。

凡官营手工作坊出产的产品必须铭刻所制造官府的名称、工匠姓名。不能铭刻者，以黑色或红色漆书写。未铭刻者，罚官啬夫一盾。

四、规定生产的定额。秦律专有《工人程》一篇，规定劳动者的生产定额、劳动率标准的计算等。如规定工匠、刑徒、官奴的每日生产定额，冬天比夏天降低，“赋之三日而当夏二日”。做零活的女奴两人相当于工匠一人，定期服役的女奴三人相当于工匠一人，小奴隶（男身高六尺五寸以下，女身高六尺两寸以下）五人当工匠一人。然而从事刺绣的女奴、女工一人相当于男子一人。凡有专门技能的奴隶要集中至官营手工作坊服役，不能用于官府打杂。新工匠第一年定额为老工匠的二分之一，第二年相等。

工师必须很好地传授技艺，曾做过工匠的必须在一年内学会，未做过工匠的必须在两年内学会。提前掌握技术者有赏，而至期限仍不能掌握者上报。

秦国的这些手工业立法相当复杂，说明工官组织受到高度重视。这些立法保证了工官能制造出大量精良的兵器、甲胄车辆供应秦国军队，也制造出了像秦始皇陵兵俑、随葬铜车马那样精美的工艺品。这些立法也基本划定了后世手工业立法的基本范围。

第二节 汉唐手工业立法

汉代手工业法

西汉手工业制度基本沿袭秦制。中央由九卿之一的少府负责，下设考工室、若庐、织室、东园匠、尚方等机构。分别经营器械、兵器、纺织品、陵园器物、禁器物的生产供应，直接掌握手工作坊。以后又设将作大匠，主管宫室营建。在地方各郡分别设立盐铁官、工官、服官等官营手工作坊。

盐铁官营后，铁官各郡皆设，并规定地方官营手工机构全属中央大司农管辖。

工官是从事各种杂项工艺制造的手工作坊，如怀县、广汉、成都三地工官大量生产漆器。服官是专门织造文彩绢帛的手工作坊，如临淄设三服官（三服：冬服、夏服、冠戴用的首服），工人达数千人，专门生产宫廷贵族的服装。

生产技术水平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产品极为精美。如长沙马王堆出土的素纱蝉衣，仅重49 克，就是服官产品。东汉的制度略同。

对于私营手工业，就目前看到的史料，汉代似乎还没有具体、明确的法规。秦汉之际，私营手工业极为兴盛，社会上普遍认为：“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豪民主持的手工业在经过盐铁官营、告缗令的打击后，大为衰退。在告缗令中还有一条是针对一般手工业者：“诸作有租及铸，率缗钱四千一算。”即以手工业制品的毛利估算，征收3％ 的税。但对民间手工业者的管理控制似乎还未明确为法令。

魏晋南北朝手工业立法

一方面，经过东汉三国战乱，社会商品经济衰退，随之而来的是官营手工业更为发达，官府对手工业者的统治更为严密；另一方面，男耕女织家庭手工业的发展，也缩小了私营手工业的市场。私营手工业（除了豪民之外）日益衰退。

这一时期各个朝代基本上沿袭秦汉的制度，中央仍由少府（北魏改称太府）负责官营手工业，下辖左、中、右三尚方，并设置各行业的手工作坊，为朝廷生产各种物资。

魏晋南北朝时期官营手工业工匠的法律地位比之秦汉大为下降，百工降为依附于官府的匠户。匠籍制度开始形成。北魏政权是由鲜卑人建立的，他们入主中原之初，曾大量掳掠汉族工匠。398 年，北魏太祖徒百工伎巧十余万口以充京师；446 年，北魏太武帝下令徒长安城工巧两千家于京师。这些工匠成为北魏官营手工作坊的主要劳动者。北魏法律禁止私人占有工匠。

444 年，北魏太武帝下诏，王公贵族及遮民百姓不可私养工匠，一律送官府作坊，当年2 月15 日之后仍私藏工匠，工匠处死，主人门诛（满门抄斩）。

直到北齐，这一法律仍然有效，当时的一个官员毕义云就因私藏工匠在家织锦、造金银器物而被关押。工匠仍被称为百工，北魏规定百工的子孙只能“习其父兄之所业，不听私立学校。违者师身死，主人门诛。”百工子弟不可读书，更不能与士民通婚。北魏463 年诏令规定：皇族、高级官员、王公、侯伯贵族以及士民之家，都不得与百工伎巧、卑姓为婚，犯者加罪。

与北朝对峙的南朝也同样规定工匠的身份世传，不同于一般的编户百姓，不得通婚。其中南朝萧齐朝在494 年下诏规定：细作、中署、材官、车府等机构的工匠都无须全年服役，每年轮流为官府服役，开了后世轮番匠户的滥觞。南朝萧梁时，又因工程营建繁多，官府工匠不敷使用，实行和雇，即雇用私人手工业者，付与工资雇价，开雇匠制度先河。北周也几乎在同时规定了工匠“六番”服役，即每年上番至官府手工作坊服役两个月。

这些制度为隋唐所继承。

唐代手工业法

唐朝官营手工业组织机构比前代稍有变化。中央尚书省工部、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都掌管手工业作坊。其中工部掌百工人役，将作监掌管工程营建、土木工匠，军器监负责兵器制造。少府监最为庞大，下设中尚、左尚、右尚、织染、掌冶五署，分别供给朝廷宝器、服饰、车舆、鞍马等物资。

在地方上，由各道州府设立的官手工业坊称为“作院”。

唐朝官营手工作坊的工匠人数相当多。唐中期成书的《唐六典》记载，少府监有工匠一万九千八百五十人，将作监有工匠一万五千人。唐朝官府工匠分为三种：第一种称“长上匠”，即长役无番工匠，一般身份为官奴婢或官户（前代官奴婢的后代，户籍系于所隶属的各官府，是贱民）。第二种称“短番匠”，大多也是官户，但也有很多从诸州独立手工业者中挑选点检“材力强壮，技能工巧者”，被点中者即子孙相承，每年轮流上番服役，一番为一个月，后改为二十日。稽留不赴者，一日笞三十，三日加一等，罪止杖一百。第三种是“和雇匠”，也称明资匠，官府出资雇用民间匠人，法定雇价为每日绢帛三尺。并曾规定和雇应先依时价付予雇资。此外，官营作坊的一般辅助劳动力来自隶属于工部的工户（贱民，仅高于奴婢一等，与官户相等）和被判处徒刑的罪犯。京师罪犯送将作监作工，女犯送少府监缝作。对于工匠要技术培训，各按工种不同而明确定有期限，功多而难者，限三至四年内学成，其次为两年，最少为四十天。

唐朝手工业者的法律地位仍属贱民，规定：“工作贸易者为工”，即自己生产、出卖产品的手工业者，“不得预予士”，不可担任官职。而官府长上匠、官户、杂户、工户更是低人一等。

官营手工作坊的产品数量、规格都由主管机构指定，唐律规定，凡有所兴造，应言上而不言上、应待报而不待报，各计庸（所耗人工费用）坐赃论，减一等处刑（价值一尺笞四十，五匹以上加一等）。如上报工时，耗用原材料财物不实，笞五十。如已损耗，并计财物价值及所费人工费用，计赃论罪。

《唐律疏议·擅兴律》“工作不如法”条规定，如官营手工作坊产品不合规格，工匠笞四十。质量太差应返工重做者，并计所在不任赃、庸，坐赃论减一等，如是供宫廷使用的物件，加重二等处刑。监当官司，减三等处刑。主管官员私自役使工匠造作，计庸值计赃准盗论，价值一尺以下笞五十，五匹杖一百，三十匹流三千里。工匠修缮、营造有所损坏以致出人命者，工匠徒一年。毁坏误伤人者无论。

为保证产品质量与明确责任，唐律规定，公私手工业工匠的各类产品都必须按官府统一式样制造，题刻或书写工匠姓名、制造年月。私人手工业者的产品未经刻写匠名不可出卖。如出卖不合标准的产品，买主可退还；如以假冒、伪造产品出卖，官府可没收货物。

第三节 宋元手工业立法

宋代手工业立法

宋代手工业立法大多沿袭唐代，中央仍由少府监“掌百工技巧之政令”，下设文思院、绫锦院、染院、裁造院、文绣院和诸州铸钱监。将作监，“凡土木工匠版筑造作之政令总焉”，下设修内司、东西八作司、竹木务、事材场、窑务、丹粉所、作坊物料库、帘泊场等机构。军器监“掌监督缮治兵器什物，以给军国之用”，下设东西作坊、作坊物料库、皮角场等。宫廷内加有造船务、内酒坊、御前军器所等机构，在地方上设地方性的官手工作坊，如绫锦院、绫绮场、织绫务、织官、锦院等。官营手工业作坊的经营管理制度与前代类似，原料大多来自农民的赋税，以及对私营工商业的税收。产品也大多供宫廷与行政支用，并不投放市场。

宋代手工业法的特点之一是：绝大多数在官府服役的工匠都是有偿劳役。宋代官营手工作坊工匠的来源分为五种：

1．军匠、兵匠。宋朝常常将厢军士兵转为官营手工作坊的劳动力（宋代厢军大多是刺配的犯人，一般担任地方警戒，并提供各种杂役）。有技艺的士卒则称为军匠、兵匠。北宋初年，四川绫锦院有兵匠一千多名。南宋初在临安兵匠有三千七百人，东西作坊工匠二万人，杂役兵士五百人。

2．招募、投充。宋代朝廷往往招募有一技之长的工匠到官手工作坊长期服役，工匠也可自愿投充。如投充官府铸钱监的工匠可不刺军号（厢军士卒、军匠和兵匠都刺军号），每日支取工钱二百五十文，米二升。

3．鳞差。宋代朝廷将民间手工业者按行业置簿登记，编为“行”，设行头（如同农民的里正、坊正）管理，每有鳞差征发工匠为官府服役，称为“当行”。当行的工匠由所役官司优支雇值。

4．“和雇”。这与唐代一样，雇用民间工匠为官府短期服役。

5．罪徒。这也与唐代一样，宋朝被判徒刑的罪犯往往发至作坊服刑。

以上除了罪徒之外，军匠、投充匠、当行匠和雇匠都有雇值与月粮。

如御前军器官的长役工匠，每月支月粮二石，添支钱八百文，每日食钱一百二十文。春冬衣钱也依例支给。新拨充的兵匠别立一等，月粮一石七斗，每日食钱一百文。对于能加倍完成定额的工匠有赏。和雇与招募的工匠雇值更高。此外，各作坊每年还按技术水平，对工匠实行评等，分上、中、下三等，按等级发放月粮食钱。

宋代手工业法的另一特点是：力图控制民营手工业为国家服务。如在矿冶、煮盐、酿酒行业中采取承买制，由富商出资向官府承包利润，或抽实物税（如矿冶实行二分抽分，官收十分之二）。也往往对产品实行“和买”，征购部分以至全部。其次，往往由官府发放原料，支给一定雇值，发派生产任务给民间手工作坊，限期取回产品。

元代匠户制

元朝在征服扩张过程中，对于拒不投降的城市往往采取屠城政策，只是规定“惟匠者免”。城破之后，掳掠全城托业工匠聚之京师，分类置局，或就地设局，建立官营作坊。如1236 年，括中原民匠七十二万户。1275 年，拨江南民匠三十万户。1279 年最终灭南宋之后，又籍人匠四十二万。这样，随着军事征服，元朝在掳掠大量技术工匠与劳动人手的基础上，建立起一整套远超前代的官手工业体系，并以征服者的姿态，控制了社会上残留的民间手工业。

元朝官营手工业规模极为庞大，仅中央工部、将作院、大都留守司、武备寺、徽政院等机构所属的局院场务就达三百一十三个，遍布于各地，种类繁多，无所不包。如毡局、绣局、绫锦局、毛缎局、罗局、尚衣局、御衣局、铜局、铁局、银局、玛瑙局、大木局、小木局、石局、竹作局等。又特在大都、上都、真定、平江、杭州、建康等二十多处设织染提举司、织染局。朝廷又设诸色人匠总管局、诸司局人匠总管府，总掌百工技艺，统一调配工匠。

元朝将原掳掠来的数以百万计的工匠编为“系官人匠”，作为官府手工作坊的劳动力。系官人匠具有严格的封建隶属关系，匠户子孙世袭其业，其婚配也受官府约束。元朝实行“匠不离局”，匠户不属于普遍的州县户籍，而隶属于所属局院。匠户可免除一般的差役，“充匠除差”，一丁入局，免除全家丝钞。匠户全家的口粮、衣装也由国家支给。口粮一般每月四斗，最少为两斗五升。家属口粮以四人为准，四人以上仍给四人口粮，四人以下按实际人数发放，大小人口有不同标准。一般粮半年一支，衣服冬夏两季一支。匠户在官府服役别无雇值，是无偿劳役。

隶属于蒙古贵族的工匠称为“投下工匠”，待遇比系官人匠略好。

此外，独立手工业者称为“民匠”，编成特别的户籍，遇有造作，轮番征发服役，“拘刷充役”。他们在服役期间，也支给口粮工价。

元朝匠不离局的制度，使大量手工业工匠丧失自由商品生产者的地位，导致了生产力的衰退。而就元代朝廷本身而言，要负担如此众多的工匠及家属的口粮，也是财政一大累赘。匠户可免差役，很多民户窜籍匠户以逃避差役。因而元中期以后，朝廷逐渐允许工匠在局役的空余时间独立支配，进行商品生产，对于工匠的口粮发放也逐渐改为验工与粮，并停止拘刷工匠；相反，朝廷多次清理系官人匠，窜名匠户者复为民户，匠户富强者、手艺平常者也还民当差，仅留下技艺精绝者留局。

元代《通制条格》

现存元朝法律《通制条格》中，专有《营缮》一篇，有“造作”门，共二十七条，集中了官营手工业方面的法令条格。其主要内容有：

一、任何营造都必须有“视其日月，计其工程，日验月考”，做出计划，定出期限，不得有误。除了扣除夫匠病疾、雨雪妨工之外，拖延过限十分之四以上，局官决二十七下，十分之四以下决十七下，十分之二以下罚俸一月。

监造官要经常点校。已规定建造、制造的产品，不得擅自变化。

二、造作原材料必须经过预算，不能虚冒支领，材料发放由总司官汇同当该官吏一一照算验收。完工后多余的原材料必须在十日内还官，限外不还，以隐盗官钱法科罚。

三、匠官、头目、堂长人等，每日绝早入局，监督工匠工作，抵暮方散。局官也必须每日巡视作坊，提调官按月点检。各地局院必须每季向工部呈报进度，年终结算，如质量上等，按期完成，官员定夺迁赏；质次期晚，提调官吏、局官依律责罚。

四、禁止在局工匠聚众闹事，煽动人匠不入局工作，耽误工程，要“痛行断罪”。但提调官也不能非理骚扰，取要饮食钱物。

第四节 明清手工业法

明代匠户制度

明代沿袭元朝制度，官营手工业规模仍十分庞大。工部、内府、户部、都卫司等都有属于本系统的作坊。其中以工部为主，下设营缮所、宝源局、皮作局、文思院、织染所等机构，所控制的工匠有三十多万人。地方各省也设有官营手工作坊。浙江、南直隶等八省就有二十二个织染局。南京织染局织机达三百多张，工匠三千多人。官手工业的主要行业除了传统的织染、军器、建筑、铸钱、矿冶之外，制瓷、造船等行业也达到了相当规模。

尤其制瓷业，在景德镇设御器厂，有官窑五十八座，工匠数百人，辅助工役达千人以上。

明代将全国所有的手工业者都编为匠户，不得自行变更，世袭为业。

明律规定私自改变户籍、诈冒脱免、避重就轻者，杖八百，其官司妄准及变乱翻籍者罪同。匠户户籍仍由州县管辖。编入匠籍的工匠与军、民、灶户一样负有服役义务。匠役为官营手工作坊提供了主要的劳动力。

明代匠户主要分为住坐工匠、轮班工匠、雇募工匠三类。

住坐工匠是由民间征集而来，分为军匠、民匠，前者隶属军籍，属于军事系统都司、卫所；后者隶属于工部，大多集中于京师，为朝廷内府及工部直属机构作坊服役。留在地方上官营作坊长役的称“存留工匠”。住坐工匠一般每月上工十日、歇工二十日，工部支给月粮，一般三至五斗。以后逐渐改为支银。住坐工匠本人免差役，并可免除一丁差役。住坐工匠逃亡，一日笞十，五日加一等。

轮班工匠是将全国各地编入匠籍的工匠分为若干班，轮流上班至京师服役。一次服役为三个月。明初规定按各行业不同需要，分别为一至五年为一班。以后改为一律四年为一班，一班为三个月。轮班工匠是无偿服役，不但上工之日没有代价，连往返京师的盘费也要由自己负担。服役工匠之家可免两丁差役。匠户当班做工未满而逃回，并行治罪。明律规定：匠户承差而稽留不著役，一日笞十，五日加一等，罪止笞五十。提调官吏故纵同罪，受财以枉法论（一贯杖七十，至八十贯绞）。入内府及承运库工作轮班匠不得易名顶替，雇人代役。违者与代替者各杖一百，雇工钱入官。

在官营手工作坊工作的还有雇募工匠，如南京、苏州、杭州的织染局，景德镇的御器厂，都因为派织、派造的数目大，原有存留工匠不够，因此雇募民间工匠来从事专业技术要求高的工作。如景德镇御器厂就雇募烧造敲青、弹花、祷背、龙缸等高手，由官给工食。一般日给银二分五厘，龙缸大匠、敲青匠日给银三分五厘。

官营手工作坊的辅助工役称为“夫役”，一般规定为一匠五夫。夫役主要来自被征发杂役的农民以及囚徒。

明匠户制沿袭元朝野蛮、强制性的剥削制度，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工匠不断逃亡。明初三十多年中，南京的工匠逃亡了四分之三。

1450 年，北京逃匠已达二万四千人。军器局军民匠也逃亡了一半多。匠户制度已难以维持。1485 年，明朝廷下令，凡轮班工匠有愿出银代役者，南方工匠每名每月出银九钱（三个月班役共二两七钱）、北方工匠出银六钱（三个月班役共一两八钱），无力出银者依旧上班。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1562 年，明朝廷正式下令一律以银代役，实行“匠班银”征收制度。按旧规四年一班、每班征银一两八钱，折为每名工匠每年向官府纳银四钱五分。

轮班工匠输银代役后，仍属于匠籍，有时仍被官府征发或被官府派役工作。

住坐工匠仍不能解除现役，但人数已大大缩减。官营手工作坊劳动主要由雇募工匠承担。

明代《工律》

明朝手工业制度相当严密，并都伴有严厉的刑罚。明代法典《大明律》

中专有《工律》，是主要的手工业法规。其主要内容有：

凡军民官司有所营造，都必须经上级批准。未经上级批准而非法营造，各计所役人数、计工值坐赃论，城墙倒塌、翻修房屋则不在此限。营造计料、申请财物及人工不实者，笞五十。若已费财物人工，并计所耗财物价值及所费人工钱坐赃论。

凡工匠造作不如法，笞四十。制造军器、织造缎匹质量粗糙不合规格，各笞五十。若不堪使用应返工者，各并计所算损财物及所费人工，罪重者坐赃论（一贯笞二十，罪止徒三年）。如是应供奉宫廷之物，加二等处刑；局官减工匠一等处刑；提调官又减一等；并且工匠必须赔偿官府的损失。

凡造作过限，如缎匹、军器、工匠违限不纳十分之一，笞二十，罪止笞五十。局官减工匠一等，提调官又减一等。如是因局官供应原材料不及时而造成延期，局官笞四十，提调官减一等，工匠免予处罚。

凡造作局头目、工匠，多领物料归己，为“冒破物料”之罪，计赃以监守自盗论（一贯杖八十，四十贯斩）；追物还官；官吏知情不举，同罪处罚；不知情而失察举，减三等，罪止杖一百。

凡主管官员将自己物料夹带送局加工制作，杖六十；物料入官，工匠笞五十；官吏知情不举与同罪；失觉察减三等。

凡官营手工作坊专为宫廷生产的产品式样，民间工匠不准造作出卖。

如民间织造龙凤纹的宁丝、纱罗出卖者，杖一百，缎匹入官。机户及挑花工匠同罪，连当房家小起发赴京，充作局匠（住坐工匠）。又如在江西禁止民窑烧造官样青花白地瓷器发卖，违者正犯处死，全家谪发口外。在1446 年，又严禁民间私造黄、紫、红、绿、青、蓝、白地青花瓷器，首犯凌迟处死，没收家产，家中丁男发边卫充军；知而不告者连坐治罪。

明代官营手工作坊生产管理落后，产品又不投入市场，经济效益极差。

如景德镇御器厂烧造御用瓷器“百选一二”，每件瓷器耗费成本几乎与银器价值相近。1600 年，御器厂上供瓷器二十三万五千件，费银达二十万两。

御器厂日渐衰退，官矿生产也不景气，1581 年朝廷下令封闭全国规模最大的官铁冶场—遵化冶铁局。官营织造局也不断衰败，明末除了南京、苏州、杭州三个织染局外，其余织染局均告封闭。上贡的缎匹“贸易以充”。

官营手工业的衰败，迫使明朝廷逐步放弃自给自足的官营体制。织造行业采取了“民机领织”的办法，将官营织染局的织染任务分派给原设局地区的民间机户承担。又如制瓷行业采取“官搭民烧”的办法，将朝廷所需的瓷器分派给民窑承烧。名义上，民机领织、官搭民烧都是有偿的，由官府支付工价银，具有官府定购的性质。但实际上工价的议定往往官府一言定价，工价极低。如景德镇御器厂自烧大样瓷缸，一口估价银五十八两五钱，二样瓷缸一口估价银五十两。而官搭民烧的大样瓷缸，一口仅估价银二十三两，二样瓷缸一口估价仅银二十两。而且产品都须经官检验，百般挑剔，成为民间手工业的沉重负担。

清朝手工业法

清军入关后的第二年，即1645 年，清政府正式下令废除了匠户制度，取消了匠籍。但原匠户承担的匠班银仍照旧征收。1722 年实行“摊丁入地”赋役制度改革时，规定各省匠班银也一齐摊入地丁银中。延续千年之久的匠役制度彻底废除。

清代官营手工业比之明代，规模、范围要小得多。除了军器及宫廷特殊需要之外，大量采取了征购、订购的方式来满足朝廷的需要。仅在江宁、苏州、杭州、北京的织染局仍保持较大规模。清初江、苏、杭三局共有织机两千张，比之明朝有所扩大，然而同一时期，民营织染业发展更快，仅江宁民间织机已达上万张。清朝景德镇御器厂正式官匠仅二十余人。各局、厂的劳动力主要是雇募匠，并都规定了明确的雇值。如织染机匠，一个月给口粮四斗，工价则各随工种技术而不同。苏州织染局机匠工价，缎纱花机每日工银一钱五分，缎素机每日工银一钱三分五厘，挑花匠、画匠月工资银二两，倒花匠月银五钱。在计时工资之外也有计件工资，如帕子丝九七折净，每两样络工银一分。车匠、染匠、牵边工等都按件计酬。

明清民营手工作坊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在丝织业机户与机工之间形成了较为自由的雇拥剥削关系。棉纺织业、染坊、踹坊中也形成了类似的雇拥关系。苏州当时有踹坊（加工棉布，使之紧密光滑，便于染色）四百五十家，雇用的踹匠达一万人以上。在烧窑、造纸、矿冶等行业都出现了自由雇拥的作坊。清代的一些地方性法规逐步规定了一些制度。

1734 年，苏州府在机户（作坊主）的要求下，公布文告，镌刻碑石，“永禁叫歇”，禁止工匠结帮叫歇（停工）。如有机工挟众叫歇，要求增加工资者，许地邻、机户人等，即时扭送地方审明，比照把持行市律究处（杖八十），再枷号一个月示众。

1720 年，苏州府发布文告，对踹匠进行整编，依照保甲法，规定踹匠每五人互保，取结册报，一人犯律，四人同罪。并规定踹匠只能日则作工，夜则关闭在坊，不得出坊上街。入坊踹匠必须有人担保，申报来历。

此外，清各地方官府往往限定工资。“永禁叫歇”文告规定工价按件而计，视货物高下、人工巧拙为增减；规定常例酒资，纱机一只酒资银一钱。踹匠也实行计件工资每匹银一分一厘三毫，当米价涨至一两五钱，每踹布千匹，加银两钱四分。对于纸坊的各个工种也都有政府文告明文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