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离世

充足的资金准备，良好的计划，有条理的内部管理和基本经验并有生意头脑同等重要。

——包玉刚

宣布退休女婿继位

1986年，包玉刚在再三思索之下，向外界宣布：自己将在两年内退休。

包玉刚没有儿子，只有4个女儿，他曾开玩笑地对人说：“我虽然只有4个女儿，但是她们却给我添了4个儿子。”

如包玉刚所希望的那样，4个女儿学有所成，并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自己的职业和伴侣。

对于女儿的婚姻，包玉刚曾做过这样的许诺：对象由她们自由选择，父母只做参谋；不用理会对方是贫还是富，只要为人正派，有事业心、进取心，便可考虑。

中国有个传统，叫“子承父业”。包玉刚没有儿子，因此，早在他宣布退休之前的好几年，他就着意培养女婿做接班人，计划由4个女婿打理他建立起来的庞大的包氏王国。

由于包玉刚早就向外界扬言不干涉女儿的婚姻选择，所以，他的4个女儿在选择丈夫时，完全是由着自己的喜恶而定，结果是4个女婿当中，竟有3个是经营管理的“门外汉”。

但是，包玉刚却不是一个轻言放弃的人，他不断向女婿们灌输家族团结一致、共同进退的思想，设法把女婿纳入自己的王国内。

经过几年的努力，他终于达成了心愿。

最先加入包氏集团的是大女婿苏海文。苏海文是一位奥地利人，原名叫赫尔墨特·索克曼，1941年出生于奥地利，父母都是捷克人。索克曼在遇到包陪庆之前，他从来没有想过会娶一个中国妻子，更没有想过会成为世界船王的女婿。

索克曼一心想当一名出色的律师，在维也纳读完大学之后，只身前往美国的芝加哥大学攻读法律博士。在那里，他认识了包陪庆，从此改变了一生的命运。

他们的第一次邂逅是在1967年一个为欢迎外国留学生而举行的舞会上，当时，包陪庆正攻读三年级法学课程。那天，包陪庆记错了舞会的内容，梳了一个很成熟的发型，使她看起来像是为扶轮社招收学员的工作人员一样老气横秋。

谁知歪打正着，这个梳错的发型为她带来了一段美满姻缘。

索克曼在人群里一眼就发现了这个与众不同的中国女孩，并立即喜欢上了她。很快，两个国籍不同、种族不同，身份也悬殊的年轻人无所顾忌地相爱了。

两人交往的初期，包陪庆并没有告诉索克曼她的父亲是谁，是干什么的。后来，索克曼知道了自己的恋人原来是世界船王包玉刚的女儿，却并没有自惭形秽，更没有欣喜若狂，作为一个有自己理想和抱负的年轻人，他只想成为一名律师，对船和船主并没有特别的兴趣。

大女儿爱上了外国人！消息传到香港，在一向平静的包家掀起了轩然大波，包玉刚大吃一惊，黄秀英更是迷惑不解，他们一时无法想象，一个白皮肤、蓝眼睛、棕头发的“外国佬”来到面前，喊他们一声“爸、妈”的时候，会是怎样的一种情形。

当这对热恋中的年轻人准备结婚时，双方家庭都显得很冷淡。

索克曼在奥地利的母亲寄了两封信给包玉刚，告诉他两个孩子结婚的打算，却都没有得到回音。这位不太想儿子娶外族女子的寡妇于是心灰意冷，对儿子的婚事再也提不起兴趣来了。

对于包玉刚的沉默，索克曼却认为：“相信对一个难题长期不予答复，问题就会自己离开，这常常是生意人无奈的选择。”

虽然没有得到双方家长的支持，索克曼和包陪庆还是决定结婚。

也许是因为自己有言在先，也许是因为没有挽回的希望，包玉刚决定接受现实，和妻子到芝加哥参加女儿的婚礼。

包玉刚接受了他们俩的决定并使得婚礼以最好的方式进行。他没有坚持因为索克曼是外国人而反对女婿，相反包玉刚后来还常常到蒙特利尔去看他们。当时索克曼在加拿大皇家银行当法律顾问的时候，包玉刚要他考虑参与他的生意。

包玉刚说：“这是中国的传统，家庭成员之间要互相帮助。”

包陪庆开始的时候并不太情愿，她觉得加拿大广阔的天地更适合他们。索克曼对包玉刚所从事的事业也丝毫不感兴趣。面对这两难的选择，最后，索克曼决定一试。

从那时起，包玉刚对他俨然就像父亲一样了。

最终，索克曼还是放弃了自己熟悉的一切，放弃了自己原来的追求，投身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开始从事那完全陌生的工作。

1970年，索克曼夫妇来到香港，加入包玉刚的环球船务公司，协助包玉刚打理生意。由于索克曼的名字较长，念起来怪拗口的，包陪庆为他取了一个中文名字——苏海文，文绉绉的，十分中国化。

这个中国名字寄托了包陪庆的一番苦心：“苏”是“索”的近音字，又是中国人的姓氏；“海”寓意他从事的海运业；“文”则显示他勤奋好学。而“苏海文”3个字念起来与“索克曼”十分相近，与他从事的工作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

也许是因为苏海文这个名字，使包玉刚对这个欧洲人平添几分亲切感；也许是因为他的正直、诚恳和出色的工作表现，在这以后的20多年里，苏海文凭着出众的才华，迅速从一个船务行业的外行变成内行，这一点跟当年的包玉刚很相似。

苏海文不久被擢升为环球集团的第一副主席，执掌环球集团的所有船务，其后，还担任汇丰银行、《南华早报》、会德丰和九龙仓董事以及港龙航空公司的董事经理。

苏海文也坦然承认自己加入包氏集团是包玉刚的关系，他说：“我是包爵士的女婿，我确实因为他是我的岳父才加入环球船务。既然一切都是事实，我便唯有接受。”

但是，对于别人认为他之所以得到今天的地位，完全是倚仗岳父的牌头，他却不屑一顾，他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去证实自己确有才华，那么别人便会去赏识你，闲话就不攻自破。”

苏海文正是以自己的出色表现去证实自身的价值。

1986年9月，包玉刚将环球航运集团主席的位置让给了这位大女婿。同年，苏海文当选为立法局议员，成为包氏家族中唯一进入香港权力核心机构的继承者。

二女儿陪容的选择算得上最符合父亲的心愿了。

陪容学的是室内设计，她选中了上海人吴光正作为终身伴侣。

他们俩是1970年在香港认识的，并没有立即发展成恋人。两年后，吴光正的母亲请陪容从香港带一件木雕工艺品给她在美国的儿子，千里姻缘一线牵，在异国他邦，两人坠入情网。

对于陪容和吴光正，包玉刚似乎特别偏爱。

吴光正中等个儿，文质彬彬，一介白面书生的样子。他的父亲是一名建筑设计师，在德国工作了30年。

吴光正出生于上海，在香港受教育并到美国上大学，主攻建筑学、物理学和数学，后来，他的兴趣转移到商业，并在哥伦比亚商业学校取得了MBA学位。

毕业后，吴光正在美国大通银行工作，直至1973年结婚，他随妻子迁回香港，任职于大通银行香港办事处。

尽管他知道包玉刚是大船主，但吴光正并没有急于参与包氏家族的生意，因为大通银行的老板警告过他，不要卷入任何船务生意中。

吴光正是包玉刚4个女婿中唯一一个有共同语言的接班人。说他们有共同语言，有两重含义：一是指他们俩的语言最接近。吴光正是上海人，包玉刚在上海的时间也相当长，两人无论在工作时还是在生活中，都喜欢用上海话交谈，彼此有一种同声同气的感觉；二是指他们都是银行界出身。

因此，包玉刚又怎么会放过这位有丰富银行经验的二女婿呢，于是力邀他加入包氏王国。

最终，家族的力量占了上风，吴光正在结婚后不久也加入了包氏集团。在包玉刚收购九龙仓一役中，吴光正崭露头角，在岳父身边出谋划策、打点一切，充当智囊和助手的角色，深得包玉刚的信任。

1986年10月，包玉刚把九龙仓主席一位让给吴光正。此后，吴光正一直担任着包氏集团陆上王国的“龙头老大”，他负责着九龙仓系和会德丰系的7家上市公司，掌握的资产达到300亿港元。

包玉刚的三女婿叫渡伸一郎，他与包陪丽是在华盛顿大学认识的，当时，渡伸一郎学习建筑学，陪丽学习美术，共同的审美眼光使两个年轻人擦出了爱情的火花。两人取得硕士学位之后，便双双留在了洛杉矶工作。

陪丽一向专心于她的绘画艺术，对包家的大轮船并不太感兴趣，甚至可以说有些冷漠。有了大姐嫁外国人的先例，陪丽便没有多理会父亲对日本人的复杂感情，由自己来决定一生的幸福。

三女婿渡伸一郎当初出现时曾令包玉刚好一阵为难。包玉刚对日本人一直怀有一种复杂的难以用语言表述的情感。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中国的大好河山，使人民流离失所，惨遭杀戮，也使新婚燕尔的包玉刚和夫人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涯。那时候，他对日本人恨之入骨。

战后的日本背负着重压，重整其经济，他们为发展本国的工业，制订了许多优惠政策吸引外国的投资者。初涉航运界的包玉刚一眼就看中了这些优惠政策，并与日本人建立了密不可分的合作关系，可以说，没有日本人，就没有后来的环球航运。

对日本人的这种复杂的情感，曾一度使包玉刚对女儿的婚事感到为难，但因他有言在先，不干涉女儿的抉择，所以并未表示任何反对意见。相反，当包玉刚发现这位身为建筑师的日本女婿有着一副精明的头脑以及一套勤于思索、善于交际的本事时，便毫不犹豫地把他纳入包氏王国。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位头脑精明、擅长交际的日本女婿为包氏王国又添了一根栋梁，在他应岳父之邀加入环球之后，包玉刚便把日本方面的生意全部交给了他掌管，渡伸一郎成为包氏集团在日本的全权代表。

在包玉刚的4个女婿当中，四女婿郑维健最迟加入包氏集团。倒不是因为他结婚迟，而是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不愿放弃自己从事的工作。他被称为“包玉刚费了最大劲才捉到手的一个女婿”。

陪慧是父母最宠爱的女儿，也许是年纪最小的缘故，她在家里是一个小公主，活泼可爱，聪明伶俐，还有点淘气。

陪慧与三姐陪丽一样，对艺术有一种执着的热爱，是一位相当出色的美术设计师。

从陪慧懂事开始，她就看见父亲终日忙个不停，每次向父亲撒娇让他陪自己多玩一会儿时，父亲总是“好、好”边应答着，边穿好衣服准备出门，当然，临走前是不会忘记亲一下小公主的脸蛋的。

陪慧觉得，父亲那样生活很累，后来连姐夫们也一样忙了，像他们那样成天紧张地工作，真是没有什么人生乐趣可言！

于是，陪慧选择了一位医生做自己的丈夫。

郑维健是广东人，出生于香港，在美国从事癌症科学研究工作，是美国威斯康星医学院和纽约癌症专科纪念医院的院士。

郑维健非常热爱自己的事业，与陪慧结婚后，两人定居美国，自立门户，过着平常人的生活。

包玉刚每次去美国，都会到长岛女儿的家里看望女儿、女婿和外孙，而且每次都劝说女婿回到家族业务中，但每次都遭到女婿婉拒。对此，包玉刚既惋惜，却又无可奈何。

直至1987年，包玉刚到纽约看望女儿一家，顺便让女婿为他做了一次体检。当检验结果出来时，大家都吃了一惊：原来一向健康的包玉刚已患上了癌症。

这个消息对包玉刚本人及其家族成员是一个极大的打击，而对包玉刚来说，这个坏消息却成了他的一件好事。包玉刚拿着化验报告对郑维健说：“包氏家族有近百亿美元的美国债券、股票和现金，需要一个亲信来打理。”

郑维健这时不敢过于顶撞，他低下了头，沉默不语。

包玉刚又说：“我现在又得了这个病，时间对于我来说实在是太宝贵了，我希望在最短的时间里，找到一个可靠的帮手接下这部分的事情。我考虑再三，这个人选非你莫属。”

郑维健抬起头，嘴角动了一下，似乎要说点什么，却最终没有说出来。

包玉刚步步跟进地说：“我让陪庆的儿子苏文刚冠上包姓，是不是给你一个心理负担，认为加入了包氏集团，就等于入赘包家，子女也要姓包？其实你大可不必为此操心，你和陪慧的儿子成然，以后冠不冠包姓，由你们做主，我不勉强。”

郑维健打断了包玉刚的话：“爸爸，我不是这个意思，一直以来，我只是太喜欢我从事的这项研究而已。既然爸爸您这么说，我再固执己见，则实为不孝了，我会考虑您的提议。”

四女婿终于松了口，包玉刚大喜过望，他说：“一份癌患报告，换得女婿归心，值得！”

1987年，郑维健终于弃医从商，偕妻儿回到香港，出任包氏家族私人投资的环球投资公司的董事经理。

对于弃医从商的决定，郑维健说：“我在医学上的职业已达到一个高峰，包爵士给我一个跟他学习一些全新东西的机会，是难能可贵的。何况，我还想自己的两个孩子接受更多中国文化的熏陶。”

虽然郑维健并不像吴光正和苏海文那样时时成为新闻媒介捕捉的对象，但他打理包氏家族内部的生意却是头头是道，在经营上也颇得岳父的风范。他说：“观念的形成并不难。一年以后，我就感觉到，金钱才是积累资金和投资业务的条件。我们大都采取保守经营法，目的是为了储备剩余资金，我们不愿意冒险。”

包玉刚安排4位女婿各司其职，很像古时帝王分封诸侯的方式，对此，他有自己的看法：“我见过其他家族发生的事，人人你争我夺。我相信他们分开管理一些东西是较佳的方法。”

包玉刚要求4个女婿所管辖的4个部门中，每一部门都要像他的总王国一样，作广泛的配置，各立账户，各自管理自己的流动资金和股票，各自形成相对独立的体系进行运营。

对于女儿们的安排，包玉刚也是有一套办法。虽然他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但却积极主张女儿参与到夫婿的业务中。

包玉刚曾对朋友说：“我告诉女儿们不要像妈妈一样古老。她们应学习一些生意，但她们暂无权力，直至她们了解业务。”

4个女儿名义上为其夫婿主管集团公司的“非执行董事”，是没有权力的，但是，她们要出席公司每一次董事会议。

对于这种“垂帘听政”式的安排，4位女婿均认为有必要。苏海文说：“如果有些什么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的妻子知道如何管理我们的业务，这是十分重要的。”

包玉刚1985年之前当发觉自己的身体有些问题时，他就开始部署退路，安排包氏王国的庞大资产。最后，他作出这样的安排：把包氏财产并入5个信托基金，各自划入太太和4个女儿的名下，即一人一个基金，每个基金是独立的。

包陪庆和苏海文掌管他们名下的船队业务，包陪容和吴光正掌管他们名下的九龙仓，其余两个女儿和夫婿则持有一些现金和股票。他们4对夫妇都各不持有对方基金的一分钱，每对夫妇的财产都是绝对独立、自主的。

这样的安排，外人评论说不失为一个“万全之策”。因为它避免了在包玉刚百年归老之后，家族里出现的财产之争。

1988年，包玉刚向外界宣布彻底退休，家族业务全部交由4位女婿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