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本经营开始起步

包玉刚本来就是个闲不住的人，再加上生活的重压，他在香港一安顿下来，就马上考虑应该做些什么。

一天，包玉刚想，自己到香港已经好些时候了，如果再不考虑出路问题，这样下去，势必坐吃山空。如果去打份工，低微的收入怎能养活一家大小？自己一家怎么说也是做生意出身的，从内地又带了些积蓄下来，还是寻些买卖来做吧！

包玉刚考虑到，还是从自己的老本行银行业开始做起。但他很快发现，香港的银行业基本上都被汇丰银行、渣打银行和大通银行这三大银行垄断了，余下则已经被广东人所控制。他最后终于找到一个带着浓重宁波口音的银行职员，但能提供给他的业务量也极其有限。

而且包玉刚还发现，香港的居民都不是在银行里存钞票，他们存的还都是金银珠宝、玉石首饰等最原始的东西。

幸运的是，包玉刚联系到了几位从上海和宁波来到香港的朋友，其中有两位还是与包玉刚在银行里曾经的同事。大家聚在一起商议出路。

包玉刚决心自力更生，白手起家。

包兆龙认为房地产可能是盈利的行业。但是包玉刚没有把握：“香港太小了，缺乏动力。生活很不安定，我又不会讲广东话，也不认识什么人。我提议，我们不作永久性投资，先进行一宗见效较快的进出口贸易。”

大家一致表示同意。于是包氏父子几人合伙成立了一家四人联合公司。经营中国土特产，如干货、豆饼、鸭毛、肥料及动物饲料等。

他们首先遇到的难题是找办公地点，香港的写字楼奇缺，他们费尽千辛万苦才在皇后大道和毕打街找到一间有50多年历史的华人街中的写字楼的一部分，月租200多港元。

这间办公室是因为租用这间写字楼的公司付不起昂贵的租金才转租了一部分给包玉刚的，小得可怜，办公室里4个人挤得都几乎转不过身来。如果有一个人想开抽屉，那必须等另一个人离开办公室到外面去才能腾出地方。在这个“寄人篱下”的地方，他们甚至连挂一块自己公司的牌子的地方都没有。

包玉刚鼓励大家：“万事开头难，我们只要坚持住，不抛弃不放弃，就一定会闯出一条出路！”

在包玉刚这种精神鼓舞下，公司慢慢地立住了脚跟。加上中国内地已经全部解放，新中国的战后重建需大量食品、机器、化学品和原材料。生意进展得非常顺利。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宣布对中国禁运，香港当局也照此执行。但是，包玉刚把业务扩大到化工产品、轮胎以及从欧洲用以货易货的方式购买马口铁。有些货物经过精心安排通过第三国运到澳门，然后运到中国内地。

当中国国内政局有些变化时，一些贸易停止了，包玉刚他们的公司则改为做食糖生意，在台湾买糖，用船运到香港，交由另一家公司运进中国内地。

包玉刚在公司里负责全面事务，包括发给员工和股东每月的薪酬和红利。他一视同仁，公正宽容，大家都很敬佩和爱戴他，在这种气氛下，公司上下从来不计较个人得失，没有发生过因为分配不均而引起的纠纷。

刚开始的时候，包玉刚第一个存款的银行是恒生银行，银行的经理是美国人弗兰克·荷华。这里有个原因，因为包玉刚发现，来到香港之后，跟广东的银行打交道，甚至比在汉口读书时还要困难，无论他用英语还是宁波话，那些广东人都听不懂他讲些什么。所以包玉刚决定直接跟外国人打交道，用英语还方便些。

但是朝鲜战争爆发后，恒生银行关闭了香港的分行，撤出了香港，包玉刚只好另寻银行。

据说，恒生银行的经理荷华跟包玉刚的关系非常不错。恒生在香港关闭前，包玉刚还同荷华见过面。据包玉刚回忆说：荷华当时是流着眼泪走的，他是一个经验丰富、颇有建树的银行家，那次撤退，他失掉了几个大客户和一些新客户，包家的公司便是其中之一。后来，包家只好把生意账目移至汇丰银行。

1952年，包玉刚幸运地认识了当时汇丰银行进口部负责人约翰·桑达士。

这天，包玉刚走进位于皇后大道一号的汇丰银行总部大厦，镇定自若地要求拜访资深的英国职员。或许工作人员为包玉刚的气质所折服，很痛快地为他通知了。

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汇丰银行仍然保留着这样一条惯例：外国人进入汇丰银行，是从正门进去的；而中国人则只能从后门进入。很明显，英资财团当时是很瞧不起中国人的。不仅如此，汇丰银行当时还不屑与中国人直接做生意，中国人要向汇丰借钱，必须通过洋行，再由洋行转借给中国商人。

当然，包玉刚当时到底是从正门还是后门进入汇丰银行，现在已无法考究，但可以知道包玉刚是不满汇丰只间接与中国商人做生意这一行径的。包玉刚直闯汇丰，找桑达士谈生意，既充分显示了他的傲骨和勇气，也表明他对汇丰瞧不起中国人这种行为的不满。

但是，当时的包玉刚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商人，他直闯汇丰，而受到桑达士等英国人的傲慢无礼和冷遇是必然的。据说，当时的情形是，桑达士见到包玉刚走进来，看也不多看一眼，就把两只脚放在写字台上，那神态，仿佛是一个富得流油的阔佬对着一个行乞者。包玉刚只是默默承受，但内心一定是很不愉快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两人最终还是聊起来了。

盖伊·塞耶和约翰·桑达士指派专业人士对包玉刚的新联贸易公司的账目和运作情况进行了详细的审核。他们发现，虽然这是一个小本经营的公司，在运作上也难免有一些不规范的地方，但公司在第一年仍然有100多万港元的利润。于是决定接下“四人公司”的业务。

“四人公司”生意兴隆，办公室搬到了离汇丰银行总部不远的恒昌大厦，面积比原来大4倍，而且与汇丰银行总部相连，业务上方便多了。

此后，约翰·桑达士、盖伊·塞耶与包玉刚建立了一种牢固的依存关系，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当桑达士1954年任主任会计师，主管香港地区对外贷款后，他对包玉刚的事业发展起了关键作用。

包玉刚的“四人公司”的账户一直通过汇丰银行往来。这时，“四人公司”的算盘也换成了计算器，铜制招牌也挂了起来，包玉刚成为公司的总经理。

当新中国第一次发行公债时，包玉刚率先认购了10万港元，表现了自己的爱国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