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航空投资港龙
1985年10月,包玉刚继收购九龙仓和会德丰之后,信心大增,怀着对香港前途的美好憧憬,他决定建立自己的“铁翼雄师”,使已经在陆上站稳了脚跟的事业,再往高处发展,冲上云霄,建立空中王国。
包玉刚对集团人员说:“古兵法有云,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我们既然登陆了,就应该乘胜追击。”
为此,包玉刚在航空领域搜寻机会,最后,他决定投资一家新建的航空公司——港龙航空公司。
1985年7月以前,香港一直只有一家航空公司,就是由英国财阀施怀雅父子掌握着控制性股权的,香港最大的四个英资洋行之一的太古洋行控制的国泰航空公司。
施怀雅家族是香港最著名的几位外籍超级富豪之一,从1869年便在香港创业,经过百余年的发展,施怀雅家族已把持着香港的航空、地产及船坞业的命脉,财产估计超过100亿港元。
施怀雅家族掌握着控制性股权的太古洋行,自20世纪50年代取得国泰公司的控制权后,便迅速成长壮大,在其后30年中,国泰一直垄断着香港的航空业。
20世纪80年代初,香港作为东南亚航空枢纽,异军突起,压倒了联邦德国的法兰克福,一跃而成为世界上最大运货量的空运站,它的服务网不仅遍及东南亚,还布满中东、欧美、大洋洲、非洲的几十个国家,香港的航空业成了企业巨子们眼中的一块肥肉。
因此,包玉刚在早些时候就已经有所行动,他早已投资于国泰航空,并出任董事。
1984年10月中英两国发表《中英联合声明》,其中关于航空业的说明是这样的:
在香港注册并以香港为主要经营地的航空公司与民用航空有关的行业可继续经营。
这是一个极具诱惑力的说明,它使被称为香港“毛纺大亨”的曹光彪也下定决心,到香港的空中分一杯羹。
中国政府原本就想在内地或香港成立一家航空公司,以刺激中国民航改进并吸收外界经验。“借新成立的航空公司刺激中国民航改进其服务”,与曹光彪发展航空业的想法不谋而合,二者一拍即合。
1985年7月,港龙航空公司宣布成立。港龙航空公司就是在以上的设想下,并在中国国务院和香港新华分社支持下,由港澳国际投资公司与曹光彪合作,在香港由曹光彪牵头筹组创办的。
然而,港龙航空从创办之初就似乎注定了要历尽磨难。
公司创立之初,曹光彪就因港龙航空公司的中国政府背景,招致英国航商及港英政府注意,立了新法,限制香港新的航空公司成立。并以港龙非英资,不符合香港法规为由,迟迟不予批准。
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位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想到了他的一位“老友”,他就是刚刚收购完会德丰的包玉刚。
包玉刚早在1963年就加入了英籍,这也是为了生意上往来的方便,没想到20多年以后,他的这个英国国籍让他作出了一次毁誉参半的投资举措。
1985年,包玉刚在收购会德丰大战胜利的同时,在中国内地也有着多项投资。由于与卢绪章的关系和考虑到他在香港的企业家地位,很多中国的政要一直与包玉刚过从甚密,姬鹏飞等人与包玉刚更是私甚于公的朋友。
有关人员亲自出马,请包玉刚帮忙。
包玉刚这时也正希望能在香港的航空史上写上光辉的一页,于是,他再次耗资2亿港元,收购了港龙航空公司30%股权,出任港龙航空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这时,包玉刚连同已入英籍的曹光彪之子,两者共占港龙航空股权50%以上,使港龙成为英资为主的航空公司。至此,港英政府才正式批准港龙成立。
包玉刚注资港龙之后,他辞掉了国泰航空董事一职,专心于港龙的发展。可惜的是,事情并非想象中那么顺利。
在香港,港龙的发展受到的限制极多。根据国际航空上达成的协议,一个国家或地区只能有一家官方航空公司。既然国泰已经代表香港,所以港龙就不能再经营正常的班机服务,那就只能承办包机服务,而且航线也不能与国泰重复。
包玉刚入主港龙后,大大提高了港龙航空公司的资本总额,公司利用包玉刚的2亿港元资金,又订购了新航机,与港府洽商开办定期班机。但是,包玉刚的希望和努力却付诸东流了。
原来,港龙作为一家包机公司,香港政府既不准他们作广告宣传,也不得直接向乘客售票,更不能在内地设立办事处,每个月还必须向港府申请一次才能继续经营。
单是这几条规定已使港龙航空的业务受到了限制,然而最要命的是,根据香港民航条例规定,包机不准在12时30分至16时起飞降落。这么一来,几乎把港龙要经营的中长距离客运线全部扼杀了。
曹光彪作为港龙牵头组建者之一,为此多次联同新闻界人士向各界呼吁,要求公正。曹光彪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说:“香港政府竭力反对国际保护主义,并派人到欧美游说,要欧美开放市场,但在香港航空政策上却构筑保护主义堡垒,这岂不是莫大的讽刺?国泰既不是香港的官方公司,也没有向港府交纳专项垄断税,如此保护国泰利益,实际上是保护英国利益不遗余力,而不惜用港府政策的名义。”
包玉刚在政治上一向以和为贵,这时也忍不住了,他也发文炮轰港府:“不要以为我现在只为港龙争利益,这也不仅是航空间的冲突。一条航线只准一家公司经营的政策,造成垄断而不公平,有违本港工商百业以至港府长期遵循的自由经济哲学,实在极不光彩,后患无穷!”
然而,呼吁归呼吁,国泰由于有香港航空管理条例的庇护,港龙却拿它丝毫没有办法。在香港,港龙屡屡遭受压制,几乎陷入无法生存的境地;而在内地,它同样也未能风光得起来。
港龙作为有中资介入的航空公司,本来理应能在内地大有作为,无奈,却也没有得到中国民航的支持,在内地的业务开展并不顺利。
港龙在两头不讨好的夹缝中,举步维艰,以致在成立后的几年当中,一直处于亏损经营濒临停运的状态,公司股东每年都需要注资,才得以维持其经营。包玉刚作为最大的股东,他的亏损自然也最多。
港龙的经营状况引起了国泰的注意,后来,国泰萌发了收购港龙的念头。国泰的负责人先找到包玉刚,对他说:“我有个提议,我们两家可以相互换股,这样使国泰成为港龙的控股公司,而作为交换条件,包先生您将会顺利进入国泰董事会,任副董事长。”
如果单从商业的角度考虑,这对包玉刚来说是一个极具诱惑力的建议,他不但可以甩掉港龙亏损这个包袱,而且可以堂堂正正进入国泰董事会,去圆他的空中王国之梦。
但是,因为当初是中资机构邀他入主港龙的,面临这种重大抉择之时,包玉刚想到,必须找这位“介绍人”商量商量。因此,包玉刚并未立即答应,他只对来人说:“好,让我好好考虑一下再答复你们吧!”随后,包玉刚就去找中资机构征求意见。
中资机构负责人很理解包玉刚的处境,他不便公然反对,转而建议包玉刚考虑中国民航的反应。包玉刚从政治方面考虑了好久,最终表示放弃与国泰换股的打算。
1990年,包玉刚把港龙航空董事长一职让给了女婿苏海文,苏海文正准备购买新机开辟新航线。这时,包玉刚却突然找到中资机构负责人,告诉他:“我想把港龙股份‘让’给曹光彪,再转让给香港中信公司荣智健。”
中信公司是香港一家背景深厚的中资机构,早些时候,荣智健就在没有知会新华社香港分社的情况下,购买了国泰的股份,成了国泰董事。中信收购港龙后,荣智健又将包玉刚所占股连同曹光彪让出部分的股,一并转让给了国泰。国泰占大股。
从此,港龙航空的业务经营也委托国泰管理,增添飞机向国泰租用,国泰停飞内地北京、上海航线,让给港龙航行。
包玉刚全部售出港龙股份后,并没有向外界透露付出了多少代价。苏海文后来在谈及此事时说:“我们的投资没有造成损失,分手也是一件好事。”
实际上,包玉刚投进港龙航空的资金,还不足他一艘大油轮的价钱,对于他而言只是个很小的数目。当他发觉介入港龙后发展阻力很大时,就有了退出的念头。后来既然荣智健介入了港龙,那包玉刚一来可以对其他人有个交代,二来也可以全身而退,可谓一举两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