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定决心离开上海

1948年，包玉刚正值而立之年，这时，他又有了二女儿陪容。而且这时父亲包兆龙和弟弟包玉星也都来到了上海。父亲在上海国丰造纸厂任经理；弟弟大学毕业后任职于上海四明银行，后又转到新利进出口公司。这样，包玉刚这一大家共有10多口人了。

早在1946年，国民党政府为了平息上海的经济恐慌，又用经济学博士吴国桢取代了钱大钧任上海市长。但是，曾经留学美国的吴国桢，也无法挽救已经病入膏肓的上海金融。因此，包玉刚感到了深深的失望。包玉刚虽然此时已经进入了银行的管理层，有了一定的地位，也受到了当政要员的重用，事业上可以说是一帆风顺。但他还是很担心：国民党的统治已经到了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地步。在这样一个乱世，一家人到哪里去找一个安居乐业的地方呢？

包玉刚在那段时间，整日都处在彷徨和焦虑之中，但是，他把中国的所有城市都在脑中过滤了一遍，却越想越失望：中国之大，到处都找不到一个理想的安身之所！

包玉刚的脑海里突然浮现出这样的画面：灯火辉煌的太平山，繁忙的维多利亚港湾，往来不息的商船。对，就是香港！当年，他在去昆明赴任时曾经途经那里，“我就到香港去，在那里闯出一番新天地！”

下定决心后，包玉刚便开始着手筹备去香港发展的事宜了。

1949年新年假期，包玉刚因为公务再次赴香港，趁机在那里逗留了几天。这是包玉刚第二次来香港了，他看到，香港虽然不大，但它是英国殖民地，没有受到国内战乱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自由港，是商人们理想的天堂！只是，由于中国各地都在战乱之中，从内地向香港拥来了大批的难民。

包玉刚还想在香港多考察一段时间，但因为他没有护照，无法在香港长期居留，而他又不想成为难民！包玉刚思前想后，下定了决心：回到上海就辞职，然后到香港闯出一番新天地！

回到上海之后，包玉刚把自己的想法与父亲、妻子、弟弟商量了一下。这时，全家人都把包玉刚当作主心骨，当然，大家都尊重他的决定。只是包兆龙还有些担心：“我们到了香港能做什么呢？”

包玉刚自信地说：“只要我们有能力，就不怕找不到事情做。现在内地的金融政策，就像是一个患了绝症的病人，就算有华佗再世，也回天乏术了，我在上海再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将来陷入困境也是早晚的事，不如早作打算。”

当包玉刚向吴国桢提出辞呈的时候，吴国桢很是吃惊，因为包玉刚是他在上海市长任内提拔的最有才干的青年人才之一，他认为包玉刚应该与他继续坚持下去。

虽然吴国桢一再挽留包玉刚，但看到包玉刚去意已决，也只好答应了。只是他提出，包玉刚要继续在上海工作到1949年2月底，把一切事务都交接清楚了再离开上海。包玉刚也很感谢吴国桢这几年对他的提携和赏识，于是承诺一定把一切事务都交代清楚。

包兆龙卖掉了国丰造纸厂，并变卖了家里能卖的所有东西，换成现金或银两，大概有数十万元。然后，包兆龙先带着家眷和陪庆、陪容等去往香港，他要先把“家”安置下来，为包玉刚当好“先锋”。

1949年3月初，包玉刚在银行的帮助下，买到了3个人的机票，他带着妻子黄秀英和刚出生不久的小女儿陪丽，离开上海，飞赴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