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香港回归出钱出力

包玉刚为了香港的明天，为了祖国的建设，不惜出钱出力，并乐此不疲，他说：“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这种信念而活。为了香港，为了祖国，我义不容辞！”

由于包玉刚在香港社会的重要地位和他与英国方面的良好关系，中国政府十分重视他在香港回归中的作用，包玉刚的频频来访成了中国政府了解香港情况和外界信息的一条重要途径。

包玉刚与时任英国首相——“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每次到伦敦期间，都会与这位铁娘子共进午餐及会谈。

当年，撒切尔夫人还没当首相时，包玉刚便已经和她的先生是高尔夫球场上结识的好朋友，只要去英国，他们总会相约见面；而在撒切尔夫人当选首相后，包玉刚也无须通过外交途径，就可以直接拜访首相夫妇。

有一次，包玉刚带着自己的大女儿陪庆去见撒切尔夫人。包玉刚带了一盒礼物，对撒切尔夫人说：“夫人，我送给你一份圣诞节的礼物。”

撒切尔夫人说：“不，不！我们做官的是不可以接受礼物的。”

包玉刚神秘地说：“夫人，您先不要拒绝，您打开，打开看看这是什么。”

撒切尔夫人打开盒子，发现里面原来是一条普通的跳绳。

撒切尔夫人好奇地问包玉刚为什么会送自己这样一个特别的礼物。

包玉刚说：“送给您绳子，是希望您每天都能锻炼身体。因为我每天早上都会跳绳，而且，跳绳是一项非常好的运动，尤其是用这种绳子跳，您可以跳得很快。”

他这么一解释，撒切尔夫人笑了。

看到这位尊贵的夫人笑了，包玉刚这才说出了自己要送的真正的圣诞礼物。他说：“我今天真正的圣诞礼物是向英国的‘哈兰德与沃尔夫船厂’订了一条轮船，已经谈妥签约。一年后，请您主持下水仪式，为它命名，祝福此船。”

当时的包玉刚素有航运界风向标之称。其他船东一旦得知他在英国造船厂订了船，就会纷纷效仿，从而带动已经僵化的英国造船业。不过包玉刚也直言：“订这条船，完全是为了首相您呀！我手里拿着英国护照，也有一份责任。但首相您要明白，这是我做的唯一一笔亏本生意，船只造价的确比在日本高，时间又长，等于少做了12个月的生意呢。”

撒切尔夫人又高兴又感动，欣然同意主持这艘船的下水仪式，而此时，包玉刚又说话了：“首相，另外有一个条件，我同时也在上海订了一条同类的船，请首相您明年主持英国的船下水之后，就到中国去主持那条姐妹船的下水仪式。”

其中，包玉刚是想这位首相能去上海，从一个非官方的角度来认识中国，来看中国那个时候改革开放的前途在哪里，潜力在哪里。

此后，包玉刚还曾拜托美国总统里根，请他转赠撒切尔夫人一幅自己的书法，写的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就这样，包玉刚同时被中英两个政府所看重，不可避免地成为“和事佬”。包玉刚以爱国爱港的立场积极参与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于是，他经常奔波于北京、伦敦和香港之间，与各方频繁接触、联络，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与两国领导人均有良好关系的包玉刚奔走于中英之间，穿针引线，传递信息，起到了他人力所难及的作用。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邬维庸就曾说过：“中国、英国、香港三方关系以往一波三折，包玉刚是缓冲及中介角色，发挥了影响力。一句话起的作用往往超过10个人的意见。”

当时，许多人纷纷将资金外撤，逃离香港。作为香港举足轻重的人物，包玉刚在记者招待会上的一番话，表明他对香港的巨大信心，他表示会变卖船只投资香港本土，在香港引起巨大震动。

在中英联合声明签署的过程中以及两国政府为香港问题进行的接触中，包玉刚扮演了一个鲜为人知的重要角色。

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前，中英双方曾数次举行高峰会议，讨论香港前途问题。其间，包玉刚应邀出任顾问一职。

当中英就香港回归问题的谈判一度陷入僵局的时候，包玉刚多次出面斡旋，他邀请撒切尔夫人以非官方形式访问上海，并且参观停泊在上海的船舶“世谊号”，这次事件使谈判出现了转机。

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后，中英开始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此后，不少港人曾一度为所谓的“前途问题”困扰，包玉刚却凭着对中国领导人的高度信赖，对香港前途充满信心，一如既往地实施其“弃舟登陆”战略，频频重拳出击，在香港本土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活动。

控股香港地下铁路和隧道，出任隧道公司主席；投资香港电力公司和《南华早报》；参股英资国泰航空公司，控股香港电车公司及天星小轮公司等。

1982年9月份的中英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高峰会议，包玉刚是唯一的一位民间人士，但他代表着香港500万居民以及香港英资和华资企业集团的意愿。他的任务是“协助中英双方领导人，商讨香港前途问题”。两国领导人都认为，包玉刚是担任顾问的适当人选。

1984年12月19日，《中英联合声明》在北京签署，正式确认：中英用和平谈判方式，历史性地解决了香港回归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从1997年7月1日起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为了记录这一历史性的时刻，中国内地特别邀请了香港各界人士组成观礼团赴京观礼，包玉刚作为嘉宾应邀参加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签字仪式，成为这一重大历史时刻的见证人。

《中英联合声明》签订后，接下来就要起草基本法。包玉刚当上了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和咨询委员会召集人。

在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筹备成立期间，包玉刚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工作热情，绝不亚于当年经营他的“海上王国”。

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成立的目的，是让更多的香港人有机会更广泛参与基本法的起草。

咨询委员会要开展活动，就必须有经费。据香港新华社当时的负责人回忆，在咨询委员会筹备酝酿过程中，包玉刚、李嘉诚、查济民等几位财力雄厚的企业家自愿负担，但不希望公布具体数字。后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首次筹集到的经费就达几千万港元，由此推算，这些富豪慷慨解囊，所出不菲。

经费有了保证，接下来就是会址问题了。包玉刚又是积极响应，提出把中环连卡佛大厦八楼的一整层让出来给咨询委员会作为办事处使用。

当时，正是包玉刚成功收购会德丰不久，连卡佛大厦是他旗下的新物业，地处黄金商业区的黄金地段，包玉刚毫不犹豫地把大厦的一整层让出来，足见其慷慨豪爽的海派作风。

时任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秘书长的鲁平说：“香港基本法记载着包玉刚先生一份不可磨灭的功劳。”

《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使包玉刚深受鼓舞。虽已年近70岁高龄，他还认真钻研《中英联合声明》内容，熟记其中的重要条文。

在一次与新闻界人士的座谈会上，记者对“出口成章”的包玉刚佩服得五体投地，戏称正因为包玉刚把《中英联合声明》背得滚瓜烂熟，所以他才当上了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

1987年4月中旬，包玉刚从北京返回香港，在向港人谈到此次国家领导人接见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的讲话精神时神采飞扬，说国家领导人重申“50年不变”。

包玉刚认为50年不变有两层含义：“一国两制”不会改变，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会改变，并且只有后一个“不变”，才能保证前一个“不变”。可见，船王对“一国两制”的理解相当到位。

在此期间，包玉刚不负国家的厚望，积极联络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献计献策，倾听各方意见，倾注了很大热情。

由于在香港社会的重要地位和香港回归中的独特作用，包玉刚一度成为香港首任行政长官的热门人选，海外传媒把他与李嘉诚等一起列入“红色资本家”的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