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兵家·文臣·和尚

“可怕的伊凡”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上炮声隆隆，你死我活，军事宣传的激烈程度也毫不逊色，新招迭出，令人瞠目。其中最为神秘的则莫过于“可怕的伊凡” 了。

1941 年 8 月 21 日夜。柏林。由于英国皇家空军的频繁偷袭，纳粹广播电台总部同家家户户一样，门窗紧闭，漆黑一片。而在里面，德国的播音员正向全国播送新闻。一位播音员宣布：“红军正向第聂伯河以东节节败退。” 突然，纳粹德国的听众惊奇地听到另一个声音插入：“谎言！可耻的谎言！”

播音员继续说：“德军已经取得新的胜利。” “在坟墓里。”神秘的声音再次插入。

监听广播的发射台工程师惶惑不解，把这个情况通知了播音员。播音员一面监听信号，一面仍兴致不减地广播。但他每读一条标题，就能听到讽刺挖苦的声音。最后，他不得不停止播音，换上了音乐。

几天后，这个用机智的语言与新闻广播针锋相对的神秘声音又出现了。德国播音员：“现在报告新闻。”

神秘的声音：“现在开始撒谎。”

播音员：“德国轰炸机昨晚再次投入战斗。” 神秘的声音：“你们还有轰炸机吗？”

播音员；“15 架苏联飞机被摧毁。” 神秘的声音：“可你们损失了多少？” 播音员：“新闻报告完毕。”

神秘的声音：“但谎言明天还将继续。”

面对这一神秘的声音，纳粹德国的宣传头子戈培尔恼羞成怒。他命令德国广播公司采取措施，先是让播音员加快播音速度，但神秘的声音反应更快，当播音员偷偷在音乐之间插播新闻时，神秘的声音正等着他们。狂怒的纳粹干脆取消了新闻节目，但神秘的声音依然频繁出现。一天晚上，神秘的声音居然惟妙惟肖地模仿了元首希特勒的咆哮：“我是几个世纪乃至 1000 年来最伟大的德国人。我也是世界历史上嘴巴最大的人。”最后德国电台只好不间断地播放音乐。但讥讽的声音仍不断地出现在音乐之中。

这神秘的声音来自何方？英国工程师们测出：神秘的声音来自苏联的诺津斯克。当时苏联技术人员已经找到把本国发射台的频率同德国电台的频率同步的方法。从而在纳粹播音员停顿的间隙插入了声音。英国新闻工作者对这种独特的反宣传战术颇感兴趣，称神秘的声音为“可怕的伊凡”（伊凡是苏联人常用的名字）。

在反法西斯战场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国人造了几十艘潜水艇，这些潜艇需要几千名水兵。当时，许多德国青年把潜水艇上的水兵看作一种新鲜的、崇高的职业，富有浪漫色彩，因此积极报名参加潜艇部队。为了干扰和破坏德国的征兵工作，英国海军情报部门针对德国青年天真脆弱、尤其害怕孤独的心理，

设计了一种图文并茂的传单散发到德国。宣传当潜水艇员如何危险，寿命缩短，“水中棺材”等。英国还通过对敌广播，告诉德国人如何假装患某种疾病可以避免当潜水员。这些宣传使得德国青年逐渐产生了一种恐惧心理。结果，德国的潜水艇员招募工作拖延了好几个月。

——1941 年圣诞节前夕，苏联在德军阵地上散发了大量传单。有的传单上画着一个小女孩去前线寻找父亲，并附着文字：“爸爸，我不愿意看到你被打死。”有的则画着斯大林格勒近郊插着十字架的一排排德国士兵的新坟墓，上面嘲讽地写着希特勒的一句话：“寻求生存空间。”许多被围困的德国士兵看到这些画面后，怀念家庭和亲人，军无斗志，甚至缴械投降。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军在太平洋上展开逐岛攻击战；有十几名日本士兵退到一个山洞里，无论洞外怎么喊话也拒不缴枪，并拼命向外射击。

有位美国兵灵机一动，半开玩笑式地向洞里的日本兵作出了一个许诺：如果投降，就让他们去好莱坞一游，看一看影星们的风采。

出乎意料的是，这句开玩笑的话居然打动了那些日本兵。枪声停了，他们全部爬出洞穴，缴枪投降。

为了维护信誉，美军司令部为这些俘虏安排了一架军用飞机，让他们飞抵好莱坞，大饱了一次眼福。

——1942 年，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进入最后时期，著名将领尼古拉·瓦杜丁的部队将部分德军压在山沟里。瓦仕丁将军认为如果让敌人认清形势，就有可能使他们放弃突围的幻想而缴械投降。

苏军用高音喇叭喊话：“德国士兵们，你们投降吧！你们早就落在我们的大后方了！什么也挽救不了你们！你们的指挥部给你们安排好的是死亡的命运！你们如果投降，一定会受到优待！请马上派出投降代表！”

回答它的是猛烈的炮击声。 “看来光示恩是不行的，还有喀秋莎炮弹吗？给他们来两次，看看他

们有什么样的反应。”

喀秋莎过后，德军的射击虽然还在继续，但已十分紊乱。

战场上又响起了高音喇叭：“德国人，我们又调来了一个师的兵力，你们眼看就要全部死于非命了！我们不忍看你们被全歼，赶快投降吧！”

德国人仍然用射击来回答，但是很明显不像上次那样激烈。显然，敌人的炮兵已被摧毁，而敌人正在犹豫不决，不知所措。

瓦杜丁微笑着说：“看来起作用了，再加点码，把最后一排喀秋莎打出去。”

火光又一次飞掠过冬天大地的上空，响起阵阵震耳欲聋的轰隆声。这次，德军没有再开炮。

“好！向他们喊话，告诉他们，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喊话声又响了起来：“德国士兵们，你们投降吧！这是最后的机会了！我们不能再等了！是活还是死，就在你们一念之间了！你们的家人希望你们话着回去！”

15 分钟后，德国法西斯的投降代表走进了苏联红军指挥部的地下室。德军全部投降，苏联红军没有损失一人就结束了这场战斗。

话说进谏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与中国传统社会的权威体制相适应的，是严明的纵向传播系统。上尊下卑，到了天子自然是口含天宪，说一不二。那些在西方社会甚为发达的法庭辩论，政治演说，在中国传统社会并不存在。然而在纵向传播中，自上而下的发布命令固然是主流，作为平衡，另一方面的自下而上的传播也非常活跃，这其中便包括进谏—— 一种特殊的自下而上的劝服形式。

中国的谏说，无论其历史还是形式都极其令人瞩目，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上书，是周公诫成王的《无逸》①，周公劝诫成王不能淫逸荒嬉，要“知稼穑之艰难”，“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不若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这些劝诫也许至今仍有意义。在中国历史上，臣下向帝王进谏名目繁多，举其要者便有：谏言、上书、诰、箴、问对、尺牍、对策、策、表、章、议、疏、启、弹事、奏、状、札子和封事等多种形式，出现了诸如李斯《谏逐客书》、贾谊的《治安策》、晁错的《论贵粟疏》、孔融的《荐弥衡表》、诸葛亮的《出师表》、曹植的《求通亲亲表》、李密的《陈情表》、李谔的《革文华书》、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陆贽的《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韩愈的《论佛骨表》、陈东的《上高宗第一书》、刘黻的《率太学诸生上书》、许衡的《时务王事疏》、海瑞的《治安疏》、杨继盛的《弹严嵩疏》、康有为的《公车上书》等等言说佳作，历代传颂不绝。

这自然不是一种摆设，它已成为在一种特殊的社会体制下制约权力中心的一种特殊形式。所谓特殊，是因为当臣下如此劝说时，他是“替天行道”，是以整个文化作为自己的依托，为民请命，故而在实质上取得了与天子平等的地位。诚如汉朝鲍宣之所谓“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得天下者当用天下之心为心，不得自专快意而为也”，再往上推，有盂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是在形式上，在现实上君王对于臣下的进言，可以听也可以不听，而且握有生杀予夺之专权。这样，臣下要向高高在上的君主“进苦口之药石，针害身之膏盲”，“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更需要特殊而高明的劝服技巧。否则，非但建议不能采纳，弄不好还会招致杀身灭族之祸。所谓“文死谏，武死战”将进谏上言与战场上你死我活的搏杀相提并论，充分说明了这一工作的危险和艰难。

于是，进谏劝服便有自己的特殊性，有其独具的艺术特色。1．谦卑与主见的奇妙结合

有人曾对林则徐 1845 年给道光皇帝的一个奏折进行过分析，指出，其中颂扬皇上的词有“天思”、“圣主”、“鸿慈”、“慈施”等等；表示自谦和恭敬的词有“恳祈”、“恭谢”、“窃”、“跪聆”、“翘伫”、“莫

能言状”、“愧惧交深”、“幸荷”、“犹恐”、“兢惕时形”、“谨呈” 等等，这在今天看来令人肉麻的语词其实不过是下臣给皇帝上奉或进谏中常用的熟语而已。由于严明的尊卑体系和由下而上逆向传播，下臣在申明自己意思的同时，必须不断对皇帝颂扬，感恩，还要说许多形容自己卑下和贬斥自己的话，以示明确双方的关系，不敢造次。又如：

“臣闻明主不讳讥刺之言，以探幽暗之实；忠臣不恤谏争之患，以畅刀端之事。是以君臣并熙，名奋百世。臣幸得遭盛明之世，逢文武之化，岂敢怀禄逃罪，不竭其诚！”这是汉朝窦武上汉桓帝的《谏党事书》。桓帝制造

① 参见《尚书·无逸》。

党锢之禁，捕捉李膺，天下寒心，形成全国范围的空前恐怖，窦武便因此而进谏“陛下所行，不合天意”。窦武是桓帝后窦氏的父亲，上书犹言“逢文武之化”，不敢“不竭其诚”，想见其小心谨慎。

历史上，隋炀帝是个有名的荒淫暴虐之君，下臣上书自然更得小心，要“深蒙顾问，方敢敷陈”。批评隋炀帝也是“圣神独断，谏谋莫从”，“独发睿谋，不容人献”，“陛下恒性毅然，孰敢上谏。或有鲠言，又令赐死”，至少在表面上不敢对龙威有丝毫触动，这还是隋炀帝的侍从侏儒上的书（王义《上炀帝书陈成败》），而且，上表之后即自刎而死。

至于所谓“小臣狂妄，冒读天威，甘俟斧钺，不胜陨越之至！”（胡铨

《戊午上高宗封事》）“臣仰测圣意，将有以节财用，薄赋敛，以结斯民之心”（杨万里《宋孝宗淳熙十六年转对札子》）。所有这些扬上抑己之语论，更是屡见不鲜。下臣上书，往往也少有直陈己见，通常都是“臣闻”如何如何，以示不敢张狂。

这里，我们想提起曹植曹子建。

曹植在历史上是皇权倾轧中的悲剧性人物。他先是为其兄曹丕所忌恨，后曹丕子曹叡继位，曹植集皇叔、臣子和阶下囚三种身份于一人，处境更为艰难和尴尬。但是，曹植又不愧为建安一代文豪，他以求通亲戚情谊的角度写了《求通亲亲表》，被后人认为极得抒情尽忠转圆之法。文中，曹植痛陈自己所遭受的“禁锢”之恨，“不敢过望交气类，修人事，叙人伦，近旦婚媾不通，兄弟乖绝。去凶之问塞，庆吊之礼废，思纪之违，甚于路人，隔阂之异，殊于胡越。”“臣伏自惟省，无锥刀之用。及观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为异姓，窃自料度，不后于朝士矣。”“犬马之诚，不能动人；譬人之诚，不能动天。崩城陨霜，臣初信之，以臣心况，徒虚语耳。”其牢骚怒气之盛炽，真这么一路骂将下去，恐怕就凶多吉少了。可曹植很聪明，上面这些批评怨气分作三层发，每发一层，便夹进几句表示忠诚和颂扬之话，所谓“陛下沛然垂诏，使诸国庆问四节得展，以叙骨肉之欢恩，全怡怡之笃义。”所谓“臣窃自比葵霍，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实在陛下。”等等，如此的应物制巧，这才保得不让魏明帝抓住辫子，不致触怒天颜。

进谏劝服中，这种对上尊下卑，上智下愚的不断申明不仅体现在遣词用句方面，所选择的理由也很要紧，司马相如劝谏汉武帝不应沉迷于狩猎，选择了身体安全以防不侧的角度，不多言其它（司马相如《上疏谏猎》）。公元 232 年，孙权贸然决定出征辽东公孙渊，于吴国关注曹魏集团和蜀汉势力的战略大策实不相宜。但是薛综《谏征公孙渊疏》除了功孙权不要“违必然之图，⋯⋯肆一朝之忿，”开始的劝谏也是从万乘之尊的生命安全入手的。然而，在另一方面，谦卑又仅仅是一种形式，是下臣在既定传播体系或

社会地位中应该遵循的态度，进谏的目的则是要申明白己的主张，求得君主的认同，这才是根本之所在。所以，那些形式上谦卑之至而内容上极为刚烈的章奏谏疏，在历史上并不少见，李斯著名的《谏逐客书》条陈缕析地驳斥了秦宗室大臣“请一切逐客”的荒谬主张，坚决制止了秦始皇的逐客行为。贾谊、晁错进谏削弱诸侯、劝农贵粟等等大主张，促进了汉朝的“文景之治”，也为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奠定了基础。唐代魏征、狄仁杰、陈子昂、韩愈等人的进谏章奏专论重视民心，励情图治，崇俭禁奢，亲忠远佞，对唐朝的政治发生了直接的影响。其中，韩愈的《论佛骨表》上，宪宗震怒，“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轰动京城。宋朝国势羸弱，臣下章奏多因积贫

积弱，冗宦冗兵而发。至于近代，康有为联合各省应试举人 603 人《公车上书》，提出变法救国主张，更是轰动朝野的大事件，之后，康有为又先后向清帝 5 次上书，终于使得光绪皇帝痛下决心，“诏定国事”，宣布变法，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百日维新”。

岂止，一旦浩然正气通贯日月，有阙必规，冒死直谏也在所不惜。例如，汉代鲍宣在《上哀帝书》中直言：“窃见孝成皇帝时，外亲特权，人人牵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贤人路，浊乱天下，奢泰亡度，穷困百姓，⋯⋯今奈何反复剧于前乎！”“昔尧放四罪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众皆惑：古刑人尚服，今赏人反惑，请寄为奸，群小日进。”“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说民服，岂不难哉！”言辞之激烈，令人望而生畏。明代名臣海瑞，其《治安疏》虽然颂扬明世宗朱厚熜“天资英断，睿识绝人，可为尧舜，可为禹汤文武”，这只是抽象肯定。具体批评起来则直言不讳。如“陛下则锐情未久，妄念牵之而去矣。”“天下因陛下改元之号，而臆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陛下误举⋯⋯无一人为陛下一正言焉”，“一意玄修，是陛下心之惑也；过于苛断，是陛下情之偏也”，“陛下之误多矣”，等等，毫不留情。历史上，东吴贺邵上疏直指孙皓暴虐，虽遭残酷拷问终至被杀而不悔；侏儒王义历数昏君扬帝而自刎；魏征犯颜切谏而不惧太宗暴怒；司马光“不避死亡，以进忠直之言”；陈东上书怒斥宋钦宗妥胁误国横遭斩首；杨继盛挥斥权奸严嵩“十大罪，五奸”而备受酷刑；乃至海瑞备棺上谏，视死如归，其忠烈赤诚，更是长久为人们所赞誉。

引经据典以讽当朝

进谏上疏，空泛说理极少，或有，效果也不好。历代章奏大都引用历史事实为立论根据。其中原因，一是借重我国传统社会重视历史经验教训的思想，以增强影响；二是作者借以避免以下言上说理教导的尴尬，显示客观性；其三，事实胜于雄辩，它含义丰富，说服力强，是不可改变的，可以消减君主的主观抗拒心理。

例如，李斯《谏逐客书》，先后引用“穆公求士”，“孝公用商鞅之法”， “惠王用张仪之计”，“昭王得范雎”，等等事典，证明“客之功”与秦室强大的关系，以秦王广泛引进“色、乐、珠、玉，”如饥似渴而与“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形成鲜明对比，生动说明了“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的道理秦王顿然醒悟。

汉人谷永在其著名的《论神怪疏》中先后例举了“昔周史苌弘欲以鬼神之术辅尊灵王会朝诸侯，而周室愈微，诸侯愈叛。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助，却秦师，而兵挫地削，身辱国危。秦始皇⋯⋯遣徐福、韩终之属多赍童男女入海求神采药，因逃不还、天下怨恨”等历史教训，谏劝汉成帝警惕巫士和方士的迷信妖佞活动。

西汉著名学者刘向谏劝汉成帝崇陵厚葬而写的《谏起昌陵书》，也是旁证博引，先言“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亲骨肉，皆微薄矣？非苟为俭，诚便于体也。”后论“吴王阖闾，违礼厚葬，十有余年，越人发之。及秦惠文、武、昭、严襄五王皆大作丘垅⋯⋯咸尽发掘暴露，甚足悲也。⋯⋯葬未有盛如秦始皇者也，数年之间，外被项籍之灾，内离牧竖之祸，岂不哀哉。”所有这些既是教训，又是对比，充分说明“德弥厚者葬弥薄，知愈深者葬愈微，无德寡知，其葬愈厚，丘垅弥高，官庙甚丽，发掘必速。由是观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见矣。”

正因为借典讽今所具有的特殊力量，历史上，少有谏章不用事典的。当然，用本朝兴衰治乱以讽谏，更需要冒险。但也屡见不鲜。

巧设譬喻，因气相求

东汉著名雄辩家王充说：“何以为辩，喻深以浅，何以为智，喻难以易。”普用譬喻，因气相求，这也是中国谏劝的重要特色。

贾谊的《治安策》为说明必须以强力削弱诸侯王的势力之必要，多方设譬。他说：“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顿者，所排击剥割皆众理解也。至于髋髀之所、非斤则斧。夫仁义思厚，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诸侯王皆众髋髀也，释斤斧之用，而欲婴以芒刃，臣以为不缺则折。”这是以屠牛喻治安。又说“天下之势方病大瘇，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虑亡聊”把当时天下诸侯自大，尾大不掉而危及中央政权的艰难形势描绘得十分形象。

由于中国文化对于譬喻论证也有着特殊的传统，它对谏劝奏章自然有着深刻的影响。有人作了统计，先秦的谏辞、说辞几乎没有不用比喻的。诸如“辅车相依，唇亡齿寒”，“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所谓“亡羊补牢，未为迟也”等等。这些谏辞中的比喻，现在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成语。可见其生命力之强、感染力之大。

宋朝著名学者柳开曾写过一篇奇文《代王昭君谢汉帝疏》。文中借昭君之口“敢谕陛下以言，用明臣妾之心无怨愤”，“出臣妾于掖垣，妻匈奴于沙漠，斯乃国家深思远谋，简劳省费之大计也。臣妾安敢不行矣。”“今用臣妾私于戎，朝廷息转顾之忧，疆场无侵渔之患，尽系于臣妾也。是大臣之事，一旦之功，移于臣妾之身矣。”乍一看，似乎是表白王昭君忠贞为国，而其实质，却正表达了作者对北宋决策者屈辱求和外交之不满。安国家，定社稷，息兵戈，静边戍，这些本来是食重禄居高位的“将”、“相”之重任，而今却要一个幽闭女子来承担，该是多么大的讽刺。如此愤恨，怕也只有借典设譬，因气相求方得一吐为快。

雄辩激烈，气势非凡

非理智不能服人，非激情不能动人，雄辩与激情的巧妙结合，也正是进谏劝上的特色之一。

贾谊《治安策》言地方强势之危害：“臣窃迹前事，大抵强者先反。淮阴王楚最强，则最先反；韩信倚胡，则又反；贯高因赵资，则又反；陈豨兵精，则又反；彭越用梁，则又反；黥布用淮南，则又反；卢绾最弱，最后反。” 述事言情，极其酣畅。

杨继盛的《弹严嵩疏》，开言便称：“臣孤直罪臣，蒙天地恩，超擢不次。夙夜抵惧，思图报称，盖未有急于请诛贼臣者也。方今外贼惟俺答，内贼惟严嵩，未有内贼不去，而可除外贼者。去年春雷久不声，占曰‘大臣专政’。冬日下有赤色，占曰‘下有叛臣’。又四方地震，日月交食，臣以为实皆嵩致，请以嵩十大罪为陛下陈之”。文字简炼泼辣，雄辩力和感染力跃然纸上。随后，他历数严嵩“十大罪”、“五奸”，皆入木三分，在当时产生了极大影响。

历史上，诸如曹植的《求通亲亲表》，诸葛亮的《出师表》、贺邵的谏

《谏孙皓疏》，韩愈的《谏佛骨表》及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五书》也都议论剀切、情感百转，具有情理兼备的强烈感染力。

此外，历代进谏奏章在文字上或议论风生，或朴实畅达，或剑拔弩张，

或春风化雨，也都各具特色，至今仍有着很强的借鉴意义。

也许我们可以说，正如古希腊的法庭雄辩政治演说宣张了民主政体的劝服传播，中国传统的迸谏艺术则大大丰富了纵向传播系统中的上向劝服。它跨越时代的局限，有着特殊的生命力。

禅悟与开导

谈劝服，自然不能不提及我们这个星球上各种各样的宗教力量。在几千年的时间，它们以自己独特的形式创造神圣创造奇迹井用神圣和奇迹说服人们；它们创造教规创造文化，并用教规和文化制约人们。它们或神奇或平实，或威严或仁慈，或春风化雨或秋风疾烈，其风格和形式之丰富，无不使人叹为观止。金碧辉煌的佛殿，巍峨高耸的教堂以及种种震慑人心的宗教仪轨，是不言而教，而无论何方教派，其奠基鼻租或卫道大师，或均可认为是杰出的功服大师。如佛陀释迦牟尼、耶稣基督等等。

详尽的探讨，至少可以写几本大书。中世纪的布鲁诺写过《说服的艺术》，其中重点，便是当时教会是如何使得人们改变观点的。既有正道，也有邪道，比如将犯人关在活动牢房里，牢房每天压缩几十厘米，使人感到总有一天会被挤死，等等。当然，这种方法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劝服了，而诸多严格意义的西方宗教劝服，其方法也多少为西洋学者所研究。这里，我们则想着重介绍和欣赏极其富有智慧性的中国禅宗开导法。

在佛教诸派中，禅宗属中国独创，它号称教外别传，以心传心，不立文字，故而，禅师们给人们的指导或启示，便不能不独辟蹊径，形成多姿多彩的禅宗开导方式。例如：

《指月录》云，梁武帝请傅大士讲金刚经，大士才升座，以尺挥案一下，便下座。帝愕然。圣师曰：“陛下还会么？”曰：“不会。”圣师曰：“大士讲经竟。”

什么意思呢？这是说：礼佛解脱的过程，本身是高度智慧的切身体验，必须真参实证，不能仅仅依靠外在的逻辑论证。讲经是没有用的。佛经只是诸佛解脱境界，了悟“缘起性空”的摹写，不是解脱境界本身。一如以手指月，手指非月。不讲经的时候，经的道理本来就在那儿，一讲，反而挂一漏万。岂止，以喻为本，更使人陷于妄执之中。傅大士是何等人物，他把人生颠倒参了个透。所谓，“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人从桥下过，桥流水不流。”这首颠倒偈子便是傅大士写的。请他讲经，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讲。

自然，禅宗开导可以不立文字，研究禅宗的开导却离不开文字，综罗前人的研究，其原则和方法可示列如下：

禅宗开导的原则 1．应病与药，无一定之规。佛境清净光明，众生之所以迷障，只因为

始终沉没在“散乱”与“昏沉”之中；各有妄念，各有不同的业障。所以，佛法指点迷律恰如应病与药，药无所谓贵贱，只要对症。汾州无业禅师说： “诸佛不曾出世，亦无一法与人，但随病施方，遂有十二分教，如将蜜果换苦葫芦，淘汝诸人业根。”（指月录）。大慧宗果禅师也说：“若是对症发药，篱根下拾一茎草也能除病，说什么人参、附子、朱砂、白术。”（宗门武库）以此为据而推导，就必然认为禅宗的方法是个别开导式的。以前面提到的梁武帝为例，此公虽以好佛闻名，然在禅宗看来，梁武帝只是爱好修庙

布施，念斋吃素等外在的形式，本心未曾开悟，所谓“人天小果，有漏之因”

（达摩评梁武帝语）本末颠倒了。故而，傅大士的不说为说，不啻为一记猛喝，是特有所指。当然，禅师也不是一概反对说经，得看对象，至于那种聚众说法，把所有听众的根器、个性、教育程度和修持工夫视为相同的做法剔切不可行，因为这就好比把一切病人视为患同一种病一样荒谬。

2．只破不立，明心具性。佛经认为一切生命皆有佛性，佛性不是外在给予的，而是自觉“身心寂灭”后达到的清净觉地。犹如金矿炼金，黄金本在金矿之中。将一切杂念“放下”，直至连“放下”也“放下”，这便是禅宗的开导原则。所以，禅宗无一定之法，一切有为法，皆为相对，“金屑虽贵，落眼成翳”，修禅犹如内布施，内在一切统统施舍掉，“空亦须空”，如此一路破下去。大慧宗杲禅师说：“我这里无法与人，只是据款结案，恰如将个琉璃瓶子来，护惜如什么，我一见便为你打破；你又将得摩尼珠来，我又夺了；见你恁地来，我又和你两手截了。”（宗门武库）就是一路破到底，吹尽浮沙，真金乃现。也可以形象地说，禅宗的劝服，便是替人解粘去缚抽钉拔楔。

禅宗开导的方法

总分为言句启导和非语言直接动作两大类。尤其于前者，言不尽意然尽意总须言语，问题是不必执妄，只须将诸般开示视为渡河之舟，过河当弃。所以，言句的方式，实乃一间接的启导。其中又包括：旁敲侧击、同问异答等等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