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四 篇 大 洋 波 澜

历史与骄傲

辉煌古希腊煌煌古希腊，它的光芒照耀至今。

打开地图，希腊仿佛是一只把弯弯曲曲的指头伸进地中海的瘦骨嶙峋的手，正是这只手，在 4000 年以前就已经掏开了灌育西方文明的源头活水。雅典是繁忙的商业中心和进出口岸，各种各样的思想和传统也在这里进行着五花八门的交往和消融。雅典产生了西方世界最早的大商人、大外交家、大政治家和大军事家，当然，对于我们来说，还产生了大批的雄辩家和专门从事论辩、劝服研究和教修辞的职业教师——智者，全世界最早的劝服学校也坐落在雅典附近。

这多少与雅典独特的民主制度有关。

当时雅典有 40 万居民，除了 25 万毫无权利的奴隶，还有 15 万的自由民或公民，他们之中有一部分人能够出席治理决定国家大策的公民大会。人数虽然极少，不过，就他们所拥有的那一点点民主而言，其彻底的程度是空前绝后的：最高的权力机构是公民大会，它允许广泛辩论，并以全民表决的方式决定取舍。投票的方式是富于戏剧性的，有时是投豆子，而有时则是全场的举手呐喊。雅典的最高司法机关是迪卡斯特里法院，为了减少受贿，这个法院的成员有一千人之多，而且都是按照字母顺序从所有公民的花名册上挑选出来的——再也没有比这更荒诞不经了。

因此，如果我们回到几千多年前的雅典，仿佛会想刻到处都是没完没了的辩论和畅谈，广场上，苏格拉底侃侃而谈，机智而又俏皮；大会上，狄摩西尼雄辩金冠，其声遏云；法庭上，西塞罗滔滔不绝，除恶务尽：他们什么都敢议论，无所畏惧，在宗教或政治禁忌面前也照样侃侃自如。雅典人早在荷马时代已从他们自己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中深深感受到了善于词令的价值和荣誉。谁的口才好，谁便能够制服政敌，取得争讼和取悦民意。著名雄辩家狄摩西尼为夺回被人强占的财产，幼年即把鹅卵石含在嘴里练发音，刻苦自学论辩艺术，最终在法庭上一举制胜。后来狄摩西尼出使斯巴达，腓力王望之披靡，竟然不敢和他直接谈判。古希腊的大政治家伯里克利也是一位杰出的雄辩家，他在公元前 431 年发表了民主宣言（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直到现在还受到一切爱好民主和自由的人们的赞赏。在一次与斯巴达的战争中，雅典时逢瘟疫，伯里克利就动员农民迁进城，补充兵力。雅典人不满了，谴责他，认为他们遭受的一切不幸都应由伯里克利负责。伯里克利勇敢地向人民辩护说：“我自己的意见是这样的：每一个人在国家顺利前进时所得到的利益，比个人利益虽然得到满足可是整个国家都走下坡路时所得的利益要多些。一个人在私人生活中无论多么富裕，如果他的国家遭受破坏， 他也一定会陷入普遍的毁灭之中；但只要国家本身是安全的，个人就有更多机会从私人的不幸中恢复过来。个人在痛苦中还能得到国家的支持，而政府肩上的重担却不是任何个人所能承担的。我们集合所有的力量来保卫国家， 难道是错了吗？”真可谓鞭辟入里，掷地有声。

而且，即使在激烈的党派斗争中，在这种充满私欲的较量中。“虽然双方的动机都是非正义的，但是那些能够发表动人言论，以证明他们的行为是正当的人，更能得到赞扬”。（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 3 卷第 5 章）这些人修昔底德称之为“蛊惑家”。蛊惑家也是靠口才吃饭的。

比如阿尔基比亚德，此人虽然朝秦暮楚毫无原则，然而极其善于雄辩。开始，他自我标榜是民主派，曾发动猛烈抨击打败一位将军尼基亚而自己被选为将军。可他后来打了败仗，又巧妙将责任推给尼基亚。他曾煽动远征西西里，青年人贪婪地听他的讲演，实业主、船主和一切与海洋业有关的人都赞成他的主张。可是，后来征战失利，阿尔基比亚德害怕回国受审，中途叛逃，投奔了斯巴达。他发表演说为自己辩护说：“我的祖先常常是斯巴达在雅典的代理人，由于某种误会他们放弃了这个职位，现在我自己担当起这个职务来，愿尽我的力量供你们驱使。⋯⋯虽然过去我有热爱祖国的美名，现在我要帮助它的死敌去进攻它，请你们不要因此将我看作最坏的人；你们不要认为这出于一个流亡者的强烈情绪因而怀疑他的论点。我被放逐是因为放逐我的人的邪恶，这不能免除我帮助你们的能力⋯⋯”斯巴达人接受了他的建议，派兵进攻，大获胜利。后来，阿尔基比亚德与雅典谈判成功，又回到雅典，一度还担任将军⋯⋯总之，阿尔基比亚德作为一个典型的蛊惑家表明， 这些人没有原则，却可以凭借出色的口才煽动群众，兴风作浪。演说和论辩本身只是手段，它不能阻止坏人借以作恶，然而，它在反面显示自己巨大的能量。

那么，一般的雅典公民呢？

首先，不管他们是否愿意，他们都必须承担起雅典民主政治赋予他们的权力和义务。从梭伦的改革开始到伯里克利时期的鼎盛和繁荣、完备或者在今天看来某些方面非常荒诞的民主制已深深地在雅典人心上打下了烙印。所有的行政官员均由抽签任用，议事会的议员也由抽签产生，除了假日几乎每天开会。在公民大会中以投票的方式决定粮食供应和国防问题，决定财产的继承和没收，选举司法官员和其他官员，每半年还要投票决定是否要进行贝壳放逐法，而且，公民随时可要求开会议，在这样的公民大会上任何人只要放下一条用羊皮包扎的橄榄枝，就可以对大会说话。公民大会拥有最高权力， 绝对民主。

再拿人数众多的陪审法庭来说，虽然一个人出席陪审什么案子是偶然抽签决定的，但重要的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陪审员的投票将决定被告的命运。当然，一个陪审员也要求有良好的思考和判断，要知道如何进行法庭辩论。而且任何一个公民也都有可能随时被拉上原告或被告的位置，论辩才能的好坏，既事关面子，也事关他的切身利益和社会地位。因此，学习修辞术，辩论术成为当时的潮流。

智者和智者运动应运而生。

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呢？根据今天的考证，智者在智者运动中大概可以归入教师一类，但是，他们是一批特殊的教师；智者几乎不注重天文地理等专业知识，他们在思想观念、宗教信仰、政治见解等方面也几乎没有共同的基本观点，甚至师徒之间这些方面的基本观点也不同；这不要紧，智者所共同感兴趣的是一个人的技能方面，比如一个人该如何思维，如何表达，如何辩论。比如说，你被控打人，如果你体质瘦弱，便可以说，我这样的人去打他， 不是鸡蛋撞石头吗？如果你是个强壮如牛的人，便可以说，在法庭判决于我

明显不利的情况下，难道我会去打他吗。总之，在辩论中，一个人该如何使较弱的论证变得更加强大，如何使本来无望的案子受到重视，以及种种相关的技巧，这些技术性的手段恰恰是智者所感兴趣的。可以说，古希腊的智者是专门传授辩论、演说、诉讼、修辞等等方面的知识的职业教师，他们差不多都写过传授演讲技巧的书。许 多古希腊的著名人物如普罗泰哥拉、高尔吉亚、普罗狄科、希庇亚、安提丰等等都被认为是智者。他们或游历各地， 或坐地授课，方式非常灵活，引人入胜。柏拉图在《普罗泰哥拉篇》中有这样的描绘：体弱多病的普罗狄科喜欢穿着睡衣，身披羊皮袄躺在床上，周围围着聚精会神的老年人，希庇亚习惯坐在走廊上，在团团围住的学生中间， 既传道解惑，又平等对话；普罗泰哥拉则悠闲地漫步在走廊上，边走边讲， 听众们分别列两行，也跟着普罗泰哥拉来回走动，井井有序，仿佛一个高明的导游带团参观一般。智者如此风度，曾让后来办教育的人深为羡慕，便是在今天，比较起那些师生蚁聚一堂的死板教学形式，也是极有魅力的。

当然，智者和智者运动的最为引人入胜的地方，自然在于它对劝导艺术的特殊贡献和影响。在这里，因为考虑本书的风格和特点，我们不想罗列大堆的材料，然而，我们试图把归纳的结论提出来。

首先，智者们在西方文化中最早系统地研究了劝导理论和有关实践。不错，尽管早在古埃及的纸草上，就有过关于劝导的零星记载，探讨人们该如何讨好大人物的欢心。但是，那些并不系统，也没有启发或汇入西方文化发展的主流。而且，在传播的意义上，它至多是关于纵向传播网络中上面交流的“偶然”重视而已。智者运动则不同了，它出现在一个民主相对比较彻底社会背景中，在客观上劝服有着更大的功能和意义，劝服的对象可以是有关任何人。第二，智者是一批人，形成极有群众基础的智者运动，这是前所未有的。第三，智者几乎探讨了在当时所能想到的与劝服有关的所有问题，尤其重视技艺的实用性。第四，智者几乎专以说服、论辩等艺术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而几乎完全不顾及它所依附其中的各种现实目的，如果说有目的， 那就是取胜。不顾一切地赢得支持，争取胜利。这种目的与手段的分离因此引发了诸多的副作用，但从一个方面来看，它使得关于劝服等的研究更具有纯粹性。

其次，智者以教授劝服论辩技艺为职业，有教无类而且还收取学费。这些个问题在当时都引起争论。以教授劝导为职业，本身就给了劝服和论辩技艺以相当正统可行的地位。潜在地，也将人们习以为常的那种“是什么”（如地球是圆的）一类知识，扩展为“应如何”一类的智慧。问题是，这类才能能否传授，是天生的还是可以教育的？智者就明确认为“缺乏训练的技艺和缺乏技艺的训练都是无用的”。

有这么件事也许算歪打正着：一位父亲反对儿子去学修辞学，他劝告说：“孩子呀，你如果在大会上讲真话，那么富人会责骂你，如果讲假话， 那么穷人会责骂你。你为什么要去学一门怎么都挨人骂的技艺呢？”

儿子就势反驳说：“父亲，也可以这样理解，如果我说真话，穷人就会赞扬我，如果我说假话，富人就会赞扬我，我无论如何都能得到别人的称赞， 何乐而不为呢？”

瞧，这不学得挺好，连诡辩也学会了。

智者自称教师也引起指责。这在今天看来很奇怪，仿佛我们听到有专教行乞，专教运动员如何在场上装伤的教师那样。其实在那时的古希腊，只有

神才配称为智者，像教人用火的普罗米修斯，教人音乐和写诗的缪斯，以及还有阿波罗等等，都是神。连诗人、医师、乐师都不敢自称智者或教师。这批专事摇唇鼓舌的“无懒之士”一开始就自封智者，挂牌教授，还不让传统之士气歪了鼻子。

智者授艺收徒，收取不低的学费，而且，无论是谁，只要缴费求学都会收下来。所有这些也都引起抨击。见仁见智，在此姑且不论，然而智者们上述的种种举措，倒无疑将劝服以及相关的活动确立成了社会职业。

其三，智者开办学校，广传劝服技艺。

智者们开办的学校叫修辞学校。修辞在这里的意思和我们现在的定义不同，在古希腊人那里主要指如何使用语言的技艺，包括在法庭上、公共场合及有关庆典葬礼上，如何针对不同的对象发表演说和论辩，以劝服无知的听众。当时，雅典从伯里克利以来，为了提高公民的素质，大力兴办雅典的文化事业。一般的公民可以观看戏剧，从中受益，政府还实行戏剧津贴，对于有钱的贵族子弟，各类学校的学习就很有必要了。包括伯里克利在内，也都把两个儿子先后送到普罗泰哥拉那里，接受他的教育。修辞学校可算得上世界上最早的、专事劝服的专业学校。例如著名演讲家伊索克拉底创办第一所修辞学校，亲自授课 40 余年，出道弟子 200 亲人，许多皆以演讲名世。

其四，智者多方面较为系统地探究和发展了有关劝服与传播艺术，重在它的实用性一面，它的种种技巧。例如，普罗泰哥拉系统发展了强与弱的论证以及它的相对意义的哲学基础；高尔吉亚对归谬法有很生动的运用：普罗狄科要人们重视词义的区别；希庇亚有着杰出的公开演讲的才华；伊索克拉底讲究书面演说，而阿尔基达玛推崇即席演说，等等。

智者们对自己的绝世才华有着绝对的自信。有一件事可以说明这一点： 他们尽管收费较高，但是，有些允许学生毕业赚钱后再付钱，以证明所传实乃真经。颇有真金不怕火炼的真人风度。可是遇上顽皮的学生也是有的。有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干脆不再给钱。老师急坏了，就上法庭控告自己的学生。他说：“无论如何，这次也得给我钱，因为如果法庭判我有理，那么依照法庭判决他该给我钱；如果法庭于我不利，也就是对方赢了，那么依据我们的师生契约，他的另一半学费必须在第一次打赢官司后付给，这是他的第一次官司，而且也是他赢了”。

学生已非昔日的吴下阿蒙，也不示弱，说：“无论如何，我都可以不给钱。因为，倘若法庭判我胜诉。那么依法当然不必出钱；如果败诉，那么依据我们师生的契约，我的另一半学费必须在第一次打赢官司后付钱，而我输了，当然用不着再付。”

这场智者的对辩，当时就难住了法官，确实也让师傅领教了徒弟的厉害。典型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应该说，智者在研究劝导，传播论辩技艺等方面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至少，有着思想史的地位。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智者的积极作用在另一个方面也就是它的消极影响，它的事皆可辩的相对主义和怀疑论，必然会导致诡辩，而最终则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将自己也否定了。智者为论辩而论辩，为服人而不惜手段的做法，也非常恶劣地助长了古希腊蛊惑家的恶性发展，他们为牟取私利而不惜煽惑群众，置社会公认的伦理准则于不顾，逞其辞锋，阿谀钻营，修辞论辩的技艺越高明，对社会的危害也愈大。第三， 智者们一般都自高自大，高傲而又玩弄诡辩伎俩。智者运动愈到后来，这种

倾向愈强烈，从而也严重败坏了职业劝服者、论辩教师的形象。

当然，智者运动之所以有如此的发展与变化，和它所赖以产生的社会基础也是分不开。在一个逻辑学、心理学、哲学等学科尚未充分发展，在一个以为数量就能产生智慧，仅仅靠举手、呐喊、投豆子就能决定真理的怪异幼稚的民主环境中，修辞劝导理论与实践也不可避免带有幼稚的局限，有时呈现为悲剧，而有时又呈现为喜剧。它招人责备，当然，又启发人们深思。

酸甜苦辣，五味俱全，珍珠与鸡粪共存，这就是智者运动留下的遗产。公元前 5 世纪末到 4 世纪时，在希腊和雅典盛极一时的智者运动明显衰

落，帷幕轰然落下，当时，只有不到指头大雅典庆幸议论，而今，全世界都听到了它的回声。⋯⋯

古希腊依然辉煌！

话说普罗泰哥拉请问，我们应该劝人行善还是为恶？

如果你向智者这么提出问题，普罗泰哥拉就会如此回答： “我可以告诉你：善和恶是一样的，不同的只在于所涉及的对象和情

况。例如饮食男女对病人是坏的，对健康人却是好的；纵欲和挥霍对他本人说是不好的，但对商人就是好的；死亡、疾病、翻船对遭难的人说是坏事， 但对以埋葬死人为业的人，对医生和造船者说却是大好事。在体育、竞技和战争中，对得胜者说胜利是好事，但对失败者说就是坏事。所以好和坏是同一的，只是因人因事而异罢了。”

但是，这仅仅是普罗泰哥拉的一种回答。他还可以告诉你： “善和恶也可以说在事实上是不同的，正如二者的名称不同一样。如果

是一样的，那么对父母行善也就是对双亲作恶；对敌人施虐也就等于对敌人行善；而且饮食男女对病人和健康人也都一样了。”

显然，这是两个相互矛盾的说法，或者正题或反题。

倘如，你想参加辩论赛，也许两个方面都要准备，然而一旦上场，你必须持执一种观点并全力辩护，并且在内心上，你也不会认为两种对立的观点都是真的，这并不奇怪。问题是如果普罗泰哥拉也这么看，智者就不成其为智者了。普罗泰哥拉认为：任何命题都有两个相反的论断，而这两个论断可以都是真的，它们的区别只是在于彼此的价值不同。论辩劝服的目的和主要技艺就是如何使弱的论证变为强有力的论证。

在一次普及佛教知识的演讲会上，一名女大学生向大师提问：“你们佛家主张不结婚，不生育，照这样下去，人类岂不是走向灭绝了吗？”确实， 从理论上说是这么回事。可大师从容反问道：“请问小姐，你想不想出家？” “喔，我可不想！”她慌不迭地摇头摆手。“这么说，不是至少还有一个人在肩负着繁衍人类后代的伟大使命吗，你怎么说人类会走向灭绝呢？！”

大师的论题原先不强，可他通过巧妙的以人为据，反倒增强了 自己。这种劝服技艺正合于普罗泰哥拉的原则。

下面列举一些普罗泰哥拉等智者的经典性的正反论题：① 光荣与耻辱

① 参见《希腊哲学史》第 2 卷 1993 年人民出版社版。

正题：“光荣和耻辱”是相同的。一个漂亮的男子喜欢他喜爱的人而不喜欢他不愿爱的人；妇女只能在室内洗澡而不能在体育场上洗澡，男人却可以在公共场所洗澡。在公共场合性交是耻辱，而在自己室内就不是。不论男人或女人同已婚的人交配是正当的，同未婚者交配就不光彩。待朋友好是光彩的，对敌人好就是可耻的。杀害朋友或同一城邦的公民是卑鄙的，而杀死敌人却是光荣的。再者，不同城邦的人有不同的荣辱信念，例如斯巴达的妇女以裸体洗澡为荣，伊奥尼亚人却相反；斯巴达人无需学习音乐和文字，不以此为耻，伊奥尼亚人则以学习音乐和书写为荣。帖撒利公民可以驯马宰牛， 不以为耻，而在西西里，这些却是只有奴隶才干的事。马其顿的姑娘在婚前可以允许有情夫，婚后不许，而希腊人却都不允许。色雷斯的女孩以敲“塔图”（tatto，一种鼓）为荣，但只在节日庆典上才允许，但别的民族却以此作为对罪过的惩罚。司奇提亚人剥取敌人的头皮挂在马前，以此作为杀死敌人的胜利品，并且将敌人的头颅镶上金银用作酒杯，但是希腊人却不允许收容干过这种事情的人。马萨格塔人可以吃掉父母，如果希腊人这样干就得被处死刑。吕底亚人可以娶卖淫的妇女为妻，希腊人就不允许。在埃及男人也纺纱织衣，而在希腊这是只有女人才干的事情。“‘所以没有什么绝对的正确和错误、光彩和不光彩，一切只依情况而定。’因而光荣和耻辱是同一的。”

反题：“光荣和耻辱二者是不同的。谁说它们是同一的便必须承认凡做得对也就是做错的；美男子也就是丑八怪，白人也就是黑人，敬神也就是渎神，女人的打扮是对的也是错的。这样，凡是错就是对的，正确和错误都是一样的。”

正义和非正义

正题：“双重论证也适用于正义和非正义。有些人断言有些事是正义的而另一些是非正义的；另一些人却认为正义和非正义是一样的。”我们先论证后一论题。打仗时对敌人撒谎和欺骗是正义的，但对朋友如此就是不正义的。父母拒绝眼药时将药混入食物中蒙骗父母服用，是正义的。如果你的朋友或邻人用剑刺你，你对他施加暴力或偷走他的剑，这是正当的。如果你父亲处于生命危险之中时你破门而入，那是正当的。如果希腊处于危机中需要金钱拯救它免遭野蛮人蹂躏时，动用寺庙金库的钱财也是正当的，不过只限于动用希腊人的寺庙如特尔斐或奥林比亚寺庙的财产，不能动用仅属于个别城邦的资财。遵循神谶命令杀死最亲近的人也是正义的。在艺术中，谁的戏剧或绘画最能欺骗人，他就是最好的艺术家。（在希腊，“虚构”和欺骗、撒谎在艺术上是同义的。艺术要虚构，希腊人认为这就是欺骗撤谎。虚构得越引人入胜，也就是欺骗得越好。阿里斯托芬可以虚构伯里克利和苏格拉底的故事并写成喜剧，若是伯里克利或苏格拉底因此控告阿里斯托芬，雅典法庭不予受理。）悲剧家埃斯库罗斯还说撒谎、欺骗、盗窃是正义的。所以正义和不正义是同一的，只能依情况不同而分。

反题：“正义和非正义是不同的”。如果它们是同一的，那么正义行动就等于施行不义，反之亦然。正义者也就成为不正义者，罪当被处死者也就成为正义的人。盗窃敌人的财物就是既正义又不正义的。正义与不正义不能应用于艺术，“因为诗不是为真理而是为快乐写的”。

真和假

正题：“双重论证也适用于假和真”，即那样的陈述：同一句话（逻各斯）有人认为是真的，有人认为是假的，相反的论题则认为真和假是一样的。

我们先说后一个论证。所有的论断都是用词语表达的，当人们用词语表达一个逻各斯的时候，如果它是同如此表述的事情相符合，它就是真的，反之如果不符合，同样的这逻各斯就是假的。例如控告一个人犯盗窃圣物罪，如果和事实符合，‘某人犯盗窃圣物罪’这句话就是真的，反之则假。对于被告也是这句话。法官判决是真是假也是根据这逻各斯。⋯⋯因此很显然，同样一句话如果它本来是假的，那就是谎言，如果本来是真的那就是实际如此。同一句话就像同一个人，他有幼年、青年、壮年和老年，总还是同一个人。反题：“真和假是不同的”。如果有人主张真和假是同一的，那就可以

问他：你自己的论题是真还是假的？如果回答说是假的，那就等于承认真和假是不同的！如果回答是真的，那么根据他自己的假设（指“真和假是一样的”），这一论题也就是假的了。真实的论据也就是伪证，老实的人也就是撒谎者，法庭就无从判决了。

其他：关于聪明和愚蠢，关于智慧和美德是不是可以传授：以及关于民主制中的抽签形式是否合理，诸此等等的问题，普罗泰哥拉也都研究过它们的正题和反题。换言之，在所有的论题中普罗泰哥拉都可以持执两个互相对立的论证，为了做到这一点，甚至不惜利用抽象的可能性来反对事实的存在。亚里士多德后来对此颇多责难。但不管怎么说，当时的普罗泰哥拉确实有这么种本事，能从论敌的一个命题中找出相反的论题，并且巧妙地强化它。因为他虽然认为两个相反的命题都是真的，然而它们并不等值。我们的目的是劝使人们选择价值大的那一个，这完全依靠你的论证了。普罗泰哥拉在精心耕耘自己的劝服园地，里面确实长着诱人的甜苹果，然而他也种了一地棘荆丛，这就需要我们小心翼翼、谨慎前进。

在许多情况下，两个相反的论题确实都是可以成立的。譬如价值评判。对同一个事物，两个人有不同感觉，虽然价值不同，但却可以是真的。上帝确实不存在，但是，张三不相信上帝存在和李四相信上帝存在都是真判断。你可以追求漂亮的张小姐，也可以向娴雅的李小姐频送秋波，两个也许都有条件成为你未来的太太，可只能确定一个，究竟选哪一个？据说著名导演张艺谋当年为《红高粱》选女主角，两个竞争者就难分高低，后来，还是用抛硬币的法子，确定其中的一位。我们许多争论的东西在理论上确实是可以选择的，它们虽然分为有力或软弱，却决不具有无可争议性或自明性。有的时候，即便是平时没有争议的东西也会闹矛盾。譬如对于一个小孩，诚实和遵从长辈这两个信念是不断被告诫的。在一般情况下，也看不出矛盾。但是， 如果某个长辈让他撤谎，他该怎么办？当然，你还可以追究长辈提出要求的动机和原因，而它不过是义引出一些同时为人们所需要的信念和价值判断而已，也是可以选择的。

所以说，当普罗泰哥拉重点强调这些价值性的论证时，——我们日常有许多劝服与论辩都发生在这个范围内——他确实显得很有魅力，甚至要比直到 20 世纪时还试图用数学演算来证明哲学问题，解决人们所有争论的希尔伯特之类的大数学家、哲学家高明得多。普罗泰哥拉这些有价值的关于价值性论证的思想，后来也为新修辞学派的佛雷尔曼等人所发扬光大。不过，那已是 20 世纪的事了。

普罗泰哥拉将论辩影响对方的过程，形象地比喻为医生给人看病的过程。同样一种食品，在正常人是香甜可口，而在病人却是淡而无味，分别对于他们来说，这两个感觉都是真的。它们的区别仅在于一个是健康人的感觉

而另一个是病人的感觉。医生的作用并不是要否定病人的感觉为假，而是要通过治疗使病人康复，也得到正常人的感觉。智者就是这样医治人的灵魂的医生——柏拉图后来讽刺说是出售灵魂的食粮的人——他要改变对方灵魂状态并使之向相反方向转化。这个比喻，不严格说来是不严格，严格说来是有问题的，它折射出普罗泰哥拉思想深处的某些混乱，因为食品究竟是否香甜是个事实判断（正常人的感觉与之相一致）。而病 人感觉到的食品味道如何，是能愿价值判断，二者的真，是在不同意义上成立的。由非正常态回复到常态，不存在价值选择的问题，事实是无可选择的。但这并不是说普罗泰哥拉的比喻毫无价值。只限于价值选择的范围内，比如前面说的要你从两个都很可爱的姑娘中选择一位做太太，或者，从两种很好的工作中选择一种， 或者从两个名气相当的大学录取通知书选择其一，在这些范围内普罗泰哥拉的比喻多少有它的道理。在诸多情况下，劝服不是简单断定对方初始选择的错误，而是，以更有价值、更合理的选择来代替它。寻求最有说服力的论证来说服对方。犹如父母并没有权利剥夺子女对婚姻自由地选择，从而也必须承认如此选择的合法性，但是，他们可以通过种种有效的劝导使子女的选择更理想，更合理。

上面这些，大抵可认为是普罗泰哥拉劝服思想中的精华，然而我们说过，普罗泰哥拉也不自觉地种了一地荆棘，甚至到后来将苹果树也盖住了。普罗泰哥拉认为相对立的两个判断都可以为真，这个思想在价值判断的

价值取向上固然有意义，可是它在普罗泰哥拉那儿完完全全是建立在个人感觉之上的。他说过：人是万物的尺度——这句名言被后来的哲学家发掘出无限的新意，成为人本哲学的徽章与进军号——但是在发明者那里，它还仅仅有些以感知来确定存在的意味，而且是你、我、他等等个人的感知，“有时候同一阵风吹来，你觉得冷，我觉得不冷；或者我觉得稍冷，你觉得很冷”

（柏拉图语），就是这个感觉。仅仅将这种个人感觉和经验作为真理的标准。不啻否定了客观的事实判断，连人类共同的价值判断也否定了。这在哲学上就滑向了相对主义的怀疑论，而且在逻辑上也陷入了尴尬的境地。柏拉图在

《泰阿泰德篇》中就讥讽说，“昔罗泰哥拉的学说——事物就是各个人所感知的那样——使我心往神移，可是令人迷惑不解的是，为什么他不在《论真理》中开宗明义就宣告猪、狗头猿或别的有感觉的怪兽是万物的尺度？虽然我们对他敬若神明，但是他尽可以无视我们的意见，一开始就宣称他的智慧其实并不比蝌蚪强，更谈不上超过众人以上了。德奥多罗，你看这样不是更具有异乎寻常的效果吗？假如真理只是感觉，唯有他自己，别人都无法判断其感觉的真伪，也没有人更有资格判明别人的意见是真是假，正像我们不止一次地说过的，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感受的唯一的判断者，他们的判断都是真实的正确的。那么我的朋友，普罗泰哥拉的智慧又在哪里呢？我们凭什么要拜他为师，付给他学费，向他学习呢？何以见得我们的智慧低下，需要尾随其后呢？我们每一个人不同样是自己智慧的尺度吗？”

既然任何人的各自感觉都可以成为标准，那么这个世界上自然也没有标准。哲学家塞克斯都·恩披里柯推论说，甚至“人不是万物的尺度”也可以是“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证据，他说：

“即使是相反的陈述似乎也可以起到证明这个陈述（指“人是万物的尺度”）的作用。因为如果有人断言‘人不是万物的尺度’，可以说他也是在证明‘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个陈述。既然提出这个论断的人自己也是一个人，

他也有资格确定相对于自己而言是如此的东西，那么他作出‘人不是万物的尺度’的论断当然也是他自己的感受。这样疯子便是在疯癫状态下所发生的感受的真实性的尺度；睡着的人是睡眠状态中感受的尺度，幼儿是幼稚状态中发生的感受的尺度，老年人是年老状态的感受的尺度。以其中任何一种状态的感受去否定其他一种状态的感受都是不合适的，这就是说不能用神智正常状态下获得的感受去否定疯癫状态下的感受，不能用清醒时的感受去否定睡眠时的感受，也不能用老年人的感受去否定稚童的感受。因为正像后者的感受不出现在前者中一样，前者的感受也不出现在后者之中。因此如果疯子和睡眠人的判断由于他们所处的状况因而被认为是不可靠的，那么神智正常和清醒者的判断也同样可以说是不可靠的，因为他们也是处于某种不同的感受状态之中。既然任何印象都不能脱离某种状态而产生，而每个人又总是处于某种状态下感知的，那么显然相对于这种状态而论，他的感受必然是真实的。正如有些人说的这个人（指普罗泰哥拉）是否认任何标准的。他看到设定标准的目的是在于辨认真假，验证绝对的实在：然而这个人恰恰是不承认任何绝对的真假的存在的。”

无疑，这些批评都是深刻而正确的。

普罗泰哥拉试图将人们特殊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推广到一切认识领域，进而否定事实判断的存在及其验证标准，这就自然导向了荒谬。在哲学上，这种相对主义和怀疑论也是有害的。而且，要进行客观的思考，也必须掌握正确的思维形式。逻辑学、语言学、心理学当时还没有发展起来，即使像普罗泰哥拉自我感觉如此良好的野牛，有时也不免闯进迷魂阵而嗅不出东西南北。比如他曾这样说：“掌握修辞学的人才知道如何正确地谈论一切， 因为如果人们说得好，它一定是在说他所知道的东西，因为他知道一切，他也知道各种说话的技艺”。又说，“谁想正确地说话，他就必然了解他所说的事情，也必然会正确地规劝共同体成员行善，防止作恶”。

这前一段话，可认为是毫无逻辑的混乱。首先，一个人知道他所说的东西，未必知道一切，其次，从一个人说得好可推出他知道一切，又从他知道一切推出一个人说得好，也是个首尾相连的循环论证。它的形状就是它的效果，等于零。

这后一段话，则是混淆了知识和态度的关系。态度是内化了的有价值评判的知识，但并不是所有的知识都具有态度的倾向性。一个简单的例子，“北京人口超过一千万”是个事实判断，而“北京的人口真是太多了，令人难受” 或“北京有这么多人真令人高兴”，这就带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了。

所有这些客观性的事实判断和关于客观性的思考，在普罗泰哥拉那儿都是模糊和混乱的。正确区别它们，发展科学知识和进行科学的思维，正是后人的责任。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我们从劝服的眼界分析，普罗泰哥拉关于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以及它们同真理及选择相对性的认定，毕竟有着重要的奠基性的意义。在科学已经解决的可以操作的地方，并不存在劝服，事实是无可争辩的。而在劝服的范围，普罗泰哥拉的价值比较思想与技艺都有着永久的魅力。

高尔吉亚和他的《海伦颂》

谁人能够想象：

一位美女的私奔竟然引发了一场战争；一匹木马的出现竟然攻破了坚不可摧的城门⋯⋯

不错，说的就是古希腊的特洛伊战争，这是尽人皆知的。但，却不是谁都注意到因美女海伦而起的诸多争议和一位雄辩家的滔滔妙论。

海伦的美貌举国闻名，没有一个希腊人不赞赏她，而且，她还是众神之王宙斯和斯巴达王廷达瑞俄之后勒达或涅墨西斯的女儿，有着高贵的身份。海伦似乎本来就是为情而生的，她年轻时曾被雅典的忒修斯劫持；后来被她哥哥救回，嫁给斯巴达国王墨涅拉俄。然而，她又和特洛伊王子帕里斯深深相恋，私奔到特洛伊——于是引发了特洛伊战争——问题还不限于此。战争中，帕里斯战死，海伦又嫁给了他的弟弟得伊福玻，而一旦特洛伊城陷落时， 海伦竟将现任丈夫得伊福玻出卖给她的前夫墨涅拉俄，两人和好如初，回到斯巴达。海伦的行为遭到了人们的普遍指责，她的行为不能驾驭她的美貌， 这使许多希腊人感到非常痛苦。

在一片争论声中，高尔吉亚站了出来。他要为美丽非凡的海伦辩护，从而，抚平希腊人激动的情绪。也只有高尔吉亚有这个胆量与自信。首先，他是一位在修辞学方面最有建树和影响的智者大师。高尔吉亚曾师从提西亚斯，提西亚斯是科拉克斯的学生，他们都来自西西里岛，这儿的人能言善辩， 是古希腊修辞学的开创者。他们在当时法庭上的影响，如同中国的“绍兴师爷”，令人瞩目。高尔吉亚有着非凡的论辩技艺，人们甚至尊崇他为“智者技艺之父”。有一次，他的当医生的兄弟怎么也不能说服一个病人服药和开刀，高尔吉亚一出马，问题就解决了。其兄弟大为叹服。当然，这还不过是这位智者大师小试牛刀而已。高尔吉亚认为语言是一种最微小的肉眼看不到的东西，通过这东西对灵魂产生了作用，其效果要比医学高明得多。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林地尼（高尔吉亚的故乡）被叙拉古包围，高尔吉亚亲率使团向雅典求救，他在雅典的演说当时就使公民大众为之震动，之后，高尔吉亚在论辩中又击败了一个权威的演说家忒西亚斯，终于促成雅典与林地尼的结盟。

高尔吉亚精于任何一种演说方式。亚里士多德曾经称赞高尔吉亚“总能找到可说的话题”。他开创即席演说的技艺，可以随便让人给出个题目，便侃侃而谈，他知道如何用嘲弄去破坏论敌的严肃性，又如何用严肃性去破坏论敌的嘲弄。高尔吉亚的讲演，语言优差，风度非凡，讲究语言、动作、手势和服饰完美统一，并能根据不同的题材运用相应的演讲风格，而且他还习惯于突然中断自己的讲话，从而加强演讲的魅力，人们将他与大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相比，认为后者创造了悲剧表演技巧而高尔吉亚则创造了演讲技巧。其次，高尔吉亚在希腊人中有着巨大的声望，他在奥林匹克赛会上发表

重要演说，在希腊的宗教节日时在神坛上发表演说，无一不激起人们的崇拜狂潮。他在雅典作的葬礼演说中宣称，“反对野蛮人的胜利值得唱赞歌而反对希腊人的胜利却只配唱挽歌。”这句话流传一时。希腊人仰慕高尔吉亚， 无论是修昔底德，伯里克利，也无论是苏格拉底，还是柏拉图。希腊人甚至为他塑了金像，供在德尔斐神庙里。至于高尔吉亚的弟子和学生，更是没有不崇拜得五体投地的。雅典的大演说家伊索克拉底便是高尔吉亚的学生，在他死后的墓碑上突出刻着高尔吉亚仰视天体的雕像。伊索克拉底始终认为自己的许多成功应归功于他的老师高尔吉亚。

第三，也是非常富有巧合的是，高尔吉亚始终保持了对特洛伊战争的兴

趣。他曾为征战特洛伊的名将帕拉梅德斯辩护，轰动希腊。

帕拉梅德斯是位对希腊建有很多功勋的人，据说他曾发明烽火传讯，博弈消闲，统一度量衡甚至还发明文字。在古希腊决定征战特洛伊前，统帅奥德赛故意装疯，用盐播种，企图逃避出征，帕拉梅德斯抱架奥德赛刚满月的儿子，放在他的耕犁前面，奥德赛被迫停了下来，暴露了真相。之后奥德赛对帕拉梅德斯恨之入骨，后来，终于寻机以反叛的罪名将其诬陷致死。

关此，高尔吉亚写了一篇气势磅礴的辩护词，紧紧抓住“即使我愿意， 我也不可能做那件事（反叛）；即使我可能，也不愿做那件事”，为辩护中心，详尽申述，多次连续使用反证法显得势不可挡。这篇辩护词成功地洗刷了帕拉梅德斯的冤案，当时即成为修辞学的典范，流传至今。

当然，海伦的情形又极有不同，可以说，她除了美丽和出身高贵，什么也没有，而且人们对她的指责，并不存在事实的出入而多在于对她行为的价值评判。然而，希腊又有着崇拜美丽的天性，否则，海伦就根本不会引起人们的内心失衡。曾经有个妓女被控犯罪，她在受审时当众脱下衣裳，其优雅的身体令法官大为吃惊，“这么美丽的人是不会有罪过的”。——这就是判决。

于是，高尔吉亚胸有成竹，他为海伦说话了： “城邦的光荣在于勇敢，身体的光荣在于美丽，灵魂的光荣在于智慧，

行动的光荣在于品德，言谈的光荣在于真理。在任何情况下赞扬那值得赞扬的东西和谴责那应受谴责的事情，才是正确的。

说真话和拒绝说假活是一个人应该做的两个方面。海伦遭到普遍的指责，被看作灾难的象征，我愿对此作批判性考察，将她从无知的中伤中解救出来。

她的血统最高贵，她名义上的父亲廷达瑞俄是最有权力的人，她的真正父亲宙斯乃是众神之王。

由于这样的出生，她具有神圣的美丽，因此得到无数男子的爱慕，招来了许多心怀奢望的求婚者。其中有的以财富著称，有的承裘祖先声誉，有的功德过人，有的才智出众。

我不来讲是谁赢得了海伦的欢心，又是如何得到信任却并没有给她带米幸福。我将直接开始进行辩护，指出她去特洛伊的几种可能理由。

她之所以去特洛伊，或者是由于神意和命运的安排，或者是被暴力劫持，或者是被言语感动，或者是被爱情支配，如果是第一种情况，那末应该受到谴责的正是那些责难她的人，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够违抗神意：强者不会被弱者阻挡，神在哪一方面都比人强，既然是由于命运，海伦便不应受到指责。

如果她是暴力劫持，显然是劫持者加害于地而她是不幸的。是他<帕里斯>这个野蛮的特洛伊人犯了罪，应该受到谴责和惩罚；她是被劫持者，只应得到国人和友人的同情，而不是诽谤。

如果是语言说服了她，打动了她的灵魂，为此辩护也是容易的。因为语言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它以微小到不可见的方式达到最神奇的效果。它能驱散恐惧，消除悲伤，创造快乐，增进怜悯。我现在就可以证明这点。

所有的诗歌都是有韵律的语言，它能使听众恐惧得发抖，感动得流泪， 或是沉浸在哀思里；总之语言能感动灵魂使它将别人生活中遭到的幸运和不幸在自己身上产生同样的感情。

得自灵感的咒语能够化悲愁为快乐，因为咒语的力量能够运用它的魔法使灵魂中的感情得到安慰、说服和心旷神怡。已经发明了两种妖术和魔法， 那就是灵魂迷误和心灵受骗。

他们用虚构进行说服的实例是数不清的；因为如果每个人都记住过去、知道现在、预见将来，那么语言的力量就不会那么大了；但是实际上人们并不能记住过去，知道现在，预见将来，所以欺骗就容易了。许多人误将意见当作是对灵魂的忠告，然而意见是不可靠的，它将使接受它的人陷入捉摸不定的厄运之中。

因此受语言的诱惑犹如暴力的劫持，海伦是身不由己地同意了别人所说所做的事。所以做错了事应受责难的那是诱惑者而不应是海伦。

用语言为手段进行诱惑还能在人们灵魂上随心所欲地制造某种假象，这可由以下几点表明：第一是星象学家（指古代的观天象者。——翁特斯泰纳注）的论证，他们变更一种意见，指出另一种意见，那本来是不可信的和看不到的，在人们心目中似乎就显现了。第二是法庭中的辩论，借助于言辞的技巧。一席话就可以说服和左右一大群人，而不管所说的是否真实。第三是哲学的争论，也可以从意见的变换中明显地看出思想的敏捷性。

语言对于灵魂状况的力量可以和药物对于身体状况的作用相比。正如药物作用于身体内不同的体液既可以治病也可以致死一样，语言也是如此，不同的话能使人悲伤，快乐或者恐惧，有害的劝说还能迷惑和麻醉灵魂。

如果说海伦是被爱情所驱使，也是容易辩护的。

例如在战争中看见敌人阵营的情况引起灵魂的骚动，以致惊惶失措似乎危险已经降临。可以看到由于某种情况而引起的恐惧会改变平常形成的有力习惯，使由胜利获得荣誉和利益的习惯性判断也会消失。

碰到恐怖景象的人往往吓得魂不附体，许多人由于过度的疲劳，可怕的灾难和不可救药的疯狂而遭受不幸时，铭刻在他心上的印象是无法磨灭的。画家用各种颜色绘制一幅图画给人们以视觉的乐趣，雕刻家给眼睛带来

的美感更为神奇，许多事物为许多人产生了对许多行动和形式的爱好。

因此如果海伦的眼睛看到了帕里斯的仪表因而在灵魂中产生了爱情，这是无可指摘的。如果神行使他的神圣权力，作为弱者的人又如何能够抵挡呢？ 如果由于灵魂的无知，疾病降临人身，人们也只能给予同情而不能指摘，因为这是命运安排的陷阱而不是出于人意的选择；由于情欲的诱惑而不是人为的筹划，其道理也是一样的。

因此不论是以上四种缘由的哪一种促使海伦出走，她都是无辜的。

我已经用我的逻各斯抹去了加在这个女人身上的坏名声，完成了我的任务。我尽力驳倒这些不恰当的指责和无知的意见，撰写此文赞颂海伦，并聊以自慰。”

高尔吉亚的“逻各斯”是否真的抹去了加在海伦身上的“坏名声”。这于当时的情形已无可考证。不过千百年以后，海伦依然美丽。

高尔吉亚辩护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篇修辞学者的经典之作。柏拉图这样阐述过修辞学的技艺：先是以引言开演，然后阐明事实提供证据，先是直接证据后是间接证据，最后论证有无犯罪的可能。等等。我们看高尔吉亚的《海伦颂》，便能更为生动地体会当时辩论说服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高尔吉亚先以一组不凡的排比开篇，借着语言的气势，要求人们主持公正；之后，歌颂海伦“神圣的美容”——因为“身体的光荣在于美丽”，为

海伦作直接辩护；然后，巧妙地运用归谬法，将可能指责海伦行为的四种理由一一驳回，这是间接辩护；最后证明了海伦的无辜。虽然是为美女说词， 其语言之气势，技法之娴熟，确实显示出非同一般的功力，无愧于“智者技艺之父”的称号。

感谢你，高尔吉亚！

助产婆的儿子

如果时光倒流，回到 2400 多年前的古希腊雅典，在那乱哄哄的广场上， 你可能会看到一个怪人：扁平的脸面，狮头鼻子，厚厚肥肥的嘴唇，肚子又大又挺，像条壮硕的公牛，他穿着一件破旧的外衣，大概几年没有换了，皱皱巴巴的，光着大脚板，优哉悠哉地到处闲逛。他的身旁，簇拥着一群群年青人，都是认为生活的意义就是为了畅谈，三教九流，应有尽有，奉若神明般地听他侃侃而谈。偶尔，他也拉住某个毫无准备的年轻人，提些看似普普通通的怪问题⋯⋯

这就是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的父亲是个雕刻匠，他在雕刻苏格拉底时一定犯了错误，也许会有人对苏格拉底的尊容发生兴趣，至于喜爱是谈不上的。苏格拉底必定还有着独特的迷人之处。

他是一个幽默的丈夫，能够同“最惹人烦恼的女人”平安相处。他从没想着挣钱，因为总有人请他喝酒聊天，高谈阔论。他的女人则要靠替人洗衣服来养家糊口，脾气也特别大。每次争吵，差不多总以苏格拉底的出走而告结束，一次，他刚吵完出门，由上而下就是一大盆洗衣水，全身湿透。好在脑袋还是干的，因为他早已是大秃头了。“哦，我早知道雷霆之后必有暴雨”， 他摸着全身上下唯一干滑的地方说。苏格拉底的“模范行为”也曾使得别人称羡不已，也有讨教经验的，他俏皮地回答：正如驯马师必须驯服最烈性的马而不是易驯的马一样，自己的抱负是要能对付各种各样的人。之所以选娶了悍妇，是因为如果能够说服她，就没有人不能培训了。

而且，苏格拉底也算得上是个大丈夫。他确实非常勇敢，三次从戎，曾在战斗中单枪匹马杀开血路救战友，事后，又拒绝了本该属于他的荣誉。他英勇果敢，吃苦耐劳，在军队被围供应切断时，他赤着脚坚立在冰面上！当战局不利时，他依然极为镇静，“高视阔步，环顾四周”，使战友们稳定情绪顺利撤回。他从来也不苟同自己不赞成的观点，决不因怕死而错误地屈从任何权威。当他主持议事时，他曾冒着被起诉的恫吓独自为 8 位受冤的将军辩护；当他被人诬陷时，面对盲目的群众和明白的死亡，他镇静自如，为自己的政治主张作了极为感人的辩护。仅仅这篇辩护词就足以使他流传千古。这一切都是苏格拉底的迷人之处，而更为重要的还在于，他还是一只神

圣的“牛虻”，“是神特意赐给本邦的一只牛虻，雅典像一匹硕大又喂养得很好的马，日趋赖惫，需要刺激。神让我到这里来履行牛虻的职责，整天到处叮着你们，激励、劝说、批评每一个人⋯⋯”

于是，就有了流传至今的“苏格拉底问答法”。

譬如，苏格拉底问“欺骗、偷窃等等是正义还是非正义的？”

如果你急于回答：“显然应该放在非正义一边”，那么，苏格拉底就会发问：

“如果在作战期间欺骗敌人，怎么样呢？如果偷窃，抢劫他们的财物， 他所做的不也是正义的吗？”

这第一个回合下来，你就得转入防御了，“哦，是的，不过一起头我还以为你问的都是关于我们的朋友哩”，你在收缩自己的防线。

苏格拉底似乎承认了这个界限，”这一类的事做在敌人身上是正义的， 但是做在朋友身上，却是非正义的，对待朋友必须绝对忠诚坦白，你同意吗？”

“完全同意”。 “那么，如果一个将领看到军队士气消沉，就欺骗他们说，援军快要来

了，因此，就制止了士气的消沉，我们应该把这种欺骗放在两边的哪一边呢？”

“⋯⋯” “又如一个儿子需要服药，却不肯服，父亲就骗他，把药当饭给他吃，

而由于用了这欺骗的方法竟使儿子恢复了健康，这种欺骗的行为又应该放在哪一边呢？”

“⋯⋯” “又如，一个人因为朋友意气沮丧，怕他自杀，把他的剑或其他这一类

的东西偷去或拿去，这种行为应该放在哪一边呢？”苏格拉底穷追不舍。 最后，迫使你得出结论：“就连对于朋友也不是在无论什么情况下都应

该坦率行事，而这是正义的”。而奇怪的是，这个思想似乎并不是苏格拉底强加给你的，而是你头脑中固有的，苏格拉底只不过借助于精当的分析，使你的思路一步步走向清晰，走向准确，最后，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

“苏格拉底问答法”完全不同于一般的论辩术。现代的研究表明，高明的论辩可以驳倒对方，但是未必能够说服对方，否则，法庭上的法官也就成了多余之人。劝导所涉及的因素更多，在某种意义上更需要对方的“合作”。而苏格拉底劝导方法的实质在于；先假定对方的立场观点是正确的，然后， 以合作的形式一层深似一层地向对方提出问题，使得对方步步退却。现代逻辑学家无不认为，我们日常思维是模糊的，我们的概念是混乱的，这样，就给苏格拉底的主张诱导提供了无穷的可能性。他总能找到于己有利的发问方向，提问多，答案少，直至由对方得出自己所需要的结论。

且看他的学生色诺芬的回忆：①

我首先要提一提我有一次亲自听到他对那绰号小人物的阿里斯托底莫斯所讲关于神明的事。苏格拉底曾听说阿里斯托底莫斯无论做什么事，既不向神明献祭，也不从事占卜，反而讥笑那些做这类事情的人。苏格拉底对他说道：“阿里斯托底莫斯，请告诉我，你是不是对任何有智慧的人都钦佩他们呢？”

“当然”，他回答说。 “那末，把他们的名字说给我们听听吧”，苏格拉底说道。

“在叙事诗方面，我最钦佩的是荷马；在颂赞诗方面，最钦佩的是梅兰尼匹底斯；悲剧方面，是索弗克雷斯；雕刻方面，是帕如克利托斯！在绘画方面，是琐克西斯。”

① 参见[古希腊]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第四章，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

“在你看来，是那些塑造没有感觉、不能行动的形象的人更值得钦佩呢，还是那些塑造有感觉和有生命力的活物形象的人更值得钦佩呢？”

“我指宙斯神起誓，是那些塑造活物形象的人，因为活物形象不是偶然造出来的，而是凭智力造出来的。”

“关于那些不能确定为什么目的而存在的事物，和那些显然为了有益的目的而存在的事物，你说哪一个是偶然造出来的，哪一个是凭智力造出来的呢？”

“毫无疑问，那些为了有益的目的，而存在的事物必然是智力的产物。” “那末，在你看来，最初造人的那位，岂不是为了有益的目的而 把那

些使人认识不同事物的才能赋予人：赋予人以眼睛，使他可以看到一切事物， 赋予人以耳朵，使他可以听到一切声音吗？如果没有给我们鼻子，气味有什么用处？如果不是在嘴里造了一个可以知觉甜、苦和其他一切适口的滋味的舌头，又怎能对这一切有所知觉呢？除了这些以外，由于眼睛是柔弱的，还造了眼睑来保护它；眼睑就好像门户一样，当需要看东西的时候就打开，睡觉的时候就关闭，你看这不是好像有预见之明一样吗？造睫毛长起来像屏风一样，不让风来损害它：在眼上边造眉毛当遮檐，不让汗珠从头上滴下来使它感到难受；使耳朵能够接受各色各样的声音，但却不被它们所充塞；使所有生物的门齿都适于咬嚼，然后臼齿又从它们把食物接过来磨碎；把生物赖以取得它们所喜爱的食物的嘴巴放在靠近眼和鼻子的地方；而由于所排泄出来的东西是讨人厌的，就使肠道尽可能通向远离五官的地方——事物的安排是如此显然地有预见性，它们是出于偶然或计划，你难道还能有所怀疑吗？”

“当然不能”，阿里斯托底莫斯回答道，“当我以这样的眼光来观察它们的时候，它们的确很像是由一个聪明仁爱的创造者造出来的”。”

“还有，把生育子女的自然愿望放在生物里面，使母亲有哺育婴儿的愿望，使子女有极其强烈的求生的愿望和极其强烈的怕死的心情，对于这些， 你是怎样看的呢？”

“毫无疑问，这些也像是由于一位愿意万物都生存下去的所特意设计的结果。”

“你想你自己也有一些智慧吗？” “你问吧，我会回答的。”

“你能以为别处就没有智慧吗？你知道尘土是极多的，而在你的身体里所有的只不过是一点，水是浩瀚的，而你的身体里也只有一点，你的身体的构造也只能使你从其他无量数的元素中每样接受一点，你能够以为自己非常幸运地把天下的智慧尽皆攫为己有，而这个广漠无垠，无限无量的事物的会合，竟是由于某种没有理智的东西维系着的吗？”

“的确如此；因为我看不见这些事物的指挥者，但世上事物的创造者我却是看得见的。”

“可是，指挥你身体的灵魂，你也是看不见啊，依据同样的推理，你也可以说，你做任何事都没有计划，一切完全出于偶然了。”“但是，苏格拉底”，阿里斯托底莫斯说道，“我并不是轻看神明，不过我以为它们都非常崇高，毋需我对之加以注意罢了”。

“不过、苏格拉底说道，“既然它们肯垂顾你，那末，它们越是崇高， 就越应该受到你的尊重才是啊！”

“请放心吧”，阿里斯托底莫斯答道，“如果我知道神明是关怀人类的，

我决不会轻视它们的”。 “那末，你以为神明是不关怀人类的吗？首先，在所有生物之中，它们

使得惟有人能够直立，由于直立，就使得他能够向前看到更远的距离，更好地注意上面的事情并且不容易受到损害。其次，神明把只能够使身体移动的脚赋予其他匍匐行走动物，却把双手赋予人类，由于有了手，人类就有了更大的幸福。尽管所有的动物都有舌头，但神明却只把人的舌头造得有时能和嘴的这一部分接触，有时和嘴的另一部分接触，从而能够发出清晰的声音来， 互相表达情意。还有，你岂没有注意到，他们使得其他动物的性交都受到一定时令的限制，惟有人类的性交一直可以继续到老年时期吗？而且神明并不以仅仅照顾人的身体为满足，更要紧的，是他们在人里面放置了一个灵魂， 即他的最重要的部分。首先，有什么别的动物的灵魂能够理解到有使万物秩然有序的神明存在着呢？除了人以外，有什么其他动物向神明敬拜呢？有什么其他动物比人有更好的灵魂能够预防饥渴、冷热、医疗疾病、增进健康； 勤苦学习，追求知识；或者能更好地把所听到、看到或学会的东西记住呢？ 你岂不能很清楚地看出，人比其他动物，无论在身体或灵魂方面，都生来就无比地高贵，生活得像神明一样吗？因为一个生物，如果有牛的身体而没有人的判断力，它就不能把它所愿望的付诸实践；如果只有手而没有理智也没有用处：对你这样一个这两种美好的天赋都有的人来说，难道竟会以为神明不看顾你吗？神明必须为你做什么事情，才能使你认为他们是关怀着你呢？”

“如果他们也给我差派顾问，像你所说他们差派给你的那样，对你说， ‘做这，不做那’，我就一定会这样想了。”

“当雅典人借占卜求问神明的时候，神明给他们进忠告，难道你以为这些忠告不也是给你的吗？或者当神明把兆头给予希腊人或者给全人类，警告他们的时候，他们是把你当作唯一的例外，而全然忽视了你吗？你以为如果神明没有真的造福于人或加害于人的能力，他们会在人的心中产生对他们的这种信念吗？而且，如果人是这样永恒地受了欺骗，他们也总不会觉察到吗？ 你难道看不出最古老的和最明智的人类社会，最古老的和最明智的城市和国家都尊敬稀明，人生中最聪明的时期就是他们最敬畏神的时候吗？”“我的好朋友，你应该懂得”，苏格拉底继续说道，“住在你身体里面的智力，既能随意指挥你的身体；那末，你也就应当相信，充满宇宙的理智，也可以随意指挥宇宙间的一切，而不应当认为，你的眼睛能够看到许多斯达第昂远， 而神明的眼睛却不能立刻看到一切；或者你的灵魂能够想到在这里的事情， 或者埃及或西西里的事情，而神明却不能同时想到一切。如果你通过为人服务，就会发现谁肯为你服务，通过你施惠于人，就会发现谁肯施惠于你，通过向人征求意见，就会发现谁是聪明人，同样，你也可用敬拜神明的方法来试试他们，看他们会不会把那些向人隐藏着的事情告诉你，你就会发现，神明具有这样的能力和这样的性情，能够同时看到一切的事情，同时听到一切的事情，同时存在于各处，而且关怀万有。”

⋯⋯

就这样，苏格拉底借助于这套独创的劝服方法，傲然于大街小巷，不停地和人们讨论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好坏，什么是善，什么又是恶，等等问题。开创了古代希腊劝服之新风。

附带说一句，苏格拉底自然不同于那时的一般智者。他的品行高尚、方

法独特、目的也更为高大。

首先别看成天有那么多人跟着苏格拉底学习，苏格拉底从来不收钱，这在一般智者是做不到的；其次，苏格拉底的方法，已经从智者所崇尚的相对性更深了一步，包含了诸多定义分析等逻辑思想的萌芽，这一切即将在他的学生那儿开花结果；第三，苏格拉底是个哲学家，他让劝服和论辩服从于他对人类灵魂的探幽扶微和对国家前途的深深的关注。智者的论辩既已摧毁了各种约束人们的道德信念——这种道德的约束力主要来自人们对那些无所不在的众多种像的畏惧——苏格拉底的责任就要在自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持之久远的道德规范。虽然，这在当时的一味按字母顺序把头脑简单的农夫和手艺人选进国家最高法院，从而以“数量”作出决定、产生智慧的时代，仅仅是理想而已。然而，它至少要比逞一时之辩才谋生裹腹的智者们要高明得多。

上帝造人，据说少有十全十美，然缺陷终有补偿。苏格拉底的父亲虽然感到遗憾，他的母亲却完全可以感到骄傲，她自己是个助产婆，她的儿子，

——苏格拉底——则创造了令人惊异的劝导助产术。

理想的追求

有人说，全部哲学都是对于柏拉图的注脚，柏拉图则说：“使我扎生为希腊人，而不是野蛮人；自由人而不是奴隶；男人而不是女人。不过最主要的还是，我出生在苏格拉底时代。”

苏格拉底辞世之时，柏拉图只有 28 岁，他属于紧紧追随的那群年轻人中的一位，他一次次看到老师用尖锐的问题击中对手的要害，摧枯拉朽般地横扫一切僵死的教条和武断的设想，真是有意义极了。这位昔日投身粗野肉搏的运动场上的健将，在老师的指点下，成了智慧的狂热追求者。自然，对于我们来说，更感兴趣的是柏拉图在辩论和劝导方面的独特展示。

柏拉图和他的老师一样，对于那些成天绕着小题目做文章的智者们不屑一瞥，认为智者的方法不足以使人通向真理。真正的劝服理论应该是基于哲学之上方有永恒的意义。而另一方面，柏拉图则表现出自己的困惑和矛盾。柏拉图承认，智者的方法有其强大的威力，对于无知的观众尤其有说服力， 甚至还不无担心地说，这类方法一定不能被滥用，当然，如果滥用了，教授的老师是没有责任的，就好像有人从店铺里买了菜刀去杀人，不应该指责店老板。可是在另外一些场合，柏拉图又竭力谴责智者们崇尚的空谈，善于狡辩，譬喻类比也不可取，“比喻是油滑的。”然而，谴责归谴责：“酒肉穿肠过”，柏拉图本人却对这些方法都照搬不爽。他自己就是接二连三从一个比喻滑进另一个比喻。他的插科打诨有时竟到了不着边际的地步，而且，柏拉图可能比谁都更善于强词夺理，有人曾这样打趣过他：“整体大于部分， 是吗？——当然。——部分则小于整体，不是吗？——没错。⋯⋯因此，显而易见，哲学家才应该统治国家，不是吗？——哎，这是为什么？——这不是明摆着的吗？让我们再来看看。”

这就是柏拉图？

是，又不尽是，那些只是柏拉图极为平常或比较遗憾的一面，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接近这位古代天才。柏拉图过于才华横溢，仅仅一本《理想国》就洋洋大观，综罗了他的哲学、神学、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政治学和文艺论等等方页。现代仍为人们热情关注的众多问题：女权主义、计划生育、

优生学、尼采的道德和贵旅政治，卢梭对自然的渴望和柏格森的生命学说， 乃至共产主义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诸此等等也都可以在他的《理想国》中找到话题。显然，如此一位交织各种知识而使之熠熠生辉的天才大师， 必定还有着他自己的不同凡响。

柏拉图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表达方式——对话。

他的《理想国》通篇都是对话体写就。乍一看，似乎是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再世，不仅形式像苏格拉底的助产术，而且在书中，苏格拉底也总是以对话的一方出现。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柏拉图已经将此提升到形而上的高度， 是一门特殊的科学——辩证法，它既是门论争的艺术、谈话的艺术，也是一门探讨概念之间相互联系，严格定义、归纳、划分的艺术（由此还可想到柏拉图对数学的崇拜）。柏拉图说辩证法的目的只是在于求得真理，它决不遵循任何附带的目的。辩证法是上帝的高级礼品，是逐个思考使用相应术语的各种不同场合，在此基础上再加以归纳而形成概念的艺术。

譬如《理想国》一开始就讨论什么是正义这一伦理学的大问

题。这场讨论是在克法洛斯家中进行的。克法洛斯的儿子玻勒马霍斯力邀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两个兄弟格劳孔和阿得曼托斯来家作客，还有性格暴躁的智者派哲学家色拉叙马霍斯。克法洛斯很有钱，苏格拉底（实为柏拉图的喉舌）问，“您认为万贯家财给您带来的最大快乐是什么？”克法洛斯回答说主要是使他因此而变得正义。苏格拉底又以他惯有的狡黠问道：“究竟正义是什么呢？难道仅仅有话实说，有债照还就算正义吗？”

于是，引起了一场激烈的哲学交锋。

有人认为“欠债还债就是正义”，也有认为“正义就是给每个人以适如其分的报答”，“正义就是助友害敌”⋯⋯当然，所有这些都经不起苏格拉底的追问，苏格拉底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他们的定义驳得体无完肤。下定义需要技巧，需要清晰的思路和精巧的措辞。性急的智者哲学家色拉叙马霍斯终于沉不住气，大吼道：

“苏格拉底，你们见了什么鬼，你吹我捧，⋯⋯如果你真是要晓得什么是正义，就不该光是提问题⋯⋯你才精哩！你知道提问题总比回答容易。你应该自己来回答，你认为什么是正义。别胡扯什么正义是一种责任，一种权宜之计，或者利益好处，或者什么报酬利润之类的话。”

苏格拉底并不感到奇怪，他还是很镇静。他巧妙地化解了色拉叙马霍斯的冲天怒气，经过一番唇枪舌剑的较量和诱导，他竟让色拉叙马霍斯断断续续给正义下了个定义：

“那么听着，我说正义不是别的，就是强者的利益。⋯⋯难道不是谁强谁统治吗？每一种统治者都制定对自己有利的法律，⋯⋯他制定了法律明告大家：凡是对政府有利的对百姓就是正义的：谁不遵守，他就有违法之罪， 又有不正义之名。因此我的意思是，在任何国家里，所谓正义就是当时政府的利益。⋯⋯不管在什么地方，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

色拉叙马霍斯强权即公理的思想，是当时社会弱肉强食的现实反映。“正义只有在遇到实力相当的对手时才成为问题”。但是，这是为柏拉图的理想所不相容的。于是，他通过苏格拉底继续以对话的形式，从几个方面迎接色拉叙马霍斯的挑战。

苏格拉底先使得对方承认，法律也有漏洞，有时并不维护强者的利益。统治者也会犯错误。在这些情况下，服从统治者却未必是在维护它的利益。

色拉叙马霍斯不得不纠正说，“统治者真是统治者的时候，是没有错误的”。正如一个看错病的医生不能称为名副其实的医生。

苏格拉底接着问：那么就如你所说的，该如何定义一个真正的医生呢？ “医生是治病的人”。 “每种技艺都有自己的利益⋯⋯技艺的利益除了它本身的尽善尽美而

外，还有别的吗？就如同身体之为身体就足够了，而身体终究有欠缺，为了照顾到身体的利益，这才产生了医术。这样，像医术之类的技艺就必须寻求对象的利益。你认为是不是这样？”

“似乎是这样的”。色拉叙马霍斯承认。 “那么，医术所寻求的不是医术自己的利益，而是对人体的利益”。⋯⋯

“任何技艺都不是为它本身的，而只是为它的对象服务的”。 “看来是这样的”。 “但是，色拉叙马霍斯，技艺是支配它的对象，统治它的对象的”。色拉叙马霍斯非常勉强也同意了。 “没有一门科学或技艺是只顾及寻求强者的利益而不顾及它 所支配

的弱者的利益的”。苏格拉底又追问。

色拉叙马霍斯开始想反驳，最后还是同意了。

于是，苏格拉底给出了致命的一击，他列举出医生要照顾病人的利益， 支配水手的舵手要照顾水手的利益，等等事例，类比归纳说“色拉叙马霍斯啊！在任何政府里，一个统治者，当他是统治者的时候，他不能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属下老百姓的利益，他的一言一行都是为了老百姓的利益”。

当讨论到这儿时，大家都明白，正义的定义已完全被颠倒了过来。

就这样，柏拉图采取对话的形式，又逐个深入地讨论了正义与智慧，正义与善恶。现实中是不是“不正义是否比正义更有利”，“正义者是痛苦还是快乐”等等方面的问题。他将正义作为一个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来研究， 从理想的社会的角度来考查个人的行为准则，将个人道德的建设融汇于社会和政治的重新结构之中，彻底折服了色拉叙马霍斯。虽然是“理想”的胜利， 却展示了光芒绚烂的艺术之光。

雪莱曾这样评价柏拉图： “柏拉图向我们展示的是一种严谨的逻辑与太阳神附体后产生的盎然

诗意和澎湃激情的珠联璧合，实为难能可贵。它把那个时代的辉煌与和谐融为一体，汇集成一般滔滔不绝、娓娓动听的感受的洪流，就像在从事一次刻不容缓的事业。携带着他那富有说服力的论点一泻千里。”

千年古莲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当亚历山大的大军横扫大大小小的希腊城邦时，他的老师，亚里士多德则以百川归海的气魄在思想领域建立了庞大的新秩序。

两位杰出的马其顿人统一了两个混乱的世界。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三代出贵人。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亚里士多德也曾遭到雅典的起诉，可是他明智地离开了， 声称决不给此城第二次扼杀哲学的犯罪机会。亚里士多德虽然也不曾说服一位君王为了哲学放弃王位，又比柏拉图要幸运得多，不仅没有被卖为奴，还

给在市中心竖了一尊雕像。而且，亚里士多德毕竟也有一番自己的练历。他办过演讲学校，这所学校有个学生叫赫密亚斯，后来做了阿塔努斯邦的专制君主，他不忘师恩，还把自己的妹妹妹给了亚里士多德。传记作家爱说，亚里士多德办演讲学校是为了与雅典一个伟大的演讲家伊索克拉底相抗衡。姑妄如此，不过，狄摩西尼（雅典最伟大的雄辩家）倒确实是与亚里士多德同一年出生，同年而死的。两个人，一个磅礴喷发的激情至今仍令全世界眩目， 一个则深深开掘，极其理性地梳理出一些“永恒”的法则。

这在亚里士多德是再为合适不过了。

亚里士多德创立了逻辑学、心理学等等学科，第一次试图给劝服艺术以稳定理性基础。什么是有效的论证？从给定的前提出发，能够确定无疑地推出什么结论？这在亚里士多德之前还是杂乱无章的一团乱麻。亚里士多德要清理出来。

譬如：从“所有人有死”，“苏格拉底是人”，这两个前提推出“苏格拉底有死”。是一种有效的推理。在如此的结构之中，代入任何的前提，只要前提正确，结论一定正确。但是，假如有人从“所有人 都有死”，“苏格拉底有死”，这两个前提推出“苏格拉底是人”，那就多少有问题了。依同样的结构，前提“所有人都有死”，“大猩猩有死”都正确，却可推出“大猩猩是人”的错误结论。亚里士多德认真研究了以三段论为核心的逻辑证明以及定义、归纳等等逻辑方法。这门学科几千年之后仍然以亚里士多德逻辑而得名。

亚里士多德的贡献是巨大的。可以认为，论辩劝服如果没有成熟的逻辑学、心理学的发展，决不可能长成今天的参天大树，至多只是一丛丛随地蔓延的灌木杂草而已。一个惊异于星星月亮的小孩，这份好奇可能会激发他好学上进，但是要成为一个天文学家，就必须先掌握了扎实的科学基础知识。并在此同时要始终保持了对天文的热情。人类对于劝服的研究与之颇有类似。先是因为辩论、说服的热情，继之是深入基础，甚至更广意义的探索， 然后，才有更为成熟的劝服理论。综观各民族文化史，文明的发展，在它的早期几乎都有一个狂热于辩论的时期。当然，深入之后，一方面需要时间， 一方面也因为目不暇接，更多人的兴趣又移向了新的天地，正如追问星星的孩子长大后没有几个会成为天文家一样，这是正常的。

歧路亡羊的也不是没有。“临渊羡鱼，莫若退而织网”，是对的。但是， 总不能以为仅凭一张大网就可以捕鱼，或者，以为找来一堆砖木就算是大厦落成。在亚里士多德之前的“逻辑家”，专指搞论辩术的人，16 世纪，西方社会还普巡认为逻辑就是论辩术。直到 1900 年，有一位大数学家还充满激情地以为仅凭逻辑计算便能说服对方，宣称“我们要造成一个这样的结果，使所有推理的错误都只成为计算的错误。这样，当争论发生的时候，两个哲学家同计算家一样，用不着辩论，只要把笔握在手中，并且在算盘面前坐下， 两个人面面相觑地说：‘让我们来计算一下吧’。”

当然，这不能责怪亚里士多德。相反，亚里士多德倒是及早就注意到了论辩劝服的特殊性。亚里士多德早就指出在日常生活中是没有人用三段论说话的。从他的《演讲学》等一系列著作中，对劝服之为技艺之为学问作了认真的研究。

亚里士多德高度肯定劝服艺术和它的作用，他认为劝服是一门适用论证各种问题的普遍手段，是交往中的普通话，不可或缺。“辩论就是能在一定

题目范围内找出说服方法的本领”。它能极大声张正义，驳斥对方的错误。如果说，滥用也可能会造成极大的危害，那么，这种说法也适用于其他一切美好事物（除了美德）。纳粹德国的经济学家，不也是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帮助希特勒降低集中营中焚尸炉的杀人成本吗？

不过，亚里士多德认为演讲劝服本身并无魔力，重要的是事先要有周详的计划，说话技巧要熟练，这样才能产生效力。所以，说服有三个要素，一是说话人的品格，二是让听众产生一定反应的环境，三是可以支持论点的证据。

“说话人的品格是一切劝服手法中最有说服力的”。劝说者首先要给人一种“值得信赖”的印象，“在日常生活中，一个人若笃实，比较容易取得我们的信任；要是遇到争论性的问题，又不是自己的知识范围所能了解，我们便会绝对信任他”。个人的道德品德，一个人是否明智，是否抱有善意， 也能决定一个人的人格印象。更重要的是，说话者还应该在劝服过程中进一步主动建立听众对自己的信任，不可吃老本。比如演讲内容要贴近对象、价值评判要争取认同，以及演讲的语音、节奏和风格也影响别人对自己的认定。时至今日，一个演讲者如何设计和塑造自己的形象，仍然是人们最关心的问题。

其次，“劝说者必须以自己的言辞影响受众，使之形成一种情绪，来被说服。因为人在喜、怒、哀、乐、爱、憎等等不同的情绪下会作出很不同的决定”。亚里士多德要求劝服时一定要了解一个人的性格、习惯、年龄、财产等等因素，比如年轻人追求理想，追求荣誉；老年人讲求实惠，珍惜生命， 劝服的重点就必须存所不同。劝说者还要善于判断一个人的感情，观点的转变往往受感情因素的影响。比如，受过别人伤害的人渴望报复，而伤害过别人的人则害怕别人报复，这便是心态的不同。劝说者有时要让听众高兴，有时则要让听众感到恐惧。如果你告诉听众：比他们更强大的人已经遭受到灾难，而跟他们一样的人，难以预测时间和方式的灾难也将来临，这就会使听众感到恐惧。只有通晓人的一切感情，了解感情的起因，发展变化的种种方式，这才能形成有效的说服氛围。

第三，“说服成功与否与所持论点大有关系。若能用论据或其他合适的方法来证明说者的观点从实质看或从表面看确有道理，说服会有效”。亚里士多德研究了“非人为证明”和“人为证明”两大证明系统，前者是指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利用法律、见证、契约等客观资料，后者则包括逻辑证明在内的多种证明方法，如怎么样增强自身的可信性，如何调动听众的情感等等。亚里士多德总结说：“说服成功既然要具备这些因素，我们进行说服必

须有能取得人家信任的条件，又有剖析事理的能力，且有识人的本领，能言辨色，分析真伪，把握受众感情，并能运用种种方法来打动这感情。”

事情过了 2400 多年，亚里士多德的这些见解如何呢？关此，现代著名传播的大师宣伟伯这样评价：

亚里士多德能在 2000 多年前便注意到传者的信誉，打动情感的技术，

以及了解受众的重要，这些都是霍夫兰和他在耶鲁大学的研究工作者到 1950 年才研究的题目。又说：

他的方法虽在 2000 多年前提出，都是极其现代。他说的话经历这么悠长的岁月，仍是熠熠生辉，可作我们的指南针。

亚里士多德撒下一把古莲。生命永恒，可还要等待 2000 年。它要经过

中世纪漫长而寒冷的黑夜之后才被发掘出来，而那时，已经是大众传播媒介空前发达的新时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