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契之妙

在追星族的背后

偶像崇拜也许是人类特有的现象，但像今天这般疯狂还是前所未有的。成千上万的人像星星环绕太阳一样，拱卫着自己心中的偶像——歌星、影星、球星⋯⋯

1987 年 11 月 12 日，全世界的报纸几乎都刊发了路透社的一张照片。画面上是一位年轻貌美的澳大利亚女歌迷，在右脸上竟印着闻名全球的美国摇滚乐歌星迈克·杰克逊的肖像。这真是近乎痴醉的崇拜。

1987 年，天皇巨星杰克逊被报章披露说是漂白了皮肤，还登出了巨幅照片，于是成千上万的黑人歌迷不等消息被证实，也相继仿效这位黑人歌星， 将自己的皮肤用化学药品强行漂白。追星模仿更有甚者。斯里兰卡的阿玛拉纳加东曾经是一位影星，后来弃影从政。不久，阿玛拉纳加东被仇敌枪杀。死讯传出后，他的一位忠实影迷来到灵堂前，哀恸地引火自焚。一些绝望者曾经描述过当时的心境，当明星骤然陨落时，追星者会顿感自己失去了精神依托，觉得世界已经走到了尽头，有些就因此而走上绝路。

如此令人惊心动魄的追星模仿现象，其实是日常模仿的极端发展而已。模仿也是一个人建立或改变态度的重要途径。与从众不同，模仿往往更

具主动性，更为自觉自愿。它不是被迫如此，而是心向神仪。

小孩模仿大人，子女模仿父母，学生模仿老师，都是我们常见的模仿。有位从山旮旯出未当兵的青年，回乡后当上队长，训人动不动就是“干哈啦！ 干哈啦！”这句谁也不懂的口头禅，原来是他所在部队的连长经常用的。在中国，选择教师职业是一种崇高的奉献。经调查，其中有不少人的父母就是教师。模仿确实在影响或改变着人们的态度。

美国学者菲利普·齐姆巴多曾在斯坦福大学心理系的地下室建立了一个模拟监狱。他把一组心智正常，发育成熟，情绪稳定，知识丰富的年轻人带进“监狱”，以扔硬币的方式决定各自所扮演的角色。一半是“犯人”，一半当看守。彼此各自模仿着角色生活。齐姆巴多要看看会造成什么结果。

可是还不到一个礼拜，齐姆巴多就不得不中止实验。因为所见情景太令人可怕了：无论是“犯人”还是“看守”已都不能分清自我和所扮的角色， 其行为、思想和情感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人类本性中最恶劣、最丑陋的一面显露出来。“看守”把“犯人”当作最可恶的动物，以对别人施加残暴为乐。“犯人”则变成了奴隶般的、失去人性的机器人，他们所想的只是逃跑， 幸存以及对“看守”的百倍痛恨。⋯⋯这场实验的结果也为战争所证实。今天向对方作恶的敌人，在昨天还是亲热友好的邻居。战争，放出了潘多拉魔盒，模仿又大大膨化了人性的卑劣。

人们因模仿而改变态度，有不自不觉的成分，对孩子尤其如此。孟母三迁，便是要让儿子学个好样。但是许多模仿是有意识的，譬如追星模仿。榜样的名望和地位，榜样与自己在诸方面的相似性程度以及榜样行为的结果， 都会产生影响。一个显示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横穿红灯与一位看似下等人的人穿过红灯，前者便有较多的模仿者。“枪打出头鸟”，“严责于一人，威加于三军”，则可理解为模仿的防范之举了。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金榜题名的幸运儿毕竟有限。大部分人是“献策金门苦未收，扁舟载得愁千斛。”

久困考场直到胡子花白仍然还是老童生的，也不在少数。虽然他们并不死心， 一次又一次地去考，但考取的可能性却是越来越小，因为考官大多偏爱年轻的考生。明嘉靖年间，湖北某督学，力主提拔少年，于是成年人应试时都纷纷去掉头巾，改梳儿童的垂髻发型，但额头上戴头巾的网痕却一时去不掉， 非常难堪。

有个秀才在参加检查平时功课的考试时，将胡须剃得精光，可是仍然考了个末等。末等是要挨板子受罚的，但由于人太多，督学决定只责罚年纪轻的，那位秀才因为没有胡须也被列入受罚之列。有诗曰：

昨日割须为便考，今朝受责加烦恼，儒巾纱帽不相当，有须无须皆不好。这可真是瞎乱模仿，出大洋相。

关公一怒为哪般

《三国演义》第七十三回，言刘备在众人劝说之下，进汉中王。刘备封关羽、张飞、赵云、马超和黄忠为五虎大将，并修表一道，差前部司马费诗为使，至荆州向关羽授印。

关云长出迎，秩礼既毕，问：“汉中王封我何爵？” 诗曰：“‘五虎大将’之首。”

云长问：“哪五虎将？”

诗曰：“关、张、赵、马、黄是也。”

云长怒曰：“翼德吾弟也；马超世代名家：子龙久随吾兄，即吾弟也： 位与吾相并，可也。黄忠何等人，敢与吾同列？大丈夫终不与老卒为伍！” 遂不肯受印。

前面还谈得好好的，一下变了态度。原因何在。

不多说也明白，因为加了老黄忠。黄忠出身行伍，却是勇力过人，射箭百发百中。昔日长沙一战，与关云长你来我往，互有胜负，打个平手。关公的心情，怕多少是耿耿于怀。

这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变态了。比较正是影响态度的重要因素。不同的事物，看的角度不同，有不同的价值；就是同一个事物，看的角度不同， 价值也有不同。比较正是态度形成与转化的中介。孟子说：“鱼，我所欲也； 熊掌，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也。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也是通过比较而后确定态度。

比较也是一个人确定其社会地位，判定自己是否受到公平对待的重要尺度。现代传播学认可：人们能否得到激励，所得的报酬仅仅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比较别人得了多少报酬。即一个人对公平的感觉，往往取决于比较的矢向。关云长之所以对任命感到愤愤不平，不是比自己——他不管怎么说已是虎将之首了。而是不服气黄忠。《水浒传》里的一百零八将，打起仗来个个英雄，到后来忠义堂上排座位就难办了。幸亏从天上掉下来一块石头， 天书上已经将座位排妥当，这才没有话说。时至今日，不还有许多地方为排名大费脑筋吗？甚至报纸上的祝贺广告，也要在祝贺单位的前面来一句：“排名不分先后。”典型的“此地无银三百两”。

1918 年，北洋军阀曹锟为了过过副总统的瘾，花了 150 万元收买议员，

每张选票 2 千元。这是个不低的价格。而且，那些安福系的议员都是听段祺瑞的，段祺瑞也想拉拢曹锟。本来是毫无问题的事。谁想偏偏在此时，曹锟

花 10 万重金纳一戏子为妾的消息在报上登了出来。议员大哗，认为自己的身价只及一个戏子的五十分之一，太低了。一“醋”之下，改变态度，决定不投他的票。结果到选举那天，许多议员纷纷借故逃会，曹锟也落了个鸡飞蛋打的下场。

既然比较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态度，那么反过来，我们也可借改变比较的矢向，来改变一个人的态度。

再拿关云长来说，他的高傲使他拒不受印，但是，费诗也很机智。他劝关羽说：“将军差矣。昔萧何，曹参与高祖同举大事，最为亲近，而韩信乃楚之亡将也；然信位为王，居萧、曹之上，未闻萧，曹以此为怒。今汉中王虽有‘五虎将’之封，而与将军有兄弟之义，视同一体。将军即汉中王，汉中王即将军也。岂与诸人等哉？将军受汉中王厚恩，当与同休戚，共祸福， 不宜计较官号之高下。愿将军熟思之。”这番话，说得是有软有硬，进退得体。要比，不要和黄忠比，该和汉代的开国功臣比一比。既改变了比较的矢向，又时时抬着关云长。于是，云长大悟，乃再拜曰：“某之不明，非足下见教，几误大事。”即拜受印授。

孔子谓人生态度：“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富贵者， 不必扭捏作态，这可以理解。贫贱者该又如何行乐呢？幸亏李渔写《闲情偶寄》，留下贫贱行乐之法，云：

穷人行乐之方，无他秘巧，亦止有退一步法。我以为贫，更有贫于我者； 我以为贱，更有贱于我者；我以妻子为累，尚有鳏寡孤独之民，求为妻子之累而不能者；我以胼胝为劳，尚有身系狱廷，荒芜田地，求安耕凿之生而不可得者。以此居心、则苦海尽成乐地。如我向前一算，以胜已者相衡，则片刻难安，种种桎梏幽囚之境出矣。一显者旅宿邮亭，时方溽暑，帐内多蚊， 驱之不出，因忆家居时堂宽似宇，簟冷如冰，又有群姬握扇而挥，不复知其为夏，何遽困厄至此！因怀至乐，愈觉心烦，遂致终夕不寐。一亭长露宿阶下，为众蚊所啮，几至露筋，不得已而奔走庭中，俾四体动而弗停，则啮人者无由厕足：乃形则往来仆仆，口则赞叹嚣嚣，一似苦中有乐者。显者不解， 呼而讯之，谓：“汝之受团，什佰于我，我以为苦，而汝以为乐，其故维何？”亭长曰：“偶忆某年，为仇家所陷，身系狱中。维时亦当暑月，狱卒防予私和逸，每夜拘挛手足，使不得动摇，时蚊蚋之繁，倍于今夕，听其自啮，欲稍稍规避而不能，以视今夕之奔走不息，四体得以自如者，奚啻仙凡人鬼之别乎！以昔较今，是以但见其乐，不知其苦。”显者听之，不觉爽然自失。此即穷人行乐之秘诀也。⋯⋯由亭长之说推之，则凡行乐者，不必远引他人为退步，即此一身，谁无过来之逆境？大则灾凶祸患，小则疾病忧伤。“执柯伐柯，其则不远。”取而较之，更为亲切。

李笠翁的贫贱行乐之法，便是“退一步”改变比较对象的“精神胜利”。也是一种比较。

女大学生的尴尬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却在灯火阑珊处。”

辛稼轩的词，写出了优美的意境，也写出了劝导中的一个奥秘。

轻易而得，岂能可贵，便是天仙般的美女也只当平常。过去上海霞飞路， 有人见一少妇秀丽多姿，不由啧啧称羡，说“若是得此丽人为妻，岂不快活

胜似神仙。”不料，他旁边的一位男人说：“她不是神仙，是我的老婆，我娶了她十年了，至今还未成仙哩。”“哪，你一定得来太便宜了，哪像我今天的感受”⋯⋯

所以，湿莎公爵之于辛普森夫人，唐明皇之于杨玉环，感情就是不一般， 那多少有一番难忘的经历。哪像风流的汉皇，口称“金屋藏娇”，后来还是将阿娇打入冷宫，也就是得来太容易。

说这些，与我们的劝导有什么关系呢？ 有，看些事情就明白了。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做了个实验：让部分女大学生自愿参加一个学会，该学会讨论性心理学等问题。其中，让大部分人随意加入，只有三分之一的女生，须经过严格的入会仪式，要求她们当着男性的面大声朗读一段猥亵耸闻，极为令女性尴尬的文章。然后，所有参加者被安排听一段极为枯燥的录音讨论。

测试结果表明：对同一段内容的录音，那些轻易入会的女生均能作出客观评价，它确实太枯燥了。而那些经过严格程序入会的女生，则成功地使自己相信讨论是有趣的，极有价值。

——阿伦森说：“如果在去某个讨论小组的路上，你的头被砖头砸了一下，你就不会很喜欢这个小组了。但是，如果你为了参加这个讨论小组，自愿让脑袋挨了一下砸，那你无疑会更喜欢这个小组。”

——许多有经验的顾客都知道，如果能争取卖主在自己身上多花时间， 多耗精力，那么，你往往能够取得意想不到的谈判结果，极为有利。而原因， 就是因为对方在你身上已花了很大的努力，他宁愿让步，也不愿失去这桩买卖。

一句话：人们的态度与他付出的努力成正比，花的努力越多，态度也愈强化，人的本能决定了他必须为自己付出的努力作辩解。

小泽征尔夺魁记

小泽征尔是世界著名的音乐指挥家。关于他，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一次他去欧洲参加指挥家大赛，在进行前三名决赛时，他被安排在最

后，评判委员会交给他一张乐谱。小泽征尔以世界一流指挥家的风度，全神贯注地挥动着。突然他发现乐曲中出现了不和谐。开始，他以为是演奏家们演奏错了，就指挥乐队停下来重奏一次，但仍觉得不自然。可是，在场的作曲家和评委会权威人士都说乐谱没问题，是小泽征尔的错觉。面对几百名国际音乐大师和权威，他不免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了动摇。但是，他考虑再三， 坚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于是，大吼一声：“不！一定是乐谱错了！”他声音刚落，评判台上那些评委们立即站立向他报以热烈的掌声，祝贺他大赛夺魁。

原来这是评委们精心设计的圈套，以试探指挥家们在发现错误而权威人士又不承认的情况下，是否能够坚持自己的判断。因为，只有具备这种素质的人，才真正是世界一流的音乐指挥家。前二位虽然也发现了问题，因受环境左右而放弃了自己的正确判断，只有小泽征尔相信自己而不附和权威们的意见，从而获得了这次世界音乐指挥家大赛的桂冠。

应该说，小泽征尔这次大赛夺魁，的确来之不易。社会心理学告诉我们，

我们每个人分属一定的群体，群体中的个人有共同的“集体意识”，当一个人与大多数人态度不一致的时候，他必然会感受到极大的压力，这压力甚至足以使之改变观点，迎合多数，实践生活也说明，那些令人讨厌的“偏离者”， 往往会受到团体的排挤和各种直接或变相的惩罚。例如一个英国球迷在闹事中被警方拘捕，当警方询问他闹事的原因时，他坦然供认：“别人都在吼， 如果我是安安静静地坐着，他们的拳头就会对准我。”

这种群体和个人之间的特殊关系可以引起诸多功导说服意义上的思

考。

例如，群体的首领可借助群体的认同功能自上而下地灌输信息。

例如，从众的压力可使个人改变观点来迎合多数。但实验证明，一旦出

现“偏离者”，其他人的从众压力将大大下降。因此为了保持群体的一致意见，必须严厉惩罚“偏离者”。

又例如，因为群体对个人所扮演的角色有所期待，而个人也竭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以博取奖赏，所以，“贴标签”的方法往往也成为群体劝导的有效方法。如“乖孩子”、“好学生”、“老实人”等，它往往成为个人行为的预期目标。

又例如，群体的行为和态度可以互相感染、互相鼓励，甚至将个人完全淹没在群体之中。如此构成的“群体心态”往往低于个人智力水平，甚至表现得极为幼稚或不顾后果的冲动。譬如，利用穿戴装扮上的一致性可以引发“群体心态”，如果戴上面具，画上脸谱，那么更是到了“忘我”的境界。

强盗与病人

在所有关于强盗的文学作品中，美国著名作家欧·亨利在一个故事中写的强盗，倒是“别有风味”。

故事的梗概是：

一天晚上，病人正卧病在床，突然，一个蒙面大汉从阳台跳了进来，几步逼到床边，举着手枪厉声喝道：

“举起手！起来，把你的钱都拿出来！”

出乎他的意料，躺在床上的是个非同一般的病人，病人哭丧着脸说： “我哪里举得起手啊！我得了风湿病，痛得要命，手臂更是疼痛难忍。” 那强盗一愣，口气马上变了，说：“哎，老哥！我也有风湿病。可是比

你的病轻多了。你得这种病多长时间了，都吃什么药呢？” 病人于是水杨酸纳等等各药都报了一通。

“水杨酸纳不是好药”强盗愤愤然地说：“那是医生骗钱的药，吃了它不见好也不见糟，吃了等于没吃。”

“没错。”病人本来也对那些不管用的药物怒气冲冲，想不到遇上了知音。强盗呢，竟也忘了自己的“使命”，反倒是与病人相见恨晚。两人一起谴责起那骗人的药物来。越谈越热乎，越谈越投机，后来，强盗不知不觉坐到床上，并且还扶着病人坐了起来。

这时，强盗突然发现自己还拿着枪，他不由得感到十分尴尬，怎么可以如此对待手无缚鸡之力的朋友呢。他赶紧偷偷地把枪塞进衣袋里。为了表示自己的歉意，强盗问道：“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病人说：“咱们有缘份，我那边的酒柜里有酒和酒杯，你拿来，庆祝一

下咱俩的相识。” “干脆我们到外边酒馆喝个痛快，怎么样？”

病人苦着脸，说：“这倒是个好主意。可是我手臂太疼了，穿不上外衣。”强盗自告奋勇说：“我能帮忙。”他果然帮助病人穿上衣服，打扮整齐，

然后，扶着他向酒馆走去。

刚出门，病人忽然大叫起来：“噢，我还没带钱呢！” 强盗一拍胸，挺哥们地说：“我请客。”

不打不相识，一打成至交。这是怎么回事呢。

首先，是因为意外的机缘，强盗发现了与病人的共同点：他们都有风湿病而且都深受“骗钱的药物”之害。根据海德的态度平衡理论，如果某个人对某事物观点一致，而两个之间的关系不协调，就会造成不平衡。调整的结果，可能要么改变对事物的看法，对人对事都不协调，这倒也会平衡；要么， 改变人际关系，使得二者协调，这也是平衡的方法。强盗不自觉地选择了第二种做法。

其次，在人际关系协调之后，于强盗而论又产生了不平衡。即我与他是“朋友”与“我要抢劫他”是不一致的。也可以作多向调整。而强盗选择的结果，是放下武器，并且，为了证刚自己决定的正确，进一步强化与病人的朋友关系，升格成为酒友。

强盗“放下屠刀”与病人交友，一件看起来非常离奇的故事，却是有着深刻的态度转化根据的。

“鬼苹果”的故事

《圣经》上说，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之后，又在东方富饶肥沃的平原上建造了一座花园——伊甸园。上帝将亚当和夏娃安置在伊甸园里，允许他们可以随意吃各种香甜可口的果子。只是，有一棵辨别善恶之树，树上的果子鲜艳夺目，上帝却严令不许动，说，吃了那树上的果就会招致死亡。禁果对亚当和夏娃产生了极大的诱惑。终于，有一天蛇来告诉他们：吃了那果子不仅不会死，而且还会眼睛明亮，会跟上帝一样能辨识善恶。在蛇的劝诱下， 亚当和夏娃挡不住禁果的诱惑，于是，禁不住都品尝了它。因为犯了禁，亚当和夏娃也被上帝从伊甸园里赶了出来。

明明规定不能吃不能做的事，偏偏因其神秘性而跃跃欲试，这在劝导上叫做禁果逆反。

“禁果分外甜”，禁止本身会引起注意，而且会使人们的注意固定在“禁果”上。除非能够明确禁止的充分理由，否则，人们脑海里就会充满各种猜测和假设，并最终诱发态度和行为上的逆反行为。在古希腊的神话中，宙斯的侍女潘多拉因为宙斯的一再禁止，反倒不可遏制地打开魔盒，也是典型的禁果逆反。

据说，马铃薯在法国得以推广，也有个巧借“禁果”而劝导的故事： 马铃薯原产于美洲，像西红柿一样，虽然很早就传入欧洲，却一直不为

人们所接受。医生认为马铃薯对人的惨康有害：宗教人士认为马铃薯是“鬼苹果”；还有的人认定马铃薯会耗尽土壤肥力⋯⋯法国有个著名农学家叫安瑞·帕尔曼切，他在战争中当过德国的俘虏，因祸得福，倒有机会亲自品尝了“鬼苹果”——马铃薯。农学家的独具眼光使他认定推广马铃薯有极大价

值。回到法国后，帕尔曼切就全力以赴做宣传，但是，传统的观念毕竟太强大了，很长时间也未能说服任何人。正面行不通，帕尔曼切耍了个花招：干脆让马铃薯变成伊甸园里的第二只苹果。

农学家说服了国王，在一块出了名的低产田上栽培马铃薯，这块地，即使不栽马铃薯也早已贫瘠不堪了。而且，根据农学家的请求，还由一支全副武装的国王卫队看守这块田。当然，只是白天看守，到了晚上，警卫便撤了回去。如此专断而神秘的禁止早就激起了人们的好奇，他们受到引诱，每天晚上都来偷马铃薯，把它们栽到自己的菜园里⋯⋯反复劝说毫无效果的事， 借助于禁果逆反，帕尔曼切成功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金门桥畔话自杀

金门桥——旧金山的里程碑，世界著名的观光胜地，然而，它也是“西方世界第一自杀圣地”。

这的确是不可思议的事，当许多游客来到桥面，隔着金门桥上的铁栏杆把相机镜头对准下面深深的、翻着白沫的海水时，都不禁晕眩眼花。他们和大桥设计的首席工程师约瑟夫·斯特劳斯一样：“怎么可能会有人从这儿跳下去呢？”但事实是，金门桥于 1937 年 5 月正式通车后 3 个月，一个名叫哈

罗德·沃伯的退伍老兵便爬上了它的赭红色栏杆，纵身跃向 200 英尺下的水面。自此之后，一个又一个痛苦的灵魂陆续而坚定地随之而去。目前，官方记录在案的跳桥死亡人数已达 938 人，可居世界著名建筑物之冠。也有一些

经过 4 秒钟“自由落体”而幸免于死的跳桥者，他们把这一举动称为“唯一的一种漂亮的死亡办法”，或“没有痛苦的死亡方式”，或“一件非常浪漫的事”。但是，他们再也不会有跳桥的企图了。而最近，一个家住旧金山市郊的男子把自己年仅 3 岁的女儿从金门桥上扔下去，然后他本人从容不迫跟着跳下去，还是创造了桥梁历史上最令人惊心动魄的跳桥自杀事件。

于是，该如何防止自杀又成了众所议论的话题。有人建议：在桥两侧竖起挡板，写上警告，或拉上安全网。但是这些建议终因耗资太大和影响大桥的美观而未被采纳。其他一些著名建筑物也都注意吸取金门桥的教训，切忌将自己与自杀联系起来。比如北京长城饭店的公关培训指南要求：一旦发生了自杀等不幸事件，饭店发言人一定要求新闻记者在报道中不要提及饭店的名称。记者不可避免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既然饭店在成为其他行为场所时都要求新闻报道提及饭店名称，为什么当不幸事件如自杀发生在饭店时， 却要求掩盖其名呢？”关此，可以这样回答，无论是心理学研究还是旅游业务实践都已证实：当一个心情抑郁或精神分裂的人从报上读到在某一特定地点发生过自杀成功或自杀未遂事件之后，这个人会被吸引到同一个地点来做类似的举动。换言之，当这类不幸事件的发生地点被新闻不适当地点明，则有可能鼓动悲剧性事件的重复发生。

这，不愧是未雨绸缪或亡羊补牢的好办法。

然而，这些又都不过是外在的化消。想自杀的人，总有自己的充足理由， 否定生命绝非是轻而易举的。一旦他下定决心，那总会尽力寻找机会的。能不能真正从内心打消自杀的念头？心理学家路赛罗正是这样做的。

请看路赛罗对于企图自杀者的劝告：

你已经孤注一掷了，生命对于你已不再有吸引力了，因而你选择了自

杀。

好的。但是你在杀死自己以前，我想告诉你几件事。我是精神病院的医

生，亲眼看到这种种自杀者的下场。

自杀不一定成功。你以为你一定能够杀死自己吗？请看这位 25 岁的青年，他试图电死自己，然而他活着，但是两条胳膊都没有了。

那么跳楼怎么样？去问问约翰。他曾经是一个多么聪明的和富于幽默感的人，但这都是他跳楼以前的事了。如今，他的脑子受到了损伤，拄拐杖， 步履蹒跚，永远需要别人的照顾。但最糟糕的是他还明白他曾经是一个正常的人。

甚至于一些不太剧烈的方式也会使你变成残废。你想吃安眠药死吗？看看这个 12 岁的孩子，他就是因此而得到了严重的肝病。你见过危重的肝病患者吗？你会在全身慢慢变黄中死去。这条路实在是太痛苦了。

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法。你想用枪吗？这位 24 岁的年轻人向自己的脑袋开了枪，现在他拖着一条腿和一只没用的胳臂，并且丧失了半边的视觉和听觉。这就是你所认为的万无一失的方法。

自杀并不那么有魅力。你可以设想一个电影明星是在吞服了过量的安眠药之后，穿着睡衣进入了长眠。但是，在你的设想中忽略了一个事实：随着死亡，她的肌肉变得僵硬，最后，全部美丽化作尘埃。

是谁从地板上擦掉你的血迹，刮掉你的脑浆？谁把你从上吊绳上解下来？谁从河里捞起你肿胀的尸体？你的妈妈？你的妻子？还是你的儿子？这种差事即使是职业清洁工也会拒绝的。但这种事总得存人去做。

你的那封精心措词、爱意切切的诀别书是没有用的。那些爱你的人永远也不会从这件悲痛的事情中解脱出来。他们懊恼，陷入无边的痛苦，同时感到愤怒，因为那时你只想到了自己。

自杀是一种传染病。看看你的家庭成员：儿子、女儿、兄弟、姐妹、丈夫、妻子。你 4 岁的儿子正在地毯上玩他的小汽车。如果你今晚上杀死了你

自己，那么 10 年后他也会干同样的事。事实上，自杀常常导致家庭其他人的自杀。因为孩子们在这方面尤其脆弱，所以就更容易受到伤害。

你必须有其他选择。总会有人在危机中给你帮助，打个电话，找找朋友， 看看医生，或者去叫警察。

也许他们会告诉你，生活还是会有希望的。这希望之光也许来自明天的一封信；也许来自周末的一个电话；也许来自某位在商店相遇的好心人。你不知道它来自何处——没人知道。但是你所期待的可能就在一分钟、一天或一个月后突然到来。

你仍然坚持要干这件蠢事吗？一定要干吗？那好吧，不久我就会在精神病院的监护室里与你相见，届时，我们将照料你所剩下的一切，依然要干所有你再也干不了的事。

路赛罗的这篇劝导，称得上精妙绝伦。他揭点出自杀者所有意识到或潜意识的心理状态，逐一剖析，将对方自以为是的一切都归之于荒谬之列，然后，因循善导，劝之重新作出积极的选择。抽丝剥茧，丝口入扣。

推而广之，一个人的决定与他内在诸种观念比较起来，犹如冰山露出海面之一角，是一个整体的系统。要改变他的决定，釜底抽薪是一种最为彻底的方法。它使对方找不出任何为自己的辩护的理由，除了被引导，别无它法。这在心理学上称为逼入法，在逻辑学上亦称为二难证法或多难证法。

唐朝时，李林甫当权。边将安禄山开始恃仗皇宠，不怎么把李林甫放在眼里。有一次，李林甫请安禄山去做客，安禄山也大摇大摆往椅子上一坐。后来俩人交谈起来，李林甫将安禄山的所作所为和欲图反叛的心理活动剖析得一清二楚，安禄山不禁惊然而立，汗流浃背，⋯⋯之后，安禄山就患上了恐“李”症，对李林甫不敢稍加违抗，直到李林甫死。

运用逼入法，确实可以打破许多人自以为是的充足理由，改变态度。比如请人捐款，有的人说没钱。没钱自然是不捐款的充足理由，但是如

果你告诉他，“捐资救灾，不在多少，哪怕一分钱也行。”这就将之逼入了死角。是呵，难道一分钱也没有吗？诸多实验表明，这么说了以后，拒绝者往往会改变态度。而且为了表示不小气，他们往往还要多捐一些呢。

在逻辑上，如果你能非常理智地指出，对方的观点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将导致荒谬，那也具有强大的劝导力量。

古希腊的大哲学家伊壁鸠鲁为了同当时的宗教迷信作斗争，曾作了如下多难论证：

我们不得不承认上帝或者愿意扑灭世界上的邪恶，

但他做不到；或者他能够做，但他不愿做；或者他既不愿做，又做不到； 最后，或者他既愿做，又做得到。

如果上帝愿意做，但做不到，这就不符合“上帝是全能的”这个宗教观念了；

如果上帝虽然可以做得到，但他不愿做，这就不符合“上帝是全善的” 这一宗教观念了；

如果他既不愿做，又做不到，这当然与上帝的本性是“全能、全善、全智”不相符；

如果他既愿意做，同时又做得到，那么世界上为什么还有邪恶的存在？ 这只能证明一个问题：上帝是不存在的。即使在今天的常识看来，伊壁

鸠鲁否定上帝的论证依然是极其有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