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水文化促生的丰富民歌

我国民歌历史久远，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从那时开始，就孕育出了民歌的种子。而我国古代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周南》和《召南》部分25首歌谣的流传地主要就在汉水上游。

《诗经》中的“风”即指民歌，古代有“采风”即收集民歌的制度，政府通过收集上来的民歌来观察社会民情。《诗经》中的“风”包括当时15个诸侯国的民歌，共计160篇，大多数是属于湖北北部汉水流域以及陕西安康、白河一带的民歌。

南北朝时期，著名的《乐府》中的南朝“西曲”，代表当时荆楚民歌最高成就，它与江南“吴歌”齐名，主要流行区域在当今湖北荆州、钟祥、襄阳、河南邓县一带。故《乐府诗集·西曲歌》序云：

西曲歌出於荆、郢、樊、邓之间，而其声节送和与吴歌亦异，故依其方俗而谓之西曲云。

由于西曲歌形式新颖，曲调婉转动听，受到了当时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喜爱。

伴随汉水流域人们种种生活习俗的形成发展而逐渐成熟的民歌，在明清时期达到了鼎盛，种类繁多，风格多样，流传广泛。有山歌、号子、田歌、小调、灯歌、花鼓、孝歌、八歌，以及风俗歌、叫卖调等。呈现出纷杂多变的繁荣局面。

汉水民歌的音乐风格，大多有着较强的抒情性、叙事性和舞蹈性，适于表演动作、表达情节和反映人物复杂感情。水是山中的精灵，歌是心中的情绪。渔舟在轻轻地摇，汉水在静静地淌，山间打柴的小伙、河边浣衣的姑娘、锄禾而归的农夫、弓背摇桨的艄公，“出门都是歌，唱到日落坡”。一人唱，众人合，优美动听的歌声回荡山谷，余音缭绕。

在千百年的木船航运时代，汉江上木船的动力来自船工的身体。每当逆江而上或者船过险滩的时候，船工们就得拉纤，而且，漫漫路途枯燥无味，需要精神调剂，汉江号子遂应运而生。

劳动号子早在原始时代就已产生。号子的神奇力量在于，它能将人的能量慢性地聚起来，却又突发性地耗散。在这个过程中，奇迹般地完成了人们出乎意料的托举和拉拽。一个领号人缓慢地吟，一群人迟迟地合，旋律节奏渐渐加快，逐渐推向高潮，终于形成了摧枯拉朽般的力量。

号子的文化力量则在于，雄壮激越音调与悦耳抒情的旋律结合，在统一劳动者意志与动作的同时，调剂劳动者的急缓情绪，送上愉悦的享受。在三面临水、一面朝天的环境中，号子给船工带来了欢乐。

汉江号子承传历史，曲牌丰富，旋律高亢，是一组荡气回肠的生命赞歌。其内容丰富，触景生情，即兴填词，唱词与民间传说和两岸地理风物、生活形态相关，是汉水文化和风情最有力的历史见证。

那些码头工人搬运货物时此起彼伏的“哼——嗨——”加油声，驾船汉子掂篙抢滩时响彻山川的粗狂吆喝声，拉船纤夫们背纤跋涉时荡江回旋的汉江号子，始终是镌刻在汉水深处的一阙深沉而又凄美的生命交响曲。

汉江号子有码头号子、船渔号子两个大类。码头号子，指码头脚夫直接负扭重物的运输劳动过程中所唱用的，包括装搬运、挑抬、推车拉磙等劳动号子；船渔号子指唱用于水运、打鱼、船务等水上劳动过程中的号子。

汉江号子以呼号式为主，即没有任何歌词内容，只有“吭哟呵喝”等。另外有唱词的号子，则往往以沿江的地名、物产、历史、人文景观为题进行编创，有丰富的知识性。

汉江号子的歌唱方式，主要是“领、合”式，即一人领，众人合；或者众人领，众人合。在节奏较缓的劳动中，“领”句较长，“合”句稍短；而在较为紧张的劳动中，领句、合句都十分短促。

另外，多数情况下，领句唱完之后，合句再接唱，但也有合句在领句结束以前就进入的，两个声部由此构成重叠状态。

汉江号子最具影响力的是船渔号子，它是在行船中为配合航运、船务等劳动过程而传唱。分为起程号、行驶号和停船号三种类型。

汉江上游，山峦重叠，货物流通、客运往来，皆需木船载客运货，于是柏木帆船成为主要的交通工具。小的船有几个船工，大的有二三十以至更多。艄翁又称驾长，是一船之主，船行船停、闯滩斗浪、该快该慢，众船工皆听艄翁指挥。

到了明清时期，艄翁击鼓为号指挥船行，统一扳桡节奏。大约在清代中期，才逐渐兴起号子，产生了专门的号子头。

号子头根据江河的水势水性、明滩暗礁，结合摇橹扳桡的劳动节奏，编创出一些不同节奏、不同音调、不同情绪的号子。

如船行下水或平水时，要唱“莫约号子”、“桡号子”、“二流摇橹号子”、“龙船号子”等。此类号子音调悠扬，节奏不快，适合扳桡的慢动作，也是船工在过滩、礁的紧张劳动后，得以体力精力上的调剂。

如在闯滩时，则唱“懒大桡号子”、“起复桡号子”、“鸡啄米号子”，此类号子音调雄壮激烈，具有强烈的劳动节奏特点，以适应闯滩的行船需要。

当船行上水拉纤时，要唱“大斑鸠号子”、“幺二三号子”、“抓抓号子”、“蔫泡泡号子”。船下的纤夫，用若干纤绳从不同角度拉船前行。他们的行动以击鼓或号子协调，鼓手和喊号子的在船上由舵手指挥。此类号子一般旋律性强，拉纤时船工很累，为缓解紧张情绪、统一脚步和力点集中的需要而形成了音乐特点。

在过险滩时，就要唱“绞船号子”、“交加号子”，此类号子以激烈、雄壮的音调为特点。

汉江中下游，水肥鱼跃，渔船如梭。撒网打鱼，也是一项十分繁重的体力劳动。往往是几只小渔船合围一张大网，铺天盖地，疏而不漏。

每当这时，慷慨苍凉的“大风调”，哀婉缠绵的“拉网曲”，劈空而来，缠绕船头，回荡在汉江上空，为汉水文化的生命基因中嵌入了一种特有的韵律。

汉江船渔号子音乐性强，比起码头号子曲调装饰音较多，更富有抒情气质。

汉水山歌指各种山野歌曲，是最能代表山区特点的民歌。山歌歌词有很多是在劳动中即兴创作的，见景生情，随编随唱，大多是表现爱情的。如《割韭菜》、《郎在对门唱山歌》、《栀子花开》、《汉中茶歌》等。

小调和山歌一样量大面广，歌词较为固定，其风格特点是曲调细腻流畅，旋律优美动听，节奏平稳细碎，音域较窄，具有较强的叙事性和个人感情色彩。如《月亮闹五更》、《新媳妇闹五更》、《孟姜女调》、《送郎》、《打牙牌》、《张生跳粉墙》、《十月探妹》等。

风俗歌曲则是流传较广的民间口头文艺形式，是一种即兴创作歌曲，见啥唱啥，想啥唱啥，是反映汉水人民生活习俗的歌曲，大都是在民间举行婚丧嫁娶等各种仪式时所唱。

汉水民歌兼容南北风情，既有巴蜀之强悍雄浑，又有荆楚之柔美清丽；既有关中的质朴通达，又有江南的洒脱灵秀；既有南北过渡色彩的多样性，又有强劲的渗透力。它非常讲究艺术构思，入题快，联想丰富，中间大起大落，收束简洁明快，余味无穷。

汉水民歌在表现技巧上，非常善于将比兴、比喻、夸张、双关、对仗、重叠、倒转等修辞手法结合使用，使其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歌词借喻巧妙，风趣幽默，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其旋律优美婉转，高腔唱法中游移于调式音级间的色彩性颤音唱法，具有独特的乐美价值。

汉水民歌贴近生活，琅琅上口，容易学习，不管是老人小孩，都可以很快就学会并跟着吟唱，并且容易流行。如龙船调，原名“种瓜调”，是生产风俗歌，后经演化而成为划彩龙船的一种唱腔，早先流行于汉水流域，音乐界将龙船调定为“湖北民歌”。

龙船调现已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是我国最优秀的民歌之一。如汉水流域的紫阳民歌《郎在对门唱山歌》、《洗衣裳》、《南山竹子》等，韵味浓烈，乡土味十足，未经过任何修饰，标准的原生态民歌。演唱形式有独唱、锣鼓配乐演唱等。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民歌是少数民族的专利。但汉水“汉族民歌第一村”吕家河的发现，打破和纠正了过去流行的“汉族缺乏民歌”的错误观念。

汉水之滨、武当山金顶后山古神道的吕家河村，是一个令人神往的“民歌之都”。这个不足300户人家的村落，竟有男女老少歌手200余人。已经整理出来的民歌就有4000多首。全村751人中，能连续唱两个小时以上民歌者达80人。被誉为“富有汉水文化特色的罕见的汉族民歌村”。

[旁注]

乐府　汉武帝时，设有采集各地歌谣和整理、制订乐谱的机构，名叫“乐府”。后来，人们就把这一机构收集并制谱的诗歌，称为乐府诗，或者简称乐府。这种形式相沿下来，成为一种没有严格格律、近于五七言古体诗的诗歌体裁。

号子　我国民歌的一种体裁类别，是劳动人民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创作演唱、并直接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民歌。其目的在于，统一劳动节奏、协调劳动动作、调解劳动情绪。数千年来，号子伴随着劳动大众在与自然搏斗中发挥了巨大的社会功能，创造了人类战胜自然的一个又一个奇迹。

孟姜女调　民间曲调。也叫四季调、唱春调。常为十二迭，每月一迭，也可按四季分为四迭。每迭七言四句，除第三句外，均押平韵。清代流行至今。今被有些戏曲剧种、曲艺曲种收为曲牌。来源于我国民间故事“孟姜女哭长城”。

紫阳民歌　是流传在陕西紫阳境内汉族民间歌曲的总称，是陕南地区汉族民歌中最具代表的曲种。它语言形象生动，曲调优美动听，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和地方风格，是紫阳汉族劳动人民人民在长期劳动中创造出来流传至今的艺术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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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歌是一种民间口头文化的沉淀。民歌作为艺术，作为过去时代的一种民族民间文化遗存，其厚重民族文化价值及认识价值不容忽视。汉水民歌的历史悠久，是汉水文化、乃至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一笔可贵的财富。

汉水民歌的内容和题材，较全面地反映了本地区的历史、社会、民族、文化、生产斗争和生活、风俗等各个侧面的生活风貌。它不仅是研究本地区社会、文化、历史、民族、文学、美学等方面有重要价值的参考资料，也是音乐家、作曲家、歌唱家和广大音乐爱好者珍贵的案头工具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