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事实，讲道理

——致家长和老师

接到这本书的写作任务时，我已经离开中学讲台将近一年，而《素质教育文库》编委会之所以要我写这本书，却又是看上了我有在中学任教的经历， 有曾经在课堂上足足给学生讲了四年“大道理”的“资本”。

据我所知，在这套丛书中，并非每一本都有给学生讲“大道理”的要求， 有的纯粹是为了给学生介绍一些最新的知识，以开阔他们的视野，活跃他们的思维。但主编同志明确告诉我，《责任》这本书，主要目的就是要给学生讲述做人要有责任感这个“大道理”，要引起他们的兴趣，要把他们说服。如果他们看了这本书后，不但责任感没有增强，反而得出了“责任感可有可无”的结论，那么这将是一本空前失败的书。

这项任务无疑是真正的“光荣而又艰巨”的。谁都知道，在今天这样的社会氛围之下，最难办好的事情就是给人讲道理。这是一个权威被逐渐消解、价值观日趋多样化的时代，人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态度和生存方式，“谁也不比谁傻多少”，凭什么人家非得听你的？在学校当班主任时，我曾不止一次地听见有学生说：在这个世界上，我只崇拜我自己！语气斩钉截铁，完全是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架式。我还注意到，当学生被老师叫到办公室去“接受教育”时，他们中不少人或多或少都怀有一定的抵触情绪，即便没有和老师当面“掐”起来，至少也表现得“不敢言而敢怒”。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对一个中小学教师来讲，育人比教书难十倍，当班主任比单单教课又要难十倍。难在何处？难在给人讲道理，特别是讲“大道理”。

在学校为人师表时，虽然谈不上多么敬业和优秀，但自认为还是比较认真负责的，至少没有误人子弟。不过实事求是地讲，由于年纪轻，经验不足， 给学生讲道理特别是讲“大道理”时，确实收效不大，或者说至少没有收到立竿见影之奇效。由于种种原因，很快便从讲台上“退”了下来，心里难免隐隐有点遗憾，有些不甘。

所以，现在来写一本谈责任的书，对我来说便成了一种挑战。我似乎没有理由拒绝这一挑战，而且似乎比在课堂上“真刀真枪”地给学生讲“大道理”时更有兴趣和激情。我暗暗下了决心，一定要不辜负编者的信任，一定要把这本书写好，不能让花钱买书的读者（大多数是中小学生）失望，不能让为读者花钱买书而掏了腰包的人、中小学生的尊敬的父母们失望。

在准备动手写作的时候，脑子里突然出现了一句话：摆事实，讲道理。仿佛一道灵光，我一下子明白自己该怎么办了。俗话说，事实胜于雄辩，要讲道理，得先摆出充分的、贴近学生生活的、令人信服的事实，然后结合这些事实，展开分析，深入探讨，挖掘出那些隐藏在事实背后、蕴涵在事实当中的道理。这不正好是我离开学校之后，在报社以一个“评论员”的身份所从事的本职工作么？

这样一来，本书的写作就变得相对容易了。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接触并积累了大量的新闻事实，它们足以支撑起我按计划要讲述的那些个“大道理”。细心的家长同志肯定会发现，本书的每一篇文章，都至少有一件到两件新闻事件（有的尽管是一两年前的“旧闻”，但同样能说明问题），为了适合中小学生的阅读习惯和理解能力，我尽可能地将这些新闻事件叙述得详尽、生动，有时为此不得不牺牲相当的篇幅，致使真正等到要“板起面孔”

讲道理的时候，却发现已经没有太多的回旋余地，于是只好简单总结几句， 草草收兵。但从另一方面看，这样不见得有什么不好，学生们读到某个新闻事件后，多少都会有自己的一些感受，有时可能是一些十分独到的感受，这时再结合我在文章中的分析，也许会有一些新的发现和理解。

另一点有必要向家长说明的，是我在写作中的一种努力。中国现在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面临着跨世纪的挑战。好多在计划经济时代培养起来的适应那个特定时代需要的观念，今天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我们这些“过来人”的头脑当中。与我们不同，孩子们几乎从一出生，就赶上了新时期的曙光，他们的头脑中，较少或者根本就没有那些旧观念，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利用这样的有利条件，适时地引导他们培养起一些适应新时期建设、适应下一世纪剧烈竞争需要的新观念。这样做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他们在接受这些新观念的时候，可以较少地或者根本就不会产生新旧观念上的冲突，从而使他们的言行很容易由自然而习惯，因习惯而更加自然。我的这种努力，在《现身说法》、《活着才能斗争》、《知识就是责任》等文章中有明显的体现。

在给学生讲道理之前，拉拉杂杂地给家长们讲了这一通“道理”，冒犯了。我主要是想交待一下自己的想法，希望有助于家长同志本着“摆事实， 讲道理”的精神，既要指导好孩子们读好这本书，更要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实际行动来培养孩子们的责任感。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