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密”无罪

三年前，有一大一小两起案件，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引发我思考了关于“告密”的问题。

先说那起小案。一天清晨，住在北京市崇文区远方宾馆的一名李姓旅客， 向同屋的王姓旅客推销“金佛像”、“金元宝”，并口口声声说是“祖传之宝”。王某发觉其中有诈，便及时通知了宾馆服务员。服务员又急忙把情况告诉了宾馆经理石某。这时，李某已经提着装有“祖传之宝”的皮箱溜出了宾馆，石某紧追不舍，尾随他上了 120 路公共汽车，并悄悄向司机通报了情况。司机将车开到巡警岗亭前停下来，石某协助巡警将犯罪嫌疑人李某缉拿归案。经查，李某系南方某省农民，此次来京本想以行骗发一笔大财，不料“出师不利”，骗局刚刚开场，便露出马脚，栽了跟头。

在这一事件的全过程中，旅客王某无疑起了极为重要作用。他本人已经识破了骗子的伎俩，不会上当受骗了，但他并不满足于此，而是“多管闲事”， 及时戳穿其骗术，中止其诈骗行为。另外，宾馆经理石某，显然也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在骗子已经离开、“祸水”已经外流的情况下，他仍然不依不饶，跟踪追击，直到骗子无路可逃，束手就擒才罢休。可以肯定，从王某到服务员，从石某到司机，直到巡警，只要其中任何一个人的社会责任感或职业敏感稍稍差劲一点，骗子李某就完全可能在人们的眼皮底下溜之大吉，再易地行骗，给社会和他人造成损失和损害。

再说另一起轰动全国的大案——“长城”公司非法集资案。“长城”公司利用高出银行利率几倍的回报率为诱饵，骗取了成千上万个单位和个人的几十亿元人民币，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社会影响。其实，“长城”公司的诈骗行为，并不是无人觉察的，早在案发前三年，公司“总裁”沈太福就曾前往南方某市，以伪造银行资信证明、工商营业执照和国家有关部委文件的方式， 试图骗取当地的一笔巨款，但该市经济合作局等部门一眼识破了他的骗术， 果断地停止了与他的业务合作。此后，另有一些警惕性较高的单位和个人， 也曾成功地抵制了沈太福的阴谋，从而避免了相当数额的损失。但是，和所有骗子一样，沈太福深谙“打一枪换一眼”的骗术。在一个地方碰了壁，在另一些地方却侥幸得逞了；在一些人那里被撕破了画皮，在另一些人那里却蒙混过关了。直至最后，他欲壑难填，胃口越来越大，把持“长城”公司， 大肆非法集资，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把这两起案件结合起来看，得出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李某和沈太福， 一个是小打小闹的“小字辈”，一个是日进斗金的大“总裁”，从“档次” 上看，二者不可同日而语，但两人本质上都属于骗子之列。李某和沈太福行骗之初，分别都碰了一鼻子灰，所不同的是，李某在王某、石某等人的穷追猛打之下很快完蛋了，他行骗的第一次也就成了最后一次；而沈太福则“幸运”多了，他的第一次（以及以后的若干次）失利，似乎并没有给他的“事业”带来多大影响，并没有使他像李某那样，被追得东躲西藏，狼狈不堪。究其原因，那些识破了沈太福的骗术的单位和个人，大多仅仅满足于自我保护，使自己免于受骗，而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向有关部门检举他的欺骗行为， 或向社会公开戳穿他的骗术，以此告诫众多的不知情者提高警惕，让那些尚且蒙在鼓中的人及时警醒。试想，假如当时的明眼人都能像王某那样，不满足于自己不上当受骗，而是以戳穿骗子的阴谋为己任，那么沈太福肯定早就

原形毕露了，又何至于如此大规模、长时间地呼风唤雨、为患作祟呢？

现在重新提起这两起案件，是想说明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告密”不但是无罪的，而且是十分必要的。这里说的“告密”，不是指那种专门费尽心思刺探“情报”，打听别人隐私，再偷偷摸摸地向老师和领导汇报的行为， 而是指像那起小案中的旅客王某和宾馆经理石某那样，一旦发现了不法分子的不法企图或不法行为，不但要善于保护自己不受侵害和损失（如王某不买李某的“祖传之宝”，石某机智地寻求司机和巡警的帮助），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立即采取果断行动，及时把情况向有关责任机关和职能部门报告，以使他们能迅速掌握不法分子的动向，最终制止不法分子的非法行为，最大限度地保护社会和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我们要洁身自好，自己管好自己，这是一个基本的前提，也是一件相对比较容易的事；但这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很多时候， 我们自己明白，别人不一定明白，我们明白了，可能少走弯路，可以避免上当受骗，蒙受损失，他人不明白，就可能走弯路，被人坑蒙拐骗，遭受不必要的损失。所以，我们自己明白了，不会上当受骗了，还要力求让他人也明白，也和我们一样不受损失。为此，我们还应该管一管他们的“闲事”，应该及时向他人、向有关部门“告密”，使得那些已经或正在试图骗人、害人的不法分子的阴谋彻底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