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的传递

前段时间，北京市第 21 路公共汽车售票员李素丽同志的先进事迹在全国

广为传颂，她所在的 1333 号车也被各界人士争相乘坐、观摩。其间，有名曾因“罢演”风波受到公众谴责的演员亲身感受了李素丽的服务后，动情地说道：“我错了，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感觉，即使在以前舆论批评之后，我也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内疚过。”

其实，在李素丽同志“岗位作奉献、真情为他人”精神的感染下，内心深处受到强烈震撼的又何止这名演员？15 年来，凡是乘坐过李素丽那趟车的人，进而言之凡是通过各种渠道认识李素丽、知道李素丽这个名字的人，谁能说自己无形中没有发生某种变化呢？他们或者增强了对人间真、善、美的信仰，或者也像李素丽那样，用实际行动默默地为他人和社会服务。例如， 某医院大夫杨秀敏坐了十年李素丽的车，李素丽的优质服务也感染了她十年，她自己做了不少玩具，一边让害怕打针的孩子玩，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 一边给他们打针；有些父母白天上班没空带孩子到医院体检，她就晚上登门服务。再如，有个小学生在车上生病了，李素丽把他带回车队细心照料，下班后又和司机把他送回家，后来这个小学生带了几个小伙伴来车队，要帮助李阿姨擦车，还组织了一个学雷锋小组，每天帮街坊的爷爷奶奶往楼上拎东西⋯⋯

毋庸讳言，这几年社会上的确存在着一些不良风气，最典型的是人情冷漠，责任心淡化。一些人不但自己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而且还想当然地认为所有人都和他一样自私自利，所谓“人人为自己，无人为国家”。甚至有人把它上升为一种“抵消理论”，说什么“我节约，他浪费，我吃苦，他享受，我奉献，他腐败，一正一反，互相抵消”，认为即使某个人或少数人要为他人、为社会无私奉献，在整个社会都在“忘我索取”的大背景下，也无异于沧海一粟，无济于事，还不如大家“能者多捞”，“多捞多得”，谁也不必说闲话。这种说法反映了人们在有待净化的社会风气面前的一种担心： 树立一两个典型管用吗？普通人“流着汗水默默辛苦地工作”管用吗？

现在，当我们看到李素丽、徐虎等一大批模范人物的先进典型事迹之后， 就知道这种担心其实是大可不必的。在徐虎之后，不是很快出现了“徐虎第二”、“徐虎第三”、“徐虎第四”，以及“徐虎班”、“徐虎网络”，乃至一个遍及全国的“徐虎效应”吗？在李素丽的先进事迹的感召下，不是同样出现了无数个以她为榜样，从我做起，从身边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的“小李素丽”、“杨素丽”、“刘素丽”⋯⋯吗？事实上，李素丽们的真情奉献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非但没有被“抵消”，反而如燎原的星火，如怒放的春花，漫山遍野，蓬蓬勃勃，让我们看到了无穷的信心和希望，并从中吸取了像他们那样认真地生活和工作，勇于承担起自己作为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应有的责任的道德力量。

一些人鉴于当前社会道德现状的确还有某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因此对李素丽那样的先进典型能够起到的模范带头作用表示怀疑，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在对善与恶的估计上的差异。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公元前 59—公元 17 年）对此有过分析，他说：“人对善的感觉不如对恶的感觉敏锐”，因为恶行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往往以相对极端的显性方式表现出来，而个人和社会从善行那里受到益处，则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打个比方，你今天外出，上午坐公共汽车时，有人给你让座，下午你到商店买东西时，却无端被售货员骂了一顿，那么你极有可能对下午的遭遇耿耿于怀，相反，对上午亲身感受到的那件好事的印象可能就要浅得多，就是这个道理。

然而，这并不等于说，上午别人给你让座这件好事，就完全被下午的倒霉冲淡或抵消，一点也不会对你产生积极作用，除非你已经成了一个麻木不仁的人。伯夷、柳下惠是我国古代的两个贤人，孟子称赞“伯夷之风”能使“顽者廉，懦夫有立志”（使“贪婪者变得廉洁，懦弱者变得勇敢”），“柳下惠之风”能使“薄夫敦，鄙夫宽”（使“浅薄者变得敦厚，狭隘者变得宽大”），的确是“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了，不过伯夷、柳下惠毕竟是“圣人百世之师”，对普通人一般来说不大可能有如此立竿见影、一呼百应的榜样作用。但是，普通人的善行终究是一种客观存在，无论世道怎样变化，它都将对周围环境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无论人心如何“不古”，它都能使他人感受到春天一般的温暖。更为重要的是，一个被净化了的环境，可以由里向外影响一个更大的环境，使之受到更大的净化；一个感受到了他人真情的温暖和责任的力量的人，也会在内在信心、激情和感动的驱使下，自觉将这种温暖和责任感传递给下一个人，下一个人再传递给再下一个人⋯⋯李素丽向乘客奉献的就是这样一种真情和责任，它一经产生，就在人们当中无声地传递开来，并汇入到了浩浩荡荡的社会正义的洪流之中，永远不会停止，永远不会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