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状”有理

“告状”与“告密”有所不同。“告密”的事大多和自己关系不大，正像我们在《“告密”无罪》一文中看到的，骗子李某的骗局被旅客王某识破， 王某自己不会受骗了。因此客观地讲，李某的骗术和王某是没有多大关系的， 只不过王某出于一个公民的社会责任感，要出来管这件“闲事”，才去向宾馆服务员“告密”的。“告状”则不同，所告的事多少都和自己有关，所以我说，“告状”有理。

1994 年 10 月的一个晚上，北京海淀区明光中学高三学生李鹏，在上完晚自习后回家的途中，再一次受到校外不法分子王某的挑衅和威胁时，他“精神高度紧张⋯⋯急得脑子一片空白，拔出随身携带的刀子在黑暗中乱划，直到王倒在了地上，才住了手”。这样，在歹徒王×进了太平间的同时，在很多人看来“是个见义勇为的英雄”的中学生李鹏也因“防卫过当”而进了拘留所。

中学生李鹏的悲剧，是当前一些中小学生长期遭受校园“恶少”和校外不法分子侵害事件中的一个典型。这种事几年前就存在了，现在看来情况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据最新消息报道，北京市朝阳区公安分局查处了一起初中学生之间敲诈勒索的案件，三名作案学生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多次向二十多名同学勒索现金一千多元。令人惊讶的是，作案学生的作案手段异常嚣张，其中一名学生，上学时随身携带一张帐单，上面开列着十几个同学的姓名，以及准备向他们索要现金的数额，少者三五元，多者五六十元，以便照单“收帐”。他们敲诈的方式很简单，或者说“借”，或者干脆以“不给就打”相威胁。而受害学生的表现同样令人惊讶，他们在被劫时沉默无言， 被劫后不敢向老师和家长反映；更为可悲的是，当公安机关开始查处此案， 班主任和学校领导两次动员他们揭发检举，并保证为检举人保密后，这二十多名学生仍然无一人敢于揭发，其理由是“害怕报复”。

“害怕报复”，中学生李鹏当初也由于这个原因，才“既没有向老师、学校及有关部门反映，也没有寻求父母的帮助”，而是“把沉重的包袱背在自己稚嫩的肩上”。所以，中学生李鹏和他的同学们这种因害怕报复而自甘默默忍受的态度，在客观上使得以王某为首的一伙社会闲散人员受到“鼓舞”。他们经常到明光中学拦劫学生，索要钱物，发展到强迫低年级学生去他家干活（搬东西，洗衣服，给他按摩等等），甚至非法拘禁“抗税”的学生，虽经公安机关多次将他拘留，“但他屡教不改，每次出来反而更加猖狂”，完全堕落成了为害一方的恶霸。可以说，这些专以欺侮中小学生为能事的校园“恶少”和校外不法分子之所以能够如此明目张胆，肆无忌惮，除了学校管理不善、公安机关打击不力之外，受害学生的逆来顺受也在无形中助长了他们的嚣张气焰——他们就是认准了受害学生害怕报复，不敢向老师和家长“告状”，只会想办法弄到钱来满足他们的无理要求，才一次又一次地动用这种威胁恫吓外带虚张声势的恶劣手段，并且不止一次地达到了目的。惟其如此他们何乐而不为呢？

从表面上看，受害学生之所有有害怕报复的心理，是因为片面夸大了校园“恶少”和校外不法分子的力量，同时担心父母、老师、学校以及公安机关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和能力去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其实，这种“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的确，父母和老师们都有自己的工作，不可能每天都护送学生上下学，但学生在校内和校外受欺侮的事，他们如果知道了，必然十分重视和着急，肯定要及时向学校反映，向公安机关报案，而学校和公安机关肯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对校园“恶少”和校外不法分子进行教育和打击，而绝不会置学生的生命危险于不顾，放任他们作威作福，妨碍一方的治安。事实上，对每一个在校的学生，包括那些看起来不可一世的“恶少”，学校都有足够的能力给予教育和处分，不会拿他们没有办法（要是连学校也管不了，也自有公安机关给予管教）；同样，对校外的不法分子，公安机关、审判机关等部门也是有足够的力量予以查处和惩治的，他们拥有的人力、装备和经验，绝不可能连一两个街头小混混也奈何不了。

另一方面，我们在受到侵害时进行力所能及的抵制和反抗，事后及时向家长、老师并通过他们向学校和公安机关“告状”，还是一种对自己、对同学、对社会负责的表现。如果我们都像某些同学那样一味忍受下去，甚至在老师和领导面前也不敢检举揭发，其结果必然是把校园“恶少”的行为“掩护”在家长和学校的注意范围之外，也把校外不法分子的行为“掩护”在公安机关的打击范围之外，客观上为学校查处校园“恶少”，为公安机关打击不法分子制造了困难。也就是说，我们不但助长了这种恶人的嚣张气焰，还掩护了他们的不法行径，使得他们既逃脱了纪律和法律的制裁，还有可能继续为非作歹，这样的结果，难道是我们愿意看到的吗？

为了我们自身的安全，也为了他人和社会的利益，我们应当勇敢地“告状”，要坚信邪不压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