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具有褒贬之意的绰号

绰号也称“诨名”、“混号”、“诨号”。绰号几乎全部为他人所取，然后得到公认，使用性完全不取决于担当者本人的意愿。

任何一个绰号在获得多数人认可之前，几乎全部是通过口耳相传的途径传播，这与别号、斋号的发生与流传，都依赖文字自属，又多借助作品的方式形成区别。

很多绰号在与相貌、姓名、生理特征相结合的条件下，对担当者的禀赋德性、行为举止等，作出外观与内涵有机统一的概括，同时富有强烈的公众舆论的褒贬性能，从而也在某种程度上，构成社会评判机制的一个部分。因此，绰号和别号、斋号，通为取用者个人思想感情的表述或纯主观性的自我评判和标示。

绰号起源的时间，很可能比自取别号还要早。魏晋南北朝时期，士风日变，读书人相互取用调侃性绰号陡增。

在《世说新语》中记载，袁山松出游喜欢令人歌挽，人谓道上行殡、短主簿、入幕之宾等皆是。

唐宋时期的文化氛围，益加开放，世人争取绰号成为一种社会风气。

到元明时期，诨名成为草莽文化和市井文化共同表象之一的特征业已定型。以明末农民大起义为例，见于史料的绰号如“左金王”、“革里眼”、“活曹操”等，便有上百个。

与此同时，在上流社会，绰号又成为互相诋毁或派系斗争的一种工具。如东林党人攻击敌对的势力，则有“五虎”、“五彪”、“十狗”、“四十孩儿”等各种品目。

反之敌对的另一方也会编造《东林点将录》，以《水浒传》里的混号加之政敌，如“托塔天王李三才”、“及时雨叶向高”之类，不胜枚举。是为庙堂之高，江湖之远，绰号/诨名，无处不传。

绰号并非全是轻薄之人互相品目，有些绰号是公论所赠的美号，是人民爱戴绰号担当者的口碑。

明代监察御史丁俊生活节俭，常食豆腐，人称”豆腐御史”；新繁知县胡寿安种菜自食，人称”菜知县”，都是对为官清廉者的颂扬。

再如”阎罗包老”、”铁面御史”之类绰号，则是对刚正端直的褒扬。明代荆州知府张宏，坚决不接待通关系走门路的人，时人赠号”闭门张”。

此外，绰号又是讨伐邪恶、嘲讽奸佞的口诛之剑。如北魏人拓跋庆智任太尉主簿，不论大事小事，非贿不行，唯胃口不大，十钱起价，人称”钱主簿”。

还有不少文人骚客、书画高手或梨园名伶的绰号，多起于对他们学术和艺术成就的褒扬。

如南朝刘孝谅，精通晋朝史实，绰号为”皮里晋书”；唐代李守素，最擅谱牒之学，绰号为”肉谱”。还有诸如武士中的”活张飞”、”活武松”等。

从起用缘由看，绰号也可以作粗略分类，或描摹性情，或记述轶闻，或勾画相貌，或表述特长。而从语言艺术看，绰号对汉字文化潜力的开掘，在修辞手法上所达到的造诣，都远远超过了名讳、表字、别号、室名之类的水准。

也许大多数绰号都不像前者那样或出于经典，或工于雕琢，缺乏书卷气、雅致味，但它们运用简练精辟的语言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却真正能使担当者在人们闻见时，获得一种较实的立体感。

[旁注]

绰号　也叫外号，古已有之，并非新生事物。古代的绰号中含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绰号有自己所起和他人命名两种形式，一般而言，自己所起，蕴涵丰富而储蓄；他人所命，嬉笑怒骂、诙谐幽默。历史上许多名人都有一个有趣的绰号，而绰号也使历史名人更富个性化特征。

御史　古代官名。负责监察朝廷、诸侯官吏的失职和不法行为，同时也负责保管朝廷的档案文件。分为御史大夫、监察御史、殿中御史等。当丞相空缺时，经常由御史大夫接任。

主簿　古代官名。各级主官属下掌管文书的佐吏。魏晋以下统兵开府之大臣幕府中，主簿常参机要，总领府事。唐诸州以录事参军取代主簿。明清太仆、鸿胪二寺及钦天监称“主簿“，太常、光禄二寺及国子监称“典簿“，县署则仍称”主簿“。均是低级的事务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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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外号”、“绰号”是在实际生活中相互开玩笑时起的，因而多含有讽刺讥笑的贬义。如春秋时秦国人称百里奚为“五羖大夫”，这是因为他沦落楚国后，又被秦穆公用五张羖皮赎回秦国做了大夫的。

唐高宗时人称李义府“笑中刀”，又号“人猫”。是因为他做宰相时表现得外柔内奸。

在宋代人们给王珪的外号叫“三旨宰相”，是因为他任宰相10多年中除取旨、领旨、传旨外，不干别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