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性和必然性

形而上学所片面坚持的另一对立，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对立。还有什么能比这两个思维规定更尖锐地相互矛盾呢？认为这两者是同一的，偶然的东西是必然的，而必然的东西同样是偶然的，这怎能行得通呢？日常的理智和具有这种理智的大多数自然研究家都把必然性和偶然性看作永远互相排斥的两个规定。一件事物、一种关系、一个过程，不是偶然的，就是必然的，但是不能两者兼而有之。所以两者是并存于自然界中；自然界包含着各种各样的对象和过程，其中有些是偶然的，另一些是必然的，在这里重要的只是不要把这两类混淆起来。例如，人们把种的有决定意义的性状看作必然的，而把同一个种的各个个体的其他的差异称作偶然的，这一点适用于植物和动物，也适用于结晶体。于是较低的组群对较高的来说又被看作偶然的，这样一来，猫属或马属里有多少不同的种，或一个纲里有多少属和目，这些种里各有多少个体，或某一地区的动物有多少不同的种类，或动物区系和植物区系的一般状况如何，——所有这些都被说成是偶然的。于是，必然被说成是科学上唯一值得注意的东西，而偶然被说成是对科学无足轻重的东西。这就是说：凡是人们可以纳入规律、因而是人们认识的东西，都是值得注意的；凡是人们不能纳入规律、因而是人们不认识的东西，都是无足轻重的，都是可以不加理睬的。这样一来，一切科学都完结了，因为科学就是要研究我们不认识的东西。这就是说：凡是可以纳入普遍规律的东西都被看成是必然的，凡是不能纳入的都被看成是偶然的。任何人都可以看出：这就成了这样一种科学，它把它能解释的东西称为自然的东西，而把它解释不了的东西归之于超自然的原因。我把解释不了的东西得以产生的原因是叫作偶然性还是叫作上帝，这对事情本身来说是完全无关紧要的。这两者无非以不同的方式表示，我对此没有认识，因此它们不属于科学的范围。在必然的联系不起作用的地方，科学便完结了。

与此对立的是决定论，它从法国唯物主义中移入自然科学，并且力图用根本否认偶然性的办法来打发偶然性。按照这种观点，在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只是简单的直接的必然性。这个豌豆荚中有五粒豌豆，而不是四粒或六粒；这条狗的尾巴是五英寸长，一丝一毫不长，也一丝一毫不短；这朵苜蓿花今年已由一只蜜蜂授粉，而那一朵却没有，而且这朵花是由这只特定的

蜜蜂在这一特定的时间内授粉的；这粒被风吹来的特定的蒲公英种子发了芽，而那一粒却没有；今天清晨 4 点钟一只跳蚤咬了我一口，而不是 3 点钟

或 5 点钟，而且是咬在右肩上，而不是咬在左腿上，——这一切都是由一连串不可更改的因果链条，由一种不可动摇的必然性引起的事实，而且产生太阳系的气团早就被安排得使这些事情只能这样发生，而不能以另外的方式发生。承认这样一种必然性，我们也还是没有从神学的自然观中摆脱出来。无论我们是同奥古斯丁和加尔文一道把这叫作上帝的永恒的意旨，或者是同土耳其人一道把这称作天数 253 ，还是把这就叫作必然性，这对科学来说差不多是一样的。在这里的任何一个场合下都谈不上探索因果链条，因此，我们在一个场合下比在另一场合下一点也不更聪明一些，所谓必然性仍旧是一句空话，因而偶然性依然如故。只要我们不能证明豌豆荚中豌豆的粒数是以什么为根据，豌豆的粒数就依旧是偶然的，而且，即使断言这件事情在太阳系的原始构造中是预先早就安排好了的，我们也没有前进一步。不仅如此，科学如果老是从因果链条中去追溯这一个个的豌豆荚事例，那就不再成其为科学，而成了纯粹的游戏；因为单是这同一个豌豆荚就还具有其他无数的、独具的、表现为偶然的特性：色彩的浓淡，豆壳的厚薄和软硬，豆粒的大小，更不必说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到的那些独具的特点了。因此，这一个豌豆荚所要求探索的因果联系，已经多得连全世界的全体植物学家都解决不了。可见，偶然性在这里并没有从必然性得到说明，而是反倒把必然性降低为纯粹偶然性的产物。如果某个豆荚中有六粒豌豆而不是五粒或七粒这一事实，与太阳系的运动规律或能量转化规律是处于同一等级的，那实际上就不是把偶然性提高为必然性，而是反倒把必然性降低为偶然性。不仅如此，固然，某一地区内并存的各个有机的和无机的种和个体的多样性，还可以说是立足在坚不可摧的必然性之上，但是就个别的种和个体来说，这种多样性依然如故，仍是偶然的。就个别的动物来说，它生在什么地方，遇到什么样的生活环境，什么样的敌人和有多少敌人威胁着它，这都是偶然的。一粒种子被风吹到什么地方去，这对于母株是偶然的；这粒种子在什么地方找到发芽的土地，这对于子株也是偶然的；确信在这里一切也都是立足在坚不可摧的必然性之上，这是一种可怜的安慰。在一定的地域，甚至在整个地球上，自然界的各种对象杂陈混出，哪怕是出自自古就有的种种原初的规定，但这种现象却依旧如故，仍是偶然的。

同这两种观点相对立，黑格尔提出了前所未闻的命题：偶然的东西正因为是偶然的，所以有某种根据，而且正因为是偶然的，所以也就没有根据；偶然的东西是必然的；必然性自我规定为偶然性，而另一方面，这种偶然性又宁可说是绝对的必然性（《逻辑学》第 2 册第 3 篇第 2 章：《现实》）。自然科学把这些命题当作悖理的文字游戏、当作自相矛盾的胡说干脆抛在一旁，并且在理论上一方面坚持沃尔弗式的形而上学的空虚思想，认为一个事物不是偶然的，就是必然的，但是不能同时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另一方面，又坚持同样思想空虚的机械的决定论，在一般意义上在口头上否认偶然性，而在每一特定场合实际上又承认这种偶然性。

当自然研究依然这样进行思考的时候，在达尔文的身上所体现的这种研究又做了些什么呢？

达尔文在他的划时代的著作①中，是从偶然性的现存的最广阔的基础出发的。各个种内部的各个个体之间存在着无限的偶然的差异，一些差异强大到突破种的特性，而这种差异的甚至最近的原因也只在极少有的情况下才能得到证实（这期间积累起来的有关偶然性的材料，把关于必然性的旧观念压垮和冲破了），——正是这些偶然的差异迫使达尔文怀疑直到那时为止的生物学中的一切规律性的基础，怀疑直到那时为止的形而上学的僵固不变的种概念。但是，没有种概念，整个科学就会化为乌有。科学的所有部门都曾需要有种概念作为基础：人体解剖学和比较解剖学、胚胎学、动物学、古生物学、植物学等等，离开种概念还成什么东西呢？这些科学部门的一切成果不仅会发生问题，而且会干脆被废弃。偶然性推翻人们至今所理解的必然性。关于必然性的迄今的观念失灵。坚持这种观念，就等于把人的自相矛盾的并且和现实相矛盾的任意规定当作规律强加给自然界，因而就等于否定有生命的自然界中的一切内在必然性，等于把偶然性的混沌王国普遍宣布为有生命的自然界的唯一规律。“连《泰斯维斯-钟托夫》都不再适用了！”254 ——过时学派的生物学家们异口同声地喊叫起来。

达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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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作用是我们从现今自然科学的观点出发来在整体上考察运动着的物质时首先遇到的东西①。我们看到一系列的运动形式，机械运动、热、光、电、磁、化学的化合和分解、聚集状态的转化、有机的生命，这一切，如果我们现在还把有机的生命排除在外，都是互相转化、互相制约的，在这里是原因，在那里就是结果，运动尽管有种种不断变换的形式，但是运动的总和始终不变。机械运动转化为热、电、磁、光等等，反之亦然。因此，自然科学证实了黑格尔曾经说过的话（在什么地方？）：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我们不能比对这种相互作用的认识追溯得更远了，因为在这之后没有什么要认识的东西了。我们认识了物质的运动形式（由于自然科学存在的时间并不长，我们在这方面的认识的确还有很多缺陷），也就认识了物质本身，因而我们的认识就完备了（格罗夫对因果性的全部误解，就在于他没有形成相互作用这一范畴。他只看到事物，但是没有抽象的思想，所以陷入混乱。第 10—14 页 210 ）。只有从这种普遍的相互作用出发，我们才能达到现实的因果关系。为了了解单个的现象，我们必须把它们从普遍的联系中抽出来，孤立地考察它们，而在这里出现的就是不断变换的运动，一个表现为原因，另一个表现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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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性。我们在观察运动着的物质时，引人注目的首先是单个物体的单个运动间的相互联系，它们的相互制约。但是，我们不仅发现一个运动后面跟随着另一个运动，而且我们也发现，只要我们造成某个运动在自然界中发生时所必需的那些条件，我们就能引起这个运动，甚至我们还能引起自然界中根本不发生的运动（工业），至少不是以这种方式发生运动，并且我们能赋予这些运动以预先规定的方向和范围。因此，由于人的活动，就建立起因

① 指 1859 年在伦敦出版的《根据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编者注

① 恩格斯在此处页边上写着：“（斯宾诺莎：实体是 CausaSui[自身原因]，这中肯地表现了相互作用。）”

——编者注

果观念即一个运动是另一个运动的原因这样一种观念。的确，单是某些自然现象的有规则的前后相继，就能造成因果观念：热和光随太阳而来；但是这里不存在任何证明，而且就这个意义来看休谟的怀疑论说得很对：有规则的post hoc（此后）决不能为 propter hoc（由此）①提供根据。但是人类的活动对因果性作出验证。如果我们用一面凹镜把太阳光集中在焦点上，造成像普通的火光一样的效果，那么我们因此就证明了热是从太阳来的。如果我们把引信、炸药和弹丸放进枪膛里面，然后发射，那么我们可以期待事先从经验已经知道的效果，因为我们能够在所有的细节上探究包括发火、燃烧、由于突然变为气体而产生的爆炸，以及气体对弹丸的压挤在内的全部过程。在这里甚至怀疑论者都不能说，从以往的经验中不能得出下一次将出现同样情形的结论。确实有时候并不发生同样的情形，引信或火药失效，枪筒破裂等等。但是这正好证明了因果性，而不是推翻了因果性，因为我们对这样偏离常规的每一件事情加以适当的研究之后，都可以找出它的原因，如引信发生化学分解，火药受潮等等，枪筒损坏等等，因此在这里可以说是对因果性作了双重的验证。自然科学和哲学一样，直到今天还全然忽视人的活动对人的思维的影响；它们在一方面只知道自然界，在另一方面又只知道思想。但是，人的思维的最本质的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仅仅是自然界本身；人在怎样的程度上学会改变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发展起来。因此，自然主义的历史观，如德雷帕和其他一些自然研究家或多或少持有的这种历史观是片面的，它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日耳曼人移入时期的德意志的“自然界”，现在剩下的已经微乎其微了。地球的表面、气候、植物界、动物界以及人本身都发生了无限的变化，并且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而德意志的自然界在这一期间未经人的干预而发生的变化，简直微小得无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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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凭观察所得的经验，是决不能充分证明必然性的。posthoc，然而并不是 propter hoc（《全书》第 1 部第 84 页）255 。非常正确，不能从太阳总是在早晨升起便推断它明天会再升起，而且事实上我们今天已经知道，总有一天太阳在早晨再也不升起，但是必然性的证明寓于人类活动中，寓于实验中，寓于劳动中：如果我能够造成 post hoc，那么它便和 propter hoc 等同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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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否认因果性的人来说，任何自然规律都是假说，连用三棱镜的光谱对天体进行的化学分析也同样是假说。如果停在这里不动，那思维是何等的浅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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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posthoc ，ergopropterhoc”（此后，所以由此），这一公式表示对两个现象的因果关系的推论，即仅仅根据一个现象发生在另一个现象之后便作出两者有因果联系的结论是不合理的。——编者注

① 即如果我能造成现象之间的一定的顺序，那么这就等于证明它们有必然的因果联系。——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