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们这位约翰传谕给七个小亚细亚教会，并通过它们传谕给 69 年的经过

① 摘自海涅的诗《安心》。——编者注

改革的犹太教（基督教就是以后从这种犹太教发展而来的）的其余部分。书信只是约翰传谕的真正题旨的引言。这里，我们才进入原始基督教的圣所。最初的基督徒来自什么样的人呢？主要来自属于人民最低阶层的“受苦

受难的人”，革命因素总是这样形成的。这些人之中都有些什么人呢？在城市里，是形形色色的破产的自由人，他们很像美国南部各蓄奴州的“白种贫民”或在殖民地口岸和中国口岸流浪并从事冒险的欧洲人，此外还有被释的奴隶和特别是未被释的奴隶；在意大利、西西里、阿非利加的大庄园里，是奴隶；在各行省农业地区，是日益陷入债务奴役的小农。对所有这些人说来，绝对不存在任何共同的求得解放的道路。对所有这些人说来，天堂已经一去不复返；破产的自由人的天堂是他们先人曾在其中作自由公民的过去那种既是城市、又是国家的城邦；战俘奴隶的天堂是被俘和成为奴隶以前的自由时代；小农的天堂是已经被消灭的氏族制度和土地公有制。所有这一切，都被罗马征服者用荡平一切的铁拳消灭净尽了。古代所达到的最大的社会群，是部落以及亲属部落的联盟；野蛮人的组织的基础是氏族联系，而建立起城市的希腊人和意大利人的组织则以包括一个或几个部落的城邦为基础。菲力浦和亚历山大使希腊半岛得到政治的统一，但是希腊民族还没有就此建成。民族[Nation]只是由于罗马世界统治的衰亡才成为可能。罗马的世界统治一下子永远结束了小的联盟；军事暴力、罗马的诉讼程序、税收机构彻底瓦解了传统的内部组织。除失去独立和自己特有的组织而外，更加之以军事和民政当局的强暴掠夺：它们先夺走被征服者的资财，然后又以重利贷给他们，为的是让他们能够交纳新的苛捐杂税。在纯自然经济的地区或者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地区，沉重的赋税以及由此引起的对货币的需要，使农民越来越深地陷入被高利贷者奴役的境地，造成了巨大的财产差异，使富者更富，贫者赤贫。对于巨大的罗马世界强权，零散的小部落或城市进行任何反抗都是无望的。被奴役、受压迫、沦为赤贫的人们的出路在哪里？他们怎样才能得救？所有这些彼此利益各不相同甚至互相冲突的不同的人群的共同出路在哪里？可是为了使所有这些人都卷入一个统一的伟大革命运动，必须找到这样一条出路。

这样的出路找到了。但不是在现世。在当时的情况下，出路只能是在宗教领域内。于是另一个世界打开了。肉体死后灵魂继续存在，就渐渐成为罗马世界各地公认的信条。死后的灵魂将为其生前的行为受到某种报偿或惩罚这一信念，也越来越为大家所接受。但报偿是相当靠不住的；古代世界具有强烈的自发唯物主义，它把人世生活看得比冥土生活宝贵得多；希腊人把死后的永生还看成是一种不幸。于是，基督教出现了。它认真地对待彼岸世界的报偿和惩罚，造出天国和地狱。一条把受苦受难的人从我们苦难的尘世引入永恒的天堂的出路找到了。事实上，也只有靠对彼岸世界获得报偿的希望，斯多亚—斐洛学说的弃世和禁欲才得以提升为能吸引被压迫人民群众的一种新的世界宗教的基本道德原则。

但这种天堂乐园决不是一死之后就向信徒们开放的。我们将看到，以新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天国，只是经过对地狱势力的激烈斗争才攻克与打开。可是在最初的基督徒的观念中，这种斗争很快就要到来。我们的约翰一开始就表明他的书是启示“必要快成的事”；随后，在第三节，他宣称：

“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

基督吩咐写信给非拉铁非教会说：“看哪，我必快来。”而在最后一章里天使说，他把“必要快成的事”指示给约翰，并吩咐他：

“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

基督自己也说过两次（第十二节和第二十节）：“我必快来。”我们以后会看到，人们预期这次降临将怎样快地到来。

《启示录》的作者现在向我们展示的那些幻景，全都是（而且大都一字不易地）从较早的一些范本中抄袭来的。一部分来自旧约中的古典先知，特别是以西结，一部分来自后来按照《但以理书》范式撰写的犹太教启示作品，特别是当时已经写就，至少是部分写就的《以诺书》。圣经批判已经详细查明，我们这位约翰的书中每一个情景，每一个可怕的预兆，每一项降给不信者的灾难——总之，书中的全部材料，是从哪里抄袭来的；这样，约翰不仅暴露出精神上的完全贫乏，而且还清楚地表明，他所描述的那种所谓狂喜和幻景，他连在想象中也没有经历过。

这些幻景出现的经过，简略地说来是这样的。一开始，约翰看到了神坐在宝座上，手里拿有一卷用七印封严了的书，在神面前是被杀过但又复活了的羔羊（基督），他被认为是配揭开那些印的。那些印揭开时，发生了各种各样可怕的奇异的征兆。在第五印揭开时，约翰看见在神的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被杀的基督徒殉道者的灵魂，他们大声喊着说：

“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 随后有白衣赐给他们，并有话劝他们还要等待片刻，因为需要有更多的

殉道者被杀。——这样看来，这里还根本没有什么“爱的宗教”，什么“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人祷告”等等；这里宣讲的是复仇，毫不隐讳的复仇，是应该的、正当的对基督徒迫害者的复仇。而且全篇都是如此。危机越是临近，天上降来的灾难和惩罚越是频繁，我们的约翰就越兴奋地宣布说广大众人还是不想忏悔他们的罪恶，说神的鞭子还应该再向他们头上猛抽，说基督应当用铁杖来放牧他们，并要踹全能的神烈怒的酒醡，但又说有罪的人心里仍将顽固不化。这是一种自然的、不夹杂任何伪善的情感：斗争正在进行，而打仗就应当像个打仗的样子。——在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出现七个带着号角的天使，每当其中一个天使吹响号角的时候都有新的可怕征兆出现。在第七个天使吹响号角之后又出现七个天使，带着装满神的大怒的七个碗，向地上倾注；又是新的灾难和惩罚，基本上大部分是令人厌烦地重复已经说过许多次的那些东西。然后，出现了坐在众水上、穿着朱红色衣服、喝醉了圣徒和为耶稣殉道者的血的巴比伦大淫妇；这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座落在七座山上的大城。她骑在一匹七头十角兽上。七头代表七座山，也代表七位“王”。在这些王中，五位已经倾倒，一位还在，第七位还没有来到，而在他之后，还有最初五位中受了死伤但已医好的一位要来到。末后这一位将在地上做王四十二个月，或三年半（由七年构成的星期年的一半），将迫害信徒，置他们于死地，使罪恶居统治地位。但跟着来的是一场大决战；圣徒和殉道者扫灭了巴比伦大淫妇及其所有信从者，即广大众人，从而报了仇；魔鬼被投进无底坑，在那里捆绑 1000 年，在这段时间内，基督和死去复活的

殉道者一同作王。但在 1000 年完了的时候，魔鬼将又被释放，并将发生一次新的神灵们的大交战，在这一战中魔鬼将被最终战胜。然后发生的是第二次复活，这时其余的死者也将苏醒过来，并在神（注意，不是基督！）面前听候审判，信徒们将进入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而获得永生。

所有这一切都完全是以基督教之前的、犹太教的材料构成的，因而这里几乎全都是纯粹犹太教的观念。自从以色列人在这个世界上进入苦难时代，即从必须向亚述人和巴比伦人纳贡，以色列和犹太两王国被灭时起，一直到塞琉古的奴役，因而也就是从以赛亚到但以理，在每次灾难时期都有预言说救主将出现。在《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第一至三节里甚至有预言说，保佑犹太人的天使米迦勒将降临，他将救他们脱离大灾难；将有许多死者复活，一种末日的审判将发生，而教人归义的教师将永远发光如星。属于基督教的只有一点，即特别强调基督的王国快要到来，复活了的信徒——主要是殉道者

——是光荣的。

对这一预言与当时事件的关系作出解释应归功于德国的批判，特别是埃瓦尔德、吕克和斐迪南·贝纳里。勒南使这种解释连非神学界也能理解。巴比伦大淫妇指的是罗马这个座落在七座山上的城，这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了。至于她骑的那匹兽，第十七章第九至十一节里有下面的话：

“那〈兽的〉七头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列，并且归于沉沦。”

这里兽指的是罗马的世界统治，顺次由七个皇帝代表，其中一个皇帝受了死伤，不再做王，但将被医好，而且还要回来，作为第八个皇帝来最后完成亵圣渎神的王国。将任凭他

“与圣徒争战，并且得胜，凡住在地上、名字没有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兽的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兽名或有兽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 666”（第 13 章第 7—18 节）。

我们只指出，由此看来，这里讲的是作为罗马世界强权用以对付基督徒的手段之一的抵制（因而，很明显，这是魔鬼搞出来的），现在我们来看这样一个问题：已经统治过一次，受了死伤，失了踪，但将按次序作为第八位回转来并将起反基督作用的这位罗马皇帝，究竟是谁呢？

把奥古斯都按次序算作第一，第二该是提比利乌斯，第三是卡利古拉，第四是克劳狄乌斯，第五是尼禄，第六是加尔巴。“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那就是说，尼禄已经倾倒了，而加尔巴还在。加尔巴做王是从 68

年 6 月 9 日至 69 年 1 月 15 日。但紧随他登极之后，守卫莱茵河的军团在维特利乌斯率领下起来暴动，而在其他行省，其他军事长官也在准备军事暴动。就在罗马当地，禁卫兵也起而叛变，杀死了加尔巴，立奥托为帝。

由此可以推论，我们的《启示录》是在加尔巴时代写的。很像是在他统治的末期，最迟是在奥托——“第七位”——的三个月（到 69 年 4 月 15 日）统治期间写的。但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第八位究竟是谁呢？666 这个数字将告诉我们。

在闪米特族——迦勒底人和犹太人——中间，当时流行着一种以字母双关义为根据的巫术。大约从纪元前 300 年开始，希伯来字母也当作数字来使用：a=1；b=2；g=3；d=4 等等。喀巴拉占卜术士就是把某个名字的字母数值的总和算出，再设法从这个总和作出预言；例如，用这同一个数值构成一个词或词组，从而对具有此名字的人作出关于其前途的结论。这种数字语言也用作切口之类的东西。这种方术在希腊语叫作 gematriah——几何学；专干

这一行，并被塔西佗称作数学家的迦勒底人在克劳狄乌斯时代，后来又一次是在维特利乌斯时代，被赶出罗马，大概是因为“太胡闹”的缘故。

666 这个数字也正是通过这种数学产生的。它隐含着前五个罗马皇帝之

一的名字。但伊里奈乌斯在 2 世纪末在 666 这个数字之外，还知道有个数字是 616，在许多人仍然知道数字之谜的时候，这个数字还至少是出现过的。① 如果找到的答案同样适合于这两个数字，那就证明这个答案是准确无误的了。

柏林的斐迪南·贝纳里提供了这个答案。那名字就是尼禄。数字的根据是（尼禄凯撒）为希腊字 Nêron Kaisar（尼禄皇帝）的希伯来文写法，犹太圣法经传和巴尔米拉铭文都可以证明。帝国东半部铸造的尼禄钱币上都有这种字样。原来 n（nun）=50；r（resch）=200；w（waw）代替 0=6；n（nun）

=50；k（koph）=100；s（samech）=60；r（resch）=200；合计=666。如果我们拿拉丁文的写法 Nero Caesar 作根据，去掉第二个 nun=50，我们就得出 666-50=616，即伊里奈乌斯的那个数字。

实际上，在加尔巴时代，整个罗马帝国突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加尔巴自己就曾率领着西班牙和高卢的军团进军罗马来打倒尼禄。尼禄逃跑了，并命令一个被释的奴隶把他杀死。但不仅罗马的禁卫兵，而且各行省的军事长官都阴谋反对加尔巴；到处都出现了新的王位追求者，准备带着他们的军团开向首都。看来帝国的内战在所难免，崩溃之日已经临近。除这一切之外，还流传着一种谣言，特别是在东方，说尼禄并没有被杀死，只是受了伤，逃到安息人那里去了，并将率领军队越过幼发拉底河回来，好进行新的、更加凶残的恐怖统治。亚该亚和亚细亚对这些消息尤其感到恐怖。而且大约在写

《启示录》的时候，恰好出现了一个假尼禄，带着相当众多的归附者盘踞在帕特莫斯和小亚细亚附近爱琴海的基斯诺斯（现在的塞尔米亚）岛上，直到他在奥托时代被杀死为止。在受尼禄第一次严重迫害的基督徒中间流传一种看法，认为他将作为一个反基督者重新回来，认为他的回来以及必然与之俱来的、残忍地消灭新宗派的更加坚决的企图，将是一种先兆和前奏，预示基督将重新降临，预示将要对地狱的势力进行一场伟大的、胜利的决战，预示那殉道者出于信仰就为之欣然赴死的千年王国“很快”即将来临，难道是奇怪的事吗？

最初两个世纪的基督教的文献和受基督教影响的文献，充分表明，666 这个数字的秘密是当时很多人都知道的。伊里奈乌斯固然已经不知道这个秘密，但他也像很多其他活到 3 世纪末的人一样，知道《启示录》里的兽是暗指回来的尼禄。后来连这个线索也失去了，我们所研究的这篇著作便被正统的占卜术士作了荒诞的解释；我自己在幼年时也还认识一些老年人，他们继老约翰·阿尔布雷希特·本格尔之后，在那里等待 1836 年出现世界的末日和末日的审判。这个预言应验了，而且恰恰就在那一年。不过末日的审判没有落到罪恶世界的头上，而是落到了《启示录》的虔诚的解释者自己的头上。因为正是在 1836 年，斐·贝纳里给 666 这个数字提供了一把钥匙，从而给一切预言性的数字演算，给这种新式的几何学带来一个可怕的末日。

关于等待着信徒的天国，我们这位约翰只能作最表面的描写。新耶路撒冷相当大，至少就当时的概念来说是这样；它是正方形的，每边长 12000 斯

① 伊里奈乌斯《反异端五书》第 5 卷第 28—30 章。——编者注

达第=2227 公里，因此它的面积差不多有 500 万平方公里，比美利坚合众国的一半还要大；它是用纯金和宝石筑成的。那里有神居住在信神者中间，他代替太阳为他们照耀，那里再没有死亡，再没有优愁，再没有苦难；生命之水的河从城中流过，河两岸长着生命之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有果子成熟；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勒南认为，这是一种茶叶——《反基督者》第542 页）。圣徒们在这里将永生。

就我们所知，68 年前后，基督教在其主要所在地小亚细亚就是这样。神圣的三位一体连影子也没有，相反，只有晚期犹太教的那个旧的单一而不可分的耶和华，他在犹太教晚期，从犹太民族的神一跃而为天地间唯一最高的神，他要统治一切民族，他对改宗者许以恩泽，给不驯者以无情的毁灭，他信守古代的老规矩：宽恕降服者，制服傲慢者。因此，在末日的审判时高坐在审判席上的也就是这位神，而不是像晚出的福音书和使徒书所描写的那样是基督。按照晚期犹太教从波斯吸收的流出说，羔羊基督一开始是从神产生出来的，由于误解富有诗意的一个段落（《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二节）而造成的“神的七灵”虽然地位较低，也永远是从神产生出来的。他们都不是神，也不与神等同，而是从属于神。羔羊自己为世界罪恶赎罪而牺牲自己，为此它的地位在天上得到了相当的提升，因为这种自愿的牺牲在全篇中都是被当作特殊功勋，而不是内在本质必然产生的。不言而喻，还少不得有一整套天宫建制：天使长、基路伯、天使和圣徒。为要成为宗教，一神论从远古时代就不能不向多神论作些让步，曾德—阿维斯陀 359 便已开其端。犹太人

慢慢地转向异教徒的诸具体神，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在流放 360 以后有了波斯式的天宫建制从而使宗教更适应于人们的想象的时候。就连基督教本身甚至在用自身有异的、神秘的、三位一体的神代替了永远等于自身的、不变的犹太神以后，也只是凭着对圣徒的崇拜才能在人民大众中间把对诸旧神的崇拜排除掉；例如，按照法耳梅赖耶尔的说法，在伯罗奔尼撒，在迈纳，在阿卡迪亚，对丘必特的崇拜只是在大约 9 世纪时才完全消失（《摩里亚半岛史》

①第 1 册第 227 页）。只有现今的资产阶级时代及其新教，才又把圣徒取消，终于认真奉行自身有异的神的一神论。

我们分析的这篇作品也同样不知有原罪与因信称义之说。这些最初的战斗的团体的信仰，与后来胜利了的教会的信仰完全不同。除羔羊的赎罪的牺牲外，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临近的基督再临和快要到来的千年王国；而用来树立这种信仰的手段只是：进行积极的宣传，对内外敌人作不屈不挠的斗争，在异教徒的法庭上昂首承认自己的革命观点，决心随时为将来的胜利而殉道。

我们已经看到，作者尚未意识到自己与犹太人有所不同。相应地，全篇没有一个地方讲到洗礼，倒是有许多其他地方使我们相信，洗礼是基督教的第二个时期的制度。144 000 个犹太信徒曾受“印记”，而不是受洗。讲到天上的圣徒和地上的信徒时说，他们洗去了自己的罪恶，洗净自己的白衣服，用羔羊的血使它们变得鲜明洁亮；根本没有提到洗礼圣水。在反基督者出现以前的那两个先知（第十一章），也没有给任何人行洗礼，而且，照第十九章第十节的话看来，耶稣的见证不是洗礼，而是预言中的灵意。在所有这些场合，自然是该提到洗礼的，如果当时洗礼已经通行的话；因此，我们差不

① 即法耳梅赖耶尔《摩里亚半岛中世纪史》1830 年斯图加特—蒂宾根版。——编者注

多可以有绝对把握得出结论说，我们这位作者不知道有洗礼，洗礼是在基督徒同犹太人最后分手的时候才出现的。

关于第二种更晚出的圣礼——圣餐礼，作者也同样一无所知。如果说在路德的译文中，基督许诺每一个信仰坚定的推雅推喇人到他那里并同他进圣餐，这只能导致误解。在希腊文本中是 deip-nêsô——我将（同他）进晚餐，英文本圣经完全正确地译为：Ishallsupwithhim。关于圣餐，即使作为一种悼念餐，这里也绝对没有谈到。

我们这篇以如此独特方式证实了写作时间为 68 年或 69 年的作品，在一切基督教文献中最为古老，这是无可怀疑的。找不到其他任何一篇作品，文字写得这样粗俗，满纸是希伯来腔调、荒谬的构句和文法错误。例如在第一章第四节中有一句话，现照录如下：

“但愿从那今在昔在将在有恩惠与平安赐给你们。”

至于说福音书和使徒行传是对现已佚失的著作的后来的加工品，这些佚失著作的微弱的历史核心在传说的层层笼罩之下现在已经辨认不出；就连那几篇所谓“真正的”使徒书，也如布鲁诺·鲍威尔所说，或者是更晚的作品①，或者最多也只是无名作家的旧著经过增补以后的加工品，——这在目前只有职业神学家或其他立场偏颇的历史编纂学家才加以否认。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这里有了这样一篇作品（对其写作时间的判定已经精确到几个月以内），这篇作品给我们描绘出形态最不发展时的基督教，这种形态的基督教对于 4 世纪时有着完备的教条和神话的国教的关系，大致有如塔西佗时代日耳曼人那种尚未固定的神话对于受基督教和古典古代因素影响而形成的、见于《艾达》16 的神话的关系。这里是一种世界宗教的幼芽，但这种幼芽却已均等地包含着上千种的发展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后来体现为无数的宗派。这部基督教形成时期的最古文献对我们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它以纯净的形式告诉我们，犹太教在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强烈影响之下，把什么带进了基督教。所有后来的东西，都是西方，希腊罗马附加进去的。只是通过一神论的犹太宗教的媒介作用，后来的希腊庸俗哲学的文明的一神论才能够取得那种唯一使它能吸引群众的宗教形式。但找到了这样一种媒介以后，它也只有在希腊罗马世界里，借助于希腊罗马世界所达到的思想成果而继续发展并且与之相融合，才能成为世界宗教。

写于 1894 年 6 月 19 日—7 月原文是德文

16 日之间

载于 1894—1895 年《新时代》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杂志第 1 卷第 1 期和第 2 期第 22 卷第 523—552 页

① 在《社会发展》杂志上发表的经作者同意的法译文中，这句话是这样写的：“就连蒂宾根学派还认为真本的那三、四篇使徒书，也都如布鲁诺·鲍威尔通过深刻分析而指出的，不过是晚出的作品”。—— 编者注

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 361

资产阶级的和反动的政党，对目前社会主义者突然到处都把农民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感到非常惊奇。按理说，我们倒应该对这件事情没有早已发生而感到惊奇。从爱尔兰到西西里，从安达卢西亚到俄罗斯和保加利亚，农民到处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只有西欧的两个地区是例外。在大不列颠本土，大土地占有和大农业完全排挤了自耕农；在普鲁士易北河以东地区，几百年来一直发生着同样的过程，在这里，农民也是日益被“驱逐”，或者至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日益被挤到次要地位。

农民至今在多数场合下只是通过他们那种根源于农村生活闭塞状况的冷漠态度而证明自己是一个政治力量的因素。人口的主体的这种冷漠态度，不仅是巴黎和罗马议会贪污腐化的最强大的支柱，而且是俄国专制制度的最强大的支柱。然而这种冷漠态度决不是不可克服的。自从工人运动发生以来，西欧的资产者，特别是在农民小块土地所有制占优势的地区，不用很费气力就能使得农民把社会主义工人想象成 partageux，即“均产分子”，想象成设法抢夺农民财产的一群懒惰而贪婪的城里人而怀疑和憎恨他们。1848 年二月革命 121 的朦胧的社会主义的激情，很快就被法国农民的反动投票一扫而光；希望能生活安定的农民，从他们那丰富的记忆中取出关于农民皇帝拿破仑的神话，创立了第二帝国。我们大家都知道：单是农民的这一勋业就索取了法国人民多少代价；法国人民至今还深受这一勋业的后果之苦。

但是从那时以来，许多情况都已经改变了。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发展，割断了农业小生产的命脉；这种小生产正在无法挽救地灭亡和衰落。北美、南美和印度的竞争使廉价的粮食充斥欧洲市场，这种粮食廉价到没有一个欧洲的生产者能够跟它竞争。大土地占有者和小农都同样面临着灭亡。而因为他们两者都是土地占有者和农村人，所以大土地占有者宣称自己是为小农利益奋斗的先锋战士，而小农——一般讲来——也承认这个先锋战士。

然而在这个时候，在西方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已经成长起来了。二月革命时代模糊的预感和憧憬已经明朗化了，扩展、深化成为能满足一切科学要求并包含有明确具体要求的纲领；不断增多的社会党议员在德国、法国、比利时的议会里捍卫着这些要求。社会党夺取政权已成为可以预见的将来的事情。然而，为了夺取政权，这个政党应当首先从城市走向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一股力量。社会党先于所有其他政党明确理解到经济原因和政治后果的联系，因此它早就识破了硬要跟农民作朋友的大地主那副羊皮掩盖着的豺狼面孔，——这样一个政党能心安理得地任凭注定灭亡的农民继续被他们的伪保护者所控制，一直到农民从工业工人的消极敌人变成工业工人的积极敌人为止吗？这样，我们便谈到农民问题的中心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