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 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 136

随着 1852 年科隆共产党人被判决，德国独立工人运动第一个时期的帷幕

便降下了。这个时期现在几乎已经被遗忘。但它从 1836 年起持续到了 1852 年，并且随着德国工人散居国外，这个运动差不多在一切文明国家中都曾经开展过。而且还不仅如此。目前的国际工人运动实际上是当时德国工人运动的直接继续，那时的德国工人运动一般说来是第一次国际工人运动，并且产生出许多在国际工人协会中起领导作用的人。而共产主义者同盟于 1847 年在

《共产党宣言》中写在旗帜上的理论原则，则是目前欧洲和美洲整个无产阶级运动的最牢固的国际纽带。

直到现在，关于这个运动的系统的历史只有一个主要的史料来源。这就是所谓的黑书：维尔穆特和施梯伯《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1853 年和 1854 年柏林版，上下两册。137 本世纪两个最卑鄙的警棍制造的这本充满故意捏造的拙劣作品，至今还是一切论述那一时期的非共产主义著作的重要的史料来源。

我在这里所能谈的只是一个梗概，而且也只限于同盟本身；只能谈一谈为了理解《揭露》①所绝对必要的东西。我希望，将来还能有机会，把马克思和我收集的关于国际工人运动光辉的青年时代的历史的丰富材料整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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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6 年，从德国流亡者于 1834 年在巴黎建立的民主共和主义的秘密同盟“流亡者同盟”中分出了最激进的、大部分是无产阶级的分子，他们组成了一个新的秘密同盟——正义者同盟。原先那个只剩下雅科布·费奈迭这类最不活动的分子的同盟，很快便沉寂了：当警察在 1840 年破获它在德国的几个支部时，它几乎只剩下一个影子。相反，新的同盟却发展得比较迅速。它原是当时在巴黎形成的受巴贝夫主义 138 影响的法国工人共产主义的一个德国分支；它要求实行财产共有，作为实现“平等”的必然结果。它的宗旨同当时巴黎各秘密团体的宗旨一样，都是半宣传、半密谋的团体，而巴黎也一向被看作革命活动的中心，虽然决不排除准备适当时机在德国举行起义的可能。但是，由于巴黎仍是决战的场所，所以事实上这个同盟在当时不过是法国各秘密团体，特别是它与之有密切联系的由布朗基和巴尔贝斯领导的四季社 139 的德国分支。法国人在 1839 年 5 月 12 日举行了起义；同盟各支部都同他们一起行动，因而也同他们一起遭到了失败。

德国人之中被捕的有卡尔·沙佩尔和亨利希·鲍威尔；路易-菲力浦政府觉得把他们比较长期地监禁之后驱逐出境也就够了。140 两人都去了伦敦。沙

佩尔出生在拿骚的魏尔堡；他在吉森学习林业科学时于 1832 年加入了格奥尔

格·毕希纳组织的密谋团体，1833 年 4 月 3 日参加了袭击法兰克福警察岗哨的行动 141 ，而后逃亡国外，并于 1834 年 2 月参加了马志尼向萨瓦的进军 142 。他身材魁伟，果断冈毅，时刻准备牺牲生活幸福以至生命，是 30 年代起过一

定作用的职业革命家的典型。正像他从“蛊惑者”143 到共产主义者的发展所证明的，他虽然思维有些迟缓，但决不是不能较深刻地理解理论问题，并且一经理解就更加坚定地奉行。正因为如此，他的革命热情有时要越出他的理智，但他事后总是发现自己的错误，并公开承认这些错误。他是个能干的人，

① 马克思《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8 卷第 457—536 页。——编者注

他在建立德国工人运动方面所做的一切是永远不会被遗忘的。

亨利希·鲍威尔生于法兰克尼亚，是皮鞋匠；他是个活泼、灵敏而诙谐的小个子；但在他那矮小的身体里也蕴藏着许多机警和果断。

鲍威尔到达伦敦后，遇见了曾在巴黎当过排字工人的沙佩尔，他靠教授语文维持生活；他们两人一起恢复了同盟的各种中断了的联系，使伦敦成了同盟的中心。在这里（或许更早些时候在巴黎）同他们联合起来的有科隆的钟表匠约瑟夫·莫尔；这是个中等身材的大力士——他同沙佩尔一起（屡次！） 胜利地抵挡住成百个企图闯进厅门的敌人，——在毅力和决心方面起码不亚于他的两个同志，而在智力上则胜过他们。他不仅是个天生的外交家，他多次作为全权代表出差获得的成功证明了这点，而且，对于理论问题也比较容易领会。 1843 年我在伦敦认识了他们三人，这是我遇到的第一批革命无产者。尽管我们当时的观点在个别问题上有分歧——对于他们的狭隘平均共产主义①，我当时还报之以在某种程度上同样狭隘的哲学高傲态度，——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三个真正的男子汉在我自己还刚刚想要成为一个男子汉的时候所留给我的令人敬佩的印象。

在伦敦，也像在瑞士（在较小的程度上）一样，结社、集会的自由便利了他们。早在 1840 年 2 月 7 日，公开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就已经成立，它

直到今天还存在着。144 这个协会成了同盟吸收新盟员的地方；因为共产主义者一向是最活动最有知识的会员，协会的领导权自然就完全掌握在同盟手中。不久，同盟在伦敦便建立了一些支部，当时尚称为“秘所”。这个十分明显的策略在瑞士和其他地方也都采用了。凡是能够建立工人协会的地方， 同盟盟员都以同样的方式利用了它们。凡是法律禁止这样做的地方，同盟的盟员便参加歌咏团、体操协会等团体。联系主要靠不断来往的盟员来维持， 这些盟员在必要时也担任特使。在这两方面，各政府的高明才略给了同盟很大帮助，这些政府把它们看不惯的工人——十有九个是同盟盟员——全都驱逐出境，结果就把他们变成了特使。

恢复了的同盟大大扩展起来了。例如在瑞士，魏特林、奥古斯特·贝克尔（一个智力非凡的人，但也像许多德国人一样由于动摇而垮台）等人建立了一个或多或少忠于魏特林共产主义 145 体系的坚强组织。这里不是批评魏特林共产主义的地方。但是，对于它作为德国无产阶级的第一次独立理论运动所具有的意义，至今我还同意马克思在 1844 年巴黎《前进报》146 上所说的话：（德国的）“资产阶级及其哲学家和科学家哪里有一部论述资产阶级解放（政治解放）的著作能和魏特林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媲美呢？ 只要把德国的政治论著中的那种俗不可耐畏首畏尾的平庸气拿来和德国工人的这种史无前例的光辉灿烂的处女作比较一下，只要把这双无产阶级巨人的童鞋拿来和资产阶级侏儒的政治烂鞋比较一下，我们就能够预言这位灰姑娘将来必然长成一个大力士。”①这个大力士今天已站在我们面前，虽然他还远远没有发育完全。

在德国也有了许多支部，这些支部由于当时的情况而带有短暂的性质； 但是，新成立的支部远远多于瓦解的支部。警察只是在七年以后（1846 年底）

① 如上所述，我把平均共产主义理解为全部或主要以要求平等为依据的共产主义。

① 马克思《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483

页。——编者注

才在柏林（门特尔）和马格德堡（贝克）发现了同盟的踪迹，但进一步追寻就无能为力了。

在巴黎，1840 年还住在那里的魏特林在他去瑞士以前，也把分散的成员重新聚集起来。

同盟骨干是裁缝。德国裁缝在瑞士，在伦敦，在巴黎，到处都有。在巴黎，德语在裁缝业中占有如此主要地位，以致 1846 年我在那里认识的一个从德隆特海姆乘船直达法国的挪威裁缝，在一年半内几乎没有学会一个法文字，而德语却学得很好。 1847 年，在巴黎各支部中，有两个支部成员主要是裁缝，有一个支部成员主要是家具工人。

自从重心由巴黎移到伦敦，便明显地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同盟逐渐从德国的变成国际的了。参加工人协会的，除了德国人和瑞士人以外，还有主要是用德语同外国人交往的那些民族的会员，就是斯堪的纳维亚人、荷兰人、匈牙利人、捷克人、南方斯拉夫人以及俄国人和阿尔萨斯人。 1847 年，甚至有一个穿军服的英国近卫掷弹兵也成了常客。协会不久便命名为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在会员证上至少用 20 种文字写着（虽然某些地方不免有错误）“人人皆兄弟！”这句话。像公开的协会一样，秘密的同盟不久也具有了更大的国际性；起初这种国际性还是有限的：在实践上，是由于盟员的民族成分复杂，在理论上，是由于认为任何革命要取得胜利，都必须是欧洲规模的。当时还没有超出这个范围，但基础已经打下了。

通过流亡在伦敦的 1839 年 5 月 12 日起义的战友，同盟和法国革命者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同样也和波兰激进派保持了密切的联系。波兰的正式流亡者，也和马志尼一样，当然与其说是盟友，不如说是敌人。英国的宪章派， 由于他们的运动的性质仅限于英国，被看作不革命的而受到漠视。同盟的伦敦领导者们只是后来通过我才同他们建立了联系。

此外，随着一桩桩事变的发生，同盟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虽然人们的目光仍然盯着巴黎，把它看作革命策源地——这在当时是有充分理由的，但是已经摆脱对巴黎密谋活动家的依赖性。随着同盟的发展，它的自觉性也提高了。人们可以感到，运动日益在德国工人阶级中间扎根，这些德国工人负有成为北欧和东欧工人的旗手的历史使命。他们拥有魏特林这样一个共产主义理论家，可以大胆地把他放在同当时他的那些法国竞争者相匹敌的地位。最后，5 月 12 日的经验表明，盲动的企图已经应该放弃。如果说当时人们仍然把每个事变解释为风暴来临的预兆，如果说当时人们仍然完全保留着半密谋性的章程，那么，这主要是由于老革命者固执己见，他们的见解已经开始同那些正在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比较正确的观点发生冲突。

另一方面，同盟的社会学说很不确定，它有一个很大的、根源于社会关系本身的缺点。一般地说，同盟的成员是工人，但他们几乎都是地道的手工业者。即使在世界各大城市，剥削他们的也多半只是小作坊师傅。通过把裁缝手工业变成听命于大资本家的大规模的家庭工业，从而对裁缝业即现在所谓的服装业实行剥削，当时甚至在伦敦也还刚刚产生。一方面，剥削这些手工业者的是小作坊师傅；另一方面，这些手工业者全都希望自己最终也能成为小作坊师傅。此外，当时的德国手工业者还有许多流传下来的行会观念。这些手工业者的最大光荣是：虽然他们本身还不是真正的无产者，而只不过是刚刚向现代无产阶级转变的、附属于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人，还没有同资产阶级即大资本处于直接对立地位，但他们已经能够本能地预料到自己未来

的发展，并且能够组成为（虽然还不是充分自觉地）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了。但是，有一点也是不可避免的：每当问题涉及具体批判现存社会，即分析经济事实的时候，他们的手工业者旧有的成见对于他们就成为一种障碍。我不相信当时在整个同盟里有一个人读过一本经济学书籍。但这没有多大关系； “平等”、“博爱”和“正义”暂时还有助于克服一切理论上的困难。

但是，除了同盟和魏特林的共产主义以外，同时还有另外一种根本不同的共产主义形成了。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产生现代阶级对立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史的基础。马克思不仅得出同样的看法，并且在《德法年鉴》（1844 年）147 里已经把这些看法概括成如下的意思：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因而应该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而不是相反。当我 1844 年夏天在巴黎拜访马克思时，我们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

意见完全一致，从此就开始了我们共同的工作。当我们 1845 年春天在布鲁塞尔再次会见时，马克思已经从上述基本原理出发大致完成了发挥他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工作，于是我们就着手在各个极为不同的方面详细制定这种新观点了。

但是，这个在史学方面引起变革的发现，这个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主要是马克思作出而我只能说参加了很少一部分工作的发现，对于当时的工人运动却有着直接的意义。法国人和德国人的共产主义，英国人的宪章运动，现在不再像是一种也可能不会发生的偶然现象了。这些运动现在已经被看作现代被压迫阶级即无产阶级的运动，被看作他们反对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历史上必然的斗争的或多或少发展了的形式，被看作阶级斗争的形式，但是这一阶级斗争和过去一切阶级斗争不同的一点是：现代被压迫阶级即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摆脱阶级划分，从而摆脱阶级斗争，就不能争得自身的解放。因此，共产主义现在已经不再意味着凭空设想一种尽可能完善的社会理想，而是意味着深入理解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

我们决不想把新的科学成就写成厚厚的书，只向“学术”界吐露。正相反，我们两人已经深入到政治运动中；我们已经在知识分子中间，特别在德国西部的知识分子中间获得一些人的拥护，并且同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建立了广泛联系。我们有义务科学地论证我们的观点，但是，对我们来说同样重要的是：争取欧洲无产阶级，首先是争取德国无产阶级拥护我们的信念。我们明确了这一点以后，就立即着手工作了。我们在布鲁塞尔建立了德意志工人协会 148 ，取得了《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49 ，该报一直到二月革命 121 始终是我们的机关报。我们通过朱利安·哈尼同英国宪章派中的革命部分保持着联系，哈尼是宪章运动中央机关报《北极星报》150 的编辑，我是该报的撰

稿人。我们也和布鲁塞尔的民主派（马克思是民主协会 151 副主席），以及

《改革报》15 2（我向该报提供关于英国和德国运动的消息）方面的法国社会民主派结成了某种联盟关系。总之，我们同激进派的和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刊物的联系是再好也没有了。

我们同正义者同盟的关系有如下述。存在这样一个同盟，我们当然是知

道的；1843 年沙佩尔建议我加入同盟，当时我自然拒绝了这个建议。但是， 我们不仅同伦敦的盟员经常保持通讯联系，并且同巴黎各支部当时的领导人艾韦贝克医生有更为密切的交往。我们不参与同盟的内部事务，但仍然知道那里发生的一切重要事件。另一方面，我们通过口头、书信和报刊，影响着最杰出的盟员的理论观点。我们在问题涉及当时正在形成的共产党内部事务的特殊场合，向世界各处的朋友和通讯员分发各种石印通告，也是为了这个目的。这些通告有时也涉及同盟本身。例如，有一个年轻的威斯特伐利亚大学生海尔曼·克利盖，到了美洲，在那里以同盟特使的身份出现，和一个疯子哈罗·哈林建立了联系，企图利用同盟在南美洲掀起变革；他创办了一家报纸 153 ，在报纸上以同盟的名义鼓吹一种以“爱”为基础、充满着爱、十分多情、陶醉于爱的共产主义。我们在一个通告 154 里反对了他，这个通告立即发生了作用：克利盖从同盟舞台上消失了。

后来，魏特林到了布鲁塞尔。但这时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天真年轻的帮工裁缝了，他对自己的才能感到惊讶，力求弄清共产主义社会究竟会是什么样子的。这时他是一个由于自己的优势而受忌妒者迫害的大人物，到处都觉得有竞争者、暗敌和陷阱；这个从一个国家被赶到另一国家的预言家，口袋里装有一个能在地上建成天堂的现成药方，并且觉得每个人都在打算窃取他的这个药方。他在伦敦时就已经和同盟盟员发生争吵，在布鲁塞尔（在那里特别是马克思夫妇对他表现了几乎是超人的耐心）他也还是同任何人都合不来。所以不久他就到美洲去了，想要在那里完成他的预言家的使命。

所有这些情况都促进了同盟中，特别是伦敦领导者当中不知不觉发生的转变。他们越来越明白，过去的共产主义观点，无论是法国朴素的平均共产主义还是魏特林共产主义，都是不够的。魏特林所著《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一书中有个别的天才论断，但他把共产主义归结为原始基督教，这就使瑞士的运动多半起初是掌握在阿尔布雷希特这种蠢货手中，后来又掌握在库尔曼这种诈取钱财的骗人预言家手中。由几个美文学家所传播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是把法国社会主义语句翻译成陈腐的黑格尔德文和伤感的陶醉于爱的幻想（见《共产党宣言》中关于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一节）①，这种通过克利盖和阅读有关著作而传入同盟的社会主义，仅仅由于它软弱无力就必然会引起同盟中老革命者的厌恶。过去的理论观念毫无根据以及由此产生的实践上的错误，越来越使伦敦的盟员认识到马克思和我的新理论是正确的。当时伦敦领导者中有两个人无疑促进了这种体会，他们在理论理解能力上大大超过上面所说的那些人。这两个人，是海尔布隆的细工画家卡尔·普芬德和图林根的裁缝格奥尔格·埃卡留斯。②

一句话，1847 年春天莫尔到布鲁塞尔去找马克思，接着又到巴黎来找我，代表他的同志们再三邀请我们加入同盟。他说，他们确信我们的观点都是正确的，也确信必须使同盟摆脱陈旧的密谋性的传统和形式。如果我们愿意加入同盟，我们将有可能在同盟的代表大会上以宣言形式阐述我们的批判

① 见本选集第 1 卷第 298—301 页。——编者注

② 普芬德约在八年前死于伦敦。他具有一个思维独特而缜密的头脑， 有诙谐、讥讽和舌辩的才能。埃卡留斯，大家都知道，后来曾多年任 国际工人协会总书记，在参加协会总委员会的人当中，有共产主义 者同盟的如下老盟员：埃卡留斯、普芬德、列斯纳、罗赫纳、马克思和 我。后来埃卡留斯完全献身于英国工会运动。

的共产主义，然后可以作为同盟的宣言发表；同时我们也将有可能帮助同盟用新的符合时代和目的的组织来代替它的过时的组织。

至于说在德国工人阶级队伍中必须有一个哪怕只以宣传为目的的组织， 至于说这个组织由于它将不只具有地方性质，所以即使在德国境外也只能是秘密的组织，对此我们没有怀疑过。而同盟就正是这样一个组织。我们以前认为是同盟的缺点的地方，现在同盟代表们自己承认，并且已经消除；甚至还邀请我们参加改组工作，我们能拒绝吗？当然不能。于是我们加入了同盟。马克思在布鲁塞尔把比较靠近我们的朋友组成一个同盟支部，而我则经常到巴黎的三个支部去。

1847 年夏天在伦敦举行了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威·沃尔弗代表布鲁塞尔各支部，我代表巴黎各支部参加了这次大会。会上首先进行了同盟的改组。密谋时代遗留下来的一切旧的神秘名称都被取消了；同盟现在已经是由支部、区部、总区部、中央委员会以及代表大会构成的了，并且从这时起它命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同盟的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章程第一条这样说。①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仅这一点就已堵塞了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谋狂的道路，而同盟——至少在平常的和平时期——已变成一个纯粹宣传性的团体。这个新章程曾交付——现在一切都按这样的民主制度进行——各支部讨论，然后又由第二次代表大会再次审查并于 1847 年 12 月 8 日最后通过。

这个章程载于维尔穆特和施梯伯的书第 1 册第 239 页附录十。

第二次代表大会于同年 11 月底至 12 月初举行。马克思也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他在长时间的辩论中——大会至少开了十天——捍卫了新理论。所有的分歧和怀疑终于都消除了，一致通过了新原则，马克思和我被委托起草宣言。宣言在很短时间内就完成了。二月革命前几个星期它就被送到伦敦去付印。自那时起，它已经传遍全世界，差不多译成了所有各种文字，并且直到今天还是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运动的指南。同盟的旧口号“人人皆兄弟”， 已经由公开宣布斗争的国际性的新战斗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所代替。 17 年以后，这个口号作为国际工人协会的战斗号角响彻全世界， 而今天世界各国斗争着的无产阶级都已经把它写到自己的旗帜上。

二月革命爆发了。伦敦中央委员会立刻把它的职权转交给布鲁塞尔总区部。但当这个决定传到布鲁塞尔时，那里事实上已经完全处于戒严状态，特别是德国人，在任何地方都不能举行集会了。我们大家都正准备到巴黎去， 而新中央委员会因此也决定自行解散，把它的全部职权交给马克思，并且授权他在巴黎立刻成立新中央委员会。通过这个决议（1848 年 3 月 3 日）的五个人刚一分手，警察就闯进了马克思的住宅，把他逮捕起来，并强迫他第二天就动身，前往他正好要去的法国。

不久我们大家又在巴黎会面了。在这里拟定了下面的由新中央委员会的委员签署的文件，这个文件曾在整个德国传播，并且许多人直到今天还可以从里面学到一些东西。

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 155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572 页。——编者注

1. 宣布全德国为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

1. 给人民代表支付薪金，使德国工人也有可能出席德国人民的国会。

2. 武装全体人民。

7.各邦君主的领地和其他封建地产，一切矿山、矿井等等，全部归国家所有。在这些土地上用最新的科学方法大规模地经营农业，以利于全社会。 8.宣布农民的抵押地归国家所有。这些抵押地的利息由农民交纳给国

家。

9.在通行租佃制的地区，地租或租金作为赋税交纳给国家。

11.国家掌握一切运输工具：铁路、运河、轮船、道路、邮局等。它们全部转为国家财产，并且无偿地由没有财产的阶级支配。

1. 限制继承权。

2. 实行高额累进税，取消消费税。

3. 建立国家工厂。国家保证所有工人都能生存，并且负责照管没有劳动能力的人。

4. 实行普遍的免费的国民教育。

为了德国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利益，必须尽力争取实现上述各项措施；因为只有实现这些措施，德国千百万一直受少数人剥削、少数人今后仍力图使之受压迫的人，才能争得自己的权利和作为一切财富的生产者所应有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