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恩格斯致斐·拉萨尔

1859 年 5 月 18 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拉萨尔：

我这样久没有写信给您，您一定觉得有些奇怪吧，特别是我还没有把我对您的《济金根》的评价告诉您呢。但这也正是使我延迟了这样久才写信的原因。由于现在到处都缺乏美的文学，我难得读到这类作品，而且我几年来都没有这样读这类作品：在读了之后提出详细的评价、明确的意见。没有价值的东西是不值得这样费力的。甚至我间或还读一读的几本比较好的英国小说，例如萨克雷的小说，尽管有其不可辩驳的文学史和文化史的意义，也从来没有能够引起我这样的兴趣。但是我的判断能力，由于这样久没有运用，已经变得很迟钝了，所以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才便于发表自己的意见。不过和那些东西相比，您的《济金根》是值得另眼看待的，所以我对它不吝惜时间。第一二次读您这部在各个方面——从题材上看，从处理上看——都堪称德国民族的戏剧，使我在情绪上激动不已，以致我不得不把它搁一些时候，特别是因为在这个贫乏的时期里，我的鉴赏力减弱到了这样的地步，我不得不惭愧地说：有时甚至很少有价值的东西，在我第一次阅读时也不会不给我留下一些印象。为了有一个完全公正、完全“批判的”态度，我把《济金根》往后放了一放，就是说，把它借给了几个相识的人（这里还有几个多少有些文学修养的德国人）。但是，“书有自己的命运”①——如果把它们借出去了，就很少能再看到它们，所以我不得不用暴力把我的《济金根》夺了回来。我可以告诉您，在读第三遍和第四遍的时候，印象仍旧是一样的，并且深知您的《济金根》经得住批评，所以我现在就把我的意见告诉您。

我知道，当我说出如下的事实，即当前的任何一个德国官方诗人都远远不能写出这样一个剧本时，我对您并没有作过分的恭维。同时，这正好是事实，而且是反映我国文学特点的，因而是不能不谈论的一个事实。如果首先谈形式的话，那么，情节的巧妙的安排和剧本的从头到尾的戏剧性使我惊叹不已。在韵律方面您确实给了自己一些自由，不过，这给阅读时带来的麻烦

① 泰伦齐安·摩尔《论用词、音节和贺拉斯的韵律》。——编者注

比给上演时带来的麻烦还要大。我很想读一读舞台脚本 394 ；就眼前的这个剧本看来，它肯定是不能上演的。我这里来了一个德国青年诗人（卡尔·济贝尔），他是我的同乡和远亲，和戏剧打过相当多的交道；他作为普鲁士近卫军的后备兵也许要到柏林去，那时我也许冒昧地托他带给您几行字。他对您的剧本评价很高，但是认为，由于道白很长，根本不能上演，在念这些长道白时，只有一个演员做戏，其余的人为了不致作为哑角一直站在那里，只好三番两次地尽量做各种表情。最后两幕充分证明，您能够轻易地把对话写得简洁生动，我觉得，除了几场以外（这是每个剧本都有的情况），这在前三幕里也是能做到的，所以我毫不怀疑，您的舞台脚本大概考虑到了这一点。当然，思想内容必然因此受损失，这是不可避免的。而您不无理由地认为德国戏剧具有的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 395 ，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大概只有在将来才能达到，而且也许根本不是由德国人来达到的。无论如何，我认为这种融合正是戏剧的未来。您的《济金根》完全是在正路上；主要的出场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来自琐碎的个人欲望，而正是来自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但是还应该改进的就是，要更多地通过剧情本身的进程使这些动机生动地、积极地，所谓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而相反地，要使那些论证性的辩论（不过，我很高兴在这些辩论中又看到了您昔日在陪审法庭和民众大会上表现出来的雄辩才能 396 ）逐渐成为不必要的东西。您自己似乎也承认这个标准是区分舞台剧和文学剧的界限；我相信，

《济金根》是能够按照上面所说的那样改编成一个舞台剧的，即使确实有困难（因为达到完美的确不是简单的事）。与此相关的是人物的个性描绘。您完全正确地反对了现在流行的恶劣的个性化，这种个性化不过是玩弄小聪明而已，并且是垂死的模仿文学的一个本质的标记。此外，我觉得刻画一个人物不仅应表现他做什么，而且应表现他怎样做；从这方面看来，我相信，如果把各个人物用更加对立的方式彼此区别得更加鲜明些，剧本的思想内容是不会受到损害的。古代人的性格描绘在今天已经不够用了，而在这里，我认为您原可以毫无害处地稍微多注意莎士比亚在戏剧发展史上的意义。然而这些都是次要的事情，我提到它们仅仅是为了使您看到，我在您的剧本的形式方面也用过一些心思。

至于谈到历史内容，那么您以鲜明的笔调和对以后的发展的正确提示描述了您最关心的当时运动的两个方面：济金根所代表的贵族的国民运动和人道主义理论运动及其在神学和教会领域中的进一步发展，即宗教改革 190 。在这里我最喜欢济金根和皇帝之间，教皇使节和特里尔大主教之间的几场戏

（在这里，您把世俗的受过美学和古典文学教育的、在政治上和理论上有远见的使节同目光短浅的德国僧侣侯爵加以对比，从而成功地直接根据这两个人物的有代表性的性格作出卓越的个性刻画）；在济金根和查理的那场戏中对性格的描绘也是很动人的。不过，您对胡登的自传（您公正地称它的内容是本质的东西）采取了一种令人失望的做法，即把这种内容放到剧本中去了。第五幕里的巴尔塔扎尔和弗兰茨的对话也非常重要，在这段对话里前者向自己的主人说明他应当遵循的真正革命的政策。在这里，真正悲剧的因素出现了；而且正是由于这种意义，我认为在第三幕里就应当对这方面更强调一些，在那里有好几次机会这样做。但是，我现在又陷到次要问题上来了。——那个时期的城市和诸侯的态度在许多场合也都描写得非常清楚，这样那时的运

动中的所谓官方分子差不多被您描写得淋漓尽致了。但是，我认为对非官方的平民分子和农民分子，以及他们的随之而来的理论上的代表人物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农民运动像贵族运动一样，也是一种国民运动，也是反对诸侯的运动，遭到了失败的农民运动的那种斗争的巨大规模，与抛弃了济金根的贵族甘心扮演宫廷侍臣的历史角色的那种轻率举动，正是一个鲜明的对照。因此，在我看来，即使就您对戏剧的观点（您大概已经知道，您的观点在我看来是非常抽象而又不够现实的）而言，农民运动也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那个有约斯·弗里茨出现的农民场面的确有它的独到之处，而且这个“蛊惑者”的个性也描绘得很正确，只是同贵族运动比起来，它却没有充分表现出农民的鼓动在当时已经达到的高潮。我认为，我们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根据我对戏剧的这种看法，介绍那时的五光十色的平民社会，会提供完全不同的材料使剧本生动起来，会给在前台表演的贵族的国民运动提供一幅十分宝贵的背景，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使这个运动本身显出本来的面目。在这个封建关系解体的时期，我们从那些流浪的叫化子王、无衣无食的雇佣兵和形形色色的冒险家身上，什么惊人的独特的形象不能发现呢！这幅福斯泰夫式的背景在这种类型的历史剧中必然会比在莎士比亚那里产生更大的效果。撇开这一点不说，我觉得，由于您把农民运动放到次要地位，所以您在一个方面对贵族的国民运动作了不正确的描写，我觉得，您同时也就忽视了在济金根命运中的真正悲剧的因素。据我看来，当时广大的皇室贵族并没有想到要同农民结成联盟；他们靠压榨农民才能获得收入这一事实，不容许这种结盟发生。同城市结成联盟的可能性倒是大一些；但是这种联盟并没有出现或者只是小部分地出现了。而贵族的国民革命只有同城市和农民结成联盟，特别是同后者结成联盟才能实现。据我看来，悲剧的因素正是在于：同农民结成联盟这个基本条件不可能出现；因此贵族的政策必然是无足轻重的；当贵族想取得国民运动的领导权的时候，国民大众即农民，就起来反对他们的领导，于是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垮台。您假定济金根和农民确实有某种联系，这究竟有多少历史根据，我无法判断，而问题也根本不在这里。此外，就我的记忆所及，在向农民呼吁的文件中胡登只是微微地触及这个和贵族有关的麻烦问题，而企图把农民的愤怒都特别集中到僧侣身上去。但是我丝毫不想否认您有权把济金根和胡登看作是打算解放农民的。但这样一来马上就产生了一个悲剧性的矛盾：一方面是坚决反对解放农民的贵族，另一方面是农民，而这两个人却被置于这两方面之间。在我看来，这就构成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您忽略了这一因素，而把这个悲剧性的冲突缩小到比较有限的范围之内：使济金根不立即向皇帝和帝国宣战，而只向一个诸侯宣战（这里虽然您也非常恰当地把农民引进来），并且使他仅仅由于贵族的冷漠和胆怯就遭到了灭亡。但是，如果您在此以前就先着力地强调了气势凶猛的农民运动以及由于先前的“鞋会”和“穷康拉德”397 而必然变得更加保守的贵族的心情，那么这一点就会得到完全不同的论证。然而这一切都不过是可以把农民运动和平民运动写入戏剧的一种方法而已；此外至少还有十种同样好的或者更好的其他方法。

您看，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而且我必须这样做才能提出一些反对意见，这对您来说正是我推崇这篇作品的最好证明。是的，几年来，在我们中间，为了党本身的利益，

批评必然是尽可能坦率的；此外，每出现一个新的例证，证明我们的党不论在什么领域中出现，它总是显出自己的优越性时，这始终使我和我们大家感到高兴。而您这次也提供了这个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