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致斐·多·纽文胡斯

1881 年 2 月 22 日于伦敦

⋯⋯您告诉我的要在即将召开的苏黎世代表大会上讨论的“问题”508 ， 在我看来提得不正确。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但是，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不着边际的，因而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唯一的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如果一个方程式的已知各项中不包含解这个方程式的因素，那我们就无法解这个方程式。此外，一个由于人民的胜利而突然产生的政府陷入窘境，这决不是什么特别的“社会主义的”东西。恰好相反。胜利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由于自己的“胜利”立刻感到束手束脚，而社会主义者至少可以无拘无束地采取行动。有一点您可以深信不疑，这就是，如果在一个国家还没有发展到能让社会主义政府首先采取必要的措施把广大资产者威吓住，从而赢得首要的条件，即持续行动的时间， 那么社会主义政府就不能在那个国家取得政权。

①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620—621 页。——编者注

也许您会向我指出巴黎公社；但是，且不说这不过是在例外条件下的一个城市的起义，而且公社中的大多数人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者。然而，只要懂得一点常理，公社就可能同凡尔赛达成一种对全体人民群众有利的妥协——这是当时唯一能做到的事情。只要夺取法兰西银行，就能吓住凡尔赛分子，使他们不敢再自吹自擂，如此等等。

法国资产阶级在 1789 年以前所提出的一般要求，除了必要的改变之外， 大体上同无产阶级当前提出的最基本的直接要求一样明确，而无产阶级的这些要求在资本主义生产占统治地位的一切国家里大致相同。但是，在 18 世纪有哪一个法国人曾经事先、先验地哪怕是极模糊地意识到用什么方式实现法国资产阶级的要求呢？对未来的革命的行动纲领作纯学理的、必然是幻想的预测，只会转移对当前斗争的注意力。世界末日日益临近的幻梦曾经煽起原始基督徒反对罗马大帝国的火焰，并且给了他们取得胜利的信心。对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秩序所必然发生而且经常在我们眼前发生着的解体过程的科学认识，被旧时代幽灵的化身即各国政府日甚一日地折磨得狂怒起来的群众， 同时生产资料大踏步向前的积极发展——所有这些就足以保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一旦爆发，革命的直接的下一步的行动方式的种种条件（虽然绝不会是田园诗式的）也就具备了。

我确信，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工人协会的关键性的形势还不具备；因此， 我认为，任何工人代表大会或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只要它们不和这个或那个国家当前的直接的条件联系起来，那就不仅是无用的，而且是有害的。它们只能在没完没了的翻来复去的陈词滥调之中化为乌有。

友好地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46.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

1881 年 3 月 12 日于伦敦

⋯⋯把国家对自由竞争的每一种干涉——保护关税、同业公会、烟草垄断、个别工业部门的国有化、海外贸易公司 509 、皇家陶瓷厂——都叫作“社会主义”，纯粹是曼彻斯特的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在胡说。对这种胡说我们应当批判，而不应当相信。如果我们相信它，并且根据它建立起一套理论，那么，只要提出下面的简单论据就会使这套理论连同它的前提一起破产，这种论据就是：此类所谓的社会主义一方面不过是封建的反动，另一方面不过是榨取金钱的借口，而它的间接目的则是使尽可能多的无产者变成依赖国家的公务员和领养老金者，同时，除了一支有纪律的士兵和公务员大军以外，再组织一支类似的工人大军。在国家长官，而不是在工厂监工的监视下举行强制性的选举——好一个美妙的社会主义！但是，如果相信资产阶级这一套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而只是假装相信的说法，那就会得出结论：国家等于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