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员会：

卡尔·马克思卡尔·沙佩尔亨·鲍威尔弗·恩格斯约·莫尔威·沃尔弗

当时在巴黎人们热中于组织革命义勇军。西班牙人、意大利人、比利时人、荷兰人、波兰人和德国人，都组成队伍，准备去解放自己的祖国。德国义勇军是由海尔维格、伯恩施太德和伯恩施太因三人领导的。由于一切外国工人在革命以后不但立刻失去工作，而且还在社会上受到排挤，所以愿意加入这种义勇军的人数是很多的。新政府想利用组织义勇军的办法来摆脱外国工人，于是决定给他们提供 l′étape du soldat，即行军营房和每日 50 生丁的津贴，直到他们到达边境为止，在那里，经常被感动得流泪的外交部长、饶舌家拉马丁就有办法把他们出卖给有关政府。

我们最坚决地反对了这种革命儿戏。正在德国发生骚动的时候侵入德国，以便从外面强行输入革命，那就等于破坏德国的革命，加强各邦政府，并且使义勇军徒手去受德国军队摆布，——这一点是有拉马丁作保证的。由于维也纳和柏林的革命取得胜利，组织义勇军已经毫无意义；然而，儿戏一开始，就停不下来了。

我们建立了一个德国共产主义俱乐部 156 ，在里面说服工人不要去参加义勇军，而应当单个返回祖国，在那里为加强运动而进行活动。我们的老友弗洛孔当时任临时政府委员，为那些由我们派回国的工人争得了许诺给义勇军的同样的旅途便利。这样我们就送了三四百个工人回到德国去，其中绝大多数是同盟盟员。

当时很容易预见到，在突然爆发的人民群众运动面前，同盟是个极其软

弱的工具。过去在国外侨居的同盟盟员，有四分之三回国后就改变了自己的住址。他们以前的支部因此大部分都瓦解了，他们和同盟的联系完全断绝。他们中间有一部分比较爱出风头的人，甚至不想恢复这种联系，而各行其是，在自己所在的地方开始开展小小的分散的运动。最后，各小邦，各省份，各城市的形势非常不同，以致同盟要发指示也只能发出极为一般的指示；而这种指示通过报刊来传播要好得多。一句话，自从使秘密同盟需要存在的原因消失时起，这样的秘密同盟本身也就失去了意义。而这对于刚刚使这个秘密同盟摆脱了最后一点密谋性残余的人们来说，是毫不奇怪的。

但同盟却是一个极好的革命活动学校，这一点现在已经得到证明了。在有《新莱茵报》119 作为坚强中心的莱茵地区，在拿骚，在莱茵黑森等等地方，到处都是由同盟盟员在领导极端民主运动。在汉堡也是如此。在德国南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优势地位成了这样做的障碍。在布雷斯劳，威廉·沃尔弗成效卓著地活动到 1848 年夏天；他还在西里西亚获得了法兰克福议会议员委任状。最后，曾在布鲁塞尔和巴黎作为同盟盟员积极活动的排字工人斯蒂凡·波尔恩，在柏林建立了“工人兄弟会”157 ，这个组织有过很广泛的发展，并且一直存在到 1850 年。波尔恩是一个有才能的青年，但是他有些太急于要成为大政治家，竟和各色各样的坏家伙“称兄道弟”起来，只图在自己周围纠合一群人。他完全不是一个能统一各种矛盾意向、澄清混乱状况的人物。因此，他那个兄弟会所发表的正式文件往往混乱不堪，竟把《共产党宣言》的观点同行会习气和行会愿望、同路易·勃朗和蒲鲁东的观点的残屑碎片、同拥护保护关税政策的立场等等混杂在一起；一句话，这些人想讨好一切人。他们特别致力于组织罢工，组织工会和生产合作社，却忘记了首要任务是通过政治上的胜利先取得一块唯一能够持久地实现这些的领土。所以，当反动势力的胜利迫使这个兄弟会的首脑们感到必须直接参加革命斗争的时候，原先集合在他们周围的乌合之众就自然而然地离开了他们。波尔恩参加了 1849 年 5 月德累斯顿的起义 158 ，侥幸得免于死，但是，“工人兄弟会”则对无产阶级的伟大政治运动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成为一个宗得崩德 159 ，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存在于纸面上，它的作用小到极点，所以直到 1850 年反动派才觉得必须取缔它，而它的分支则经过许多年以后才被取缔。真姓是布特尔米尔希的波尔恩没有成为大政治家，而成了瑞士的一个小小的教授，他不再把马克思著作译成行会语言，而是把温和的勒南的作品译成他那特有的多愁善感的德语。

随着 1849 年巴黎的 6 月 13 日 134 ，随着德国五月起义的失败和俄国人对匈牙利革命的镇压 160 ，1848 年革命的整个伟大时期便结束了。但是，反动派的胜利这时还决不是最后的胜利。必须把被打散的革命力量并从而把同盟重新组织起来。像 1848 年以前一样，形势使得无产阶级任何公开组织都不可能存在；因此，不得不重新秘密地组织起来。

1849 年秋天，以前各中央委员会和代表大会的大多数代表重新聚集在伦

敦；只缺少沙佩尔和莫尔。沙佩尔当时被监禁于威斯巴登， 1850 年春天获释后也到了伦敦。莫尔为了执行重要任务和进行宣传鼓动，曾在极危险的情况下多次出差（最后他在莱茵省普鲁士军队中为普法尔茨炮兵队召募骑乘炮手），后来加入了维利希部队的贝桑松工人连，在穆尔格河战役中在罗腾费尔斯桥边头部中弹牺牲。但这时维利希出现了。维利希是 1845 年以来在德国西部常见的感情用事的共产主义者之一；只从这一点来说，他就本能地对我

们批判派暗中抱对立态度。但他不仅仅是这样，他还是一个十足的预言家，对于自己肩负着作为德国无产阶级天生的解放者的使命深信不疑，并以这种预言家身份直接觊觎政治独裁权和同样多的军事独裁权。这样，除了过去由魏特林所鼓吹的原始基督教共产主义之外，又产生了某种共产主义的伊斯兰教。不过，这一新宗教的宣传暂时还没有越出维利希所指挥的流亡者兵营的范围。

同盟就这样重新组织起来，发表了刊登在附录（九，第 1 号）中的 1850

年 3 月的《告同盟书》①，亨利希·鲍威尔作为特使被派往德国。由马克思和我校审的这篇告同盟书直到今天还是有意义的，因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直到现在也还是这样一个政党，它在即将来临的下一次欧洲震动（各次欧洲革命

——1815 年、1830 年、1848—1852 年、1870 年——间隔的时间，在我们这一世纪是 15 年到 18 年）中在德国无疑会作为使社会摆脱共产主义工人的救星而首先获得政权。因此，在那里所说的，有许多今天也还适用。亨利希·鲍威尔的出使得到了完全的成功。这个矮小快活的皮鞋匠是个天生的外交家。他把有些是离开了工作，有些是独立进行工作的过去的盟员重新集合在一个积极的组织内，其中也包括“工人兄弟会”当时的领袖们。同盟开始在各个工人协会、农民协会和体操协会中起着比 1848 年以前还要大得多的主导作

用，所以在 1850 年 6 月印出的最近一期（三个月一期）告各支部书已经可以指出：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而周游德国的波恩大学生叔尔茨（后来在美国当过部长）“发现所有可用的力量已经都掌握在同盟的手里”（见附录九，第2 号）161 。同盟无疑是在德国唯一起过作用的革命组织。

然而这个组织应当有怎样的作为，则主要取决于革命新高涨的前景能否实现。而这一点在 1850 年期间越来越不大可能，甚至完全不可能了。曾经准

备了 1848 年革命的 1847 年工业危机已经消除；一个新的、空前未有的工业繁荣时期已经开始。每个长着眼睛来看事物，并且用它看过事物的人，都应该很清楚地知道：1848 年的革命风暴正在逐渐平息。

“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大陆秩序党内各个集团的代表目前争吵不休，并使对方丢丑，这决不能导致新的革命；相反，这种争吵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社会关系的基础在目前是那么巩固，并且——这一点反动派并不清楚——是那么明显地具有资产阶级特征。一切想阻止资产阶级发展的反动企图都会像民主派的一切道义上的愤懑和热情的宣言一样，必然会从这个基础上反弹回来。” 马克思和我在载于《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162 的《1850 年 5 月至 10 月时评》一文里这样写过（1850 年汉堡版第 5、6 两期合刊第 153 页）。①

但是，对局势的这一清醒看法在当时竟被许多人看作邪说，那时赖德律- 洛兰、路易·勃朗、马志尼、科苏特以及那些不大显要的德国名人像卢格、金克尔、戈克等等一类人，群集在伦敦，他们不但为各自的祖国，并且为全欧洲建立了一些未来的临时政府，而全部问题不过是要用举借革命贷款的办法在美国取得必要的经费，以便马上实现欧洲革命，从而建立理所当然的各

① 见本选集第 1 卷第 364—375 页。——编者注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第 513—514 页。——编者注

个共和国。因此，像维利希这样一个人落入这种圈套，连怀有旧日革命热情的沙佩尔也任人愚弄，以及多数伦敦工人（大部分是流亡者）也跟着他们滚入资产阶级民主派革命制造者的阵营，也就不足为怪了。一句话，我们所坚持的沉着态度并不合乎这班人的口味；他们认为，应该开始制造革命；我们极为坚决地拒绝了这种做法。于是发生了分裂。关于以后的情况，可在《揭露》里读到。接着，诺特荣克首先被捕，后来又有豪普特在汉堡被捕，后者成了叛徒，竟泄露了科隆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姓名，并且还必须在法庭审判时充当主要证人；他的亲戚不愿蒙受这种耻辱，便把他送到里约热内卢去了，后来他在那里做了商人，由于他有功，先被任命为普鲁士总领事，后又被任命为德国总领事。现在他又在欧洲了。为了使人更好地理解《揭露》，我把科隆被告的名单列在下面：（1）彼·格·勒泽尔，雪茄烟工人；（2）亨利希·毕尔格尔斯，后来去世时是进步党邦议会议员；（3）彼得·诺特荣克，裁缝，数年前在布雷斯劳去世，那时正做摄影师；（4）威·约·赖夫；（5）海尔曼·贝克尔博士，现任科隆市市长，上议院议员；（6）罗兰特·丹尼尔斯博士，医生，案件以后几年死于在狱中染上的肺病；（7）卡尔·奥托，化学家；（8）阿伯拉罕·雅科比博士，目前在纽约当医生；（9）约·雅·克莱因博士，目前在科隆当医生并任市议员；（10）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但他当时已在伦敦；（11）约·路·埃尔哈德，店员；（12）弗里德里希·列斯纳，裁缝，目前住在伦敦。经过 1852 年 10 月 4 日至 11 月 12 日的公开审判，他们之中由陪审法庭按未遂叛国罪判处六年要塞监禁的有勒泽尔、毕尔格尔斯和诺特荣克，判处五年徒刑的有赖夫、奥托和贝克尔，判处三年徒刑的有列斯纳；丹尼尔斯、克莱因、雅科比和埃尔哈德被宣告无罪。

从科隆案件时起就结束了德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第一时期。紧接着判决之后，我们解散了我们的同盟；又几个月以后，维利希—沙佩尔的宗得崩德159 也一命呜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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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时到现在已经有三十多年了。那时，德国是一个手工业和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家庭工业国家，现在它已经是一个工业不断急遽发展的大工业国了。那时，只有极少数工人理解自己作为工人的地位和自己同资本在历史上经济上的对立，因为那时这种对立本身还刚刚产生。现在，哪怕只是想稍稍延迟一下德国无产阶级发展到完全理解它作为被压迫阶级的地位的过程，也必须对整个德国无产阶级使用非常法。那时，已经认识到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少数人，不得不秘密地聚集在一起，分成三人到二十人不等的小团体悄悄地举行集会。现在，德国无产阶级不再需要正式的组织，无论是公开的或秘密的；思想一致的阶级同志间的简单的自然联系，即使没有任何章程、委员会、决议以及诸如此类的具体形式，也足以震撼整个德意志帝国。俾斯麦在欧洲、在德国境外是公断人；而在国内，却如马克思还在 1844 年就已预见到的，德国无产阶级赫然可畏的大力士形象日益增长，对这个巨人来说，那个专供庸人使用的狭小的帝国建筑已经过于狭窄，他那魁伟的体格和宽阔的双肩不断壮大，有朝一日他从自己座位上站立起来，就可以使帝国宪法的整个

① 沙佩尔在 60 年代末在伦敦去世。维利希参加了美国内战，并且战功卓著；他任准将时在默夫里斯伯勒

（田纳西州）战役中胸部受伤，但又治愈；约于十年前在美国去世。关于上面说过的其他人，我还要指出：亨利希·鲍威尔在澳大利亚失踪了，魏特林和艾韦贝克在美国去世。

建筑变为废墟。不仅如此，欧洲和美洲无产阶级的国际运动现在已经壮大到如此地步，以致不仅它那狭窄的第一个形式即秘密同盟，而且连它那更广泛无比的第二个形式即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对它来说也成为一种桎梏了；单靠那种认识到阶级地位的共同性为基础的团结感，就足以使一切国家和操各种语言的工人建立同样的伟大无产阶级政党并使它保持团结。同盟在 1847

年到 1852 年所代表的学说，那时曾被聪明的庸人带着嘲笑的神情看作狂人呓语，看作几个孤单的宗派分子的秘密学说，现在，这个学说在世界一切文明国家里，在西伯利亚矿山的囚徒中，在加利福尼亚的采金工人中，拥有无数的信徒；而这个学说的创始人、当时受到人们的憎恨和诽谤最多的一个人—

—卡尔·马克思，临到逝世时，却是新旧两大陆无产阶级的经常被请教的和永远乐于帮助的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