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面性风趣（讽刺）

毛泽东所运用的讽刺技巧是很多的，比如摹状法、比喻法等，都可以作为讽刺的技巧，但由于这些技巧并不是专门作为讽刺而使用的，所以，关于这些技巧暂且放在后面的有关章节中评述，这里仅介绍一些专门作为讽刺的技巧，其中包括引申归谬法、重复反驳法、过分尊崇法、估断修辞法、反语

修辞法、可能性虚拟法。

①引申归谬法（简称归谬法）

毛泽东常常运用引申归谬法反驳敌论。这种反驳技巧是先行假定敌论是正确的，接着对敌论加以自然引申，最后用引申出来的事实或结论证明原敌论是错误的，使论敌处于难堪的境地，所以显得讽刺性极强。例如，1944 年

《大公报》刊登一篇文章，要求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目的是为了推行蒋介石一党专政的政策。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对《大公报》负责人说：“你那个话我很赞成，但是蒋委员长要管饭，他不管我们的饭，我不另起炉灶怎么办？”（引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对敌论“不要另起炉灶”并没有直接反驳，而是先“赞成”，即假定它是正确的，接着从中引出应当“管饭”的问题，可是事实上蒋介石并不“管饭”（“饭”指各种经费开支、给养供应等），这个事实与“不要另起炉灶”相矛盾；既不让“另起炉灶”，又不“管饭”，你叫人怎么办？你们不是胡说八道吗？敌论便不攻自破。这种借用论敌自己的观点反驳敌论，自然讽刺性极强。

毛泽东运用归谬法非常灵活。有时他不但先承认敌论正确，而且自己还主动“认错”，然后从敌论和自己的“错误”中引出事实来，再对敌论加以反驳。1949 年 1 月 28 日我党发表的关于和谈的声明，提出和谈条件包括国民党反动政府必须重新逮捕国内外战争罪犯。在国民党所作的答复中，竟然说共产党“态度上似乎不够郑重”。对此，毛泽东这样说：

在一月二十八日那种时候，我们还把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说成是一个政府，在这点上说来，我们的态度确乎不够郑重。这个所谓“政府”究竟还存在不存在呢？它是存在于南京吗？南京没有行政机关。它是存在于广州吗？广州没有行政首脑。它是存在于上海吗？上海既没有行政机关，又没有行政首脑。它是存在于奉化吗？奉化只有一个宣布“退休”了的伪总统，别的什么都没有。因此郑重地说起来，已经不应当把它看成一个政府⋯⋯（《中共发言人关于和平条件必须包括惩办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的声明》）

你们不是说我“不郑重”吗？是的，在“这一点”上我的确不够郑重——先承认敌论，然后从中引出国民党政府已经支离破碎不复存在的事实。难道这果真是认错吗？显然不是，这是以退为攻。毛泽东这样讥刺敌人，既风趣，又有力。

一般情况下，运用归谬法时，对引申出来的结论，只要引出一种相反的事实加以对照反驳，就可以驳倒敌论。如，上文中只用国民党不“管饭”一件事实，就可以驳倒“不要另起炉灶”的敌论。但是，有时仅引出一个事实或道理反驳那个敌论，尚感力量不足。遇到这种情况，毛泽东往往引出多个同类事实进行反驳。例如，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仍然推行独裁统治政策，不给共产党和其他各民主党派以民主和自由，共产党为此始终不懈地与国民党进行斗争。后来，国民党表示，共产党只要交出军队，就可以获得民主和自由。针对这个观点，毛泽东说：

根据这个学说，没有军队的党派该有自由了。但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只有很少一点军队，国民党政府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一来，自由也光了。现在的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国民党的民主分子并没有

军队，同时也没有自由。十八年中，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工人、农民、学生以及一切要求进步的文化界、教育界、产业界，他们一概没有军队，同时也一概没有自由。难道是由于上述这些民主党派和人民组织了什么军队，实行了什么“封建割据”，成立了什么“奸区”，违反了什么“政令军令”，因此才不给自由的吗？（《论联合政府》）

敌论是：只要交出军队，就能有自由（包括民主）；毛泽东说“根据这个学说”（“学说”指敌论），先加以承认，从中引出“没有军队的党派应该有自由”的结论。下面，再根据这个结论，又引出三个方面的事实：一，1924

—1927 年共产党只有很少一点军队，但自由被国民党剥夺：二，民主同盟和国民党左派没有军队也没有自由；三，所有的人民群众及其各进步组织都没有军队也都没有自由。这三方面事实都与从敌论中引出来的那个结论相对立。仅用共产党一方面的事实，不就可以反驳那个敌论和结论了吗？为什么又引出后两个方面的事实呢？这是因为，第一个方面的事实，1924—1927 年的共产党的军队虽然只有很少一点，但也还是有，不给共产党自由，论敌似乎还有借口，况且目前共产党的军队数量很多，还搞所谓的“封建割据”，建立了所谓的“奸区”，如果共产党不交出军队，就是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政令军令”，这就更会成为不给共产党自由的理由；另外，仅用一个相反的事实反驳那个结论毕竟力量有限。而再用所有的人民群众及其进步组织和各民主党派这两方面范围更大的手中一点军队也没有的事实，反驳那个敌论和结论，不是更典型、更有力吗？因为他们既没有任何军队，没有搞什么“封建割据”、成立什么“奸区”，也没有违反“政今军令”。由此可见，毛泽东运用多重归谬反驳，使事实更充实、更全面，讽刺的力量也更大。

毛泽东运用归谬法，往往从敌论中引申出荒唐可笑的结论，他把这个荒唐的结论说明得格外清楚，不再进行反驳，只把它与敌论作鲜明对照，就足以证明敌论是完全错误的。例如，蒋介石在求和声明中说，如果共产党不和，他完全可以与共产党进行“决战”，其根据是：“今天在军事、政治、经济无论哪一方面的力量，都要超过共产党几倍乃至几十倍。”毛泽东在《评战犯求和》一文中反驳道：

哎呀呀，这么大的力量怎样会不叫人们吓得要死呢？（这句话也是一种先“认错”的形式，是装成一种害怕的样子，非常形象——引者）姑且把政治、经济两方面的力量放在一边不去说它们，单就“军事力量”一方面来说，人民解放军现在有三百多万人，“超过”这个数目一倍就是六百多万人，十倍就是三千多万人，“几十倍”是多少呢？姑且算作二十倍吧，就有六千多万人，无怪乎蒋总统要说“有决胜的把握”了。为什么求和呢？完全不是不能打，拿六千多万人压下去，世界上还有什么共产党或者什么别的党可以侥幸存在的呢？当然一概成了粉末。

敌论是蒋介石能与共产党”决战”，且有“决肚的把握”，敌论据是他的各方面力量都“超过”共产党几倍乃至几十倍。毛泽东反驳时，在承认敌论据之后，先给他算了一笔账（指他的军队有六千多万）引申出来的这个结论，显然是不可能成立的，自然是荒唐的。这个荒唐的结论一摆在那里，敌论不是不攻自破了吗？

毛泽东运用归谬法所反驳的敌论并不一定都是论敌同时提出的，他也可以从论敌在不同时间内说的话入手，把论敌先后说的话联系起来进行引申归谬。例如，“文革”中，毛泽东对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先后共提出过六次，可是林彪为了争当国家主席，仍反复企图迫使毛泽东同意设国家主席。在此之前，林彪曾经讲过，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泽东在反驳林彪时，便把林彪先后讲的话联系了起来，他说，林彪“说我讲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一句，也有六句，可他们就是不听，连一句也不顶”。这就揭穿了林彪讲的“一句顶一万句”的话是假话。毛泽东把林彪以前讲的话与当时讲的话联系起来，再用事实（毛泽东的六次意见）加以引申，林彪就不能自圆其说了。这也是毛泽东对引申归谬法的灵活运用。

毛泽东有时还结合其他某些技巧运用归谬法。例如，在《论持久战》中有这样一段话：

英勇战斗于前，又放弃土地于后，不是自相矛盾吗？这些英勇战斗者的血，不是白流了吗？

作者先用对偶性的两个设问句提出敌论。紧接着，用两个对偶的诘问句对敌论加以引申：

吃饭于前，又拉屎于后，不是白吃了吗？睡觉于前，又起床于后，不是白睡了吗？

这是用吃饭拉屎和睡觉起床两件事作比喻的方法，从敌论引出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是，吃了又拉，睡了又起，就是白吃白睡了。这个结论显然是错误的，所以作者又自问自答：

可不可以这样提出问题呢？我想是不可以的。

最后，作者用从错误结论引出来的事实，回过头来用排比性的句子反驳敌论：

吃饭就一直吃下去，睡觉就一直睡下去，英勇战斗就一直打到鸭绿汪，这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幻想，在实际生活里是不存在的。

这样，就把敌论彻底驳倒了。由于这段话从总体上看运用的是归谬法，加上其中又运用了设问、诘问、对偶、比喻等多种技巧，所以才显得这段话十分幽默而又有力。

②重复反驳法

当毛泽东反驳敌论，揭露出敌论错误之后，在继续反驳的过程中，常常有意识地重复敌论中的关键性词语，这种词语的有意重复，一般都能产生强烈的讽刺效果。让我们再看一段《评战犯求和》中反驳蒋介石提出的求和条件之一——要使“军队有确实的保障”这一段话：

“军队有确实的保障”——这是买办地主阶级的命根⋯⋯务须“保障” 而且“确实”。倘若“保障”而不“确实”，买办地主阶级就没有了本钱，⋯⋯

怎么好说不”保障”，或者虽有”保障”而不“确实”呢？

“军队有确实的保障”，这是敌论中的一个分论点，毛泽东用“这是买办地主阶级的命根”一句话揭露敌论点的实质之后，继续批驳时，又把敌论点中的“确实”重复了两次，”保障”重复了三次。显然这是对论敌的有意嘲弄。

有时，这种重复性词语并不是敌论中原有的词语，而是根据敌论中的言论内容概括出来的。这种重复性的反驳，由于更主动，因而讽刺性更强烈。例如，毛泽东根据国民党政府发言人 1949 年 1 月 26 日要求与共产党和谈声明中的内容，认为国民党方面要求和谈的态度是“那样地紧张、热烈、殷勤、迫切”，而国民党方面觉得中共方面的态度则是“这样地不紧张，不热烈、不殷勤、不迫切”。针对这两种态度，毛泽东生发了如下一番议论：

你们依赖美国势力，违反人民意志，撕毁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发动这次残酷无比的反人民反民主反革命的国内战争。那时你们是那样地紧张、热烈、殷勤、迫切，什么人的劝告也不听。你们召开伪国大，制定伪宪法，选举伪总统，颁发“动员戡乱”的伪令，又是那样地紧张、热烈、殷勤、迫切，又是什么人的劝告也不听。那时，上海、南京⋯⋯官办的或御用的所谓参议会、商会⋯⋯一齐起哄，“拥护动员戡乱”，“消灭共匪”，又是那样地紧张、热烈、殷勤、迫切，又是什么人的劝告也不听。⋯⋯你们是打败了。你们激怒了人民。⋯⋯于是乎显得你们很紧张，很热烈，很殷勤，很迫切，⋯⋯而我们呢？显然是不紧张，不热烈，不殷勤，不迫切，⋯⋯但是且慢，南京的先生们，我们会要紧张起来，热烈起来，殷勤起来，迫切起来的⋯⋯（《中共发言人关于命令国民党反动政府重新逮捕前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和逮捕国民党内战罪犯的谈话》）

这段话较长，尽管作了删节，还是长。这主要是因为其中重复性词语多：“紧张、热烈、殷勤、迫切”这一组饲前后共出现七次（包括正反两面使用）， “什么人劝告也不听”这一语共出现三次。文字量重复这样大，我们不但不感到罗嗦，还感到“解渴”：对敌人的挖苦，淋漓尽致，大快人心。

③过分尊崇法

在进行反驳的过程中，除了直称其名其事之外，毛泽东经常对论敌或敌论中的个别词语冠以过分的尊称。这也是一种鲜明的讽刺技巧。例如，在反驳过程中，毛泽东除了直呼蒋介石之名以外，还称他为“我们的委员长”（《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称反共顽固派、国民党为“先生们”（《新民主主义论》、《质问国民党》等），在特殊情况下，也称国民党为“亲爱的先生们”（《质问国民党》）、“君子国的先生们”（《将革命进行到底》），对于反动的美国大使艾奇逊则称为“一位可爱的洋大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这些“委员长”、“总统”、“先生”、“大人”等称呼的使用，用在论敌头上自然都是一种蔑视性的揶揄。

毛泽东运用这种技巧，对论敌的尊称有时比上面的情况还要过分，如称蒋介石为“我们的君主”（《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称反动的美国官员为“老爷”、“美国老爷”、“大使老爷”（《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别了，司徒雷登》、《“友谊”，还是侵略？》）；他还有时称人民内部某种错误倾向的人为“老爷”，如称写文章喜欢长而空

的人为“我们的老爷”。这种“君主”、“老爷”式的过分尊称，讽刺意味比“先生”、“大人”等更为强烈。

称论敌为“先生”、“大人”，算是比较客气，也还易于理解，为什么把论敌称之为“君主”、“老爷”？这就不太好解释。仔细思考起来，原因大约是这样的：“君主”是封建时代对王侯或皇帝的尊称，“老爷”是封建时期对达官贵人的尊称，俗话中“当官做老爷”一语概源于此。被毛泽东称之为“君主”、“老爷”的人，都是身份较高的“大人物”，他们主观武断，居高临下，脱离实际，不都是称王称霸，一派“官老爷”的架式吗？因此，称这些人为“君主”、“老爷”，实际上是属于借喻技巧的活用。

毛泽东还有时把蒋介石的话称为“圣旨”、“王法”等，这也是过分尊崇，它们是从“君主”、“老爷”引申出来的讽刺性语言，也属于借喻。

④估断修辞法

这种技巧也属于模糊修辞法。毛泽东对论敌进行反驳时，常常运用诸如“据说”、“多少有点”之类的估计、推断性的模糊词语，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反驳，也能产生鲜明的讽刺性。

例一：

⋯⋯他们（指理论脱离实际的学生——引者）一心向往的，就是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改造我们的学习》）

例二：

难道万事皆好，一个缺点也没有吗？据说缺点是有的。（《评战犯求和》）

例三：

从一八四四年订约时算起，美国在这些事业（包括强迫中国人接受五口通商、传教等——引者）上处心积虑地经营了一百零五年，据说都是为了“加深友谊”。（《“友谊”，还是侵略？》）

上面三则例子中，都用了“据说”一语，因而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讽刺性。例一中，关于“万古不变的教条”绝对化而又可笑的语言，论敌虽没有那样说，但他们确实是那样认为的，当然那并不一定就是原话，而可能是原意，所以用了“据说”；例二中的“据说”，是指蒋介石说的话仅仅是闪烁其辞，他把国民党政府人员“丧失信心”这样重大问题仅说成是“缺点”，是指对方想把问题大而化小。例三中“加深友谊”的话确实是论敌所讲，为什么还用“据说”呢？这是因为论敌说“为了加深友谊”的话是明显的假话。论敌大言不惭地公开讲出这样的假话，完全是为了欺骗，但出人意料之外，所以用了“据说”一语加以讽刺。

在《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中，毛泽东说过下面一段话：

他们（指王明等人——引者）把自己封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后头一查，他们是百分之百的机会主义，而我们这些被他们封为“机会主义者” 的，倒是多少有点马克思主义。

这段话是讽刺那些把坚持正确路线的人斥为“机会主义者”，把坚持错误路线的自己封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人的。“多少有点”也是一个估断性词语，意思是有，但不多，即使多，也多不到百分之百，言外之意，是说人们应该谦虚一些；我们这些本来正确的人也只说“多少有点马克思主义”，你们本来错误的人，却说自己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不是说明你们太狂妄、太颠倒黑白了吗？这个“多少有点”和“百分之百”构成明显的反差，因此产生了很尖锐的讽刺性。

⑤反语修辞法

这也是专门用于讽刺的一种技巧。毛泽东一般都是在驳论性的文章和讲话中运用反语。他运用的反语有一般性反语、夸赞性反语、尊称性反语三种。

一般性反语。这是用一般的反义词来表示本词的概念。例如，毛泽东本来认为艾奇逊的反动言论是“谬论”，但他却反说那是“真理”（《别了，司徒雷登》）。这时的“真理”就是反语。这类反语，在毛泽东的驳论文中时有运用。

夸赞性反语。毛泽东常常把敌论中极坏的内容，从反面夸大为极好的内容，如蒋介石提出，买办地主阶级要维持向全国人民实行压迫剥削的自由和他们骄奢淫逸的生活水准，劳动人民要维持被压迫剥削的自由和饥寒交迫的生活水准，这本来是极坏的，但毛泽东在批驳蒋介石时，却说成“美好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准”（《评战犯求和》）。其他诸如把美帝国主义混乱的逻辑称为“高明的逻辑”，把一钱不值的原则称为“神圣的原则”（《“友谊”，还是侵略？》）等等，都属于这种反语。

毛泽东习惯于把他的论敌称为“好汉们”或“英雄好汉们”。例如，在

《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一文中说：“请问国民党的英雄好汉们，你们为什么要反对惩办战犯呢？”这种情况比较多见。

当然，毛泽东也有时运用贬损性反语。例如，在《评战犯求和》一文中驳斥蒋介石要求他的军队要有“确实的保障”时说，他的军队是买办地主阶级的命根，但是已被“可恶的人民解放军歼灭了几百万”。这里的“可恶的” 是站在论敌的角度讲的，实际是“可爱的”意思。这种反语比较少见，更多的是那种亲昵性的反语。论敌本来是可气、可怒、可恨的，但他却经常称论敌为“可爱的”、“亲爱的”、“我们的”。例如，他常称政敌蒋介石为“可爱的蒋总统”、“我们的可爱的蒋总统”，称孙科为“亲爱的院长”，称艾奇逊为“可爱的洋大人”和“好教员”，等等，这些亲昵的字眼儿，都是反语，具有鲜明的讽刺性。

⑥可能性虚拟

毛泽东对某些反面对象进行讽刺的时候，常常超出正常人的思维，把事实上属于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这就是可能性虚拟。他的语言中有不少这样的情况。人，一般不能分为两半，而他却说，“江青我只能管半个”（引权延赤编《领袖泪》）；有些人写文章不注意内容间的本质联系，喜欢搞“甲乙丙丁、ABCD”式的形式主义，把文章弄成“中药铺”，他讽刺说：“幸亏古人和外国人替我们造好了这许多符号，使我们开起中药铺来毫不费力。”

（《反对党八股》）古人和外国人不可能为了人们“开中药铺”而事先造好那许多符号，而毛泽东却偏说是“替我们造好了”的。他的这些讽刺性语言，都是建立在事物的不可能基础上而虚拟出来的，因而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幽默

感。当他用这种技巧讽刺论敌时，往往虚拟得很具体。例如在 1940 年他警告反共顽固派时是这样说的：

⋯⋯我们常劝那些顽固分子，不要进攻八路军，不要反共反边区。如果他们一定要的话，那他们就应该做好一个决议案，在这个决议案的第一条上写道：“为了决心消灭我们顽固分子自己和使共产党获得广大发展的机会起见，我们有反共反边区的任务。”（《新民主主义的宪政》）

为了讽刺反共顽固分子，毛泽东设想出一个奇妙的细节：让他们做一个决议案，在决议案上写什么内容——这也是不可能的事，但由于细节设想得具体，所以显得讽刺性很强。

毛泽东所运用的这种虚拟法，很接近于比喻法，但又与比喻法不甚相同，它没有明确的本体、喻体，更没有喻词，他是把可以作比喻的事或物，当作真的情况来说。这也是毛泽东语言中一种独特的技巧。

毛泽东对反面事物进行讽刺，除了运用专门用于讽刺的方法之外，还经常结合其他技巧，因而更能增强其语言的讽刺性。下面仅用一例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前文提到，蒋介石向共产党提出和平谈判的条件之一是要“维持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公教人员”目前这样饥寒交迫的“自由生活方式与最低生活水准”，对此，毛泽东讽刺道：

这个条件一经我们的可爱的蒋总统提了出来，几千万的工人、手工工人和自由职业者，几万万的农民，几百万的知识分子和公教人员，惟有一齐拍掌，五体投地，口称万岁。倘若共产党还不许和，不能维持这样美好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准，那就罪该万死，“今后一切责任皆由共党负之”。（《评战犯求和》）

这段话的讽刺性十分强烈，其原因就是不但运用了专门作为讽刺的反语技巧

（“可爱的”、“美好的”）和过分赞誉技巧（“总统”），而且还运用了摹状法和夸张法进行讽刺。“一齐拍掌，五体投地，口称万岁”数语，既是摹状，也是夸张，“罪该万死”一语，也是夸张。这样，就使讽刺的内容又增强了形象感，因而显得更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