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分析法的运用

毛泽东对辩证分析法的运用，极为灵活白由，因而使得他看问题深刻而又准确。例如，1955 年毛泽东与物理学家钱三强有一次谈话，钱三强认为，物理学中的基本粒子（包括电子、质子和中子等）是“最小的，不可分的”，而毛泽东却认为：“从哲学的观点来说，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的统一嘛！你们信不信？”他还肯定地说，“你们不信，反正我信”，现在，实验室里还没有做出来，将来，会证明它们是可分的”（东方骥编《落日余辉》）。这是个预言，后来这个预言被准确地证明了，从基本粒子又分裂出新的粒子，并披命名为“毛粒子”。其实，毛泽东许多精辟的见解和准确的语言，都是他熟练地运用辩证分析法的结晶。

毛泽东运用的辩证分析法，涉及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所有的方面，但主要包括相互联系地看问题、发展变化地看问题和对立统一地看问题三个方面内容。

①相互联系地看问题

毛泽东在分析某种事物时，总是注意从以下两个方面着眼：一是把该事物置于与其相关的总体事物之中去考察，从不孤立片面地看待它；二是对待那些相对独立的事物，十分注意其内部各个侧面的关系，从不顾此失彼。

第一，关于与总体事物联系考察的问题。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力量大大削弱，革命转入低潮，许多人产生了悲观情绪，甚至有人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中国革命能否再度走向高潮？毛泽东当时这样回答：

现在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这样就可以解释现在西欧各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比现在中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也许要强些，但因为它们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比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更要强大许多倍，所以仍然不能即时爆发革命。现实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因为反革命力量也是相对地弱的，所以中国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会比西欧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泽东在 1930 年 1 月作出的“中国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会比西欧快”这个判断或结论（也属于预见），是十分准确的。为什么这样准确呢？这是因为，他先把“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指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及共产党等）放在了当时“中国落后的社会组织”当中，与当时反动统治阶级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联系起来进行比较（即考察），然后又把它推

及到世界范围内（主要是西欧各国）的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中间去，也进行了比较。这就很自然地得出了中国革命虽然转入低潮，但是，它不仅能够走向高潮，而且还要“比西欧快”的结论。对于中国革命中许多重大问题的阐述，比如在诸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论联合政府》中所涉及的各种问题，其结论之所以都是那佯准确，就都是因为毛泽东把事物这样联系起来讲的。

对于重大问题这样看，对于一般问题他也这样看，因而使得他的观点或语言都显得全面。例如，他 1933 年写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全文内容以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为中心（即文章主题），但他并没有片面地强调经济工作的重要性，而是既明确指出当时的经济工作必须围绕革命战争进行，因为当时的中心任务或目的是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又明确指出，经济工作也不能离开诸如“查田运动”、“检举运动”、实行“劳动法”、文化教育、扩大红军等项重要工作任务去进行。这就使必须注意经济工作这一中心观点的论述不显得孤立片面。其他诸如，对于张思德的评价，也是把烈士放在“革命队伍”这个整体中，说他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为人民服务》）；对于“反对自由主义”的意义，也是把它看作是“进行积极思想斗争”的“武器”之一，等等。这种与总体事物联系起来看问题的方法，避免了片面性，从而使其内容和语言更全面、更准确。

第二，关于与各个侧面联系起来考察的问题。毛泽东文章和讲话中的词语顺序，句子与句子顺序，段落与段落，层次与层次的顺序，都安排得准确、合理，逻辑性严密，而如果毛泽东不是把每一相对独立的事物或问题的内部的各个侧面联系起来，统一地进行比较、权衡，就不会创造出那么准确、合理、逻辑性强的并列、对偶、排比、层递、顶针、回文，以及对比、因果等具有明显艺术性的语句、段落和层次。尤其应当指出的是，毛泽东格外重视事物或问题内部的两个对立侧面的关系。一般情况下，他从不孤立地看待其中某一个侧面，而总是对立统一地看待它们。由于这种情况也属于对立统一地看问题的范围，所以放在下面进行单独评述。

②发展变化地看问题

毛泽东看待事物，总是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等发展变化看侍它们，而不是一成不变。例如，1938 年 8 月 22 日他在延安中央党校的讲话中说过：

你学到一百岁，人家替你做寿，你还是不可能说“我已经学完了”，因为你再活一天，就能再学一天。你死了，你还是没有学完，而由你的儿子、孙子、孙子的儿子、孙子的孙子再学下去。照这样说，人类已经学了多少年呢？据说是五十万年，有文明史可考的只有二三千年而已。以后还要学多少年呢？那可长哉长哉，不知有多少儿孙，一代一代学下去。（引东方骥编《落日余晖》）

这里，毛泽东把个人乃至整个人类的学习（认识主客观世界的活动）都永远不会完结的道理闸述得何等深刻！原因就在于他把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看作是不停地运动着。

毛泽东的思想认识相当灵活，他能够随着事物的发展变化而及时地提出新的见解。例如，1927 年国民党叛变革命以前，他认为中国的基本矛盾有两个：一个是中国和所有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一个是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

间的矛盾；国民党叛变革命之后到日本进攻中国（1931 年）以前，他认为突出的矛盾又是工农政权和国民党“尖锐对立”的矛盾；日本进攻中国和占领中国期间，他又认为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而中国与一般帝国主义及其他国内矛盾（包括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矛盾）都“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上了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

对于矛盾的变化，毛泽东能“随时期应变”，对于某些概念，他也能” 随时而化”。1957 年他在解释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时说：

⋯⋯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日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设社会主义三个时期中，对“人民”和“敌人” 概念的解释是不相同的，是随着时期的不同而变化的。也只有这样的变化，才能附合客观实际，准确地把握现实，从胜利走向胜利。这是毛泽东善于发展变化地看问题的一个很重要方面的体现。

毛泽东所认为的发展变化，还有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指事物在一定购条件下，不但不断地运动，而且逐步地向它自己的反面转化，即大者将化为小，小者将化为大，好者将化为坏，坏者将化为好，等等。例如，在《论持久战》中，他说，从当时看，中日战争初起时的双方，日方处于主动优势地位，中方处于被动劣势地位，但这并不会永远如此，双方必然通过战争过程相互向反面转化，即日方必然从主动优势转化为被动劣势，中方则必然从被动劣势转化为主动优势。又如，关于中美建交问题，从延安时期一直到建国后的 1957 年，美国始终不与我们建交，这个时期内，毛泽东也始终认为， “你美国一百年不承认我们这个政府，一百零一年你还不承认，我就不信。总有一天，美国要跟我们建交。”（这段话，毛泽东在延安时就曾经讲过，见《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美国尼克松政府主动找我们建交的事实，都证明了毛泽东这些推断的准确，其根据也都是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会相互转化这个基本原理。

毛泽东对重大问题持这种看法，对那些一般问题也处处持这种看法：“错误犯得太多了，一定要反过来”，“错误成了堆，光明就会到来”（《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而“没有犯过错误的人容易犯错误，因为他容易把尾巴翘得高”（《论十大关系》）。这不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转化论吗？还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关于如何增强人的体质的一段话：

愚昔尝闻，人之官骸肌络，及时而定，不复再可改易，大抵二十五岁以后，即一成无变。今乃知其不然。人之身盖日日变易者：新陈代谢之作用不绝行于各部组织之间，目不明可以明，耳不聪可以聪，虽六七十之人犹有改易官骸之效，事盖有必之者。又闻弱者难以转而为强，今亦知其非是。盖生

而强者，滥用其强，不戒于种种嗜欲，以渐戕贼其身，自谓天生好身手，得此己足，尚待锻炼？故至强者或终转为至弱。至于弱者，则恒自悯其身之不全，而惧其生之不永，兢业自持。于消极方面，则深戒嗜欲，不敢使有损失。于积极方面，则勤自锻炼，增益其所不能。久之遂变而为强矣。故生而强者不必自喜也，生而弱者不必自悲也。吾生而弱乎，或者天之诱我以至于强，未可知也。（《体育之研究》）

这段关于增强体质的议论，充满了关于发展变化的辩证观点。要知道，《体育之研究》一文写于 1917 年，毛泽东那时就能持这样的观点看待问题，是难能可贵的。

由于毛泽东深刻认识到事物在一定条件下会向自己的反面转化，所以他对革命和工作总要作适当的控制，不使其走向极端。无论走向哪个极端，他都不赞成。因此，他既反对“左”，也反对右（“左”与右都是极端）：打胜仗时要防止“左”倾，打败仗时要防止右倾；群众未发动之时要防右，发动起来要防“左”（《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1948 年的整党过程中，他要求对党员的审察，既反对忽视成分（这是右），又反对唯成分论（这是“左”）；在土改工作中，要求既反对观望不前（这是右），又反对急性病（这是“左”）；在领导工作中，要求既反对命令主义（这是“左”），又反对尾巴主义（这是右）；（见《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 倾错误》）。对待文艺的作用，他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估计不足（这是右），也不赞成把它的重要性强调到错误的程度（这是“左”）；（见《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③对立统一地看问题

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不但把事物内部、外部之间的一般联系看作一种规律，而且把其中对立统一的联系也看作是一种规律，而且把它看作是一切规律中的最根本的规律。因此，他总是强调对事物要作一分为二的分析，并且，他本人也习惯于这样做。比如他对革命过程中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分析，对认识过程中精神与物质、认识与存在的分析，对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左”与右的分析，对思想领域中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的分析，对文艺创作中政治与艺术、动机与效果、普及与提高的分析，等等，他都从对立统一或一分为二的角度阐述各种矛盾的联系。

毛泽东运用对立统一规律看问题，有两种具体情况：一是习惯于从此一侧面考虑到与其相反的另一侧面；二是认为任何一个事物或问题都具有两重性。

从此一侧商看到另一侧面。这种情况很多，例如关于思想包袱，他认为犯过错误时有，未犯过错误时也有，工作无成绩时有，工作有成绩时也有，斗争历史短的有，斗争历史长的也有，工农分子有，知识分子也有，青年人有，老年人也有（《学习和时局》）；谈矛盾，他既谈普遍性特点，也谈特殊性特点，既谈主要矛盾，也谈次要矛盾，既谈主要矛盾方面，也谈次要矛盾方面（《矛盾论》）；谈认识过程，既谈实践，也谈认识，既谈物质，也谈精神，既谈改造客观世界，也谈改造主观世界（《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谈行为规范，既谈民主，也谈集中，既谈自由，也谈纪律（《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等等，他都从事物正反（即对立）两个方面的联系阐述具体事物或问题，从不忽略其中某一个侧面。

一般情况下，毛泽东认为事物都具有两重性。因此，他对事物或问题既不作绝对肯定，也不作绝对否定。他反对人们看问题“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反对党八股》）的态度，而认为“坏中有好，好中有坏”。例如，1939 年他说，无产阶级是“中国最基本的动力”，但他又认为它有“不可避免的弱点”：“人数较少（和农民比较），年龄较轻（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比较），文化水准较低（和资产阶级比较）”（《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他还说，成绩是好事，因为它“能够鼓励人”，但是，“同时会使人骄傲”；错误是坏事，因为它能“使人倒霉，使人着急，是个敌人”，但是它“同时也是我们很好的教员”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乱子” 是坏事，但也可以使我们接受教育，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和群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总之，他认为，好中之坏，或坏中之好，都是“题中应有之义”（《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以上我们介绍了毛泽东对立统一地看问题中的“对立”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还经常把对立的两个方面联系起来，即“统一”地看问题。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如果对立的双方都是值得肯定的，则对它们“一视同仁”，兼而顾之。例如，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都是对立的两个侧面，又都是有益的。毛泽东说：“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引 1967 年

月 18 日《解放军报》）其他诸如对待矛盾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事物转化的内因与外因；战争中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规律性和能动性，进攻与防御，集中与分散，内线与外线，游击战与正规战，运动战与阵地战，歼灭战与消耗战；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与民主，联合与斗争；革命发展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认识过程中的物质与意识，认识与实践；文艺创作中的创作与生活，普及与提高，等等，论述时都是兼而顾之的。

第二，如果对立的双方都是错误而必须否定的，毛泽东则对其完全否定，之后，他会寻找出合理的第三种情况，加以肯定。例如，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这是两个极端，毛泽东就都给予否定，而主张“联合中有斗争，斗争中有联合”的政策（《<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这样做，自然也避免了绝对化倾向。

第三，如果对立的双方中一正一误，或一好一坏（相对地说），毛泽东就主张促使错误的或坏的一方向正确的或好的一方转化。例如，战争中的进攻与防御、前进与后退、走直路和走弯路等各组矛盾中，相对地说，具对立的前者一方是目的，属于好的，后者一方是不好的，或者仅仅是一种手段，因而毛泽东说，“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是说，他主张通过表面上错误和不好的一方向正确或好的一方转化。又如，不要战争和进行战争、不要枪杆子和拿起枪杆子，也是前者好，后者坏，于是毛泽东就说： “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战争和战略问题》）这也是促使坏的一方转化为好的一方。这种使对立双方统一起来的技巧，不但能使对立的双方

建立起必然联系，而且可以从表面上的不合理达到本质上的最合理，因此，辩证的意味更强烈，并且最具有艺术性。实际上这在哲学中被称为悖论。毛泽东运用这种技巧创造出许多如上面那样的悻论式的警句。为了更明确这个问题，让我们再看下面《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的两段话：

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

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些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

这是毛泽东针对第五次反“围剿”，党内有人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不愿作战略退却时讲的两段话。“丧失”与“不丧失”是对立的，前者似乎坏，后者当然好，但二者并非无联系，绝对的不丧失，将会导致更严重的丧失；一部分人家和全体人民、一时地和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也都是对立的，而二者也有联系，如果不通过前者，将会产生后者。这些语言，表面上都悖于常理，但仔细体味，却又觉得合情入理，因为它们蕴含着深刻的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