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化的主张和实践

毛泽东是中国的一位真正为革命、为事业、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终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因此，除了填词写诗是为了自我消遣，少量书信是为了个人私事以外，他所写的全部文章和全部讲话，基本上都是为了指导革命和工作实际，读者和听众主要是全国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当然，也包括较高文化层次的知识分子在内，有时也指敌人和外国人。当时，中国的工农兵群众文化水平不高，要想有效地指导和推动革命和工作的开展，就要求文章和讲话以通俗易懂为原则。因此，毛泽东主张写文章和讲话要“大众化”，反对“小众化”。他既反对旧八股、洋八股，也反对“老鸦声调”式的“党八股”，反对“半文言半白话的体裁”，反对“尽量简古”。有时，他还特意指点人们如何才能使某个具体问题解说得通俗易懂。比如，他在一次报告中告诉人们，怎样解释“机会主义”这个概念，他说：“太慢了不好，太急了也不好，太慢太急都是机会主义。机会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慢机会主义，一种是急机会主义。这样讲，老百姓比较容易懂。”（《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204 页）毛泽东是多么重视通俗化的问题啊！

毛泽东不仅主张语言风格的通俗化，而且始终不渝地实践自己的这一主张。他的几乎所有的文章和讲话，都可以说是通俗性语言风格的典范。只要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没有人读不懂听不懂的。即使是那些高深的马列主义哲学道理，即使是那些复杂的政治、经济、军事问题，只要在毛泽东的笔下写出和口中说出，都会显得格外明晰。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谈他对毛泽东的印象时说，毛泽东讲活，总是用“苏格拉底式”的，用“自然而漫不经心的方式谈论重大问题”，“看起来很随便”（引郭思敏编《我眼中的毛泽东》）。白危在延安时写的《毛泽东印象》中说，“当跟他在一起生活的时候，会使人感到他像是一个最慈蔼的教师或保姆”，“他能够用最清显的言辞来解释最深奥的哲学，用大众化的口头语来解释辩证法”。白危还举例说，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讲演中如何解释和对待民主：

朱德管八路军，他的马伕管他的马，一个管整个八路军，一个只管一匹马！朱德还有马骑，可是他的马伕，就只管了这匹马，岂不是一点也不民主吗？其实不然，朱德不但要骑马，而且要骑一匹好马才算民主。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指挥官，骑了蹩脚马跑不动，误了大事，岂不糟糕？（转引 1989

年第 5 期《资料卡片》）

读了或听了这样的语言，有谁还能不理解什么是民主、不明确应该怎样对待民主这样的问题吗？可见基辛格和白危的印象是准确无误的。

当然，最能说明毛泽东语言风格具有通俗化的特点，还是应该由他写的文章和讲话来证明。我们在后文评述毛泽东运用设问法的内容中提到，他习惯运用重叠设问法。这也属于通俗化语言的运用。一个同样的问题，为什么同时用一个抽象一个具体两个设问句的方法提出呢？那就是考虑到了他的读者或听众文化层次和接受能力不同的缘故。运用设问法一般都能起到增强语

言鲜明性的效果，然而，如果设问中提的问题难懂，其鲜明性也未必都能增强。毛泽东在这样的细微末节之处都能这样为读者或听众着想，就更知他对通俗化问题是如何重视了。

应当格外指出的是，毛泽东对实践活动指导性越强的文章和讲话，其通俗性程度也越强。例如，他写的《实践论》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两篇文章，都属于哲学论文，内容也都是写实践第一、思想认识对实践依赖关系的问题。应该说，这两篇文章都是通俗的，一般人都能读懂。但稍作比较，就可以看出，后者比前者更通俗。这是因为，首先，后者比前者设问句用得多，后者的标题和开头都是设问句。前者的标题比较文雅，而后者的标题比较浅近。后者开头使用设问设答引出中心观点（“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实践中来”），开宗明义，而前者仅提出一个问题（人们没有解决正确的认识依赖于实践的问题），虽然这个问题提得也很明朗，但不如后者提出的观点更为明确。其次，后者哲学术语比前者用得少。前者包括标题和引文在内，用的术语有：“实践论”、“社会性”、“变革实践”、“自在的阶级”、“自为的阶级”、“抽象”、“科学的抽象”、“绝对真理”、“相对真理”、“知行统一观”，等等。虽然这些术语都属于最基本的概念，但仍然使其内容显得理论色彩较浓；而后者这一类术语极少出现，本来可以使用术语的地方也都改换成了口语。如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代替了“客观唯心主义的产物”，用“人的思想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代替了“主观唯心主义的产物”，等等。二者为什么在通俗性上要有这样大的差异呢？这是因为，前者只是为了一般人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目的主要是为了学习；而后者原是为了直接指导实践活动，在指导 1963—1966 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而写的开头一段文字，就是说，这篇文章是为了武装全中国的农民和到农村去开展社教运动的各级干部（农村工作队员）们的头脑，以便顺利开展社教运动。而这些读者对象的文化水平一般都不是很高，这就不能不写得更通俗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