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法的逻辑性

什么叫章法？据《辞海》（1980 年版）解释，章法就是“指诗文作者在安排全篇章节时的若干方法”。什么叫逻辑？按照毛泽东的理解，“逻辑就是管文章前后不矛盾”（引郭思敏编《我眼中的毛泽东》）。准此，这里所说的“章法的逻辑性”，主要是指毛泽东文章和讲话中章节（包括层次、段落等）顺序安排的合理性（即“不矛盾”）。

毛泽东的语言十分重视逻辑性。关于句法的逻辑性，我们在上一节已经评述了一些具体方式、方法和技巧，可以略见一斑，关于词语的逻辑性，我们没有作具体评述（这部分内容，一般人都容易理解，故本书不打算再作具体评述），但不是说毛泽东并不讲究词语的逻辑性。比如，“坚决、彻底、干净、全部”这组单词，在《毛泽东选集》三、四两卷中，至少先后共使用过五次（见 1991 年第 2 版第 1097、1112、1375、1389、1451 页），而其顺序始终没有变动过。毛泽东对词语和句法中这样局部的逻辑性如此重视，对章法（层次、段落等）这样关系到全局性的逻辑更重视。因此，很有必要对毛泽东语言中章法的逻辑性加以较为系统的评述，以便于我们从中学习更多的关于谋篇布局及其细部安排的方法和技巧。

关于毛泽东语言中章法逻辑性的问题，这里从三个较大的方面加以评述：一，关于中心观点的位置安排；二，关于整体与部分关系的处理；三，关于部分与部分关系的处理。

①中心观点的位置安排

毛泽东的每一篇文章和讲话，基本上都有一个明确的中心观点。他对中心观点的安排，大体上有三种情况：一种是放在篇首，一种是放在篇中，一种是放在篇末。根据不同的需要，他总是把中心观点放在最合适的位置上。把中心观点放在篇首。毛泽东有不少的文章和讲话，总是习惯于把中心

观点放在开头。例如，《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篇讲话，其开头一句话是这样的：

我主张将我们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

这句话就是全篇的主题。它提得直接、简洁。

当然，毛泽东把中心观点放在开头，并不总是这样直接、简沽，他也往往通过提出矛盾或问题顺势提出中心观点。《反对自由主义》一文的中心观点，就是反对自由主义。这篇文章的开头，先指出“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

争”，接着又说”自由主义取消思想斗争”。这就用对比的方法提出了一个矛盾，反对自由主义这个中心观点虽然表面上并没有直接提出来，而它却寓于这个矛盾之中了。

这种在文章或讲话的开头便提出中心观点的作法，明显的优点是开宗明义，旗帜鲜明，一下子就能表明作者或讲话人的明朗态度和意图，便于转入具体的阐述，同时也便于读者或听众掌握全篇主旨。

把中心观点放在篇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一文，开头层次针对当时的抗日工作提出一个中心问题——若干抗日根据地未能很好地执行中央确定的精兵简政的政策（这个中心问题并不是全文的中心观点）；中间层次具体分析实行精兵简政政策的两条重要根据——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总目标和当前新形势的需要。就在对这两条根据的具体分析中，提出了精兵简政很重要这个中心观点；最后一个层次，再阐述这个中心观点的重要意义和作用。这个中心观点恰恰就处在全文中间的层次之中。

这种安排中心观点的好处是，“前拱之”而“后卫之”，因而使中心观点更加坚实有力，并且使全文各大层次的内容有机地连贯起来，显得结构紧密。

把中心观点放在篇末。这种安排中心观点的方式，一般也是在开头的层次中提出有关问题，中间的层次对这个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最后在结尾时才推出中心观点。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实践论》、《矛盾论》、

《在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等文章和讲话，就都是这样安排中心观点的。现在仅就《在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为例，便足以说明这种情况。

这篇讲话是全面抗战开始不久的 1937 年 10 月 19 日作的，对象是陕北公学的教职员和学员。讲话的开头部分先交代当时杭战需要“大批的积极分子来领导，需要大批的精练的先锋队来开阔道路”的形势，接着讲陕北公学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正是应该成为造就像鲁迅那样“革命先锋的场所”，这是提出的任务；中间部分逐条阐述属于真正“革命先锋”的鲁迅具有哪些性格特点（即一一阐述鲁迅的“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 三个特点）；讲话末尾部分，先在上述基础上，经过综合，归纳出“一种伟大的‘鲁迅精神’”，最后再结合讲话开头阐明的形势和任务，推出全篇的中心观点：“要学习鲁迅的精神”。

这种安排中心观点的方式，使中心观点在交代和分析问题的基础上自然得出，有如水到渠成，显得顺理戌章，立论扎实，并且极易取信于读者或听众。

②整体与部分关系的处理

毛泽东文章和讲话的内容，纲领昭畅，条理分明，并且十分合理，这是他的语言具有高度准确性又一方面的重要体现。实际上，这就是善于处理文章和讲话中的各个层次、段落以及各个层次之间、段落之间关系和顺序的问题。

这种情况有以下几种具体形式：

总分总式。先总提，中分述，后总收，简称总分总式。毛泽东有许多文章都是在开头提出中心观点或中心问题（参考上一节“中心观点的位置安排” 中有关内容），这谓之总提（有时在总提中还简要地列出中心问题的几个侧面）；中间部分分别从若干侧面进行分析、论证，这是分述；到文章结尾时

则加以归纳、概括，做出结论，这是总收。实际上这就是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模式。毛泽东整篇的文章和讲话中，这种模式很多。由于这种模式的运用，才使得他的这些文章和讲话纲目明朗，条分缕析，结构圆整。不过，由于这种纯粹的总分总式，人们比较熟悉，这里就不再多加评述。下面仅就其中的特殊情况，作一些具体说明。

毛泽东运用总分总式很灵活，他并不总是按照这种标准模式安排文章的结构。他的文章或讲话，有时只有分述、总收而没有总提（这种情况可以称为分总式），有时又仅有总提、分述而没有总收（这种情况可以称为总分式）。例如，他在 1949 年 4 月 21 日起草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开头是讲发布进军令的背景、原因，这是总提；后面分条列举了四条命令内容，这是分述。奇怪的是，文章在分述之后并没有加以归纳概括，而是戛然而止，可见这篇文章没作总收。实际上，这种情况下的文章或讲话，只有开头和中段，而没有结尾。其他诸如《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等文章和讲话，都属于这种类型。这种使文章没有结尾的情况，实际上是毛泽东不受传统结构方式束缚，“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的体现，在开头和中段，如果道理已经讲明，问题已经说清，当然就没有必要再作总收，应该及时打住，显得更为简洁。又如，《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全文共分为四大部分，前三部分分别谈了“方针”、“办法”和“前途”，这是分述，第四部分是“结论”，这是总收。可见这篇文章仅有中段分述和结尾总收，而没有作开篇总提。毛泽东的这种类型的文章和讲活也有一定的数量。不过，凡是这些全篇文章和讲话没有总提或开头时，其文章或讲话的标题便是它们的总提。因此这种类型的文章和讲话，也还是有纲有目，不至于使人产生眉目不清的感觉。

另外，总分总这种模式，毛泽东不仅常用它安排整篇文章或讲话的结构，而且也常常用它安排文章和讲话中内容较为复杂、篇幅较长、相对独立的段落或层次。例如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关于自由主义的 11 种表现形式的层次，《〈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关于中国革命“三个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的层次，《反对党八股》中关于逐条分析、批判党八股八大罪状的层次，等等，它们都是内容相当复杂、篇幅很长又相对独立的大层次，所以毛泽东都用了总分总大的结构进行阐述。关于这方面的具体情况，请参阅下文“局部与局部关系的处理”一节文字中的有关内容。

毛泽东在同一篇文章或讲话中，如果必要的话，对总分总式中“分”的部分的较小的内容，往往又安排为较小的总分总式，即大的总分总中又有小的总分总，甚至对其中具体的分述仍然继续作同样的处理。这就使他的语言总后有分，分中有总、环环相扣，逻辑性很强。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有总提、分述而无总收，或有分述、总收而无总提的现象，就更为多见了。

并列式。毛泽东的语言中还有一种少见的现象：文章（一般不包括讲话）的各个段落和层次，彼此均衡地排列着，这种形式称为并列式或横式。这种情况，有时见于全篇，有时见于局部之中。如果见之于全篇，从总分总式的角度看，则既无总提（当然其标题仍可视为总提），又无总收，即既无开头，又无结尾。它只有分述的部分，好像是总分总式被掐头去尾而后形成的结果。例如，《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等文章就都是这样。毛泽东也常常把这种并列式用于那些较大的相对独立的层次之中，使各个较小的层次或段落较为均衡地排列在一

起。这就是把并列式运用到局部的情况。

毛泽东十分喜欢运用并列式安排文章的各个层次和段落。在他的文章中，有一种极为特殊的形式——条项式。所谓条项式，就是把文章各个层次或段落分别用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等各种序码编成序列，显得文章条理格外清晰。这种作法并非属于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所批评的那种“甲乙丙丁，开中药铺”的不良倾向，因为他的文章和讲话都有“真切的内容”，并且内容都“按照事物的内部的联系来分类”，并不是“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来分类”，因此并不是“概念的游戏”。

这种条项式，毛泽东不仅在文章的局部中用得很多，而且还在全篇中经常运用。在全篇中运用的条项式，称为条项贯通式，它是从开头到结尾，对所有层次和段落（包括序言和结论）生部按序码标列。在《毛泽东选集》第2 版 1—4 卷中共有 159 篇文章和讲话，据初步统计，其中运用条项式者共 83

篇，超过总篇数的二分之一；在 83 篇条项式者之中，属于条项贯通式者

共 43 篇，也超过一般条项式者的二分之一。其中还有些篇章的格式与应用文中“条例”的写法一样，全篇分为若干项，每一项下又分为若干条，项下各条均以统一序码，按全篇统一编排，使之既有大层次之分，又成为一个整体。例如，《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一文，全篇就列有三大项 20 条。毛泽东运用条项贯通式，不但在一般的通知、报告、总结、通报、指示、决定中运用，在书信，甚至在学术论文中也常常使用。例如，1922 年6 月 20 日《致施夏亮并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1936 年 10 月 22 日《致叶剑英、刘鼎》、1936 年 9 月 11 日《致彭德怀、刘晓、李富春》等（见《毛泽东书信选集》），这些书信都是条项贯通式；《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分章分节）、《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分章分节）、《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这些学术论文也都属于条项贯通式。其中《论持久战》一文，全文共分 21 项（每项都用小标题标示，未编序码），多达 120 条，实为一般文章或论文中条项贯通式的典范。

然而，从实质上说，在毛泽东的文章和讲话中，层次或段落在全篇中纯属并列式或横式者并不很多，那些条项式或条项贯通式者也是如此。有些文章，表面上看，它们由序码编排而成，似乎属于并列式，但是，如果仔细辨析，其第一项或第一条往往属于总提性质，实际上属于开头；其最后一项或一条往往具有总收性质，实际上属于结尾。如《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均属于条项式，但其第一条均属于总提性的开头；《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学习和时局》、《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关于工商业政策》、《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等也都属于条项式，但其第一条都是总提性的开头，最后一条则都是总收性的结尾。

层递式。文章和讲话中的词语、句式可运用层递式，各层次或段落之间的顺序，也可运用层递式。毛泽东有些文章和讲话的全篇，就是运用层递式安排其各个层次或段落的。比如，前面提到的《在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开头先简略讲述形势，然后根据形势提出任务，应该造就大批的先锋战士；中间分析和论述鲁迅的性格特点，说明鲁迅就是这样的先锋战士，最后号召人们学习鲁迅精神。其每一层次的内容都是前一层次内容的

自然引伸和发展，逐层深入。这就是全篇范围内的层递式。毛泽东用这种方式安排全文的层次或段落，在那些纯议论文中体现得比较多。比如《矛盾论》，全文共分七个部分：一，先从形而上学和辩证法这两种宇宙观谈起。二，谈矛盾的普遍性。三，谈矛盾的特殊性，这两部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是并列的，但对于宇宙观问题来说，他们要具体得多；并且，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并列也是相对的，矛盾的特殊性要比普遍性具体得多。四，谈矛盾的两个方面（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它们是矛盾特殊性中的具体问题。五，谈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问题，同一性和斗争性又是矛盾两个方面中的具体问题。六，谈矛盾的对抗性中的问题，这个问题又属于矛盾斗争性的具体问题。七，结论，这是在上述分析和论述的基础上推出来的中心观点，即矛盾的法则主要就是对立统一的法则，这个法则是自然和让会乃至思维的根本法则。这七部分内容，一步比一步具体，一步比一步深入，最后上升到最高的理论认识，其层递性清晰而自然。

总之，从全篇角度看，毛泽东安排各个层次或段落主要有总分总式（含分总式和总分式）、并列式和层递式三种方式。

③局部与局部关系的处理

毛泽东的文章和讲话，不但重视全局与局部之间的逻辑性，而且也十分重视局部与局部之间的逻辑性，很少带有明显的随意性。这种逻辑性，主要体现在此一层次或段落与彼一层次或段落的衔接、过渡和呼应等各个方面。关于层次或段落间的内容衔接。毛泽东在处理层次或段落间的衔接方式

时，情况很复杂。其中有分接、合接、顺接、转接等。如果层次或段落由总到分，分述部分对于总提来说属于分接，也称平接；如果由分到总，则属于合接；如果层次或段落按序码、不同的空间、事物的各个侧面（包括性质、特点、作用等，以及总分总式中“分”的各部分内容等）并列顺序排列，则属于横接；如果按时间或由因到果顺序排列，则属于顺接；如果按逆向时间或由果到因顺序排列，则属于反接；如果按层递、矛盾和反对关系排列，则属于转接。毛泽东对于这些衔接方式均有所运用。

然而，毛泽东运用这些衔接方式的技巧不在于多，而在于自然和灵活。他可以同一种方式连用，也可以几种方式互用，还可以在此一种方式中含用彼一种方式。这些具体情况，大多比较易于理解。这里仅就某些极为特殊的情况稍加说明。

一种情况是连续转接式。这种转接式，多用属于层递性的内容。例如，在《实践论》中，有一个较大的层递性层次，共有五个自然段。其后四个自然段中的每一个自然段对于它前面的自然段的内容都是递进的，因而都属于转接式。第一个自然段的内容是，只有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才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第二个自然段却说：认识过程到这里并没有完结。于是就讲，理性认识还应该回到实践中去，一是为了改造世界，一是为了接受检验，继续加以完善。说完这样的内容，我们读者以为，认识过程可以结束了，可是第三个自然段却又转而提个问题：“说到这里，认识运动就算完成了吗？”接着通过列举实例加以回答，既完成，又没有完成：那些被实践大体证实了的认识算是完成了，那些被实践证明不完善、具有某种程度的失误需要补充、完善和完全失误需要纠正的认识，就没有完成。对某一阶段某一事物的认识，只有经过反复实践证明，这一阶段的认识运动才告结束。可是，第四个自然段又说，“然而对于过程的推移而

言，人们的认识运动是没有完成的。”——你看，还是没有完成！毛泽东又把认识运动放置到整个“自然界”和“社会”范围中考察。他说，对事物的认识，某一阶段可以结束，但它仍是发展的，人们的认识“仍然需要跟着推移转变”，所以上述的认识运动仍然不算结束，人们的认识只有随着事物的变化而变化，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到这里，对认识全过程的阐述算是结束了。可是，还有更具体的认识问题需要说明，于是，第五个自然段又说： “然而思想落后于实际的事情是常有的⋯⋯”这是又一转，转而讲人们要想跟上事物的发展是不容易的，原因是“受了许多社会条件的限制”。总之，这四个自然段的内容，由于层层递进而一转再转，所以显得步步深入，使事理曲尽无遗。

另一种情况是横接式的具体安排。毛泽东在运用横接式时，虽然把某些层次或段落看作是并列性的内容，但在安排它们的时候，也很注意其先后顺序。例如《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形式上完全属于条项贯通式（即属于并列式）：一，（坚决抵抗的和妥协退让的）两种方针；二，两套办法；三，两个前途；四，结论。表面上看，这四项内容均由数码标列，属于并列式，可以不分先后。然而，前三项内容，首先确定方针，才能确定办法，确定办法之后，才能看到前途，可见三者具有层递关系。因此，当他阐述完方针问题之后，在阐述办法问题时说：“在坚决抗战的方针之下，必须有一整套的办法，才能达到目的。”然后转入具体的办法问题的阐述。这显然是转接式。阐述完办法问题后，在阐述前途问题时说：“前途怎样呢？这是大家所担心的。”这一设问，又是一振，因而也是转接。它们三者一环扣一环，其顺序不可调换。至于把“结论”放在最后，当然也是合理的。由此可知，各个层次或段落即使在形式上是并列式的，毛泽东也要对它们作精心的衔接处理。

关于层次或段落间的形式过渡。毛泽东的文章和讲话，各个层次或段落之间不但在内容上具有内在联系，而且在形式上也经常运用承上启下的各种关联词语、语句，甚至自然段，使之紧密勾连。这就是所谓的过渡问题。无论上述哪一种内容衔接的方式，只要其内容间隔的跨度较大，他都要尽量运用最合式的过渡技巧。

例如，在 1920 年 12 月 1 日《致蔡和森等》，全信内容是谈确定新民学会“计划”（即章程）的意见。其中第二条是阐述实现社会主义目的的方法

——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由。他共谈了四“层”理由。由于各“层” 理由的内容虽然属于横接式，但都有一定的间隔跨度，所以他都作了过渡。具体情况是：第一层和第二层之间的过渡是，“以上是第一层理由。第二层，⋯⋯”；第二层和第三层的过渡是，“以上从⋯⋯是第二层理由。再说第三层理由”；第三层和第四层的过渡是，“以上是第三层理由。再有一层，是⋯⋯”以上这些，都是过渡性词语，它们每把两个层次都紧密地联系了起来。

如果说，毛泽东所使用的这些过渡性词语为人们所常见，不足为奇，那么经常使用独立的过渡句或过渡段，则可以说是他的语言中的一个特色了。首先，在他的文章或讲话中，大层次由总到分时，一般都要使用独立的

过渡句或过渡段。例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反对自由主义》等文章中，其开头层次都是总提，或者提出要对中国各个阶级进行分析，或者提出要反对党内各种自由主义的问题，在下面具体分析各阶级的状况，或者

罗列自由主义的各种表现时，作者都使用了一个简洁的过渡句进行过渡。前者用的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后者是：“自由主义有各种表现。”这简洁而独立的过渡句兼过渡段的使用，既使上下两个层次的内容联系紧密（承上启下），又使上下两个层次内容的界限显得清晰。

有时，毛泽东在安排过渡时，常常习惯于运用独立的设问句，并使之成为一个独特的自然段，如同上面提到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总提与分述之间那样的设问句一样；有时，过渡中还对设问简要作答，即前一个过渡句属于设问，后一个过渡句属于简答，并分别使它们各自戍为一个自然段。例如《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第一节是“目前政治形势的特点”，这属于总提，下文在将要转入对这个“特点”进行分述之前，作者就连用了两个这样的过渡句：

目前的形势是怎样的呢？

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

前一个过渡句属于设问，后一个过渡句属”于简答。这两个过渡句（也是两个自然段）的一问一答，构成了一个完美的过渡层次，达到了极理想的承上启下的作用。

其次，在两个内容较复杂的较大的层次转换时，毛泽东也经常使用过渡句或过渡段。例如《矛盾论》中“矛盾的普遍性”一节，有两个内容较为复杂的大层次，前面一个层次讲，各种运动的形式中均存在着矛盾，篇幅较长；后面一个层次讲，在事物运动的开始乃至整个过程中也都存在着矛盾，内容也比较复杂，文字量也比较大。于是作者在二者之间用了一个较长的过渡段：

由此看来，不论是简单的运动形式，或复杂的运动形式，不论是客观现象，或思想现象，矛盾是普遍地存在着，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这一点已经弄清楚了。但是每一过程的开始阶段，是否也有矛盾存在呢？是否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具有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呢？

这个过渡段中，在句号以前的文字，用以“结其上”（当然也是承其上），即是对前一个层次复杂内容的小结；在句号以后的文字，则是用以“开其下”，即是对后一个层次进行分述的总提。无疑，这个过渡段，无论对于及时清理作者自己的思路，还是清理读者的思路，抑或是使两个内容复杂、篇幅较长的层次紧密勾连成为一体，效果都是十分理想的。

在一些条项式结构的文章或讲话中，那些序码和小标题，原本也属于过渡的好形式，但是，为了更好地使各大层次间的内容显得更加清晰，更具有内在的逻辑性，毛泽东仍然往往在其间安排一些必要的过渡语句。例如，《论持久战》是一篇典型的条项式论文，其“能动性在战争中”一节的开头，是全文的第 59 条，这一条原文的开头部分是这样的：

（五九）以上说的，都是说明为什么是持久战和为什么最后胜利是中国的，大体上都是说的“是什么”和“不是什么”。以下，将转到研究“怎样做”和“不怎样做”的问题上。怎样进行持久战和怎样争取最后胜利？这就是以下要答复的问题。为了这个，我们将依次说明下列的问题：能动性在战

争中，战争和政治⋯⋯

这一条文字，都是过渡，并且过渡得很巧妙。它分两部分：“不是什么”以前是一部分，其后是一部分。前半部分也是对以上一个大层次的归纳、概括，属于“结其上”。实际上，在第 59 条以前，作者共阐述了“问题的依据”、

“驳亡国论”等九项 50 条（从第 9 条至 58 条）具体内容，这些内容“大体上”均属于“是什么”（包括为什么“是”）、“不是什么”（包括为什么“不是”），它阐述的是全文中主要内容的前半部分，属于一个相当大的层次。过渡段的后一部分是“开其下”，这“下”的内容，也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层次，其内容在过渡段中交代得清清楚楚，共包括 18 项（在下文具体的阐述中，作者把某些相近的内容作了合并，故形式上成了 11 项），实际上这

是对全文主要内容后半部分（除了“结论”一项以外）这 18 项内容所作的总提。就是说，过渡段是对全文上半部分所作的小结和对下半部分所作的总提，并且把它作为一条放在下半部分内容开头的位置上。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做？首要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全文是由纯粹条项式安排的结构，条项又很多，每一个大层次中的条项也较多，如果不在较大的两个层次之间及时作一下小结和总提，而只使用序码作为标志，就会造成仅从形式上罗列现象的偏向，显得零散；而有了这样的小结和总提，则在整体上会显得系统化，也便于读者理解和把握。显然，作者这样做，已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关于相关内容或层次间的照应。所谓照应，是指文章和讲话中前后相距较远的层次与层次，或同一较大层次中，后文对前文回首相顾的一种章法。上面我们评述的关于层次或段落间顺序的衔接和过渡的情况，都属于相邻衔接的方式和技巧，属于近接，照应也属于衔接技巧问题，但属于远接。毛泽东在安排文章和讲话的章法时，不但重视近接，而且也很讲究远接。

毛泽东在章法逻辑上运用的照应，除了内容与标题照应（包括结尾与标题照应）以外，主要有两种具体情况：一种是全篇中首尾两大层次的照应，一种是同一内容复杂的较大层次结束与开始的照应。

篇首与篇尾的照应。这种照应也称首尾照应法、首尾圆合法。毛泽东有不少运用这种照应技巧的文章和讲话，其中最多的是：开头一个层次提出具体问题，结尾时根据中间层次的具体分析或论证回答开头提出的问题。诸如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等许多文章的开头和结尾，就都属于这种情况。另外，还有些篇幅较长的文章和讲话，他常把结尾这个层次称为“结论”，如果该文章或讲话在开头提出了问题，那么“结论”这个层次一般都是对那个问题的回答。例如《矛盾论》、

《论持久战》等文章就都是这样。

首尾照应法的好处是使全篇文章首尾相衔，产生一种圆合美，从而使全篇成为一个完美的整体，故常为文学家所崇尚。由于这种照应法为大家所熟悉，所以评述从略。

较大层次结束与开始的照应。这种照应，一般被应用在内容较为复杂、篇幅较长，同时又属于总分总式的较大的层次中。例如，在《反对自由主义》中，关于自由主义 11 种表现形式的那个层次，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具体阐述“三个法宝”的那个层次，《反对党八股》中关于对“党八股”流毒及对其逐条批判的那个层次，等等，就都属于这样的层次，其开头皆属于总提，中间是分述，末尾是总收，同时也是对开头的照应。现在以《〈共产

党人〉发刊词》中关于“三个法宝”的阐述为例来说明这种照应。这个层次开头说：

在这里，让我们对于这三个法宝，三个问题，分别地大略地说一下吧。

这句话属于总提。文章接下去便一个一个地去“说”，这属于分述。“说” 完之后，在这个层次结束时说。

这就是我们党在十八个年头中的主要的经历和主要的问题。

这句话属于总收，但同时又是对开头总提的照应。所以这样，是因为这个层次的内容太复杂，篇幅也太长了。“三个法宝”，就是三大部分内容，且各占一个很长的自然段，共计约用 4500 余字，如果不用总提，特别是如果不用总收来照应总提，就会使这部分内容（甚至其前后各层次的内容）眉目不清，今读者如坠五里雾中。因此，毛泽东这样做，十分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