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喻法的灵活运用

灵活多变地运用上述各种比喻法，也可以说是毛泽东运用比喻法的一个具体特点。这个特点体现在许多方面。其中有一本多喻，多本一喻；有时多种比喻合用，有时结合其他各种技巧运用；有时两面同时设喻，有时总分设喻；有时将喻体引申，有时将喻体与本体融为一体，等等。

①一本多喻

毛泽东运用比喻法，有时本体只有一个，喻体却有两个或两个以上，这种情况，就是一本多喻。例如，他把“马克思主义方法”这个本体同时比喻为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两个喻体（《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把“国民党特务机关”这个本体同时比喻为“谣言之大本营”和“奸邪之制造所”（《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它们都是一本两喻法。

在毛泽东的语言中一本三喻的情况也不少。例如：

⋯⋯很多人的调查方法是错误的。调查的结果就像挂了一篇狗肉账，像乡下人上街听了许多新奇故事，又像站在高山顶上观察人民城郭。（《反对本本主义》）

本体只有一个，即“调查的结果”，喻体却有三个：“狗肉账”、“新奇故

事”、“山顶看城郭”。其他诸如把“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这一个本体比喻为“航船”、“朝日”和“婴儿”（《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把“敌人不打不倒”这一个本体比喻为“扫帚不到灰尘不跑”、“钟不敲不响”和“桌子不搬不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把长征的意义这一个本体比喻为“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等等，都是一本三喻。

②多本一喻

这是用同一种喻体来比喻两个以上的本体的情况。这又分为两种具体情况：一，在同一处比喻中用同一个喻体来比喻多个本体；二，在不同的文章和讲话中用同一个喻体去比喻多个本体。

先说第一种具体情况。1958 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九年来，美国侵占了我国的台湾，黎巴嫩；它先后在世界许多国家建立了“几百个军事基地”。因此——

中国领土台湾、黎巴嫩以及所有美国在外国的军事基地，都是套在美帝国主义脖子上的绞索。

这里，“台湾、黎巴嫩以及所有美国在外国的军事基地”，都是本体，有“几百个”，而喻体只有一个——“绞索”。

又如，毛泽东在 1956 年 11 月 15 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苏联“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这里的“列宁”和“斯大林”是两个本体，而“两把刀子”都是刀，属于一个喻体，所以这可视为两体一喻。

再说多体一喻的第二种情况，即在不同的文章和讲话中用同一个喻体去比喻不同的多个本体的情况。这种情况，也很普遍。例如，毛泽东在《组织起来》中把官僚主义和军阀主义都比喻为“灰尘”，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把“敌人”也比喻为“灰尘”，在《论联合政府》中，又把缺点和错误比喻为“灰尘”。可见毛泽东很习惯于拿“灰尘”作为喻体进行比喻。笔者还发现，毛泽东也很喜欢拿孙悟空这个神话人物作为喻体，在不同的文章和讲话中，至少对八个不同的本体作过比喻，我们不妨选几例列在下面：

例一，毛泽东和朱德在井冈山会师时，毛泽东鼓励人们说，要用“上天入地、变化多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那样的本领，“去推翻反动统治和整个旧社会”（据杨德志《我见到的毛泽东同志》）；

例二，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中，精兵简政以后的革命队伍要像孙行者巧妙战败铁扇公主那样战败敌人；

例三，在《论持久战》中用“几个新式孙悟空”比喻德、意、日三个“法西斯侵略主义者”；

例四，《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用“兴妖作怪的孙行者”比喻一切国民党反动派。

这四则例子中的喻体，虽然有些变化，但都是以孙悟空为主，基本上属于向一个喻体：至于本体却不相同。当然，那四个喻体，有的作为正面的形

象出现（前两例），有的作为反面形象出现（后两例）。由此可见，毛泽东运用比喻法是何等灵活。

③多种比喻法合用

由于毛泽东所运用的比喻法很多，故其各种比喻法结合运用的情况就很复杂，其中有：

明喻和隐喻合用；

明喻和讽喻（引喻）合用；借喻和引喻合用；

隐喻和引喻合用；

引喻、明喻和隐喻合用；

偏正词组、同位词组比喻和隐喻合用；

下面，让我们分别看一看其中某些具体情况。

人民的游击战争，从整个革命战争的观点看来，和主力红军是互为左右手，只有主力红军而无人民的游击战争，就像一个独臂将军。（《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左右手”是隐喻，“独臂将军”是明喻，所以这是隐喻和明喻合用。

⋯⋯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新民主主义论》）

“如同⋯⋯一样”，这是明喻，但是整个喻体是一个消化过程，说的是一个完整的事理，并用这个事理去说明“全盘西化”的主张是错误的这个事理，这又是讽喻。所以这段话，是明喻和讽喻（引喻）的合用。

学会“弹钢琴”。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是，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开头一句“弹钢琴”是借喻；其后用如何弹好钢琴、产生好的音乐的事理来说明如何开展好中心工作和其他方面工作的事理，又是讽喻。所以这段话是借喻和讽喻（引喻）的合用。

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同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试问这种立场也是正确的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医生只顾开药方，不管病人死活是隐喻（因为本体和喻体之间有喻词“等于”），而它又是“立场不正确”这个道理的根据，即从医生不负责任看病

的事理引出立场不正确的问题，这又是讽喻。所以这段话可视为隐喻和讽喻的合用。

一九四九年的七月一日这一个日子表示，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二十八年了。像一个人一样，有他的幼年、青年、壮年和老年。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小孩子，也不是十几岁的青年小伙子，而是一个大人了。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这样。（《论人民民主专政》）

“像一个人一样⋯⋯”这是明喻；“小孩子”、“青年小伙子”是连续反喻； “大人”是隐喻；“人到老年就要死亡”是讽喻。短短的一段文字，竟合用了四种比喻：明喻、反喻、隐喻和讽喻。

中央领导机关是一个制造思想产品的工厂，如果不了解下情，没有原料，也没有半成品，怎么能够制造出产品？有的东西，地方上已经制成成品，中央领导机关就可以在全国加以推广。比如老“三反”和新“三反”，都是地方上先搞的。中央各部乱发指示。本来中央各部发出的东西，应当是上品，现在是次品，并且有大量产品根本没有使用价值，大批报废。大区和省市的领导机关，是制造思想产品的地方工厂，也要出上品。（《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

这段话是 1953 年夏季毛泽东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讲的，基本上都属于比喻性的语言。其中“一个制造思想产品的工厂”、“上品”、“次品”、“地方工厂”均是隐喻，其余皆属于借喻（“出上品”中的“上品”也是借喻）。由于隐喻和借喻交错互用，使得这段话中的抽象事理，显得异常形象生动。

1961 年毛泽东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后，有人告诉毛泽东，蒙想了解谁是毛泽东的继承人；毛泽东对汇报人说，八大党章中写着，必要时党中央设名誉主席一人，这就是告诉人们，“必要时”毛泽东就是名誉主席，之后由第一副主席的刘少奇继任毛泽东的职务。接着，毛泽东说了下面一段话：

谁是我的继承人？何需战略观察！这里头没有铁幕，没有竹幕，只隔一层纸，不是马粪纸，不是玻璃纸，是乡下糊窗子的那种薄薄的纸，一捅就破。

（引郭思敏编《我眼中的毛泽东》）

这段话中的“铁幕”、“竹幕”是连续的两个同位词组比喻，同时又都属于连续反喻；“一层纸”是借喻，“马粪纸”和“玻璃纸”是连续性反喻，“薄薄的纸”（糊窗纸）是隐喻。这段话中也同时运用了同位词组比喻、借喻、反喻和隐喻四种比喻。

④两面设喻

要说明的事物或问题，如果分为两个侧面，毛泽东运用比喻法时，常常同时从两方面进行比喻。请看下面的例子。

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可是，军事冒险主义者则坚决反对此种步骤，他们的主张是所谓“御敌于国门

之外”。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

《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 “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这节文字是一则本体在前喻体在后的讽喻。它共有三个自然段。第一个自然段是本体，说的是处于劣势但指导正确的指挥员和军事冒险主义者，对于强敌进攻采用不同的战略必然产生不同的结果。它分为两个侧面：正确的指挥员采用退却的战略（“有计划的战略步骤”）必然胜利；军事冒险主义者采用“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略必然失败。第二个自然段和第三个自然段是两个喻体。两个喻体说的是一个事理：“两个拳师放对”，先作退让的聪明者胜，“其势汹汹”抢先进攻者败。只不过前一个喻体属于较为抽象的事理说明，后一个喻体属于较为具体的故事印证（《水浒传》中的“拳师放对”）。其中每一个喻体也都分为两个侧面：前者作者用聪明退让而取胜的拳师比喻正确的指挥员，用“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而被打倒的“蠢人”比喻军事冒险主义者；后者用先是退让但看出对方“破绽”而取胜的林冲比喻正确的指挥员，用先是“连唤几个‘来’‘来’‘来’”而被“一脚踢翻”了的洪教头比喻军事冒险主义者。这两个喻体都属于两面设喻。两面设喻也属于比喻法与对比法合用。又如，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的干部对研究经济建设的经验程度不同，毛泽东用医生业务不同的熟练程度比喻这种现象的两个方面，他把对经济建设经验研究得程度深的，比喻为能够“开刀”、“打针能够打静脉”的那种大夫；而把研究得程度浅的，则比喻为“不能开刀”、打针“只能打皮下”的那种大夫（《在中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这种比喻，也属于两面设喻。

⑤总分设喻

总分设喻是根据某一本体先作一总的比喻作为总的喻体，然后再根据这个总的喻体并列分设两个以上方面具体的较小的喻体进行比喻。比如，毛泽东先把整个革命比喻为一个“链条”，把 1942 年和 1943 年先后开始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比喻为“两个环子”（《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其中喻体“链条”和“两个环子”具有总分关系，所以，这个比喻属于总分设喻。

再看下面更典型的一段话：

游击战争的领导者对于使用游击队，好像渔人打网一样，要散得开，又要收得拢。当渔人把网散开时，要看清水的深浅、流的速度和那里有无障碍，游击队分散使用时，也须注意不要因情况不明、行动错误而受损失。渔人为了收得拢，就要握住网的绳头，使用部队也要保持通讯联络，并保持相当主力在自己手中。打鱼要时常变换地点，游击队也要时常变换位置。（《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这段语，都是比喻性的语言。其中总的喻体是“渔人打网”，其下有并列着三个分的喻体：“把网散开时”、收拢时、“变换地点”时，这三个分喻体

都与“渔人打网”具有总分关系。

以上总分设喻，还算是较为简单的情况，有时情况就比较复杂：

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市场交易，买者如果不丧失金钱，就不能取得货物；卖者如果不丧失货物，也不能取得金钱。革命运动所造成的丧失是破坏，而其取得是进步的建设。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绝睡觉，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这是蚀本生意。（《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这是毛泽东批评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左”倾机会主义的一段议论，它闪耀着辩证法的光辉；除去这点不说，仅仅就它的设喻技巧和方法就值得研究和借鉴。其本体基本上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喻体是“赚钱生意”。实际上这是一个总的喻体（隐喻），其下分设有两个小的喻体：“市场交易” 与“睡眠和休息”。从总的看，这是总分设喻。但是，关于“市场交易”这个分喻体之下，又没有“买者”和“卖者”两个更小的喻体，这是总分中的总分。可见这种情况的比喻是很复杂的。

毛泽东所作的总分设喻，往往极有趣。他在论述“我们要根据具体的条件办事，是自然地而不是勉强地达到我们的目的”这一问题时，把这个问题比喻为“生小孩子”，这是一个总的喻体。然后分为三种情况：九个月生孩子——正常；不足九个月硬要生——“左”倾；九个月不生——右倾（《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214 页）。这个总分设喻非常风趣。然而，还有更有趣的：

当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过去这种狗打架的事情多得很，我们不去说它。⋯⋯胡汉民所依托的两广派军阀，也在所谓“收复失地”和“抗日剿匪并重”（蒋介石的是“先剿匪，后抗日”）的欺骗口号之下，同蒋介石对立。你们看，不是有点奇怪吗？并不奇怪，这不过是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一点特别有趣的争斗，一个不大不小的缺口，一种又痒又痛的矛盾。（《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在上面的这段文字中，毛泽东写了两种“走狗”作为喻体：一种“走狗”是英美利益的代理人，从这种“走狗”引出狗的“主人”及其“叱声”；另一种“走狗”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毛泽东把“走狗”作为总的喻体，把两种具体的“走狗”作为分喻体，并且把它们的矛盾喻为“狗打架”，又从“狗打架”中引出了“大”、“小”、“饱”、“饿”四种“狗”，这又是总分中的总分。这种情况的比喻，真是趣味横生，令人拍案叫绝。

⑥喻体引申

毛泽东运用比喻法灵活多变，还体现在经常善于对喻体进行巧妙的引申和发挥上面，从而增加其比喻的具体性和生动性。例如：

指挥员在战争的大海中游泳，他们不使自己沉没，而要使自己决定地有

步骤地达到彼岸。指导战争的规律，就是战争的游泳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这段话中的喻体是“大海中游泳”，作者从“游泳”引申出“不沉没”和“到达彼岸”，又从“不沉没”和“到达彼岸”引申出“游泳术”。由于这一连串的引申比喻，使得这段话形象生动，如果作者仅仅停留在“大海中游泳” 这一点比喻上，其效果显然要减少许多。

毛泽东对喻体的引申发挥，一般都是随机性的。他有时从喻体的纵向进行引申，有时作横向引申，有时作双向引申，有时还从抽象的喻体中再引申出具体的喻体来，情况也比较复杂。例如，毛泽东在延安抗大作讲演，内容是讲怎样争取国共合作，一致抗日。他说，对付蒋介石，就要像陕北农民赶毛驴上山，前面要人拉，后面要人推，还要用鞭子抽两下，不然，他就要耍赖、捣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我们用的就是这种方法，迫使他接受了一致抗日的主张（据杨德志《我见到的毛泽东同志》）。从总体上看，这段话是讽喻，喻体是“陕北农民赶毛驴上山”，但毛泽东把这个喻体越引申越具体，对“驴”不光要“拉”、“推”，还要“鞭打”，几乎就是一个小故事。这可以视为对喻体的纵向引申。

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中国人民是已经长成为磐石了，但你们（指亲美分子——引者）却硬说还是皮球，你们一定要踢开就请踢踢看吧。可是，留心你们自己的高贵的足趾。（《谨防扒手》）

这段话比喻中的基本喻体是“磐石”，作者又从它引申出“皮球”，这是横向引申；之后，又从“皮球”引申出“踢球”和“小心足趾”，这又是纵向引申。可见这段话对喻体的引申是先横后纵。

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谈批评要具有尖锐性时说：

⋯⋯把问题尖锐地摆在桌面上，倒是好相处了。不要把棱角磨掉。牛为什么要长两只角呢？牛之所以长两只角，是因为要斗争，一为防御，二为进攻。我常跟同志讲，你头上长“角”没有？你们各位同志可以摸一摸。我看有些同志是长了“角”的，有些同志长了“角”但不那样尖锐，还有些同志根本没有长“角”。我看，还是长两只“角”好，因为这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有一条，叫做批评和自我批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这段话开头的“棱角”是喻体（借喻），它本是一个较概括性的喻体，后面毛泽东把它具体化为牛角，再具体到“牛角”的用处（“一为防御，二为斗争”），最后又联系到每个人头上有没有长角，这种引申，使喻体越来越具体，越来越好笑。

还有比这更具体的：

我们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是从战略上来说的。从整体上来说，要轻视它。从每一局部来说，要重视它。它有爪有牙。要解决它，就要一个一个

地来。比如它有十个牙齿，第一次敲掉一个，它还有九个，再敲掉一个，它还有八个。牙齿敲完了，它还有爪子。一步一步地认真做，最后总能成功。

（《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

不难看出，毛泽东把这段话中的喻体（“真老虎”）具体到不能再具体了，因而显得这段话更加形象生动。

还有进行比喻的许多时候，他往往将本体与喻体融为一体，使二者密不可分。请看下面一段话：

俗话说：“夹紧尾巴做人。”人本来是没有尾巴的，为什么要夹紧尾巴呢？好比那个狗，有翘尾巴的时候，有夹尾巴的时候。大概是打了几棍子的时候它就夹紧尾巴，大概是有了几批成绩的时候它的尾巴就翘起来了。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同志，首先是老同志，不要翘尾巴，而要夹紧尾巴，戒骄戒躁，永远保持谦虚进取的精神。（《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这段话中，本体是什么？喻体又是什么？这就不像一般的比喻那样容易分辨；当然，如果仔细分辨，还是可以分辨清楚的。尤其是“大概是有了几批成绩的时候它的尾巴就翘起来了”、要同志们“不要翘尾巴，而要夹紧尾巴” 两句，最不易分辨其中何者为本体，何者为喻体。到底说的是人，还是狗？说“有了几批成绩”，似乎说的是人，那后面为什么要说是“它”？既然是“不要翘尾巴，而要夹紧尾巴”，那指的可能是狗，因为只有狗才有尾巴；然而前面明明说的是“我们所有的同志，首先是老同志”，这不又是指的人吗？尽管如此，我们并不会对这段话产生误解，反而感到其语言情趣盎然。毛泽东运用的比喻性语言中，像这种情况并不少，如前面提到的关于人体消化过程的比喻，讲的是如何吸收和借鉴外国文化问题，其本体和喻体也是交融在一起的，难以明确地加以区分，但仍然令人感到格外生动。这是运用比喻法达到了十分成熟、出神入化的程度，一般人很难做到。

⑦比喻法与其他技巧合用

除了各种比喻法合用以外，毛泽东还经常把比喻法与其他各种技巧结合起来运用，从而使他的语言更加生动。这种情况也很复杂，这里我们仅介绍一下比喻法与摹状法、对比法、层递式等结合运用的具体情况。

比喻法与摹状法合用。毛泽东不是善于写狗吗？下面的例子又是他写“疯狗”打架：

他们（指世界各国资产阶级——引者）像疯狗一样，已经疯了，被资本主义制度把他们弄得完全疯了，他们就不得不向他们的敌人，向全世界的墙壁，乱撞乱碰，这就是今天世界各国资产阶级的实际生活。一群疯狗打架—

—这就是今天的帝国主义战争。（《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讲演提纲》）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毛泽东讲的关于这次战争性质问题的一段话。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了摆脱经济危机，重新瓜分世界，毛泽东说他们像“疯狗” 一样，这是明喻；说他们“碰壁”、互相争夺是“疯狗打架”，都属于借喻；而说这些“疯狗”“完全疯了”、“乱撞乱碰”，说打架的疯狗是“一群”，这些都是摹状。由于毛泽东在比喻的基础上又运用了形象摹状，将这两种技

巧结合起来运用，所以使这段话显得格外动人。

摹状法和比喻法是使语言形象化的两大主要技法。毛泽东不但善于单独地运用它们，而且善于把它们结合起来运用，并且运用得十分纯熟。即使是看来很小的事理，他也尽可能这样做。比如，他说，批评错误现象，主要靠恰当的说理，但是，怎样才能恰当地说理呢？他这样告诉人们：

如果说理说得好，说得恰当，那是会有效力的。说理的首先一个方法，就是重重地给患病者一个刺激，向他们大喝一声，说：“你有病呀！”使患者为之一惊，出一身汗，然后好好地叫他们治疗。（《反对党八股》）

给具有某种错误或毛病的人以刺激，让他们先认识到自己有错误或毛病的危害性，这是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或毛病的前提。毛泽东用医生给病人看病前的“大喝”，甚至用“喝”使之“惊”，“惊”而使之出“汗”的事理来说明这个前提。这是一个比喻，但比喻中有摹状，摹状中又有比喻，使两种技法合而为一，把道理说得形象、生动而又深刻。

比喻法与对比法合用。关于这种情况，我们在前面已有所涉及，为了更明确这个问题，下面再举一例。毛泽东在批判“左”倾机会主义第五次反“围剿”中与国民党“拼消耗”的主张时说：

“拼消耗”的主张，对于中国红军来说是不适时宜的。“比宝”不是龙王向龙王比，而是乞丐向龙王比，未免滑稽。（《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毛泽东把敌我“拼消耗”的行为比作“比宝”，把力量雄厚的敌人一方比作“龙王”，把力量弱小的革命力量一方比作“乞丐”，这都是借喻；而“龙王与龙王比”、“龙王与乞丐比”这两个比喻，则是明显的对比。这是比喻法与对比式合用的极典型的例子。由于对比式易使事理鲜明，而比喻法易使事物形象突出，故二者结合运用自然会产生更为生动的效果。这种情况，在毛泽东运用的比喻中随处可见。

比喻法与层递式合用。请看下面的例子：

（学问的研究）有获有不获，则积不积之故也。今夫百丈之台，其始则一石耳，由是而二石焉，由是而三石、四石以至于万石焉。学问亦然，今日记一事，明日悟一理，积久而成学。（引张贻玖《毛泽东读史》）

这段文字中，关于“积石”部分的内容是喻体，其前其后皆为本体，可见这段文字中的比喻属于讽喻法。但关于“积石”内容的具体叙述，由“一石” 而“二石”，由“二石”而“三石四石”乃至“万石”，数量渐次加多，属于阶升，因此，这段话在比喻中与层递式结合。在毛泽东的语言中，这种情况也不少见。又如，他提倡知识分子同工农结合，要熟悉工人农民，经常到工厂农村去，不过，到工厂农村去可以有三种情况，一是仅仅“看一看，转一转”，他把这种情况喻为“走马看花”；二是去“住几个月，在那里作调查，交朋友”，他把这种情况喻为“下马看花”；三是“长期住下去，比如两年、三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就在那里生活”，他把这种情况喻为“安家落户”（《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我们不难看出，

“走马看花”、“下马看花”和”安家落户”，既是三个比喻，但它们又是按照一步比一步深入的程度性阶升顺序排列的。这也是明显的比喻法与层递式的合用。

总之，从上面我们对毛泽东运用的比喻法的各种情况的评述中看，虽未尽述，但也可以看出，他运用比喻法，数量多、用法活是其明显的两大特点。这是一般人很难与之比肩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特点，即是他运用比喻法样式新。样式新，往往带来内容新。这个情况，我们从上面提到的许多例子中都可以看到。这里，为了更进一步明确这个问题，同时也为了欣赏，再看几则较为典型的例子：

大观园里贾宝玉的命根是系在颈上的一块石头，国民党的命根是它的军队⋯⋯（《评战犯求和》）

这是一个讽喻，内容是说国民党的军队像是贾宝玉颈下的那块石头，关系重大，但是毛泽东并没有这样直接说，而是先说贾宝玉的命根是一块“石头”，然后才说，国民党也有命根，这个命根就是它的军队，让人体会到，这个军队，就是“石头”。

再看下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的例子：

每年国家预算要三榜定案。就是说，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还有一些有关同志，开三次会，讨论定案。⋯⋯他们（指经手预算的同志——引者）好比是戏台上的演员，会唱，我们好比是观众，不会唱。但是，如果我们看戏看久了，哪个长，哪个短，就可以做出比较正确的判断。戏唱得好坏，还是归观众评定的。要改正演员的错误，还是靠看戏的人。观众的高明处就在这个地方。一个戏，人们经常喜欢看，就可以继续演下去。有些戏，人们不大高兴看，就必须改变。⋯⋯专家有专家的长处，非专家有非专家的长处。非专家可以鉴别正确和错误。

你看，毛泽东把对每年国家预算的讨论比作“演戏”，把制定预算的专家比作“演员”，把自己和中央委员这些非专家们比作“观众”，用一般观众评定、判断、鉴别戏演得好坏，决定某些戏是演下去还是改换的常识来比喻国家预算的好坏或是否可以付诸实施的道理，这种形式的比喻，是何等奇特，一般人是不可能发此奇想的。

再举一则例子。1958 年 3 月，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与美国黑人领袖杜波依斯的谈话中，当谈到很小的古巴却不怕离它很近的强大的美国时，毛泽东说了下面一段话：

许多病是由细菌引起的。细菌很小，以至于看不见它们。而人则很大，约有 150 磅。但人的块头一点也吓不倒细菌。它们恰恰进入人体并繁殖起来。

（引郭思敏编《我眼中的毛泽东》）

这么奇巧的比喻，真是“远想出宏域，高步超常伦”！他能把细菌和人的关系与古巴和美国的关系建立起联系，形成绝妙的比喻，贴切而又蕴含着深刻

的哲理，可以称为比喻中的一绝。这类新颖的比喻很多，诸如把革命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把党政机关迁往北京比喻为“赶考”，把革命者不要因为骄傲而使革命失败比喻成“不当李自成”（权延赤编《领袖泪》），把他自己集中一段时间看了各地许多报告材料比喻为“周游列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206 页），等等，都是十分新奇而又巧妙的比喻。总之，各种比喻法的运用，使毛泽东的语言非常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