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语的精确性技巧

毛泽东的用语精当贴切，主要因为他一能精当地选用词语，二能对有关词语作严格的限制。

①精当地选用词语

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当作者讲思想的反作用时这样说，“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而在讲认识世界的目的时，作者又这样说，“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前者用的是“先进阶级”，而后者用的却是“无产阶级”，既没有都用“先进阶级”，也没有都用“无产阶级”。这里涉及到准确地选用词语的问题。平时，人们对“先进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词语往往不加区别，实际上，这两个词语并不总是同一概念。在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之后，先进阶级就是无产阶级，在这特定的历史阶段，“先进阶级”和“无产阶级”是同一概念；而在此之前，从奴隶社会转变到封建社会前后，其先进阶级是地主阶级；从封建社会转变到资本主义社会前后，其先进阶级是资产阶级；从资本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其先进阶级就是无产阶级了。毛泽东讲思想的反作用，是属于社会总体范围的事，他就用了“先进阶级”一语：而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讲改造社会和世界，自然就用了“无产阶级”一语。

毛泽东很善于选用最恰当的词语来准确地反映思想内容的实质。让我们看下面一则实例：

到了今天，赫尔利不知在忙些什么，总之是似乎暂时地藏起来了，却累得蒋介石在参政会上说些不三不四的话。（《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

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之时，美国大使赫尔利推行扶蒋反共政策，与蒋介石一唱一和，但又不能不顾及中国人民的反对。这段话中许多词语用得都很好，其中“暂时”和“藏”两个词用得更好。“藏”是回避或躲避的意思，但不宜用“回避”或“躲避”来替换，因为无论是“回避”还是”躲避”，都还容易找得到，而一“藏”，找起来就不那么容易；而且这个“藏”字，又可以让我们体会到，赫尔利与蒋介石的“合作”就像小孩子捉迷藏一样，很不正经。用“暂时”这个词，说明赫尔利“藏”的时间不会太长，他认为必要之时，还会露面的，也告诉人们，他的扶蒋反共政策不会改变。一个“藏”，一个“暂时”，既刻画出了赫尔利的胆怯心理，又对赫蒋合作作了辛辣的讽刺。“不三不四”是说蒋介石讲的话前后矛盾，不伦不类，很通俗生动。那个“累”字用得尤其好。蒋介石真的累了？显然不是，或一半不是，或者大半不是；是摹状？是夸张？抑或是讽刺？恐怕都有一点。一个“不三不四”，一个“累”把蒋介石那副捉襟见肘的狼狈相刻画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

毛泽东运用词语时，十分注意掌握分寸，一般都能做到定量准确和定性

准确。他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说，“单纯军事观点在红军一部分同志中非常发展”，这是说其数量不算多，仅仅是“一部分”，但性质严重，是“非常”；“极端民主化”的现象呢？是“减少了许多”，但“这种减少只是一时的和表面的现象”，从“根苗上还没有肃清”，并且还“深种在许多同志的思想中”——现象的数量是不多了，性质上还是严重的，因为造成现象的根本未除，同时根本未除的数量也是比较多的；他说在党内存在个人攻击式的批评现象，只是“有些”，数量不多，并不普遍；说批评者不顾党内党外界限的现象，则是在“许多党员”和“一般党员”中都存在，说明数量颇大，范围较宽；说红军中“绝对平均主义”现象是“有一个时期发展得很厉害”、“很严重”，说明性质虽然相当严重，却并不是长期存在，至少当时存在已不太严重了；说“主观主义”现象在某些党员中浓厚的存在，可见数量不很多，只是少数党员，但性质严重，是“浓厚”；说“小团体主义”现象经过批评，仅仅是“残余”了，可见数量不多，性质也不严重；说“享乐主义”现象“在红军中也有不少的人”，说明数量不少也不多；说“离队思想”的人是“与日俱增”，说明数量在逐渐加多，情况严重；说“盲动主义”现象也是“残余”，程度并不严重。从以上这些实例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尽量使他的语言与客观实际相符，因而显得准确无误。

②词语的严格限制

这里说的“词语的严格限制”，既包括对某些词语的严格限制，也包括用某些词语对某些内容的严格限制。毛泽东为避免产生绝对化的偏向而使判断准确，经常对某些关键性词语或内容加以严格限制。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原理，世界上绝对的东西是不多的，一般情况下，事物都是相对地存在着，即使是事物的规律性也是如此。因此，毛泽东虽然有时也用一些绝对性的语言，例如当他列举了党内自由主义的 11 种现象之后便说：“所有这些，都是自由主义的表现。”（《反对自由主义》）其中的“所有”和“都是”，便属于绝对化的语言。但这种情况，是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出现的，在多数情况下，毛泽东无论对于特殊事物还是对于规律性事物，总要有所限制。

毛泽东对某些词语或内容的限制，通常有概述法、排除法、模糊法、修饰法、前提法、归属法等等。

概述法。所谓概述法，就是用“一般的说来⋯⋯”一类语式，从总体上进行判断，抛开个别情况于不顾，但实际上又已经在不知不觉之中顾及到了个别情况，因此，这种判断并不显得顾此失彼。例如，毛泽东在讲人们认识的第二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用成功与否来验证精神或思想是否正确时说：

一般的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这句话中的“一般的说来”，就是对下文讲的规律性判断作的限制，因为这个规律只是大体正确，是相对的，如果不加以限制，就会出现漏洞（在上述那段话的后面，作者就叙述了这个规律的例外情况：“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所以，这样的限制是十分必要的。

排除法。毛泽东常常用“除了⋯⋯之外”这样的语式，对一般规律性的事物或问题进行限制。在《实践论》中，他说过这样一段话：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

马克思等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的条件很多，其中包括他们的实践经验、具有

天才等。毛泽东认为，其“主要的”条件是参加实践，不过天才等条件也不是不重要；因此，他在强调其“主要的”条件时，不能不提及其他条件，于是就在强调“主要的”条件时，采用“除了⋯⋯之外”的方法，把其他条件既排除出去，但也同时顾及到了天才等条件，这样就显得很全面。这种排除法，实际上就是把某些特殊情况首先排除出去，然后再叙述一般的或主要的规律，因此就显得客观全面，而不绝对化。

模糊法。模糊法就是模糊修辞法，它是用某些时间、数量、程度等概念不甚确定的词语作一般规律性判断的一种手法。毛泽东对这种手法的运用，大体上有两种具体情况：一，用来表示实质性判断；二，用来表示推测性判断。

所谓实质性判断，就是用表示数量多的模糊性词语，对事物或问题进行判断，在判断中，暂时抛开非本质方面的内容，来阐述一般规律。这类模糊性词语，毛泽东用得较多的是“基本上”、“本质上”、“大概”、“常常”、“主要”等。例如：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为本党的最低纲领而奋斗和为孙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即新三民主义而奋斗，在基本上（不是在一切方面）是一件事情，并不是两件事情。（《论联合政府》）

毛泽东在这里解释了什么叫“基本上”，“基本上”就是“不是在一切方面” 的意思。他曾在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特意把“基本上” 解释得更具体，他说，“基本上”就是“百分之七十、七十五、八十”。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与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只是大体一致，并不全部一致，说为二者奋斗是“一件事情”，只能从“基本上”讲，这样讲，既抓到了本质，又较为稳妥。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也说过，“说‘本质上’，就是说基本上”；他还在接见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的讲话中说过，“讲基本是谨慎的讲法”。可见凡事从基本上讲，既能抓住本质，又很科学。

关于“实质上”、“大概”、“常常”、“主要”等一些模糊性词语，其用法和作用都与“基本上”相似。下面再略举数例，仅供借鉴。

例一：

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现在是“上山主义”的时候，大家开会、办事、上课、出报、著书、演剧，都在山头上，实质上都是为的农民。抗日的一切，生活的一切，实质上 都是农民所给。（《新民主主义论》）

例二：

我觉得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 大概是可以相让的。（1921 年 1 月 28 日《致彭璜》，见《毛泽东书信选集》）

例三：

⋯⋯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改造我们的学习》）

例四：

（自由主义）还可以举出一些。主要的有这十一种。（《反对自由主义》）

所谓推测性判断，就是根据掌握的大体情况，在估计的基础上进行判断。毛泽东作这种判断，常常使用“可能”、“左右”、“似乎”、“大约”、“差不多”等一类模糊性词语。他运用这种推测性判断方法，或者是由于对事物本身无须作准确判断，或者是由于某些情况无法全部了解和统计，所以只好在估计的基础上进行判断。它有时被用于一般规律性的判断，有时被用于特殊性的判断。例如：

中国的抗日游击战争，就其特殊的广大性和长期性说来，不但在东方是空前的，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可能是空前的。（《战争和战略问题》）

毛泽东在说具有中国特点（长期性和广大性）的抗日游击战争，在世界东方是空前的时候，其语义是明显而肯定的，因为他对东方历史上的游击战争长期性和广大性已经全部了解，能够作出准确的判断；而在说它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时候，则用了“可能”二字，这只是一种估计。这是因为，毛泽东对整个人类历史上（包括世界西方）的游击战争的长期性和广大性没有全部掌握，所以判断的时候要用“可能”来加以限制。

当建国后七年多的时候，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全国）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如果拿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看，似乎可以这样说：大约有百分之十几的人，包括共产党员和党外同情分子，是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了脚跟，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的。

这段话中，连续用了“左右”、“似乎”和“大约”三个模糊性词语。因为毛泽东当时（1957 年）对各有关数字的具体掌握可能并不精确，或者还没有人作过统计，所以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就只好用“左右”、“大约”、“似乎”来估计。又如：

在湖南农民全数中，差不多组织了一半。如湘潭、湘乡⋯⋯安化等县，

差不多全体农民都集合在农会的组织中，都立在农会领导之下。（《湖南农

民运动考察报告》）

这里的两个“差不多”，也都是由于毛泽东无法获得准确的具体数字而使用的推测性的模糊词语，它们都起到了特殊的准确判断的效果。

总之，毛泽东运用模糊修辞法，使他的语言达到了“密不透风”的程度。大家知道，做到语言准确，一般情况下，只有使语言有关时间、数量、程度等概念与客观事实尽量一致相符时，方有可能；然而事物总是辩证的。有些时候，当你无法做到这一点时，仍然要这样做，那就会出现不准确，甚至出现失误。而这时，只有使用本来并不确切的模糊性词语，反而可以做到相对的准确。这是因为，虽然使用模糊性词语会有或然性产生，但这样做不致产生漏洞，又使语言的倾向性明确，因而使语言十分得体。毛泽东深诸此道，所以经常运用模糊修辞法，对某些词语或内容作必要的限制。

修饰法。为了使语言达到充分准确，毛泽东经常选用必要的定语或状语去恰当地限制中心词语。1948 年张闻天写过一份《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的文件，中央已经作过修改，毛泽东阅后认为，其中“决不可采取过早地限制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一句话不够准确，就又改为“决不可以过早地采取限制现实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为什么增加了“现实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11 个字？他作了如下说明： “因为就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而‘有益于国计民生’，这就是一条极大的限制，即引导私人资本纳入‘国计民 85 生’的轨道之上。”（据 1948 年

月 26 日《致刘少奇》，见《毛泽东书信选集》）又如，1956 年国家预算报告中说，要使国家预算做到“稳妥可靠”；毛泽东却建议，以后应改为“充分可靠”。他认为：“稳妥和可靠，意思是重复的。用稳妥形容可靠，没有增加什么，也没有限制什么。形容词一面是修饰词，一面是限制词。说充分可靠，这就在程度上限制了它，不是普通可靠，是充分可靠。”（《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由此可知，毛泽东对修饰性限制法作用和意义的理解是很深刻的，因此他格外重视这种技巧。

毛泽东运用修饰法有两种具体情况：一是用定语限制中心词语；二是用状语限制中心词语。用定语限制中心词语。下面这段话是一则很典型的例子：

据我所知，任何一本有价值的军事书，任何一个比较聪明的军事家，而且无论古今中外，无论战略战术，没有不反对消极防御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这段话中，必要的起限制作用的定语词语是“有价值的”和“比较聪明的”，它们对中心词“军事书”和“军事家”分别作了限制。如果不去限制，则会产生绝对化的失误，因为不会是所有的军事书和军事家都反对消极防御。

用状语限制中心词语。例如：

⋯⋯苏联红军决不会无原则地参加帝国主义战线。（《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有人估计苏联会参加帝国主义战争的某一方；毛泽

东认为，苏联是社会主义和共产党当权的国家，苏联红军如果“不严守中立”，也将是有条件地参加战争的某一方。所以，用“不会无原则地”这样的状语去限制“参加”这个中心词，是很恰当的。

前提法。这是用某些语式作状语来限制所阐述特殊情况的一种技巧。例如：

蒋介石代替孙中山，创造了国民党的全盛的军事时代。他看军队如生命，经历了北伐、内战和抗日三个时期。过去十年的蒋介石是反革命的。为了反革命，他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中央军”。有军则有权，战争解决一切，这个基点，他是抓得很紧的。对于这点，我们应向他学习。在这点上，孙中山和蒋介石都是我们的先生。（《战争和战略问题》）

这段话中，“对于这点”和“在这点上”，都是状语，是说向孙中山和蒋介石学习重视军队的做法，并不是向他们所有的方面学习。这一限制，就使判断十分具体、贴切。这种限制方法，实际上是单纯从某一角度或侧面看待事物，也把其他方面的情况排除出去了，因此，其判断也不显得绝对化。

毛泽东还常用“在这个意义上说”、“在某种程度上说来”、“一定的程度上”、“按⋯⋯说来”、“据我所知”等一类语式，对阐述的特定情况加以限制，其用法和作用都与“在这点上”、“对于这点”相同。另外，上面提到的概述法和排除法，就其实质上说，也都属于状语限制和前提限制。归属法。这也是用来限制所阐述的特殊情况的一种技巧。为了判断某个

事物或问题的性质、原因等，毛泽东常用“⋯⋯之一”的语式，使判断更加严密。例如：

⋯⋯检查自己背上的包袱，把它放下来，使自己的精神获得解放，实在是联系群众和少犯错误的必要前提之一。（《学习和时局》）

这段话如果不用“之一”，就显得有挂一漏万之嫌。加上“之一”，便说明作者判断的情况，仅仅是这些“前提”总和中的一种，因此可以称这种限制法为归属法。

补充法（附内容补充法）。毛泽东在阐述某些事物或问题的过程中，作出判断之后，如果觉得其中的概念或判断存在着绝对化或某种缺漏等毛病时，即使这种毛病并不很大，也要运用补充法加以限制，予以完善，这就使他的语言更加严密，无隙可击。

作为限制性的补充法，有以下一些具体情况。在整个判断之后，再加补充判断。例如：

他们（指国民党反动派——引者）并无真正“政治解决”和“实行宪政” 的诚意，至少现时他们绝无此种诚意。（《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

这节文字中，如果仅止于国民党反动派并无真正诚意的判断，则只能说明他们从以往到目前无诚意，至于今后是否有诚意的内容就被忽略了，这就有漏洞，所以毛泽东又用“至少现在⋯⋯”的字样作了补充判断，这就使全部判

断天衣无缝了。

毛泽东还喜欢使用“或者⋯⋯”这样的语式作补充判断：

有许多同志，因为他们自己是从小资产阶级出身，自己是知识分子，于是就只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这种研究和描写如果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那是应该的。但他们并不是，或者不完全是。⋯⋯这样，为什么人的问题他们就还是没有解决， 或者没有明确地解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这段话中共有两组判断，每组正判断之后，又都有一个辅判断，每个辅判断都用了“或者⋯⋯”这样的语式，它们对正判断都起到了限制性的补充作用。

毛泽东运用这种补充法，一般都比较简略，字数较少；但是，如果补充的内容较为重要，他也就多说几句。例如：

除了合作社公养以外，每个农家都要劝他们养一口至几口猪，分作几年达到这个目的。某些少数民族禁止养猪的和某些个别家庭因为宗教习惯不愿养猪的，当然不在此内。（《〈这里养了一大批毛猪〉一文按语》）

关于某些少数民族和因宗教问题养不养猪的内容，是个补充判断，这个内容比较重要，所以补充判断的内容就比较具体，文字也多一些。

附内容补充法（又附辩难法）

以上我们介绍的补充法，都是限制词语内容性质的，实际上，这仅仅是一种情况。另外，毛泽东还经常运用补充法对文章或讲话的内容作较长篇幅的补充。有时，毛泽东对自己文章或讲话中作出某个判断，认为需要作重大补充，他还在另外的文章或讲话中专门加以补充。这种补充，就不限于某些词语性质的补充，而属于内容或观点的补充了。

1946 年 8 月，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曾作出过“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但是，一方面由于某些人故意歪曲，另一方面，也忽略了一些特殊情况，因而遭到一些攻击。有鉴于此，毛泽东曾多次对它加以补充，反复指出，革命者除了在战略上、长远上要把反动派都看作“纸老虎”、“死老虎”和“豆腐老虎”以外，还要在战术上和历史的上升时期要把它看作“活老虎”、“铁老虎”和“真老虎”。

附辩难法

辩难法也属于内容补充法。

毛泽东在自己正面立论性质的文章和讲话中，常常有这样的现象：他担心有些人不同意或反对自己的意见和论据，于是就在阐述观点完毕后，往往主动有针对性地提出敌论，然后对敌论一一回答或加以反驳。这是一种特殊的内容补充法——辩难法。这种技巧，实际上就是我国古人文章中常常使用的那种“或曰”法。“或曰”的意思，就是“有人说”或“有人问”。古人文章常在“或曰”一语之后提出论敌或世俗之人对作者的不同看法，然后进行反驳。由于这种技巧能更加切实有力地确立自己的观点，使之进一步充实、完美，所以毛泽东经常运用这种技巧。例如，在《论联合政府》这篇报告中，当讲完了当时的中国如果“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

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这个观点之后，他立刻提出了“有些人”可能存在的对这个观点的想法：“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提出了这个想法之后，紧接着他就加以回答：用资本主义去代替当时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这既是不可避免的过程，也是一个进步，同时，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更有利于无产阶级。这都是辩难法的运用。像上面这些辩难法的运用，主要是通过某些人不同想法的提出，对他们解疑答难，进一步引申自己的观点，丰富和发挥自己的观点；在有些文章和讲话中，毛泽东还通过某些人完全错误或完全反动的对立观点的提出，然后针锋相对地加以驳斥或批评，其目的是进一步确立和捍卫自己的观点。这是辩难法的另外一种用法。例如，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提出与自己观点相对立的错误观点共有八处（包括“人加性论”、“从来的文艺就在于暴露”等），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共提出七处（包括“你们一边倒”、”你们太刺激了”、“你们独裁”等）。这些都是敌论。他每提出一个敌论之后，都要进行有力批驳。这样的批驳，自然也都起到引申和丰富他的观点的补充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