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句与长句的运用

这里所说的长句，一般是指字数较多、中间又不加逗号、句号、问号和叹号的句子；相反，这里所说的短句，不仅字数较少，又用逗号、句号、问号和叹号断开的句子。

为了使语言更具有鲜明性，毛泽东的文章和讲话，都尽可能运用短句而少运用长句。特别是他的讲话（包括演说、报告、谈话等），更是如此。请看下面一段话：

⋯⋯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就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一回

（指不久前，蒋介石进攻解放区，出动 38，000 人，我们出动 31，000 人， 消灭敌军 35，000 人——引者），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我们解放区的地方，他们要拼命来争。这个问题好像不可解释。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地争呢？在我们手里，在人民手里，不是很好吗？这是我们的想法，人民的想法。要是他们也是这样想，那就统一了，

都是”同志”了。可是，他们不会这样想，他们要坚决反对我们。不反对我们，他们想不开。他们来进攻，是很自然的。我们解放区的地方让他们抢了去，我们也想不开。我们反击，也是很自然的。两个想不开，合在一块，就要打仗。（《关于重庆谈判》）

这段话是日本投降后，毛泽东去重庆参加两党谈判，签订《双十协定》回来， 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的一段话。这段话中，最长的句子是十二三个字，最短的只有两三个字。这样的短句显得简明、畅达，无论是读和听， 都容易使人感到轻松、省力；而长句则不易达到这样的效果。

当然，在必要的时候，他也运用长句。比如在较为庄重、严肃的学术论文和对敌斗争的政论性文章中，他就常常使用长句。不过，在运用长句的时候，他也总是使之更为明了顺畅。做法有三种，第一，在行文过程中，只有当读者或听众能够容易理解的情况下，他才运用长句。第二种做法是，对于长句，除了不得已的情况下，能逗则逗，尽可能使长句化成形式上的若干短句。例如，《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有一个语法学意义上的长句：

美国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的发表是值得庆祝的，因为它给了中国怀有旧民主主义思想亦即民主个人主义思想，而对人民民主主义，或民主集体主义，或民主集中主义，或集体英雄主义，或国际主义的爱国主义，不赞 成，或不甚赞成，不满，或有某些不满，甚至抱有反感，但是还有爱国 心，并非国民党反动派的人们，浇了一瓢冷水，||他们的脸。

这是一个多重复句，句子很长，除去标点，共有 136 个字。从总体上看，这是一个因果倒置的复句，原因是一个并列复句，就是：“它给⋯⋯的人们， 浇了一瓢冷水，丢了他们的脸。”其中“给⋯⋯的人们”，是介宾结构，“给了”是介词，“⋯⋯的人们”是宾语，句中加点的是宾语“人们”的定语。对于这样长的定语句，毛泽东能逗则逗，使定语中的每一个相对独立的词语在形式上都变成了短句，使人们读起来或听起来就不那么含混、吃力；如果不这样做，肯定使人们难读、难懂。为了进一步明确这个问题，让我们再看看毛泽东在为何其芳写的《不怕鬼的故事》序文中加写的一个语法学意义上的长句：

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欢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利，春暖花开了吗？（引郭思敏编

《我眼中的毛泽东》，第 189 页）

这是一个较长的反诘句，而且也是多重复句。这里，毛泽东也是能逗则逗， 所以读起来或听起来，也很顺畅。如果将两个带点的逗号丢掉，读起来或听起来，就会难懂，甚至会产生歧义。

第三种情况是，为了使语法学意义上的长句语义更加鲜明，毛泽东常常在句子的适当位置填加必要的复指成分。例如：

在世界资本主义战线已在地球的一角（这一角占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崩溃，而在其余的角上又已经充分显露其腐朽性的时代，在这些尚存的

资本主义部分非更加依赖殖民地半殖民地便不能过活的时代，在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建立并宣布它愿意为了扶助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运动而斗争的时代，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一天一天从社会帝国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下而解放出来并宣布他们赞助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运动的时代，在这种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 它就⋯⋯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新民主主义论》）

这个句子长，主要是由于状语长。这个状语由四个“在⋯⋯时代”这样并列的较长的重复语式构成。状语这样长，对全句的理解和把握必然产生困难， 所以作者在它的后面又添加了一个“在这种时代”这样的复指成分状语，由它来指代前面那长长的重复性的状语，这样，便为读者和听众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这种做法是非常必要的，因而也是应该学习和掌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