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内容的鲜明性

1. 明确地提出观点

一般情况下，毛泽东的文章和讲话中，观点（包括基本主题和小主题） 都是清楚的，从不含糊其辞，吞吞吐吐。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得出来。

①观点新颖，标新立异

对人们长期未能认识或认识模糊的问题，毛泽东往往能够提出独到的见解，从根本上加以回答。例如，在 1940 年以前，关于什么是“国体”和在中国应该建立一个什么“国体”的问题，“从前清末年起，闹了几十年还没有闹清楚”。毛泽东明确地指出，所谓“国体”，实际上“只是指的一个问题， 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即究竟什么阶级在国家中占有统治地位， 什么阶级在国家中处于被统治地位的问题。据此，毛泽东把世界上国家体制划分为三种：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和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他根据当时的实际，主张在中国建立一个由几个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资产阶级常用“国民”这个名词来“隐瞒”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这是一种欺骗，因为“国民”一词虽然可用，但是不应该包括反革命分子和汉奸在内，而应当对他们实行专政（《论人民民主专政》）。这样的观点，对于那些对“国体”、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体”，对“国民党”、“民国”一类问题和事物持有糊涂观念的人来说，显然是十分鲜明而又深刻的。当然这是他运用阶级观点进行分析和判断的结果。

毛泽东还常常能够透过表面现象，揭示事物本质，从而提出新的看法。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中，按规定，共产党员只能占人数的三分之一，然而有的人认为，只有共产党员人数更多，才能掌握政权的领导权。而毛泽东却说， 取得领导权的关键，是那“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 “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所谓领导权”，既不在于“有更多的人数”，“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在一定限度内，人数多少，是形式问题，而党员的质量及其领导效率，才是本质问题。对于如何掌握领导权问题，由于毛泽东透过现象抓住了本质问题，因而提出了新颖而又深刻的观点。

毛泽东不仅能对像上面那样重大问题提出新颖而深刻的观点，就是对一般问题也往往能提出胜见新解。请看他是怎样理解“团结”这个概念的：

所谓团结，就是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 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跟自己作过斗争的，自己在他百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至于那个意见相同的，已经团结了，就不发生团结的问题了。问题就是那个还没有团结的。所谓还没有团结的，就是那些意见不相同的，或者缺点大的。

（《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

这样理解“团结”这个概念，由于既抓住了矛盾的环节（即问题的实质），又是一般人们心中所有但笔下或口中所无的看法，因而也是新颖而深刻的。毛泽东还很善于从一般事物中发现新事物或新问题，并借以提出新的观

点。延安时，他看了杨绍萱、齐燕铭编导的新平剧（即京剧）《逼上梁山》

之后，便发现以往一切旧文学艺术上一直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 而创造历史的人民“却成了渣滓”，他认为这是一种“历史的颠倒”——他发现了新问题；杨、齐所编导的新戏舞台上，人民成了主宰，统治者成了反面人物，他认为这是把颠倒的历史又颠倒了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甚至还认为这“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 他发现了新的事物；所以他“希望”（即主张）今后要“多编多演”新剧， 并且使之“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他提出了崭新的观点（这个观点当然是正确的，但是，也不能因此排斥那些带有人民性的旧戏。据 1944 年 1

月 9 日《致杨绍萱、齐燕铭》，见《毛泽东书信选集》）。

②观点尖锐，不搞折衷

当毛泽东“与人无争”的时候，其文章和讲话的观点经常是新颖而深刻的，因而也是鲜明的，当与他人观点有分歧或与论敌进行论争的时候，他所发表的观点则不但新颖而深刻，而且也是十分尖锐的，这就使他的观点更加鲜明了。

毛泽东、蔡和森、萧子昇、李维汉（和笙）都是新民学会会员，1919 年蔡、萧、李均赴法国勤工俭学，1920 年他们先后给毛泽东来信，都主张新民学会应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方针。毛泽东回信说，这“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表示完全赞同；对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蔡和森主张， 应该实行暴力革命（即十月革命的方法），而萧、李则主张采用“和平和教育”（即议会）的方法。毛泽东回信说，“于子昇和笙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见《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对于诸会友的分歧意见，同意的就说同意，不同意的就说不同意，观点明确， 毫不折衷。

当毛泽东与论敌进行论争的时候，其观点更加崭露锋芒。1927 年湖南农民运动大规模兴起，“其势如暴风骤雨”，荡涤着旧世界，震撼着封建制度的根基，国民党右派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却对农民运动进行大肆诬蔑和责难，他们诽谤农民协会办事人是“痞子”，攻击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和“惰农运动”，“糟得很”。毛泽东根据实地调查研究，有理有据地奋力加以反驳。他针锋相对地指出，农民运动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 “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来曾成就过的奇勋。”他还指出，包括农会办事人在内的农民中的主体——贫农，也不是什么“痞子”，而是“革命先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请看，毛泽东对论敌的反驳，哪里有一点“温良恭俭让”式的客气态度呢？

毛泽东对欺骗性反动行为或言论的揭露，更是一针见血。1939 年德、意、日法西斯为发动第二次肚界大战而大造反革命舆论：日本帝国主义叫嚷，发动战争是为了“永久和平”；希特勒叫嚷，发动战争是为了“民族自决”。英、法一些国家的首脑也有意歪曲战争的真相：张伯伦叫嚷，发动战争是为了“反对国社主义”；达拉第叫嚷，发动战争是为了“援助波兰”。毛泽东在大战刚一爆发时就立刻指出，这是一场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而帝国主义战争“唯一的政治目的”，就是为了“掠夺”，那些口号“不过为了说得好听起见，为了欺骗人民起见，命令他们的秘书制造出几个别致一点的代名词罢了”（《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讲演提纲》，见《毛泽东同志国际问题言论选录》）。毛泽东对谎言的欺骗性一语道破。

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以前，国民党始终实行一党专政，不允许共产党有合法地位。1945 年国共谈判时，国民党说，如果共产党把军队全部交给它， 就给共产党以“合法地位”。毛泽东指出。国民党实际上是在说，“你交出军队，我给你自由”（《论联合政府》）。也是只有一句话，就把国民党的卑鄙用心揭露无遗。

在蒋家王朝覆亡前夕，蒋介石发表了一篇“求和”声明，“求和”的条件是“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 等等。毛泽东揭露说，蒋介石说的“国家的独立完整”，实质上是“四大家族和买办地主阶级的国家的‘独立完整’”；“人民的休养生息”，实质上是“已被击败但尚未消灭的中国反动派的休养生息”；“中华民国的法统”， 实质上是中国反动阶级和反动政府的“法统”；至于“人民的自由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准”，则既指中国买办地主阶级“向全国人民实行压迫剥削的自由和他们目前的骄奢淫逸的生活水准”，也指中国劳动人民”被人压迫剥削的自由和他们目前的饥寒交迫的生活水准”（《评战犯求和》）。毛泽东对蒋介石各种阴谋和祸心的揭露，简洁有力，一语中的。

还有一点应该格外加以说明的是，毛泽东喜欢运用对立统一的规律看待事物和问题，而对立统一地看问题如果“看”得不好，有时就会变成用二无论代替两点论的中庸之道：如果对立的双方都是好的或必要的，或者都是坏的或不必要的，为了两者兼顾，就会使双方并列起来，产生平均对待，不分好坏、是非、主次、轻重的偏向——你有理，他也有理；你无理，他也无理； 你正确，他也不错；这是好的，那也不坏⋯⋯这样看问题，表面看来，十分公允，而这种语言现象在毛泽东的语言中是极为少见的。例如，毛泽东认为， 战争中的进攻和防御都不可少，各有各的作用，但从总体上看，进攻是主要的（《论持久战》）；从为人民的利益着眼，既需要“大仁政”（指抗美援朝），也需要“小仁政”（指少收税），但从长远利益讲，重点应放在“大仁政”上面（《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文章“长而空”不好，“短而空”也不好，但在战争环境中，首先还是应该禁止写“长而空” 的文章（《反对党八股》）；镇压反革命过程中，一是“劲头不足”，二是“草率从事”，都是不良倾向（前者属于右，后者属于“左”），但后者危险性更大，所以尤其应该注意反对（《镇压反革命必须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对于这样一些对立性的事物，毛泽东从不“骑墙”，观点十分鲜明。

③强调说明，免生失误

毛泽东的语言中，常常有这种情况：当他阐述某些具体事物或问题时， 总的来看，其观点是清楚的，但他往往又对丈句中某些词语或概念再作某种特别的说明，其目的，有的是为了使词语或概念更加准确，补充遗漏，从而使语言和内容增强严密性；此外，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了对该词语或概念作进一步的强调，使之更加明确，让读者或听众更加准确地理解和把握他的本来意图，从而使人们在实践过程中避免发生失误或偏差。这种说明强调， 意思是重复的，甚至能今人产生一种罗嗦之嫌，表面上看似乎没有任何必要

——观点已经很明确，何必再作重复强调？然而，实践证明，这种重复强调是十分必要的。实践过程中，对某种政策、规定或作法，人们似乎已经明确， 但在执行政策、规定或作法时，往往就是由于忽略了其中某一两个关键性词

语或概念的理解和把握，因而导致严重的失误。所以，这种说明强调，形式上看，属于个别词语或概念的问题，但实质上却属于局部性观点或作法的特别的强调说明和提示，它甚至牵涉到全局性的观点或作法，因而也属于如何使观点更加鲜明的内容，不能忽略。

毛泽东所作的这种强调说明，一般也都比较简略，其形式也有两种：有时把强调说明的内容用括号括起来，有时则不用括号。在内容上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对数量上容易被忽略的词语或概念加以说明。例一：

近查有些（当然不是一切）领导机关，个人包办和个人解决重要问题的习气甚为浓厚。（《关于健全党委制》）

例一：

⋯⋯集中全部或大部的炮兵，从敌军诸阵地中，选择较弱的一点（不是两点），猛烈地攻击之，务期必克。（《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例三：

⋯⋯（地主富农中）确仍保有大量多余财产（不是少量多余财产）者， 则应依照农民要求拿出其多余部分。（《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例一中的“有些”与“不是一切”本是同义语，为什么还要用“不是一切” 去说明“有些”呢？就是为了不要使人误以为当时“个人包办或个人解决重要问题的习气甚为浓厚”的“领导机关”数量很多，即不要把问题看得那么严重。毛泽东经常用“不是一切”去说明“有一些”、“若干”等模糊性词语或概念（参阅《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等），表示对所举事物中数量的明确强调。例二中用“不是两点”去说明“一点”， 表面上看，没有什么必要；但是，如果不去说明，那“一点”使得不到强调。而如果忽略了这“一点”，就会使整个“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术运用归于失败。例三的内容是土改中如何处理地主富农财产的政策问题，极容易发生偏差，需要对什么是“大量多余财产”有十分明确的理解， 因此很有必要用“不是少量多余财产”去说明“大量多余财产”，当然，其作用仍然是强调。

第二，对在性质上容易被忽略的词语或概念加以说明强调。

⋯⋯一切重要问题（当然不是无关重要的小问题或者已经会议讨论 解决只待执行的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关于健全党委制》）

这里如果对“重要的问题”不从性质上加以解说和强调，就会忽略何者重要， 何者不重要，而一经解释和强调，就会注意考虑在支委会上应该讨论的是哪

些问题了。又如：

关于经济民主，必须使士兵选出的代表有权协助（不是超过）连队首长管理连队的给养和伙食。（《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

“协助”和“超过”本是两种性质，但一旦“有权”时，“协助”便容易变成“超过”，用“不是超过”来说明一下“协助”，协助时就不会产生“超过”的偏向了。

第三，对范围上容易被忽略的词语或概念加以说明强调。例如：

目前关于反革命分子的情况，可以用这样两句话来说明：还有反革命， 但是不多了。⋯⋯事实是还有（当然不是说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单位都有）， 还必须继续和他们作斗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丈中的“还有”，既是说数量有限，也是说仅仅是局部存在，但是它极容易滑到“到处都有”上面去，这个范围不易控制。而毛泽东用“不是说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单位都有”强调说明，就能引起注意，不会扩大打击面，避免“左” 的倾向的产生。

第四，对容易发生歧义的词语或概念加以具体说明。例如：

战争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消灭敌人，就是解除敌人的武装，也就是所谓“剥夺敌人的抵抗力”，不是要完全消 灭其肉体）。（《论持久战》）

在战争中，什么叫“消灭敌人”？如果从字面上或仅从一般的理解，既可以理解为“完全消灭其肉休”，又可以理解为只是“解除敌人的武装”和“剥夺敌人的抵抗力”，而毛泽东所说的“消灭敌人”的含义，指的仅仅是后者， 因此他所做的说明是十分必要的，否则就会发生滥杀俘虏等偏向。

以上我们介绍的四种情况的强调说明，对强调说明的内容，毛泽东都加了括号。有时，他也不用括号，而用“⋯⋯即⋯⋯”之类的语式作强调说明。例如：

我们认为，⋯⋯对于那些积极地并严重地反对人民民主革命和破坏土地改革工作的重要的犯罪分子，即那些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和恶霸分 子，判处死刑，是完全必要和正当的。（《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什么样的犯罪分子是“重要的”？这也是很难把握的标准。毛泽东说，“即那些罪大恶极的”。这里就没有用括号，而是用了一个“⋯⋯即⋯⋯”的语式，对“重要的”作了强调说明。这种形式的强调说明，毛泽东用得比较多， 可以不必多说。

以上评述的，都是比较简略的强调说明。有时，他为了强调说明更为复杂的内容，就要多用一些笔墨。1949 年初，国民党政府要求与共产党和平谈判。我党发表声明，要求和平谈判重要条件之一，是必须逮捕和惩办日本战

犯。然而，国民党政府却在不久之前将 260 多名日本战犯连同其主犯冈村宁次一起送回了日本。于是毛泽东在《中共发言人关于和平条件必须包括惩办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的声明》中说：

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的先生们，你们这件事做得太无道理了，太违反人民意志了。我们现在特地在你们的头衔上加上卖国二字，你们应当承认了。你们的政府很久以来就是卖国政府，仅仅为了节省文字起见，有时我们省写了边两个字，现在不能省了。

毛泽东对“政府”之前的“卖国”二字特地作了详细说明，这就使人们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性质认识得更明确了；如果不说明呢，那就可能引不起注意。这个说明，实在是点睛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