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法的逻辑性技巧

在语言学中，句法的逻辑性也体现在很多方面，如在句子（含单句和复句）内的词语搭配（含关联词语的搭配）和各种词语的排列关系，句子之间的排列关系。这些词语搭配和排列关系，有承接关系、总分关系、从属关系、并列关系、层递关系、转折关系、因果关系（因果关系中包括现实因果关系、假设因果关系、条件因果关系）、选择关系，它们都能体现出句子严密的逻辑性。由于毛泽东把词语搭配和各种关系都能处理和安排得很恰切，所以使得他的语言逻辑性十分严密。例如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的一段话就是这样。为了叙述上的方便，我们把这段话按句标码列在下面：

①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

②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

③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④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

⑤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⑥一九一九年，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

⑦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这段话共有七个句子，第①③⑤⑥⑦是单句，第②④是复句。在复句中，第

②句的两个分句具有层递关系，第④句的两个分句具有并列关系。在这七个句子之间，也都具有紧密的逻辑关系：第①②③句具有时间关系；不过，时间是从后到前，属于逆接。第③句和第④⑤⑥⑦四句具有因果关系，第③句是总的原因，后四句都是第③句的结果；其中第⑤句既是第③句的结果，同时也是第⑥⑦两句的原因，其中第⑥句和第⑦句还具有承接关系，当然也有并列关系的因素。这七个句子，虽然都具有独立性，它们之间也没有使用关联词语，但从总体上看，由于具有明显的承接关系和因果关系，所以显得条理井然，浑成一体。

以上所说的情况，仅仅是毛泽东语言句法中句子间逻辑性之一斑，至于那些句子中词语搭配等等情况的逻辑性，就更严密了。不过，这些情况都属于一般句法中的逻辑，就不再作详细介绍了，这里仅就毛泽东语言中那些既带有严密的逻辑性又带有一定技巧性的句法作一些具体评析，其中包括拆词、对偶、排比、层递、顶针、回文等各种技巧。

①拆词式

毛泽东语言中的句式，常常是，第一句先作总叙或总提，以后各句分别进行分叙或分论，这种情况就是一般的总分句式。由于比较常见，可以从略。在总分句式中，我们还往往见到另一种情况：先把由两个以上分概念构成的一个词语或句子作为一个总概念提出，然后依次阐述其中的每一个分概念， 我们把这种总分句式称为拆词式，运用这种句式进行写作，可以称为拆词法。例如：

听说你们（指国民党政府——引者）很有些反对清算斗争。但是这一次清算斗争是事出有因的，必得清一清，算一算，斗一斗，争一争（《中 共发言人关于命令国民党反动政府重新逮捕前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和逮捕国民党内战罪犯的谈话》）。

先把“清”“算”“斗”“争”四个分概念合在一起作为总提，然后再分别讲这四个分概念，这种写法，就是拆词式的典型句例。

毛泽东常常运用拆词式解释某一概念。例如：

这种态度（指马列主义态度——引者），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 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改造我们的学习》）

上面这段话共分两层意思，每一层意思都由拆词式构成。第一层意思，先提出“有的放矢”的态度，接下去分别解释“的”与“矢”，最后综合谈“矢” 与“的”；第二层意思，先提出“实事求是”的态度，接下去分别解释“实事”、“是”和“求”，最后综合起来谈。通过运用拆词式，把学习马列主义的态度——“有的放矢”和“实事求是”，阐述得格外具体、清楚。这也是拆词式连用。

毛泽东十分喜欢运用拆词式进行写作，即使在反驳论敌时，也有时运用它。例如，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一文中解释什么叫“顽固分子”时说： “什么叫顽固，固者硬也，顽者，今天、明天、后天都不进步之谓也。这样的人就叫顽固分子。”解释“一穷二白”时，释“穷”又释“白”《介绍一个合作社》）；解释“锻炼”时，释“锻”又释“炼”《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442 页），等等，都运用了拆词式。

毛泽东运用拆词式，有时还把它扩用至文章中的某一章节或全篇之中。

这时他往往把文章的标题或小标题作为一个总概念，正文则根据这个总概念，对其中各个分概念依次分别进行阐述。例如，《新民主主义论》的第 15 小节《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标题由“民族的”、“科学的”和“大众的”构成，说明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具有三个显著的特点。毛泽东在这个小标题之下，分别论述这三个特点。这是把拆词式扩用到了一个章节。而

《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则是全文的总标题，全文内容由“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反对日本进攻的办法”和“反对日本进攻的前途” 三个部分构成。这是把拆词式扩用到了全篇。

运用拆词式进行写作，至少有两大方面好处。第一，运用这种方式进行写作，显得条理清晰、逻辑严密。特别是，如果把这种方式扩用到某一章节或全篇，这方面的好处更为突出。因为这时，实际上是把标题的总概念当作了某一章节或全篇的总纲或主题，把各个分概念当作了项目或小主题，使作者“先立地步”，提纲挈领，明确主题，然后通过“正名”分层次地阐述作者的观点。第二，运用拆词式容易对问题分析入微，便于揭示事物内部本质及其联系。特别是对于那些人们习见不疑，但认真追究起来又似是而非的问题。毛泽东解释的概念，如上文提到的“有的放矢”、“实事求是”、“顽固”、“锻炼”等等，都是人们见过千百遍的，但谁都不去深刻理会其中的含义，有时，即使让我们去理会，也常常觉得无从着手。爱因斯坦说：“一个概念越是普遍，它越是频繁地进入我们的思维中，它同感觉经验的关系愈间接，我们要了解它的意义也就愈困难。”（《爱因斯坦文集》第 1 卷）因此，我们应该认真学习毛泽东拆词式的语言艺术。

②对偶式

对偶句式属于并列句式之一种。毛泽东的语言中，常常有一些对偶句式。这些对偶句式，除了他的诗词用得较多以外，在一般文章或谈话中也随处可见，特别在文言文中用得更多。例如，《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毛泽东为延安民众讨汪大会起草的通电）一文，全文不足三千字，竟用有时偶句 22 组之多。另外，毛泽东在特殊情况需要时书写对联或题词也常用对偶句。例如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贵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眠； 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

（《改造我们的学习》）

（引张贻玖《毛泽东读史》）

以上这些句式，都属于对偶式。从内容角度划分，毛泽东写的对偶句的种类很多。例如：

我们不说，谁说？ 我们不干，谁干？

（《民众的大联合》三） 失通国之人心，

遭千秋之辱骂。

（1936 年 12 月 1 日《致蒋介石》） 谣言之大本营，

奸邪之制造所。

（《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

以上是正对。

注重调查！ 反对瞎说！

（《反对本本主义》） 无实事求是之意，

有哗众取宠之心。

（《改造我们的学习》） 虚心使人进步，

骄傲使人落后。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

以上是反对。

日汪肆扰于外， 奸党破坏于内。

（《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 生的伟大，

死的光荣。

（为刘胡兰烈士题词）

以上是正反对。

压迫愈深， 反抗愈大。

（《民众的大联合》三） 打日本，

救中国。

（1938 年的题词）

以上是串对（俗称“流水对”）。

毛泽东运用对偶句式，一般字数较少，如以上各例，皆属于短对；但有时他也运用字数较多的长对：

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 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

（《反对党八股》）

一哭同胞，再哭同胞，同胞今已矣，留却工作谁承受； 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念如何，得到解放始方休。

（1928 年 10 月中旬在红四军团宁冈县为牺牲的军团长王尔琢追悼大会写的对联）

这种对偶句特别宜于抒写复杂而深沉的感情或思想。

毛泽东还往往把两组以上的对偶句连在一起运用，这种对偶句一般称为连对或排偶。例如：

说的是马克思主义， 行的是自由主义； 对人是马克思主义， 对己是自由主义。

（《反对自由主义》）

这是由两组对偶句构成的连对。

张君劢、叶青等妖人和之以笔墨， 反共派、顽固派和之以磨擦。

假统一之名， 行独霸之实。弃团结之义， 肇分裂之端。

求喘息谓为求和平， 待外援名曰待谈判。口诵八条，

手庇战犯， 眼望美国， 脚向广州。

（《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

（1949 年 2 月 2 日《致李济深、沈钧儒、

马叙伦、郭沫若等》，见《毛泽东书信选集》）

这是由三组对偶句构成的连对。

一般情况下，毛泽东语言中的对偶句都较为工稳，字数基本相等，字面不太重复，也比较讲究平仄规律；但是，他往往更注重于“意对”。对对偶各方面的形式要求并不总是十分严格，经常运用“宽对”。像上文所引用的

《反对自由主义》、《反对党八股》中的例子便是如此：字数仅是基本相等， 字面也有重复之处。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下面再举两则例子：

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

的；

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

的。

（《论联合政府》）

（鲁迅）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

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

（《在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这两组对偶句，虽然每一组上下两句的字数都相近，但前者重复的字面较多， 后者词语结构和词性并不完全相对。但这并不影响整体的对偶。

另外，毛泽东运用对偶句比较灵活，既有相对独立的对偶句式，也有一句话之内出现对偶的情况。例如，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的那句话： “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健全的肌体吗？”其中“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本来属于一个句子中的两个成分，但它们是相对的，属于“句内对”。这种对偶，在毛泽东的语言中也时有出现。

由于对偶句属于并列句式，由于它同时可以具有匀称（顺眼）、节律（顺口、顺耳）等多种美感，所以不仅在诗歌创作中广为运用，而且也为一般文章家所喜爱，运用它创造出许多脍炙人口的格言或警句。毛泽东语言中的许多对偶句，实际上已经成为人们所熟悉的格言或警句了。但是，我们认为， 对于对偶句的应用，应当有所节制。如果通篇皆偶，则呆板、僵化之嫌将随之而生。八股文之弊，其原因之一，概出于此。

③排比式

毛泽东的语言中，排比句运用得很多，并且形式多种多样，其中有词语排比、句子排比；有总提之后的排比，总收之前的排比；有连续排比，间隔排比，等等。

词语排比。这是句子中有两个以上并列性的词语构成的句子。例如：

⋯⋯一般地说来，不论在变革自然或变革社会的实践中，人们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的事，是很少的。（《实践论》）

句中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四个单词并列地排列着，这属于单词排比。又如：

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新民主主 义论》）

句中加点的，属于词组排比。

单词排比和词组排比，合称词语排比。

句子排比。是把两个以上结构相同或相近的句子并列在一起的一种排比句。它分为单句排比和复句排比两种。例如：

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革命是伟大的革命，我们的建设事业是伟大的建设事业。（《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

这是单句排比。又如：

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改造我们的学习》）

这是复句排比。

毛泽东的语言进行词语排比和句子排比时，往往把结构相同或相近的词语和句子排列得很多，构成很长的排比句。这种类型的排比句，可以称为“长排”。例如：

⋯⋯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排比句中，共有七个结构相近的词组排比。还有更多的：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看见的统一、团结、联合、调和、均势、相持、 僵局、静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都是事物处在量变状态中所显现的面貌。（《矛盾论》）

这个句中，共有 12 个单词排比。

以上是很长的词组排比。还有很长的句子排比。例如，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毛泽东在揭露国民党反动派两面派政策时，一共列举了七项事实， 他列举其中每一项具体事实所使用的句式都是“一面⋯⋯，一面又⋯⋯”的复句形式，这是由七个相同句式构成的“长排”，约近 500 字之多。同一篇报告中，在阐述共产党和一切抗日的民主党派共同纲领中的具体纲领，即中国人民当时的要求时，毛泽东共提出了 37 项具体要求。他在表述这 37 项具

体要求的形式中，有 36 项都是“要求⋯⋯”这样的句式（其中有单句，也有

紧缩复句），在总体上结构相近，故仍属于排比句式，由 36 个句子、一千余字构成一组长排句，这不但在排比句中罕见，就是在整个语言学发展史上， 也可算是独一无二。

毛泽东运用排比式时，常常把几组排比句连在一起，这种类型的排比， 可以称为“合排”。例如：

情况的了解，任务的确定，兵力的部署，军事和政治教育的实施，给养的筹划，装备的整理，民众条件的配合等等，都要包括在领导者们的过细考虑、切实执行和检查执行程度的工作之中。（《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这是由两组词组排比构成的排比句：“情况⋯⋯配合”是一组排比，它由七个词组并列构成；“过细⋯⋯检查执行”是一组排比，它由三个词组并列构成。因此，这属于“合排”。

大家知道，运用排比式的结果，除了能给人一种逻辑上的整齐美之外， 主要就是造成一气呵成、势如破竹的气势，从而产生较强的感染力，而所谓长排和合排，就更能增强这种气势和感染力。

应当说明的是，毛泽东运用的排比句，有的实际上属于总分式、分总式

或总分总式句法中的“分”的部分。例如下面一段文字：

勤俭经营应当是全国一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方针，不，应当是一切经济事业的方针。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 勤俭办一切其他事业，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勤俭办社〉一文按语》）

这段文字中开头部分“勤俭经营⋯⋯一切经济事业的方针”是总提，结尾部分“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是总收，中间部分对各种“事业”的叙述则是分述。而这分述部分，则是并列的排比形式，它是总分总式中的排比。

另外，毛泽东有时还合用排比式与对偶式，即使排比句中的排比部分成为对偶的形式，这种类型的句式习惯上称为排偶句。

例一：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 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例二：

河山将非复我之河山， 人民将非复我之人民。

城郭将非复我之城郭⋯⋯（1936 年 9 月 22 日《致蔡元培》）

从内容角度看，上面两则例子都是排比句。可是例一中的“坚定正确”、“艰苦朴素”和“灵活机动”三个词组基本相互对偶，“政治方向”、“工作作风”和“战略战术”也基本相互对偶；例二中的每一分句首与尾的“河山”、“人民”和“城郭”也都分别相互对偶。可见它们都是排比式与对偶式的合用，因此都属于排偶句。

其实，排比句与对偶句经常结合在一起，这是二者都要求句子和词语结构相同的缘故。回过头看，我们前面列举的所有的排比句，除了很少特殊者以外，多数排比句中都含有时偶的因素。

排偶句同时具有排比句和对偶句两种优点。 毛泽东的语言中，有时还出现较长的排偶句：

打仗只能一仗一仗地打，

敌人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工厂只能一个一个地盖，

农民犁田只能一块一块地犁， 就是吃饭也是如此。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这样的排偶句，更具有整齐美，气势和感染力也更强。

间隔排比。以上我们评述的排比，都属于连续排比。毛泽东有时使文章或讲话中各个并列段落的开头的句子构成排比句，这种排比句称为间隔排比。例如，在《民众的大联合》（二）一文中，有七个并列的自然段，其各

个开头的句子如下：

a.诸君！我们是农夫。b.诸君！我们是工人。c.诸君！我们是学生。d.诸君！我们是女子。

e.诸君！我们是小学教师。f.诸君！我们是警察。

g.诸君！我们是车夫。

这种排比，实际上是把排比式运用到了文章或讲话更大的内容范围之中，因而使整篇文章或讲话具有更大的气势和感染力。

排比句中的各个句子和各个有关词语，一般都并列地排列着，不必区分其次序。毛泽东语言中的排比句也是如此。但有时用来排比的语句也有先后、轻重、缓急次序：

祝贺大家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在接见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的讲话》）

这是针对青年特点讲的话，把“身体好”放在最前面，说明这一点最重要；把“学习好”放在其次，把“工作好”放在最后，是说它们是第二位和第三位的。这样的次序安排，显然不是随意的，如果仔细辨析毛泽东用过的排比句中各个分句或各个有关词语，往往体现着更深刻的含义。这是我们不能忽略的。

④层递式

毛泽东运用的层递句式，有的由词组构成，有的由句组构成。如： 例一：

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例二：

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例一中“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四个词语具有明确的时间顺序，是明显的层递式：例二中的“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是四个单句，其中的“讨论”、“决定”、“实行”、“检查”四个单词的内容， 表面上看似乎具有并列关系、属于排比式，但仔细分析，它们仍然具有很明确的时间顺序：讨论之后，才能决定；决定之后，才能实行；实行之后，才能检查。因此，这个形式仍属于层递式。不过它是由句子构成的。

一般情况下，层递式只有三种具体情况：阶升、阶降和升降结合。毛泽

东对这三种情况的层递式均有应用。而且，他所运用的层递句，具有多种性质：有的带有时间性，有的带有程度性，有的带有范围性，有的还带有概念的具体性或抽象性。这样，他所运用的层递句，就又可以分为时间性阶升、时间性阶降，程度性阶升、程度性阶降，范围性阶升、范围性阶降，抽像性阶升（或具体性阶降），抽豫性阶降（或具体性阶升）等许多更具体的情况。

时间性阶升。如上文所引用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的两则例文，由于其句式层递的内容都具有由昔及今的时间顺序，所以都属于时间性阶升。

时间性阶降。这种层递式，句子或词语内容的顺序是以由今及昔的顺序排列。例如，在毛泽东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起草的碑文《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中，全文共有三个自然段：第一段说的是“三年以来”（1946 年到 1949 年） 的内容，追忆到 1946 年的解放战争开始；第二段说的是“三十年以来”（1919

年到 1949 年）的内容，追忆到 1919 年的“五四”运动：第三段说的是“一千八百四十年”以来（1840 年到 1949 年）的内容，追忆到鸦片战争。这三个段落内容的时间性完全属于逆序。这就是时间性阶降。

程度性阶升。所谓程度性阶升，就是列举的内容在程度上或数量上一层比一层加大、加多或加深。例如：

事情就是这样，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指国民党反动派——引者）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 彻底舒服。（《关于重庆谈判》）

文中“一点”、“多”、“彻底”的顺序，显示着数量逐步加大，程度逐步加深，所以这是程度性阶升。

程度性阶降。恰好与程度性阶升相反。例如，1950 年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召集各方面人士讨论总结了过去时期的经验，决定了各项方针。毛泽东在这次会议的闭幕词中列举了参加讨论的各方面人士，其顺序是这样的：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委员们、中央人民政府、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各省市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各省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的代表（列席）、特邀的爱国人士（列席）。这个顺序，显然是按照参加讨论人士的级别和重要性逐步降低的程度排列的，因此属于程度性阶降（参阅《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有时毛泽东竟完全按照数量的逐步减少来安排有关内容，其程度阶降性更明显：

其实有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九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八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七十 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六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五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的人只有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的马克思主义。（《党内团结的辩证方法》）

这段话，除了最后一句以外，都是以数量逐步减少来安排内容的，表示某些人掌握马克思主义程度越来越低。

范围性阶升。这是以内容的范围越来越扩大来安排顺序的层递句：

一切内外黑暗势力的猖獗，造成了民族的灾难；但是这种猖獗，不但表示了这些黑暗势力的还有力量，而且表示了它们的最后挣扎，表示了人民大众逐渐接近了胜利。这在中国是如此，在整个东方也是如此，在世界也是如此。（《新民主主义论》）

这段话中，加点的三个分句是范围性阶升。因为“中国”小于“整个东方”， “整个东方”又小于“世界”。又如，毛泽东在 1951 年 10 月 23 日的一篇讲话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希望我国人民好好地自己团结一致，并好好地和我们的苏联盟友团结一致，好好地和一切人民民主国家团结一致，好好地和世界上一切同情 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团结一致⋯⋯（《大运动的伟大胜利》）

这段话也是把内容的范围一步步扩大，从“我国人民自己”一直扩大到“世界上一切同情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这也属于范围性阶升。

范围性阶降。这与范围性阶升相反，其内容范围越来越小：

如果⋯⋯把真理打烂，就是把中国人民打烂了，把中国无产阶级打烂了，也就是把中国共产党打烂了。（《时局及其他问题》）

这句话中，“中国人民”大于“中国无产阶级”，“中国无产阶级”又大于“中国共产党”，范围逐渐缩小，所以它属于范围性阶降。

抽象性阶升（或具体性阶降）。这是层递句中每一个句子或词语的概念从特殊逐步地抽象化，最后变成最抽象的概念。例如：

“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明明是反革 命的理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这里提到了三种“理论”，第一种“理论”涉及到具体的人们和做法，最具体；第二种“理论”比前一种“理论”抽象，但比第三种“理论”具体；第三种“理论”仅仅表明是什么性质，最抽象。就是说，这三种“理论”属于抽象性阶升（或具体性阶降）。

抽象性阶降（或具体性阶升）。与抽象性阶升相反，它是使层递句中的句子或词语的概念从抽象性逐步地过渡到特殊性。

例如：

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 问题。

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三种“规律”——“战争的”、“革命战争的”、“中国革命战争的”，其概念一个比一个具体，即前者最抽象，后者最特殊，居中者介于两者之间； 三种“人”——“指导战争的”、“指导革命战争的”、“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其概念也是一样。这就是抽象性阶降（或具体性阶升）。

以上我们评述的毛泽东语言中的层递式，都属于某一单纯角度的层递式。这种情况比较多。不过，他也有时同时从两个角度来安排层递句式。请看下面的例子：

由于是农村，由于是经常被敌人推残的农村，由于是长期战争的农 村，部队和机关就必须生产。（《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

这是毛泽东抗日战争时期讲的话，他强调在极端特殊情况下的农村，我们的部队和机关必须亲自从事生产。但他没有开始就讲极端特殊情况的农村，而是从一般（即抽象）的农村讲起；再讲较为具体（较为特殊）的农村，这种农村是“经常被敌人摧残的”；最后才讲极端特殊的农村，这种农村是“长期战争的”。可见这是属于从抽象到较为具体，再到最具体的抽象性阶降（或具体性阶升）式的层递句。另外，它还可以被认为是从程度性角度运用的层递式。从环境艰苦的程度来说，正常的“农村”就是艰苦的，“经常被敌人摧残的农村”比正常的“农村”艰苦，“长期战争的农村”又比”经常被敌人摧残的农村”艰苦。从这个角度看，这也是层递式。所以这句话，不但是抽象性阶降（或具体性阶升），而且又是程度性阶升。

同时从两个角度运用层递式最典型的例子，是上文提到的毛泽东为人民英雄纪念碑题写的碑文《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全文如下：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

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

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

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这篇碑文，如果从程度的角度来看，“三年以来”、“三十年以来”、“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即一百多年以来），其数量在逐渐加大，所以这属于程度性阶升；如果单一从时间角度看，则是逆序，即由令及昔，也即“上溯”，因而又属于时间性阶降。这篇碑文写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头一天，即 1949 年 9 月 30 日。当时的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在这个时刻里，定然是感慨万千，浮想联翩，自然而然地抚今追昔，从1949 年新中国成立想到解放战争，从解放战争想到”五四”运动（三十年前的 1919 年），又从“五四”运动想到鸦片战争（1840 年）。从这个角度看， 这显然是时间性阶降。从程度性阶升角度看，毛泽东并未把解放战争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看作是偶然的现象，而是把它们看作是量的积累之后的质的飞跃；从时间性阶降角度看，毛泽东也没有把解放战争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看作是孤立的事件，而是把它们看作是中国革命史长河中的高潮。由于毛泽东能够既从事物发展的必然性又从历史的联系中看待同

一事物，所以才写出这篇无与伦比的碑文。难怪美国的《毛泽东传》的作者R·特里尔这样认为：“我想毛泽东的任何一位同事都不可能写出这样的碑文。”

⑤顶针式

所谓顶针式，是说前一语句的末尾词语与后一语句的开头词语相重复， 就像缝衣的针脚一样，前一针脚的末针，正是后一针脚的首针，前后两针重复相连。这样的句法，使得前后两句义脉不断，连接紧密。毛泽东的语言中， 顶针式虽然运用得不是很多，但也都运用得很得体，很灵活。

毛泽东运用的顶针式，有顺向顶针和逆向顶针两种，其中也有三个分句以上的顶针式，可以称为连珠式。

顺向顶针。这是指按照事物形成的正常发展或认识顺序而安排的顶针。例如：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改造我们的学习》）

逆向顶针。如句子顺序与事物正常发展或对其正常认识相反，这样的顶针则是逆向顶针。例如：

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 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 来的思索。（《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这段话有两处顶针，第一处是两个“正确的决心”，第二处是两个“正确的判断”。按照对事物的正常认识顺序应该是：首先作到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 以及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然后作出正确的判断，然后产生正确的决心，最后才能作出正确的军事部署。而毛泽东对这个事理的阐述， 正好与这个认识顺序相反，因此这属于逆向顶针。

像上面这样包含两处顶针（即含有三个分句）的顶针句式，也叫连珠式顶针。由于它是逆向顶针，所以也叫逆向连珠顶针式。顺向顶针也有连珠式。例如：

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引自 1967 年 6 月 30 日《人民日报》）

“召”后才能“来”，“来”后才能“战”，“战”后才能“胜”，这样的叙述，完全合乎事物的自然程序，所以这是顺向连珠顶针式。

连珠式顶针能够把更多事理紧密联系起来，先在形式上使句与句之间接榫搭桥，联结紧密，又使内容单线直进，有如流水不断，显得格外顺畅。

毛泽东运用顶针式很灵活。有时他在顶针词语之间夹有少量其他词语。但并不影响顶针效果。例如：

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

毛泽东在顶针的两个单词“真理”之间加了一个连词“而”。又如：

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愚公移山》）

这段话中顶针的词语是“上帝”和“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即“全国人民大众”）。这是连珠式顶针。它的第一处顶针词两个“上帝”之间夹有“的” 和“这个”两个词语。

以上这两则例子中的顶针词语之间虽然都夹有其他词语，不但不影响其顶针效果，反而让人感到更加活泼而有变化。

⑥回文式

毛泽东运用的回文式有两种：一种是对回文中两个具有矛盾或反对关系的分句的内容都作肯定，一种是对其中一个分句的内容加以肯定，而对另一个分句的内容加以否定。前者如：

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实践论》）

“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和“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尽管二者具有矛盾关系，但都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必要条件。因此，二者都是应该肯定的。又如：

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抢，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战争和战略问题》）

这则例子中“党指挥枪”与“枪指挥党”是回文式。很明显，作者是肯定前者而否定后者。像这样的回文式，在回文的两个分句之间夹有一些其他少量词语，也可以称为间隔回文式；而像上文《实践论》中关于理性认识与感性认识关系那样的回文式，在回文中两个分句之间没有任何词语的间隔，就是说，前一个分句末尾的词语与后一个分句开头的词语紧相衔接而又重复，造成一种顶针式，这时也可称为顶针回文式。

毛泽东还有时连续运用回立式。例如，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

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

这段活就是由“物质到精神”、“精神到物质”与“实践到认识”、“认识到实践”两组回文构成的。

回文式的好处，从形式上看，两个分句中，其首句句尾与末句句首相互重复，其首句句首与末句句尾也相互重复，且两个分句的字数也基本相等， 所以它同时具有三种美感：紧凑美、回环美、匀称美。从内容上说，所有回文式的两个单句的内容都具有矛盾关系或反对关系，因而它便于从事物或问题内部的正反两个方面深刻而准确地反映其本质上的联系和规律，实际上就

是便于辩证地看待事物或问题，加上它的用语一般都比较精练，简洁，故显得生动、有力。因而又可以说，回文式还具有一种美感——哲理美。例如毛泽东说：“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论持久战》） 这则回文式，字数不多，但其中包蕴着深刻、生动而又有力的内容。正是由于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才使毛泽东所运用的回文，基本上都形成了格言或警句。

除此以外，毛泽东的语言中，还时而发现有这样的句子：“走狗不走”

（《评战犯求和》）、“抓而不紧，等于不抓”（《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等等。这种类型的句式，虽然与一般的回文式属于复句的情况不同，它们都属于单句，仅仅是句首与句尾的词语相互重复，但也同时具有回环美和哲理美，其形式和内容也与回文有某些相似之处，仍然值得人们借鉴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