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复法

①运用重复法的种类

毛泽东运用重复法的种类，如果从连续性角度划分，则可以分为连续重复法和间隔重复法；如果从重复字面的结构角度划分，则可以分为单词重复法与词组和短语重复法。

连续重复法。这是使重复的字面紧相连接的一种重复法。1949 年 8 月，国民党反动派大势已去，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也已失去控制，美国国务院公开发表了题为《美国与中国关系》的白皮书和国务卿艾奇逊致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一封信。这本白皮书和这封信的内容，除了为他们侵略中国、扶蒋反共政策失败辩解，进一步诬蔑中国革命以外，就是把“希望”寄托在中国资产阶级身上，鼓励尚相信美国但又有爱国心的中国的那些“民主个人主义者”摆脱马克思主义和人民民主专政制度，认为那些“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对此毛泽东说，美帝国主义以为这是一种“鼓励”，但对于那些“民主个人主义者”来说，很可能是“一瓢冷水”，因为相信美国什么都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们会怎样想呢？“那么好”的美国，“不和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当局好好地打交道，却要干这些混账工作，而且公开地发表出来，丢脸，丢脸！对于有爱国心的人们说来，艾奇逊的话不是一种‘鼓励’而是一种侮辱”（《丢掉幻想，准备斗争》）。那些“民主个人主义者”，当时由于既相信美国，又有爱国心，自然希望美国不要干蠢事，即不要反对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当局”，但是美国不仅干了蠢事，而且在白皮书和艾奇逊的信中公布出来，这就不但不是对他们的“鼓励”，而且必然使他们为此而感到“丢脸”。这里，毛泽东把两个“丢脸”放在一起连用，反映出那些“民主个人主义者”们羞愧难当的心情，很是得体。这就是连续性重复。

毛泽东常常在感情较为激动的情况之下运用重复法。例如，毛泽东从历史发展的角度，阐述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在其上升时期曾经是革命者，是真老虎，但它们终究是“纸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说到这里，毛泽东动了感情，接着说：“这是历史的事实。人们难道没有看见过这些吗？真是成千成万！成千成万！”（《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题解）毛泽东在阐述那些“真老虎”终将转化为“纸老虎”时，越说越带感情，于是就用了“成千成万！成千成万！”这样的连续重复，来充分抒发他那强烈的感情。

在公开发表的毛泽东的文章和讲话中，这种连续性重复法用得不是很多，运用得较多的，是间隔重复法。

间隔重复法。这是在不同句子或段落中多次出现字面重复的技巧。例如：

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这是一个分总复句，“我们应当相信”一语重复出现在两个分句当中，并不相接。这就是间隔重复法。

毛泽东运用重复法重复的字面的次数，往往不止于两次、三次，有时甚至重复四次、五次以上：

他们（指反共顽固分子——引者）今天顽固，明天顽固，后天还是顽固。（《新民主主义的宪政》）

这里的“顽固”出现了三次。

⋯⋯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

这里的“没有”共出现了四次。

在《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一文里，毛泽东指出，当时抗日根据地开展的生产运动中存在着九种错误倾向，都需要扭转，他在阐述每一种倾向时，都使用了“⋯⋯是错误的”同一种句式，例如阐述第一种错误倾向时是这样说的：“在生产运动中，不注重发展经济，只片面地在开支问题上打算盘的保守的单纯的财政观点，是错误的。”其他八种错误倾向的表示语式都与此相同。这一段话中“是错误的”一语共出现了九次，并且都是间隔性的重复。

一般情况下，毛泽东运用间隔重复法都使重复的字面按照一定的规律出现：有的都在句首，有的都在句中，有的都在句尾，有的都在段首，有的都在段尾，等等（关于这些具体情况，请参阅下文关于“重复法的灵活运用” 一节的有关内容）。即使在同一句子中的词语间隔重复，往往也是有规律的。例如，毛泽东说，“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是， “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人民的逻辑”是，“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敌人的“逻辑”中，“捣乱” 和“失败”交替出现，各出现两次；人民的“逻辑”中，“斗争”和“失败” 也是交替出现，“斗争”出现三次，“失败”出现两次（《丢掉幻想，准备斗争》）。间隔重复的规律性非常明显。

从文字相互重复的衔接性角度看，重复法分为连续重复法和间隔重复法两种；但从重复字面的结构角度看，重复法又可以分为单词重复法与词组和短语重复法两种。

单词重复法。这种重复法，重复的字面都是单词。例一：

在中国人民的伟大的斗争中，已经涌出并正在继续涌出很多的积极分子，我们的责任，就在于组织他们，培养他们，爱护他们，并善于使用他们。（《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例二：

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引 1966 年 8 月 20 日《人民日报》）

例一中的“他们”共间隔出现四次，例二中的“群众”共间隔出现三次。“他们”和“群众”都是单词，故这两则例子都是单词重复法的运用。

词组重复法。如果重复的字面是词组和短语，则属于词组和短语重复法。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论“学习”的主观主义态度的害处和影响时，共谈了三个方面，其具体表述如下：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对周围环境不作系统的周密的研究，⋯⋯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割断历史，⋯⋯在这种态度下，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

这节文字中，有三个句子，反映主观主义学习态度三个方面的害处和影响，每一个句子的前面都用“在这种态度下”这个短语作状语。这种重复法，就属于短语重复法。又如：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这段话中两次出现的“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也属于短语，所以是短语重复法；两次出现的“作风”，则是单词，这又是单词重复法。

②重复法的灵活运用

毛泽东运用重复法也很灵活。其中既有句首重复，句中重复，句尾重复，句首和句尾均重复，又有段首重复，段尾重复；另外，他还把重复法与对偶法、排比法、层递怯等结合起来运用。

句首重复。请看下面的例文：

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与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这些人不怕困难，⋯⋯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引 1967

年 3 月 30 日《解放军报》）

这是一组总分式复句。其中七个分句重复出现的七个“这些人”，都是总提中“一大批人”的复指成分，并且都置于各个分句的句首。这就是句首重复。

句中重复。这种重复，其重复的字面不在句子的首尾，而在句子的中间部分：

无产阶级必然能够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必然能够战胜资本主义，被压迫民族必然能够战胜帝国主义。（《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会议上的讲话》）

这是层递的三个句子，由于每个句子的中间都出现了“必然能够战胜”这样的字面，所以这是句中重复。

句尾重复。请看下面的例子：

（美国）参加八国联军打败中国，⋯⋯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治外法权是“废除”了，强奸沈崇案的犯人回到美国，却被美国海军部

宣布无罪释放，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 “战时和战后的对华援助”，据白皮书说是四十五亿余美元，⋯⋯帮助

蒋介石杀死几百万中国人，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友谊”，还是侵略？》）

“他算一项‘友谊’的表示”一语在三个句子中都出现了，并且都在句子的末尾，所以这是句尾重复。

句首与句尾重复。这有两种具体情况，一种情况是句首与句首重复，句尾与句尾也重复。例如，1951 年根据当时的形势，毛泽东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我希望我国人民好好地自己团结一致，并好好地和我们的苏联盟友团结一致，好好地和一切人民民主国家团结一致，好好地和世界上一切同情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团结一致，⋯⋯（《三大运动的伟大胜利》）

从内容角度说，这是一个由四个分句构成的层递句式（这四个分句中的四个概念——“自己”、“苏联盟友”、“一切人民民主国家”和“世界上一切同情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其内容范围，一个比一个大），每个分句的开头部分都有“好好地”字面重复，每个分句的末尾都是“团结一致”，也互相重复。这可以视为句首与句首重复，句尾与句尾也重复的情况。

第二种情况是，在一个句子中，其本身的句首与句尾相互重复。例一：

不懂就是不懂，⋯⋯（《论人民民主专政》）

例二：

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斗争中学会斗争。（引 1967 年 7 月 29 日《文汇报》）

上面两则例子，每一个句子的句首与句尾都是重复的，其形式有如回文式，句子的两头重复，也具有一种回环美；但它们不是回文，因为它们重复的字面并没有词序反迭的现象出现，完全是一种重复。

此外，还有一种特殊情况，那就是综合了上述两种具体重复的情况。例如：

⋯⋯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引 1966 年 8

月 20 日《人民日报》）

这三个分句，每一个分句的句首与句尾重复，同时三个分句的句首与句首、句尾与句尾也都重复，使得这组重复句子中文字的重复量大大超过了非重复

量。这是极少见的奇特的语言现象。

段首重复。在《论联合政府》关于“人民战争”这个内容的较小的层次中，上文讲的是当时（1945 年 4 月）党的正规军队已经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主力军”，下文接着分为三个段落（更小的层次）阐述党的正规军“有力量”的三个方面的根据或原因，其每一个段落的开头文字都是这样的：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

由于这三个段落都用“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开头，就对这个军队“有力量”作了格外的强调。另外，其中第一个段落的内容，即“这个军队有力量” 的第一个根据或原因，是这个军队“唯一的宗旨”——“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在具体阐述“唯一的宗旨”的积极作用时，作者又分为五个自然段，从五个方面进行阐述，这五个自然段的开头，又都使用了同样的状语：

在这个宗旨下面⋯⋯

这又是五个重复的字面。这样做，自然也突出了“这个军队的宗旨及其作用”。段尾重复。在《民众的大联合》（二）一文中，有这样两个自然段，一

个自然段是讲农夫们“小联合”的必要性，同时提出一些要求解决的实际问题，其末尾一句是：“应该和我们的同类（指农民——引者）结成一个联合，切切实实章明较著的去求解答。”另一个自然段是讲工人的“小联合”的必要性，同时也提出一些迫求解决的问题，末尾一句是：“不可不和我们的同类（指工人——引者）结成一个联合，切切实实章明较著的去求一个解答。”这两个自然段的末尾字面，基本上是重复的。

下面评述重复法与对偶式、排比式、层递式等结合运用的具体情况。重复法与对偶式合用。例如：

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引《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

文中前后两个分句中的“一天天”是重复，“敌人”和“我们”、“烂下去” 和“好起来”是明显的对偶（反对）。这种重复法与对偶式合用的情况（其中有明显的对比式），在毛泽东运用的重复句中，并不少见。

重复法与排比式合用。这种情况更为普遍，毛泽东运用的许多重复句都同时属于排比句。这从上面列举的个别例子中也可以看得出来。为了更明确他说明这个问题，再看一个例子：

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

这段话中，有两组排比句：“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前者“执行”共出现三次，后者“一致”共出现四次。这是明显的重复法与排比式合用。

重复法与层递式合用。毛泽东的语言中，这种情况也时有出现。如上面提到的《三大运动的伟大胜利》一文中那则例子，就是一则典型。

设问法

在毛泽东所有的文章和讲话当中，他所运用的修辞手法，设问法是相当多的。据粗略的统计，在《毛泽东选集》（1—4 卷）中，设问句不少于 400 句。特别是在他的演说或讲演中，设问句出现得更多。如《青年运动的方向》全篇仅 5，600 余字，就有 30 多句设问句；《必须制裁反动派》，全篇仅 2， 100 余字，设问句竟达 21 句之多。即使在学术论文中，毛泽东也格外喜欢设

问，如《矛盾论》、《论持久战》中各有设问句 20 多句。因此，要想学习毛泽东的语言艺术，不能不熟悉他运用设问法的各种技巧。

①运用设问法的种类

毛泽东运用设问法的种类繁多，应有尽有。其中除单一设问法（仅发问一次的技巧）之外，有连续设问法（连续设问法又包括总分设问法、并列设问法、重叠设问法）、两面设问法；另外，从问答关系的角度看，除一问一答法之外，还有一问多答法、多问一答法、连问连答法。

总分设问法。这是先作一总提性的设问，接着分为两个以上的分问题连续设向的一种设向法。例如：

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末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用什么东西向他们普及呢？用封建地主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用资产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这一段话，连续四问，头一向“用什么东西向他们普及呢？”是总提设问，后面关于“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三问都是分问。这就是总分设问法。又如：

国民党统治者面前摆着这些反常的状况（指国统区各种腐败状况——引者），怪谁呢？怪别人，还是怪他们自己呢？怪外国缺少援助，还是怪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腐败无能呢？（《论联合政府》）

这段话中有三个问号，实际上是五个设问句。“怪谁呢？”这是总提设问；它的后面是两组四问，对于总提设问来说，它们都是分问。所以，这也是总分设问法。

并列设问法。这是把两个以上内容并列的设问句放在一起的一种设问法。例如：

什么是文艺工作中的普及和提高呢？这两种任务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这是并列的两个设问句：前面是关于“普及”和“提高”的设问句，后面是关于二者关系的设问句。又如：

这个党内刊物定名为《共产党人》。它的任务是什么呢？它将写些什么

东西呢？它和别的党报有些什么不同呢？（《〈共产党人〉发刊词》）

由于《共产党人》这个杂志的“任务”、“写些什么东西”（即内容）、“和别的党报有些什么不同”（即特点）这三个问题是并列的，故这三个设问句也属于并列设问句。

重叠设问法。这种设问法，一般连续两次设问，但其设问的内容是一致的（即意思重复），其答案只有一种。不过，其内容必然是一个较为抽象，另一个较为具体：

既然日本现在还没有被打败，既然打败日本之后，还是存在着两个前途

（一个是“光明的中国”，一个是“黑暗的中国”——引者），那末，我们的工作应当怎样做呢？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两个中国之命运》）

“怎样做”和“任务是什么”这两个问题的内容基本一致，因此只能有一个答案，但是，前者比较具体，后者比较抽象。又如：

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我们现在干的是什么革命呢？（《青年运动的方向》）

“革命的性质”和“现在干的是什么革命”的内容也是一致的，不过前者比较抽象，后者比较具体。

为什么要同时提出两个内容一致的问题呢？这也属于针对性的问题。这样的设问，主要是为了针对不同的读者或听众对象。当时，延安的读者和听众的文化水平、理解能力都不一样，毛泽东对同样内容的问题的提出，既有抽象的，也有具体的，这就适应了不同层次读者或听众的需要。因此，这种设问法的运用，有时是十分必要的。

两面设问法。这种设问法，是同时从肯定和否定两个方面发问，因此也有人称之为“正反问”。这种设问法常用“是不是”（“是否”）、“好不好”、“会不会”（“会否”）、“能不能”（“能否”）、“对不对”（“对否”）、“行不行”（“可不可以”、“可否”）等字样发问。例如：

我们自己来批评自己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这 会不会使我们的党丧失威信呢？（《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这里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会丧失党的威信？”和“不会丧失党的威信？” 正反两个问题。这就是两面设问法。

运用两面设问法，有时只从一个方面回答，有时需要从两个方面都作回答。1956 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将来搞了几个五年计划，有了经验，是不是还会犯错误呢？还会犯的。经验是永远学不足的⋯⋯

是不会犯错误？是还会犯错误？这是两个相反的问题，但毛泽东仅作了肯定

的回答。又如，在同一篇讲话中，毛泽东又说：

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这里开头两个问号的设问，内容基本相同，属于重叠设问，可以只有一组答案；由于其中有“灵不灵”和“可不可以”的字样，故又属于两面设问，对这两面设问，毛泽东是从两个方面回答的：一方面，他否定了十月革命“不灵”和不应该作为“模范”，另一方面，则肯定了十月革命“还灵”和还应该作为“模范”。

这种两面设问法的好处是，便于具体分析和阐述具体问题，从而揭示问题的本质。

下面具体评述毛泽东运用的一问多答法、多问一答法和连问连答法。一问多答法。一次设问，作两次以上的回答，这就是一问多答法。毛泽

东运用这种方法，一问两答、三答的情况很多，一问四答、五答，甚至六答、七答者也不少见。例如：

（作战的）灵活性是什么呢？就是具体地实现主动性于作战中的东西，就是灵活地使用兵力。（《论持久战》）

这是一问两答。

蒋介石是怎样上台的？是靠北伐战争，靠第一次国共合作，靠那时候人民还没有摸清他的底细，还拥护他。（《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这是一问三答。

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湘江评论〉创刊宣言》）

这是一问六答。还有一问七答者：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结论”部分说，讨论文艺方面的具体问题，应该从当时的具体实际出发，而不应该从定义出发。说到这里，他设问道：“现在的实际是什么呢？”他只用这样一个设问句，便从七个方面加以回答，这七个方面都是当时“实际存在的不可否认的事实”。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上面提到的重叠设问法，由于提出的两个问题内容是一致的，其答案只有一种。但是，一种答案，不一定只是一个答案；可能是一个答案，也可能是两个以上的答案。如果只是一个答案，这时的重叠设问，则属于一问一答。例如：

革命是什么人去干呢？革命的主体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老百姓。（《青年运动的方向》）

这里的两个设问，由于内容一致，实际上只是一向；答案也只有一个。因此，这属于一问一答。如果重叠设问的答案是两个以上（仍然属于一种），则这时的重叠设问，就属于一问多答法。例如：

现在要问：中国革命干了几十年，为什么至今尚未达到目的呢？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我以为原因在两个地方：第一是敌人的力量太强；第二是自己的力量太弱。（《青年运动的方向》）

这里的两问，由于其中“为什么至今尚未达到目的”和“原因在什么地方” 这两个问题的本质是一回事，故也属于一问，但其具体答案却有两个：一个是从敌人方面讲的，一个是从自己方面讲的。所以这时的重叠设问就属于一问多答（两答）了。

多问一答法。连续提出两个以上的问题，然后一次作答，这就是多问一答法。多问一答法有两种具体情况。第一，提出的多个问题内容不同，属于同一个总的问题中并列的多个侧面：

为什么俄国在一九一七年二月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同年十月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直接地联系着，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没有直接地联系于社会主义的革命，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终于失败了呢？为什么蒙古和中亚细亚的游牧制度又直接地和社会主义联系了呢？为什么中国的革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可以和社会主义直接联系起来，不要再走西方国家的历史老路，不要经过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时期呢？没有别的，都是由于当时的具体条件。（《矛盾论》）

这是三问一答。这一答之前的三问，其内容是“各种性质革命的根据或条件都是什么”这个总问题的几个侧面，所以可以用同一答案回答。

多问一答法的第二种情况，不太单纯，它提出的多个问题的内容并不一致，也不并列。先看两则例子。

例一：

⋯⋯所谓文艺的提高，是从什么基础上去提高呢？从封建阶级的基础吗？从资产阶级的基础吗？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基础吗？都不是，只能是从工农兵群众的基础上去提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例二：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国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例一表面上是四问两答，但仔细体会，实质上是一问一答，即开始一问，最后一答。至于中间部分的三问（“从封建阶级的基础吗？从资产阶级的基础吗？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基础吗？”）一答（“都不是”），提出问题之后，便立即予以否定了，讲话人的目的是，要排除这三个问题的内容（开

头的一问，实际是总提设问，中间的三问属于分问）。例二表面上与例一不同，但实质上是一样的。它的开头一问和最后一答，是设问设答的主体。中间的设问设答（也可以变成两问一答）是主体问答的陪衬，目的也是为了排除。这种多问一答法，先提出实质性问题，但不立刻作答，而是接着提出需要否定的问题，最后再作回答。这样，正反结合，有破有立，显得问题突出，答案（观点）也突出，很值得借鉴。

连问连答法。问一次答一次，答完之后，再问再答⋯⋯，这就是连问连答法。例如：

“五四”以来，中国青年们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什么叫做先锋队的作用？就是带头作用⋯⋯（《青年运动的方向》）

这是两问两答。毛泽东有时还作更多次连问连答：

为什么你们（指国民党政府——引者）要求和谈呢？是因为你们打了败仗。你们为什么打败仗呢？是因为你们发动反人民的国内战争。你们在什么时候发动这次国内战争呢？是在日本投降以后。你们发动这次战争是打谁呢？是打在抗日战争中立了大功的人民解放军和人民解放区。用什么力量来打呢？除了美国援助之外，是在你们统治区域从人民方面捉来和刮来的力量。（《中共发言人关于和平条件必须包括惩办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的声明》）

这是五问五答。在回答前一个问题涉及到下一个问题时，毛泽东常用这种连问连答法。这种方法，能使文章和讲话的内容作连锁式的阐述，逻辑性比较强。

②设问法的灵活运用

毛泽东总是根据不同的需要，十分灵活地运用各种设问法。他运用设问法的具体情况有总提设问、标题设问、过渡设问、反驳设问、即兴设问，等等。

总提设问。这里说的总提设问，不是上文提到的“总分设问”中的“总提设问”，那里的“总提设问”是针对各个并列的“分问”而言；而这里的总提设问则是针对全篇的内容而言。

毛泽东常常在文章或讲话的开头部分安排一个或几个设问句，作为全篇内容的总提。这又分为两种具体情况。一种情况是，开篇立即作总提设问，总提设问之后，便对总提作简要说明，如说明该问题的背景、必要性等，下文就通过分述，逐步论证，直到结尾时，推出结论或主题，作为对总提设问的回答。例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的开头，先提出两个问题：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两个设问句，就是全篇内容的总提；然后，说明这两个问题的必要性和背景：“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这也可以被看作是提出总提中问题的背景；“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真正的敌人。”——这可以被看作是提出总提中问题的必要性。无论是背景，还是必要性，都是说总提中的问题很重要，它们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毛泽东总提设问的另一种情况是，在文章或讲话开头层次的开始时，并不直接提出问题，而是先讲提出那个问题的背景（形势），然后在开头层次的末尾时才顺势提出那个问题。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开头层次的小标题是“农民问题的严重性”，他开头先讲考察湖南五县的时间、过程，湖南农民运动的大好形势，说当时的“农民运动的兴起”，“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直到接近开头层次的末尾时，作者才设问道：

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

这三个设向句都属于全文的总提设问，它们是通过总提中问题的背景介绍、必要性的说明之后才提出来的。

标题设向。毛泽东的文章和讲话中有不少设问性的标题。其中有设问性总标题，也有设问性小标题。设问性总标题有：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

《南京政府向何处去？》

《“友谊”，还是侵略？》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这些总标题，实际上也是全篇的总提设问。作者要通过全篇内容的逐层阐述来回答它们，它们仍然是一种自问自答的问题，并且起着全篇总纲的作用。

至于毛泽东文章和讲话中设问性的小标题，那就更多了。例如： “妥协还是抗战？腐败还是进步？”（《论持久战》） “为什么是持久战？”（同上）

“中国向何处去？”（《新民主主义论》） “‘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是谁？”（《论联合政府》） “坏事能否变成好事？”（《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样一些小标题，对于文章和讲话的总体内容（或总纲）来说，它们是

项目，但对于该小节或该层次来说，也属于总提设问。其作用也与一般性总提设问相似。

毛泽东的文章中还有一种特殊性的总提设问，那就是在《民众的大联合》

（三）中设问的例子。文章开头层次连续安排了四个设问句：

⋯⋯于今进说吾国民众的大联合，我们到底有此觉悟么？有此动机么？有此能力么？可得成功么？

这也属于全篇的总提设问。因为下面各个段落的内容是分别回答这四个设问的。奇妙的是，作者又分别把这四个设问句作为下面三个段落内容的小的总提（作者把后两个设问合到了一起）。这些小的总提的顺序依次是：“（一）我们对于吾国‘民众的大联合’到底有此觉悟么？”“（二）吾国‘民众的大联合’业已有此动机么？”“（三）我们对于进行吾国‘民众的大联合’ 果有此能力么？果可得成功么？”请看，全文除了结尾一个层次外，开头层

次和中间层次中的各个段落都以设问句为纲目，显得文章内容眉目清晰，逻辑严密。这种设问，也属于总分设问。

过渡设问。毛泽东的文章和讲话在层次或段落转换时，常常用设问的形式作为过渡手段。其作用除了承上启下之外，还能使启下之辞引起充分注意。过渡性的设问语句有时位于下一层次或段落的开头，有时位于上一层次或段落的末尾，有时还位于上下两个层次或段落的中间。

在《论联合政府》中有一节关于“人民的统一”这样内容的文字，开头一段提出了将分裂的中国变成统一的中国的“历史任务”，下一段转入“如何统一”的阐述。作者在下一段的开头说：“但是，如何统一呢？”这个设问句正起到了承上之“历史任务”，启下之具体办法的作用。

毛泽东运用这种设问作过渡的情况很多，诸如在《整顿党的作风》中“什么是知识？”“有什么办法能使这种仅有书本知识的人变为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呢？”等等，都是置于两个层次或段落之下一层次或段落开头的过渡设问。

把过渡设问安排在上一层次或段落的末尾者，也很常见。例如，《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二章是“中国革命”，共有两个较大的层次：第一个层次为“百年来的革命运动”的概况，指出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要承担起中国革命的任务；第二个层次内容是与当时中国革命有关的各种具体问题，包括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作者在第一个层次结束时安排了一连串的设问句：

那末，这个革命的对象究竟是谁？这个革命的任务究竟是什么呢？这个革命的动力是什么？这个革命的性质是什么？这个革命的前途又是什么呢？这些问题，就是我们在下面要来说明的。

这里的“那末”，是承接第一层次的内容：并列的五个设问句则分别开启下面大层次中五个小节的具体内容。这样的“节末设问”，实际上也起到了对下面层次内容的总提性作用。

像上面讲的上下两个层次或段落过渡性设问句，毛泽东有时既不放在下一层次或段落的开头，也不放在上一层次或段落的末尾，而是把它放在二者中间，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过渡段（自然段）。例如，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有两个段落：前一段提出当时（1935 年 12 月）形势发生了变化，下一段讲这个形势的特点。毛泽东在两个段落中间就用了一个设问过渡句：

目前的形势是怎样的呢？

在同一篇文章中，还有两个这样的段落：上一段写革命阶级对日本侵略中国、中国要亡国灭种的说法所持的革命态度，下一段写民族资产阶级和各反动阶级、国民党所持的种种态度。在这两个段落中间，作者也用了一个设问过渡句：

问题摆在民族资产阶级、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面前，摆在国民党面前，又是怎样的呢？

只有一句话，也让它们成为一个自然段！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使文章或讲话的层次更加鲜明，引起读者或听众充分注意。

总之，毛泽东灵活运用设问法的情况很多。除了上面提到的总提设问、标题设问、过渡设问等等以外，还有在行文过程中经常即兴设问、反驳设问等。所谓即兴设问，即是只要认为问题较为重要，有必要引起读者或听众的注意，他就随时设问。这种情况很多；那种连问连答式的设问，大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运用的。所谓反驳设问，即是用设问的方式提出敌论，一般也把它们放在段落的开头，接下去进行剖析或反驳。这成为使他的语言具有突出鲜明性的重要手段之一。

诘问法

诘问法也是毛泽东运用得较多的一种修辞手法。粗略统计，在《毛泽东选集》（1—4 卷）中出现的诘问句不少于 260 句。他在一般文章和讲话中经常使用诘问句，在驳论性的文章和讲话中用得就更多。《新民主主义论》第七节“驳资产阶级专政”，不足 3，000 字，诘问句共有 14 句；《质问国民党》一文，不足 4，500 字，诘问句竟达 27 句之多。因此，学习毛泽东的语言艺术，也不应该忽略他运用诘问法的各种具体技巧。

①运用诘问法的种类

毛泽东所运用的诘问法，如果从正反角度划分，则有正面诘问法和反面诘问法；如果从数量角度划分，则除了只有一个诘问句构成的单发式以外，还有由两个以上诘问句构成的多发式，而多发式又可以分为连珠法和间隔法；如果从内容角度划分，还可以分为肯定法和否定法。

正面诘问法。这种诘问技巧，提出的问题是作者或讲话人自己明确答案而不予回答，对论敌或存在某种错误思想的人进行责问的问题。正面诘问法简称正诘法。由于它针对性明确，提出的问题实质性和尖锐性都很强，要求对方考虑的迫切性也很强，故在对现实斗争的具体问题的论辩中经常运用。1943 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自己破坏抗战，破坏团结，却把罪名加在共产党头上。为了澄清是非，毛泽东著专文《质问国民党》进行诘问。文中有许多诘问句，其中正诘句占绝大多数。例如：

在私有财产社会里，夜间睡觉总是要关门的。大家知道，这不是为了多事，而是为了防贼。现在你们将大门敞开，不怕贼来吗？假使敞开大门而贼竟不来，却是什么缘故呢？

还有一条要质问国民党人的，世界上以及中国境内，“破产”的只有一种马克思列宁主义，别的都是好家伙吗？汪精卫的三民主义前面已经说过了，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的法西斯主义怎么样呢？张涤非的托洛茨基主义又怎么样呢？中国境内不论张记李记的反革命特务机关的反革命主义又怎么样呢？

像以上这样的诘问句，其中提出的问题，都是作者不予回答，但需对方必须考虑的尖锐问题，所以，它们都属于正面诘问法的运用。

反面诘问法。这种诘问法简称反诘法。反诘法是作者或讲话人自己不必回答，只是为了引起人们思考的一种诘问技巧。毛泽东所运用的正诘法相对少些，而运用反诘法较多。例如：

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论联合政府》）

这段话中，共有三个反诘句，其中提出的每个问题，既不要讲话人自己回答，也不需要受话人回答。用这种方式提出问题，只是为了加强语气，突出讲话人的思想倾向，以引起受话人的警醒深思。

连珠诘问法。上文所引用的诘问句的例子，都是由两个以上的诘问句连用，所以都属于连珠反诘法。并且，正诘法中可以有连珠式，反诘法中也可以有连珠式；既可用于敌人，也可用于人民内部。

毛泽东有时把更多的反诘句放在一起，连续使用，因而可以构成一个很长的反诘句组。例如，在《论联合政府》中反驳国民党的“所谓‘不服从政令、军令’”一节有一个反诘句组，其篇幅就比较长，为了供人们借鉴，这里不惜篇幅，把它引在下面：

幸喜我们没有服从这些东西（指国民党政府的政令、军令——引者），替中国人民保存了一片干净土，保存了一支英勇抗日的军队。难道中国人民不应该庆贺这一个“不服从”吗？难道国民党政府自己用自己的法西斯主义的政令和失败主义的军令，将黑龙江至贵州省的广大的土地、人民送交日本侵略者，还觉得不够吗？除了日本侵略者和反动派欢迎这些“政令、军令” 之外，难道还有什么爱国的有良心的中国人欢迎这些东西吗？没有一个不是形式的而是实际的、不是法西斯独裁的而是民主的联合政府，能够设想中国人民会允许中国共产党人，擅自将这个获得了解放的中国解放区和抗日有功的人民军队，交给失败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国民党法西斯独裁政府吗？假如没有中国解放区及其军队，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还有今日吗？我们民族的前途还能设想吗？

这是由紧相连接的六个反诘句构成的一组连珠反诘句，它们真如连续不断发出去的重型炮弹，对论敌的“杀伤力”极大。

间隔诘问法。间隔诘问法有以下两种具体情况。一种情况是，在同一段落中运用很多诘问句，但它们不像连珠式那样紧相衔接，而是有一定间距。请看下面的例子：

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 如果中国人⋯⋯日本人⋯⋯世界各国人的大多数是站在抗日战争方面的话，那末，日本少数人⋯⋯还能算是优势吗？⋯⋯那末，⋯⋯中国，不就成了优势吗？⋯⋯而我们的敌人，经过长期战争和内外矛盾的削弱，⋯⋯难道中国也不能变成优势吗？⋯⋯目前我们不能⋯⋯，难道将来也不能吗？⋯⋯如果将来有一国或几国⋯⋯公开地援助我们，那末，优势不更在我们一方面吗？⋯⋯经过长期发展，难道还不能使敌我优劣的形势确定地发生变化吗？

（《论持久战》）

这段引文，尽管我们做了尽可能的删节，还是比较长。它有六个反诘句，但它们并不紧密相接，中间夹有一些叙述和说明性的文字（我们把它们删掉了不少），可是，这些叙述和说明性的文字，都是为了各个反诘句所作的铺设，故这些反诘句仍然属于一个整体。不过，我们称这种诘问为间隔式诘问。

毛泽东运用的间隔诘问法，还有一种情况：各个诘问句间隔得更远，即都在不同的层次或段落的末尾，并且用来诘问的字面往往是相同的。关于这个问题，请参阅下文“诘问法的灵活运用”一节中的有关内容，这里从略。肯定诘问法。在诘问句中，正诘句往往给诘问对方留有回答余地，作者

或讲话人可不置可否，故从字面上看不出明显肯定或否定的意思（当然其思想倾向还是比较明显的）；反诘句，总的来看，都表示充分的肯定和强调，其基本答案就在句子当中。但在总体的肯定或强调之中，反诘句又可以分为对错误内容充分否定和对正确内容的充分肯定两种情况。对正确内容充分肯定的反诘句属于肯定性反诘，对错误内容充分否定的反诘句属于否定性反诘。例如：

没有真正的、坚强的团结，没有迅速的、切实的进步，怎能坚持抗日？

（《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

“没有⋯⋯”在形式上属于否定性句式，但由于运用了反诘法，使这句话在整体上变成充分肯定“坚持抗日”的意思，而“坚持抗日”是正确的，应该充分给予肯定，所以这种反诘法就是肯定性反诘。

否定诘问法。例如：

共产党和一切抗日的党派，一致团结抗日，这是“异党”吗？（《必须制裁反动派》）

“这是⋯⋯”在形式上属于肯定性句式，但由于运用了反诘法，使这句话在整体上变成充分否定“异党”论的意思，而“异党”论应该给予否定，所以这种反诘法就是否定性反诘。

②诘问法的灵活运用

毛泽东运用诘问法也是相当灵活的。一般情况下，真正属于诘问句的语句都是用在长句、段落或层次的末尾，用在句首、段首等情况极少。但也有特殊情况。《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有一段话是讲香花和真理是在与毒草和谬误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其开头一句便是：

人们历来不是讲真善美吗？

这是一个肯定性反诘句。这个反诘句突如其来，但细想起来，又用得十分合理。他用格外肯定的语气自然而然地引出其反面“假恶丑”，进而用二者之间的联系来阐述香花和真理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内容。

另外，前面说过，运用反诘法时，作者或讲话人一般都不作回答，毛泽东一般也是这样做的。但有时他作过反诘之后，自己又作回答。例如：

⋯⋯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要不得！

要不得！（《反对本本主义》）

他为什么还要回答自己已经肯定了的问题呢？无非是他对自己的观点作进一步的强调。

毛泽东灵活地运用诘问法，还善于把诘问法与其他各种修辞手法结合起来运用，特别是他善于把诘问法与总分式、并列式、层递式、重复法、设问法结合起来运用。

诘问法与总分式合用。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一组诘问句按先总后分的形式排列，如上文中引用的《质问国民党》一文的例子，其中有四个诘问句：关于“别的（指其他的“主义”——引者）都是好家伙么？”这个诘问句，属于总提，关于“汪精卫的三民主义”、“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的法西斯主义”和“张涤非的托洛茨基主义”这三个诘问句是并列的三个分述。另一种情况是，使诘问句按先分后总的形式排列。例如：

⋯⋯孙中山可以向苏联人学习，⋯⋯为什么孙中山的继承者，孙中山死后的中国人，就不可以向苏联人学习呢？为什么孙中山以外的中国人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了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理论，⋯⋯就叫做“受苏联控制”，” 共产国际的第五纵队”，“赤色帝国主义的走狗”呢？世上有这样高明的逻辑吗？（《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这段话有三个诘问句。关于孙中山的“继承者”和他死后的“中国人”向苏联人学习、孙中山以外的中国人学习马列主义这两个诘问句，是并列的内容，而最后一个诘问句（“世上有这样高明的逻辑吗？”）是总括，所以这属于分总式诘问。

诘问法与并列式合用。这就是使诘问句按并列的形式排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这样的话：

⋯⋯一个党，只顾发宣言，实行不实行是不管的。

试问这种立场也是正确的吗？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

这里关于“立场”和“心”两个诘问句，显然是并列的，所以这是并列式诘问。

诘问法与层递式合用。毛泽东运用诘问句，常常把它们按大小、轻重、深浅等顺序排列在一起，这就是诘问法与层递式合用。这种情况也是很常见的。蒋家王朝覆亡前夕，国民党政府要求与共产党和平谈判。共产党提出，和平谈判的基础条件是要惩办国内外一切战犯。国民党政府口头表示，他们有“和平诚意”，愿意“缩短战争时间”、“减轻人民痛苦”、“以拯救人民为前提”，但对于立刻逮捕战犯感到有“为难之处”。毛泽东在答复国民党政府所发布的一份声明中，先是退一步，让国民党看好战犯，不要使战犯逃跑了，然后连续诘问道：

先生们，请想一想，当着你们辛辛苦苦地派出代表团和我们讨论惩办战犯问题的时候，战犯们已经跑了，那末，还谈什么呢？你们的代表团先生们的脸上还有什么光彩呢？你们那样多的“和平诚意”从何表现呢？怎么可以证明先生们是真的愿意“缩短战争时间”、“减轻人民痛苦”、“以拯救人民为前提”，而没有一点儿假呢？（《中共发言人关于和平条件必须包括惩办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的声明》）

这段话中有四个反诘句，第一句，如果“战犯们跑了”没什么可“谈”的，就要引起第二句“先生们的脸上”没有“光彩”，脸上没有“光彩”就要引起第三句的“和平诚意”无法“表现”，“和平诚意”无法“表现”就引出第四句的“愿意缩短战争时间”等等必然要“有一点儿假”的表示。由此可见，这四个反诘句的顺序是由现象到本质、由浅入深，层层深入，所以它们是一组程度性阶升诘问句。

又如，《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中有这样三个诘问句：

有人说，只要建设，不要破坏。那末，请问：汪精卫要不要破坏？日本帝国主义要不要破坏？封建制度要不要破坏？

这三个诘问句中的“汪精卫”、“日本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是三个概念，范围一个比一个大，所以这三个诘问句是范围性阶升诘问句。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有四个诘问句，是反驳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诬蔑中国革命的：

革命的发生是由于人口太多的缘故吗？古今中外有过很多的革命，都是由于人口太多吗？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吗？美国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吗？

这则例子与上一则例子相反。后三个诘问句中的“革命”（指所有的革命）、“古今中外”“很多的革命”、“中国（只是中国——引者）几千年以来的很多次的革命”、“美国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只是一次）四个内容的数量（革命的次数）一个比一个少，所以它们是程度性阶降诘问句；然而，作者所诘问的内容，从“古今中外”的一般革命，到中国的革命，再到美国的革命，对于论敌（美国人）来说，步步切近，因此，这里的反诘，又属于程度性阶升。由于既属于阶降，又属于阶升，所以显得诘问格外有力。

诘问法与重复法合用。从上文我们引用过的诘问句的一些例子，如《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的三个诘问句中都有“要不要破坏”的字面，《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的四个诘问句中都有“是由于人口太多的缘故吗”的字面，就可以说明，它们都属于诘问法与重复法合用的情况。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让我们再举两则更典型的例子。《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主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者，非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与边区乎？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建立统一民主共和国而身体力行之者，非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与边区乎？立于国防之最前线⋯⋯坚决实行三民主义

与《抗战建国纲领》者，非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与边区乎？

这节文字的三个反诘句中都有“⋯⋯者，非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与边区乎”的句式和字样，它们都很有规律地出现，这是反诘法与间隔重复法的合用。另外，这三个反诘句具有并列的关系，它们又属于排比句。所以，这段话又是诘问法、重复法和排比法三种修辞手法合用。因此这殷话显得十分典型。

毛泽东还有一篇奇文——1936 年 9 月 22 日《致蔡元培》。这封信是用文言写的。蔡元培是光复会和同盟会有影响的人物，又是当时国民党政府教育、学术和文化界的领袖，同情抗日救国事业，属于国民党内左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毛泽东以前曾数次听过他的讲话和发言。当时正处于争取与国民党合作，建立统一战线之际，但国民党右派那些“当权在势之衮衮诸公”竭力反对。毛泽东以为，如果把像蔡元培这样的人物争取过来，对于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不但坐言，而且起行，不但同情，而且倡导”，那就一定会起到推动作用。于是他给蔡元培写了这封信。这封信的第二部分（相当于一个层次）内容，是催请蔡元培确定明朗的抗日态度，它又分为三个较小的层次，即从三个方面催请蔡元培表态。第一个小层次说，整个中国将陷于敌手，毛泽东诘问道，当此“民族国家存亡绝续之日”和“亡国灭种”之际，“先生将何以处此也？”第二个小层次说，共产党“创议”抗日统一战线，大多数中国人都群起响应，唯独国民党右派持反对意见，这就好像“盗入门而不拒，虎噬入而不斗”，把中国人民置于“麻木不仁窒息待死之绝境”，毛泽东再次诘问道：“先生将何以处此也？”第三个小层次说，由于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被“毁弃”，国共合作（指第一次合作）被破坏，招致外患，有如“溃围决堤滔滔不可收拾”，在这种形势下，共产党又向国民党重提“旧策”，希望再度卖现国共合作，这时毛泽东第三次诘问道：“先生将何以处此也？”

（《毛泽东书信选集》）这三个小层次的末尾，字面都是“先生将何以处此也”，并且也是有规律地出现，可见这既属于间隔性重复，又是明显的诘问。诘问句本身就具有对思想观点充分强调的作用，再一重复，这种充分强调就更增加分量了，因此，使得毛泽东的这封信的内容产生了巨大作用，成为不朽之作。

诘问法与设问法合用。毛泽东有时先行设问，提出问题，然后用反诘作答。在《论联合政府》中有相邻两组这样的例子：

两个问题：

第一个，究竟什么原因使得国民党政府抛弃了从黑龙江到芦沟桥，又从芦沟桥到贵州省这样广大的国土和这样众多的人民？难道不是由于国民党政府所采取的不抵抗政策、消极的抗日政策和反人民的国内政策吗？

第二个，究竟什么原因使得中国解放区战胜了敌伪军长期的残酷的进攻，从民族敌人手里恢复了这样广大的国土，解放了这样众多的人民？难道不是由于人民战争的正确路线吗？

这两则例子中，“两个问题”的提出，都是设问法，目的在于明确地“启下”；回答问题，都是反诘法，用意在于充分肯定反诘中的观点。不过，两个问题和两个答案，内容都是相反的。其中的反诘中的内容，前者是应该否定的，

而后者是应该肯定的。故前者的反诘属于否定性反诘，后者则属于肯定性反诘。

诘问法与设问法合用，能够使问题与答案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因而具有一种整体美，所以这种情况值得借鉴。

增色法的运用

增色法，是指增强语言感情色彩，使语言增强鲜明性的一种有效手段。毛泽东的文章和讲话，都属于实用文，政治性、实用性都很强，所以，

相比之下，不像文艺作品那样感情色彩浓烈。不过，由于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有着鲜明的爱憎。据参加过党的“七大”的人讲，毛泽东在“七大”上，当讲到时达八年的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蒋介石还有可能再次挑起内战，把战争强加到人民头上的时候，他激动地说：“中国人民真是多灾多难啊！”之后，他声音哽咽，热泪流淌（据王鹤滨《紫云轩主人》）。据李银桥介绍，1955 年以后，毛泽东有一个要求，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每次探亲回来都要向他交一份调查报告。1957 年 12 月左右，战士马维不但交了一份调查报告，还带回一个又黑又硬的窝头交给毛泽东：“我们家乡的农民还很苦，他们就是吃这个窝头，我讲的是实话。”毛泽东接过这个窝头，手直发抖，眼圈发红。他掰一块窝头放到嘴里，泪水立刻溢满眼眶，咽下那口窝头时，豆大的泪珠顺着脸颊淌下来，鼻子也壅塞了。他一边哭，一边掰了窝头分给身边的人。此后，他总是自言自语：“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人民当家作主了，不再为地主种田，是为人民群众自身搞生产，生产力应该得解放嘛⋯⋯”（《走向神坛的毛泽东》）

从以上这两个事实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是一个情感丰富的人。加上他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有那种“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的战斗精神，能生能杀、敢爱敢憎，所以他的文章和讲话，除了那些学术论文、决议、决定、通知等文体之外，几乎所有的社论、评论、报告、演讲，乃至调查报告等，都充溢着强烈的感情色彩，从而使他的语言增加了更多的鲜明性。毛洋东这种把抒发浓烈感情于议论、说明和叙述之中，以增强感情色彩来增强文章和讲话鲜明性和生动性的方法，我们称之为增色法。

毛泽东运用的增色法有三种具体情况：一是运用比喻、夸张、讽刺等修辞技巧，二是借助于一定事理抒发感情（包括直接抒情和间接抒情）；三是选择某些感情色彩十分强烈的词语。关于讽刺的内容，请参阅第一章中的有关内容；关于运用比喻和夸张等修辞技巧的问题，请参阅第四章中的专门评述，这里只介绍如何抒情和选择词语两方面内容、三种具体情况。

①直接抒情

毛泽东在阐述某些具体事理时，有时感情冲动，无法遏止，于是便直抒其情。例如，1940 年正当处于抗日战争第二阶段——相持阶段，全国范围内“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又“甚嚣尘上”，许多人感到迷惘，毛泽东为此撰写了《新民主主义论》，文中提出“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共和国，同时还设计出了这个共和国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是什么样子。在这之后，就是文章的结尾。这个结尾有三个自然段，每个自然段都只是一句话：

新中国站在每个人民的面前，我们应该迎接它。

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

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

这是对美好未来的渴望，是对革命同志的鼓励，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号召！对美好事物的向往，毛泽东是这样欢欣鼓舞；对敌人的失败，他又如何

呢？1949 年国民党反动派已陷入灭顶之灾，帝国主义者也在悄然敛迹，9 月21 日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将于 10 月 1 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在这次会议的开幕词《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结尾之时，情绪激昂：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就是毛泽东对待敌人的态度：对于我们的胜利，敌人是什么办法也没有了，他们只能“发抖”了，剩下的，可能还会诬蔑、谩骂，对此，我们不必理睬，我们要走自己的路。当然，其中也表达了毛泽东对自己事业的必胜信心。

毛泽东有时还通过对比，抒发对丑恶、腐朽事物的憎恶和对革命新生事物的赞美。在 1940 年初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他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对前途的展望，曾经讲过下面一段著名的话：

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进了历史博物馆的东西了。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有一部分进了博物馆（在苏联）；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快进博物馆了。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

对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说它们是没落腐朽的”东西”，不是“进了博物馆”，就是到了垂死阶段，而对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则是昂扬向上，充满生机，无限美好：一贬一褒，一抑一扬，表现出鲜明的爱憎。

②间接抒情

在许多文章和讲话中，毛泽东把感情好恶爱憎溢于言表，把它完全融于具体的事物或问题的阐述当中。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毛泽东抒情比较隐蔽。比如，在《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

《在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等文章和讲话中，形式上是在讲斯大林、白求恩、张思德、鲁迅的事迹和品德，纪念他们的意义，但同时也是在抒写他内心对这些人物满腔热忱的爱和敬，表达了他对自己事业的追求；在《反对投降派》、《必须制裁反动派》、《质问国民党》、《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评战犯求和》等文章中，表面上是与国民党顽固派、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争论问题，实际上，也在向这些反动派发泄仇和恨；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五篇评论文章，则更是借驳斥美帝国主义的反动政策和言论而喷发出的对美帝国主义的复仇的怒火；至于《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

《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等文章和

讲话，表面是讲抗战的政策、方针等问题，实际上这既是在抒发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也充满了对革命胜利的坚强信念；在《反对自由主义》、《反对本本主义》、《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

《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章和讲话中，内容是讲如何指导革命和党的各种工作问题，又是既反映了他对党和革命工作最深沉的热爱，也反映了他对党内外各种错误思想、作风和言行的厌恶。试想如果毛泽东在讲话写文章时毫不动情，他的这些文章和讲话，绝不会有那样强大的感召力，不过这种抒情方式比较隐蔽罢了。

③词语选择

为了增强语言的感情色彩，毛泽东经常选用一些感情色彩浓烈的词语，使他的语言具有突出的鲜明性。例如，他称斯大林是“忠实的朋友”、“亲切的朋友”（《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这说明当时毛泽东对斯大林十分友好；说白求恩的死是“以身殉职”，具有“国际主义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对工作“极端的负责任”、对他人“极端的热忱”，对技术“精益求精”，等等，这些高度评价，更能体现出他对白求恩的崇敬之情。反之，对于反动和腐朽的人或事物，他则经常选用反面感情色彩的词语，从而增加对它们的厌恶和痛恨之情。例如：他称长而空的文章为“又臭又长”的“懒婆娘的裹脚”，称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为“两个怪物”（《反对党八股》），其厌恶之情溢于言表；把教条主义称为“狗屎”，甚至说它“连狗屎也不如”，可见他对教条主义的痛恨真达到了咬牙切齿的程度。他把美国大使赫尔利与蒋介石的勾结活动比喻为“双簧”，称国民党要召开的“国民大会”为“臭物”（《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把国民党反动派对美帝国主义无法摆脱的“拖累”比喻为“又臭又深的粪坑”（《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这些词语都能体现毛泽东对反动事物嗤之以鼻的鲜明态度。他把最下层的土豪劣绅称为“土豪劣绅崽子”，称旧县政府警察、警备队、差役为“豢养的”“恶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骂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重庆军事委员会造谣而又自相矛盾的发言人为“蠢猪”，并要把他们“抛到茅厕里去”（《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骂一个托派汉奸（张涤非）为“乌龟王八”（《质问国民党》）；称国民党反动派为“美帝国主义的儿子们”（《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把司徒雷登称为“滚蛋大使”（《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把汉奸的托洛茨基主义比喻为“瘟疫”、“臭虫”和“狗屎”（《质问国民党》）。这些称呼都表达了毛泽东对那些反动派极大的愤慨。

毛泽东运用感情色彩的词语，经常根据情况的变化而变化。我们可以从某些变化的词语来判断他对某一人或某一事物态度的变化。关于这个问题，从毛泽东在不同形势下对蒋介石不同的称呼上就可以得到说明。

大革命失败，国共关系破裂之后，毛泽东对蒋介石都是直呼其名，有时也称他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卖国贼营垒”的“总头子”（《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表明毛泽东对蒋介石是仇恨的；1937 年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前后，毛泽东称呼蒋介石，除了直呼其名之外，有时是“蒋介石氏”或“蒋氏”（《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致张学良》，见《毛泽东书信选集》），有时是“先生”、“公”，在“先生”之后还有“台鉴”二字（《致蒋介石》）；有时是“蒋委员长”（《中英两国人民站在一条战线上》）。从这些称呼上，都可以看出他对蒋介石的态度比较和缓。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到解决战争，毛泽东有时称蒋介石为“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家伙”（《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有时称“中国法西斯头子独夫民贼”（《蒋介石在挑动内战》）；有时称“人民公敌”（《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有时称“帝国主义走狗”（《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有时称“中国第一号战争罪犯国民党匪帮首领”（《评战犯求和》）。从这时起一直到建国以后，“蒋匪”的称呼再没有实质性变化，总是称之为“匪”。这一段时期中，毛泽东对蒋介石的称呼“步步升级”，说明他对蒋介石的仇恨达到了誓不两立的程度。

另外，毛泽东还十分善于选用某些色彩鲜明的动词来增强对敌人的愤怒感情。

例一：

我们常常觉得，这一类（物以类聚）国民党人的嘴里，是什么东西也放得出来的，果不其然，于今又放出了一通好家伙！（《质问国民党》）

例二：

在这种情况下，一切污蔑和谩骂，都从国民党反动分子的嘴里喷出来。

（《论联合政府》）

例一中除了把国民党中的一类人称为“物”，把他们的话称为“东西”以外，感情色彩最鲜明的就是动词“放”，它使人想到“放屁”，便增强了蔑视的色彩（但又不失大雅）；例二中的“喷”，本义应是“接连不断、迫不及待地讲”，可一用“喷”，则增强了形象性：国民党反动分子们破口大骂、唾沫四溅之状如在目前，从而增强了厌恶之情。

鲁迅说过，“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七论文人相轻》）。毛泽东的一生是为了人民而同敌人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战斗的一生。由于他既能“杀”、能“憎”，又能“生”、能“爱”，所以他才能使语言有血有肉，色彩鲜明。这也是他的语言之所以能够产生巨大影响和作用的原因之一。